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

NEGATIVE DIALEKTIK

阿多诺选集

百香定正

[德]阿多诺著

张峰译

Theodor W. Adorno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NEGATIVE DIALEKTIK

《否定的辩证法》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的代表作。在本书中阿多诺首先批判了哲学对同一性的追求，强调辩证法的本质是否定。他认为任何想寻找原初事物或概念的哲学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从而加强了社会上的极权主义和盲从主义倾向。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其次，阿多诺绕开辩证法的矛盾法则，落脚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主题。他认为社会既不是个体主体的总和，也不是一种客观的事物，而是人类主体和物质客体的相互作用。随后，在本书中，阿多诺还举起“反体系”的旗帜，全力批判第一哲学。他深刻意识到，真理的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此外，阿多诺还认为，“否定的辩证法”不仅与逻辑标准或事实标准无关，而且完全无视这些标准。这种无视实际上是“否定的辩证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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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08-16184-9

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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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世纪出版

阿多诺选集否定的辩证法

[德]阿多诺著 Theodor W. Adorno 张峰译

NEGATIVE DIALEKTIK

上海人民大版社

译 序

《否定的辩证法》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最主要的代表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从哲学上概括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精髓，而且还因反映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新左派”的心声而被奉为他们政治纲领的理论论证。《否定的辩证法》虽然在西方哲学界乃至我国哲学界颇负盛名，但却以晦涩难懂而著称。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这部堪称“天书”的哲学著作，我想借此序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阿多诺的生平事迹

阿多诺，全名特奥多·威森格隆德·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oudAdorno)①，1903年9月11日出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其父奥斯戈·威森格隆德是一个从事酿酒业的犹太富商，其母卡尔维丽·阿多诺是一位有科西嘉血统的歌剧演员，信奉天主教，在阿多诺出生时年已37岁，可谓是中年得子，自然对其万般宠爱。阿多诺出生时被取名为特奥多尔·卢德威格·威森格隆德。作为职业歌唱家的母亲，加上一位颇有天赋的钢琴家姨母，她们使阿多诺继承了对音乐的永不衰竭的兴趣和非同寻常的才华，以致在少年时，阿多诺就能用钢琴演奏贝多芬艰深的《第十一奏鸣曲》。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音乐才能使得阿多诺后来在把音乐和哲学相结合的工作中多有建树。在法兰克福的条顿骑士中学和威廉大帝文科中学读书时期，阿多诺就在两家颇有名气的音乐戏剧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表现主义和新歌剧的评论文