解构与时间 第一卷：瞬间与永恒

第三节 différance 与时间的解构

法文 différence 意味着差异， 德里达生造了与其发音一模一样的词différance （即 différAnce， 为了明示区别， a 大写）， 后一个词， 汉语学界通常翻译为 “延异”。 两个单词的区别在字形上， 德里达用字母 A 取代了E， 以表示 différance 具有听不出来的意义， 我们姑且叫它拼音文字中的表意文字， 它处于脱离拼音文字的过程之中， 同时又携带着拼音文字的明显痕迹， 这就是德里达想要达到的效果， 就像海德格尔在 Being 上面划上一个叉， 起一种模糊效果。 这是一种沉默的差异， 我们单纯从语音上听不出来这种差异， 这种差异只能通过形态显示出来。 在这里， 与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相反， 德里达没有 “对不能说的， 保持沉默”。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彻底回到书面语， 把书面语与口语区别开来， 抵抗以语音为主导的拼音文字。 用德里达的话说， 就是批评所谓 “语音中心论”。 拼音文字很少从德里达提问的角度考虑问题， 因为拼音文字的书面语也是 “拼音”。 拼音文字之所以不能形成汉字那样的书法， 是因为拼音文字的字形本身只代表发音， 并不表意。 换句话说， 就拼音文字而言， 书面语的真理在口语那里。文字成为语音的奴仆。 德里达批评 “语音中心论”， 这与中国 1919 年“五四运动” 以来的白话文运动的方向恰恰相反： 白话文所抵制的， 是汉语传统的书面语或者说文言， 试图把口语与文字完全统一起来， 提倡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个方向， 从学理上说， 正是德里达所批评的西方文化中的 “语音中心论”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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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丰富含义不能用口语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才是真正的语言： 文字是优雅的， 口语是粗俗的。 是人皆能说话 （天生哑人除外）， 但远非是人皆能写作， 这当然指有风格且优雅的写作。 文盲指不识字的人而非不会说话的人。 写作比说话要困难得多， 汉语尤其如此。

不要 在说中写 而要 在写中写 不要顾忌晦涩或无法用口语说明白。 晦涩是如何造成的？ 在形不成概念或无法用口语清晰表达的情况下 在难以形成解释或理解的情况下 晦涩就诞生了 这种效果 往往并非不能说， 而是说出来也难以理解： 比如 “圆的方” 等于对不能说的没有保持沉默。 诗词的本质， 在于它不是现成的语言， 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语言。 纯粹偶然性是美的， 偶然相遇是美的。 这等于说美在瞬间、 美在缘分。 所谓缘分， 就是本来无法相遇的因素衔接在一起。 书面语中有一种不能被口语替换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这样设想 一个天生的聋哑人更容易学会读写的是汉字， 而不是拼音文字， 因为汉字字形本身已经具有含义， 因此在没有听见发音的情况下也能辨识字义。 但是， 如果从来没听过字母发音， 如何辨识拼音文字呢？ 一个天生的聋哑人要学会辨识拼音文字， 必须通过使拼音文字象形化的办法， 也就是脱离口语的纯粹书面语的途径。 汉字的神秘性 就在于汉字脱离语音的倾向 或者是大量的同音字现象使单个汉字的听写事实上几乎不可能， 或者是大量不同语音统一到一个汉字上， 比如方言）， 这是汉语天生具有的特色。 文字不是语言的尸体而是语言的身体， 或者叫媒介。 这个媒介自身不出声地向我们传达出某种信息，这种信息不是说话的含义， 而是别的东西， 是类似金字塔那样的文化遗产。 如果说文言已经成为汉字事实上的 “尸体”， 那文言是否能复活和复兴？ 这首先不是语言学问题， 而是哲学问题。 写作才华与口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 它们处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系统， 我们说不出我们能写出来的文字之意义———因为文字有时无法被翻译为口语， 就像方言一旦被汉字记录下来就会失去口音。 文字与口语之间相互翻译会丧失文字的意蕴。

严格说 “延异” 或 différance 并不是文字， 在法文字典里找不到它，也不要用汉字比喻它， 因为 “延异” 试图走出文字。 德里达并不想用“文字中心论” 取代 “语音中心论”， 他只是想描述一种广义上的 “听不出但看得出” 的情形， 可以延伸他的想法， 这也包括了 “看不见， 但有关系” 以及一切神秘现象。 有各种各样的秘密， 比如遗址就是一个奇怪的空间 它与周围环境完全不协调 它所代表的时间脱离了当下正常流逝的时间轨道， 在这个瞬间我们必须临时走神才能返回遗址曾经具有的文化氛围。 遗址表示另一个空间。 再比如 “中心” 这个概念， 中心无所不在，从而也就没有中心。 这就像 “关键时刻” 一样， 每个瞬间都有能力成为关键时刻。 确实有关键时刻， 但我的意思是说， 有很多性质完全不同的关键时刻。 有不同性质的 “关键”， 就像有不同性质的瞬间一样。 “看不见，但有关系”， 这就像有些意思我没有能力说出来或写出来， 只能靠直觉的触角尽量去触摸这些意思 直觉能比语言走得更远 当我用语言描述直觉到的意思， 我就是在做不自量力的事情， 但我可以说， 当语言顺着直觉越发显得神秘， 语言与直觉之间的距离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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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 “延异” 显示不能显示的， 它的在场等于不在场。 这种情形就像我以上说的 “看不见， 但有关系” ———这个状态是神秘的， 后来德里达说它是一种幽灵效应： 幽灵能看见你， 但你看不见幽灵。 有些秘密是永远的， 秘密是鬼魂的同义语。 隐晦、 晦涩、 归隐， 就好像永远被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所深深吸引。 这里没有逻各斯的地位， 因为这里否定语言、 否定存在。 鬼魂或者说幽灵， 就是说， 看不见， 但与你有关系。 为什么看不见呢 因为它消失的速度太快 就像超音速飞机一样 飞机不在你听到声音的地方， 声音与地点不同步。 我们只能看见飞机在万米高空留下一串长长的白烟， 这白烟、 这飞机留下的痕迹， 这刚刚发生的历史遗迹，就像是飞机的鬼魂。 事实上人一出生死亡就时刻在人身上发生， 不是可能发生而是随时在发生。 人永远处于类似这长串的白烟之中， 如果这串白烟最终彻底消失与空中云彩融为一体， 那也象征着人在肉体上最终死亡。 但哲学家是幸运的， 他在人间留下了自己的精神痕迹。 德里达留下的痕迹，就是他的书， 他的魂在他的书里。 以上我说的推迟出场， 不是因为慢而是因为快。 “延异” 中的 “延” 因为速度快而显得慢， 于是我们只听见声音、 只看见长串白烟而看不见飞机。 于是我们再一次说， 在场的等于不在场， 我们看不见飞机， 但飞机与这声音和长串白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声音和烟的痕迹中， 隐藏着飞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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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就是去选择 你不能选择不选择 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换句话说， 人所遭遇的， 总是十字路口状态。 下一个瞬间朝向哪里或者会发生什么， 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 在这个意义上说， 即兴的能力， 最能展示人的力量与智慧 为了挽留自己的心思 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 在表达的时刻， 语言不仅代替事物本身， 而且那被替换的事物往往并不在场或者根本就无从在场 （例 “金山”）。 文字永远推迟了事物的真实在场，以至于我们所拥有的， 只是文字本身的意义。 这很像是精神在走神， 瞬间从日常事务中滑脱出去， 有了自己的天地。 这又像光明的真理是由黑暗揭示出来的， 这种差异性或替换性使事物本身以不同的面貌展示在我们面前。 所谓 “返回事物本身” 的情形， 就是这个样子。 每次出发总是重新出发， 而不是从笛卡尔误导我们的所谓 “不可怀疑的清晰明白的出发点”出发。 这不是由于我们思维能力有限， 而是因为瞬间与瞬间不同。 一切都是临时的， 转瞬即逝。 换句话说， 一切都是错误的， 但这个所谓 “错误”并不同于佛教说的 “虚幻”， 我宁可说是 “不确定性”。 不确定的内容，就是瞬间的真实。 瞬间被延长了， 不是一个点， 而是有回声的在断续中连接起来的 “时间之网”， 只要想想我们每天在互联网上的精神状态， 对这种 “时间之网” 的情形， 就会心知肚明。

德里达为什么说 différance 并不是文字， 因为凡是文字都可以重复使用， 文字的含义有约定俗成的同一性， 但 différance 的情形不同， 它使得构成事物的要素永远以差异的形式再次出场 因此 实际上展示了一种不可说性， 它使语言或者思想处于没有着落的状态。 精神没有立脚点、 在飘零、 在游荡， 这里可以与克尔凯郭尔、 叔本华、 尼采、 海德格尔思想的关键词连接一起， 例如绝望、 任性、 焦虑、 深度无聊、 恐惧、 沉醉、 直觉、 自由意志等， 这些词也属于艺术， 它们是描述而不是陈述。 换句话说， 思想还没有真正开始， 因为从来的思想， 都是在 “存在” 或概念的语境下思想， “存在” 似乎是一个思想前提， 现在我们不要这个 “存在”。 换句话说， 不要这个 “是” 或 “不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德里达可以模仿尼采的话说： 思想还没有真正开始。

任意与差异是不可分割的， 它们互相从对方那里获得自己的含义。 差异是任意的差异， 任意从差异那里解放自己。 如果像索绪尔说的， 语言的最大特征就是符号的任意性与差异性原则， 那么语言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词语在不断丰富自己。 语言是以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方式丰富自身的： 第一， 书面语与口语分离， 这个效果同时是积极的与消极的、 革命的与保守的、 保存生命又衰弱生命。 第二， 创造 “活的隐喻”， 也就是以“好像” 的方式把两个从不相遇的词语连接起来。 第三， 引入广义上的“外语”， 例如外来语、 古语等等。 第四， 非符号化的语言， 即不使用语言却传达出意义的情形， 例如影视画面。 如果语言的作用是媒介或传达意义的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可以多种多样： 有声、 无声、 看得见或有物质形态与看不见的或无物质形态、 有画面与无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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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是物理现象 各种语音不过是广义上的方言 只有我能听懂的语音， 才会在我内心唤醒与该语音连接的图像， 因此所谓语音， 就是把纯粹物理的声音变异为心理的图像， 也就是声音变质了， 如果我听不懂德语，德语语音就无法在我倾听过程中变质， 德语对于我来说只是纯粹的噪音，形不成心理图像。 以物理形态存在着的语音是公共场合用于交流的心理图像， 它形成了人的精神社会———这已经很神奇了， 但更神奇的， 是人的独白能力。 独白总是内心独白， 一旦把独白说出来， 独白就是语言或语音而不再是内心独白。 独白是纯粹内在的、 私人的， 没有进入公共交流领域。独白过程有 “不出声的语音”， 是与有声语音不同的另一种 “声音变质”。由于内心独白的纯粹私人性特征， 也就更加充满任意性与差异性。

所谓语音， 就是在声音中留下人的精神痕迹。 人类的不同语音都可以还原为声音 但是嗓音并不自动等同于语音 从另一方面说 虽然语音不同， 但其代表的精神痕迹相似， 例如用不同语音说 “猫”。 为什么 “猫”在某语音中这样发音而不那样发音， 没有道理可讲， 它是任意选择约定俗成的结果， 不需要争辩。 可不可以建立世界统一的语音或语言， 像圣经里说的， 建一座语言的巴别塔。 不可以， 众所周知， 人为建立起来的 “世界语” 并不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讲道理了， 不任性， 从而远离了“人情味儿”。 语言的规则和普遍性是建立在任意性与差异性基础上的：语言以破坏规则或意外用法的方式、 以 “不讲道理” 的方式、 以非语言的方式丰富自身， 就像德里达说的 “延异” 的情形。 “延异”， 就是说，语言以非语言的方式、 以差异的方式丰富自身———这些道理， 包括索绪尔的差异性原则， 可以从汉语听写中获得简明的解释： 比如听写发音“gòng”， 我不能只发这个音， 必须明示被听写者究竟是 “共和” 的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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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的 “贡”， 还是 “供词” 的 “供”。 很多汉字同享 “gòng” 的语音， 正是差异或所连接词语的不同方向或不同意向， 赋予 “gòng” 以不同的意义。

一切词语， 都是以任意约定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 就像利科说的， 最初， 词语之间的差异用 “活的隐喻” 表达。 当 “椅子腿” 这个表达被第一次说出来时， 它属于 “活的隐喻”， 它被人们普遍接受后， 收入词典里就成了 “死的隐喻”， 因为它已经失去了生动活泼性， 人们已经忘了它原来是比喻。

以上情形， 也可以说， 事物的名字是从差异过程中获得的， 当事物出现 “自我指涉” 现象时， 意味着出现了不真实， 就像一个人不能只凭借摸着自己脑袋就说知道自己有多高， 他必须借助于自身之外的尺子。 换句话说， 内部的意义是从外部获得的， 内与外的界限是自然打通的。

当然， 我们并不是要废除形而上学概念， “存在” 还是存在的， 但它只能以差异的方式存在。 所谓差异的方式， 也就是时间的方式 （视角或价值的方式）， 差异是随着时间 （视角或价值） 的改变而显示出来的。 说“我们永远处于差异之中” 与说 “我们永远在时间之中”， 只是同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述方式。 但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这就像有才华的写作， 就是以 “换句话说” 的方式， 但并不刻意寻找同义词。 “换句话说” 就是 “精神的拐点”， 德里达叫作 “原初性的写作” 或我们所谓原创性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 就得寻找一个不是自身的因素 但“要来的” 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的诞生， 有赖于以各种方式把残留在我们脑海里的痕迹连接起来。 换句话说， “要来的” 总是以篡改的方式登场，它决不同于我们原来想要的， 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一切。 声音是以旋律的方式留下痕迹的。 旋律， 就是在很多乐音拐点之间做一种有才华的连接。 就像所谓文章， 就是在很多词语拐点之间做一种有才华的连接。

为了展示自己的本性， 就得拥抱自身所没有的别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被叫做 “什么” 的东西。 也许我们可以一语双关地说， 它不是一个东西。 这个不是东西的 “东西” 在哪里呢？ 它处于时间的空白处、 空间的空白处， 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空白处， 它是一个X 或它还没有被使用， 它期待着被使用， 但这种期待是我们无法看见的。 要想看见， 就得有画家的才华； 要想听见， 就得有作曲家的才华； 要想写出来， 就得有作家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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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 乐音 词句 都处于正在或生成之中 而最好不要说 完成”。 因此， 对类似 “组织结构” 或 “综合”、 起源或目的等， 要做一种开放式的理解， 也就是说， 只有当这些词语表达了不是其自身所表达的意思时， 它们才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 只有当它们是错误的时候， 它们才是正确的， 因此在这里 “正确” 与 “错误” 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 这两个概念失去了力量， 不能说 “非此即彼”， 而要说 “亦此亦彼”， 因为 “亦此亦彼” 是 “正在生成” 的另一种说法， 或者叫 “活生生的现在”。

把意识形态架空， 或者就像弗洛伊德说的， 无意识， 这可以和德里达的 “延异” 相媲美， “延异” 是海德格尔 “此在” 的延伸， 就好像我们把 “异” 这个声音拉得长长的， 无限期地推迟 “在” 的到来。 “延异”就是永远的 “异在”、 永远活跃在异域， 近在咫尺的东西其实远在天涯，反之亦然。 这又很像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情形、 很像用微信联络的情形。也就是说， 永远没有下文， 下文永远是悬着的， 这使我们处于焦虑与期盼双重的精神状态。 焦虑中的期盼或期盼中的焦虑， 一言以蔽之， 就是变味。 事物总是以一种具有异域情调的方式亲自登场亮相的： 折腾、 变换花样， “瞬间就是别的”。 “ ‘无意识’ 除了是 ‘别的’ 不再是 ‘事物’ ……这种激进的异在与所有可能的出场方式连接起来， 它过后所残留的痕迹无限期地推迟了还原出所谓真相的可能性。”① “痕迹” 不等于 “过去的”痕迹， 痕迹与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无关， 痕迹只是活生生的当下状态。 要区别活生生的当下与僵死的概念， 概念就像一样含义已经被完成的存在， 可以将 “活生生的当下” 与勒维那斯的 “他者” 连接起来思考， 它们都不是传统哲学的 “存在”。

承上启下， 我们自然转入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还没有思想， 因为还没有正视奇怪而闻所未闻的思想。 我们永远处于还没有思想的状态， 因为即将到来的， 永远是有别于自身的思想、 永远是关于他者的思想。 他者， 就是说， 彼此之间是消失的关系， 之间的性质， 每每不同。 《德里达传》 的作者说德里达最吸引 “他者” 的情形， 在于他认真倾听， 精神的耳朵超越肉体的耳朵。 精神的耳朵是 “别的耳朵”， 是关于 “他者的耳朵”。 “超越” 意味着永远是别的， 运用在日常生活上， 就是说， 永远别因为自己与别人不同而郁闷发愁， 你永远不会知道别人的真实情形是怎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也永远是别的。 事物本身永远以 “痕迹” 的方式出场亮相， 这个出场等于事物本身没有出场。 但是， 除了倾听 “痕迹”， 我们再没有别的途径接近事物本身了。 “痕迹” 绝非一个概念， 因此 “痕迹” 从不真正出场， 我们不能触摸它， 只能以 “精神的耳朵” 倾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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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 Minuit， 1972， p. 21.

没有什么 痕迹本身 就像没有什么 事物本身 这里所消解的首先是 “本身”。 这个本身、 这个事物自身， 既然是我们预先设定出来的， 那么也只有通过我们自己， 才有可能真正解开这个精神疙瘩———它远没有我们事先想的那样正经、 那样严重， 它很可能只是我们精神消遣的一种效果。 我们太在乎了原本没有那么可怕的东西。 我们把这个东西的作用夸大了， 如此而已。 但是， 我们确实很在乎事物的 “本身” 状态， 我们用名字给出事物的身份。 “名不正则言不顺”， 似乎语言的资格尽在于此。但实质上这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 也不是传统道德问题， 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 我们用名字取代事物本身， 名字就成了事物显示自身的痕迹。 名字和数字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名字不等同于数字， 但任何数字都是广义上的名字， 也就是符号。 比如2 可以代表两个任何东西， 但2 不等同于这些东西 既不是 个人 也不是 只苹果 是 个人或 只苹果之中所隐藏的痕迹， 这个痕迹或类似这样的痕迹既可能被发现也可能永远不被发现， 因为这个数字2 超越了任意2 个具体的东西， 属于你无论怎么看和怎么听， 都看不见和听不到的纯粹精神因素， 需要一个纯粹精神意义上的 “他者的精神” 或 “他者的耳朵”、 需要一种超越的精神。

在以上意义上， 数字2 首先是性质的问题， 是精神性质的异化或激进化改变， 而不是数量本身的问题。 所谓 “数量思维”， 其基本特征， 就是思维的重复， 或者说精神质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比如在没有文字只有口语的民族那里， 没有能力写出 “2” 这个符号， 你必须和他说2 个苹果之类 他才理解 但是 即使是一个有文字能力的学者 如果他的思维总是处于重复自身的状态， 也可以被纳入广义上的 “数量思维” 模式。 问题的关键、 思维的突破口， 并非在于 “重复” 是一个事实， 例如 “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 日子只能一天一天地过”， 而在于人生来就具有一种天赋， 即从来就没有把 “饭” 单纯当作 “饭”， 虽然 “日复一日” 是一个事实， 但是人从来就没有满足于这个事实。 人以自己的抽象思考能力超越了这个事实， 而这种思考能力与行为本身， 在性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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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与 “我做故我在” 会师在 “原创性” 这一基础上。这个基础， 就是断裂意义上的出发点， 也就是不重复。 这个没有重复的出发点究竟在哪儿？ 这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或数学问题， 这个出发点就显示在例如 “第一次” 把数字 2 从 2 只苹果之类具象中抽象出来的时刻。 在这个瞬间， 新人类可能用木棍在雪地上面划出数字2 的 “道道”， 因此， 数量在重复自身过程中隐含着质量更新。 但是， 只有在遭遇 “某个全新的不重复自身的念头” 的情况下， 这种更新才可能发生。 例如， 苹果落地现象与牛顿万有引力之间的关系， 牛顿肯定不是第一次看见苹果落地的，但是当他 “又一次” 或 “某一次” 看见同样的现象， 奇迹在他脑海里发生了。 还有， 科学观察中看似重复而心灵感受中却是差异的， 例如， 在 X光下观察， 人脸是骷髅， 但这种科学思维其实是数量思维， 事实上每张人脸都不重复， 脸与脸之间有质量的差别。 如果每张脸的模样都一样， 那意味着人或人的精神生命已经不存在了， 美和丑连同趣味一起同时消失了。当然， 物质还在， 但那是被还原为骷髅的物质。 脸意味着肉体—精神， 而不是纯粹的物质， 一张死人的脸不再是脸， 而是纯粹的物质。

我们可以套用海德格尔的话说， 2 个苹果和数字 2 之间的差别， 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别”。 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 数字 2 的痕迹在 2个苹果中永远消失了。 数字2 等待着这样一个缘分， 它的出现就像瞬间划过光明的黑暗。 肉眼只能看见光， 但看不到黑暗， 它同时是被蒙昧人叫作“灾难” 但是却被科学家叫作 “机遇” 的天文现象， 我说的是日全食———这个心理上的拧巴之处、 悖谬现象， 是灵魂深处的革命。 思想家会说， 思想是从黑暗中诞生的， 一双忧郁的眼神隐含着智慧。 天真但不要简单， 一眼望到底的眼神太简单了， 因此， 复杂比纯洁更有魅力。 黑暗与忧郁连接， 在德里达那里， 看不见的痕迹是精神创造的强大发动机。

没有 “事物本身”， 只有被开拓出来的 “如此这般”， 它是被发现的，就像牛顿从苹果落地的自然现象中发现了万有引力， 就像从黑暗中开拓光明。 这同时是精神的启蒙与精神的暴力， 启蒙在精神的暴力中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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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象学术语， “如此这般” 就是改变意向的方向———它是革命的、 激进的， 富有激情。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 “事物的原样”， 但是从哲学上理解，“事物的原样” 就是事物以如此这般的方式 “激进” 或 “激情” 地展示出来———既然这更接近事物的原样， 也就更接近事物的理性。 所谓理性，就是事物的原样。 当我们把生命注入理性的身体， 所谓 “非理性” 就消失在形而上学的词典之中了。

对于没有名字的精神现象， 例如德里达的 “différance”， 再不能用拼音文字或者西方形而上学语言去说它。 为了更接近它， 我们得换一种语言。 对于在一种语言里无法描述的精神现象， 我们不要保持沉默， 而要换一种性质不同的语言， 比如我们用汉语去说它， 而不用拼音文字； 我们用汉语中的形而上学精神去描述它， 而不是用 la philosophie 或不用 “哲学”去分析它。 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比拼音文字更古老， 或者说汉语中的形而上学比拼音文字中的形而上学更古老。 汉语里的形而上学， 其特长与哲学不同， 即不是给事物命名。 在德里达用拼音文字不能说的地方， 我们用汉语接着说。 我们从德里达 “结束” 的地方 “开始”。 不能说的， 就是神。神是不能被说的， “神” 不是名字。 没有海德格尔的问题， 德里达的问题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我指的是德里达的 “différance” 从海德格尔给 being上面画叉叉的思想行为中获取了灵感， 这里暴露出德里达的思想踪迹。 我这里并不仅仅指德里达的思想源泉， 而且指向所谓 “起源” 现象是 “如何起源” 的。

对 “什么是” 这种传统哲学提问方式的回答， 一定是回答出一个“一般”。 在尼采那里， “一般” 是 “平庸” 的代名词。 高贵的精神在于走出 “一般”， 进入差异。 海德格尔如法炮制， 他想把 “平庸的时间概念” 从哲学中剔除， 所以他写了 《存在与时间》。 在他看来， 一切时间，都是以 “如此这般” 的方式显现出来的时间， 他把这种情形叫作 “此在”， 也就是我所谓 “瞬间”。 “这儿” 在 “那儿”， 近在咫尺的同时就是远在天边的 （这里同时指的是时间与空间）， 两者之间发生了不连续性，或者叫没有关系的关系。 同时的不同时性， 这也是毕加索的创见： 把来自不同视角的画面连接在同一块画布上。

为了批评传统本体论， 必须追问时间问题。 换句话说， 就是追问一个现成在场的概念究竟如何出场。 这里的 “如何出场” 不仅包含了 “意向问题”， 更重要的在于它包含了时间问题。 问事物或事情 “如何”， 总是意味着事物正在进行或正在生成。 一切出场都以某种方式出场， 或者说，如此这般出场。 具有现代哲学性质的时间， 就是时间的瞬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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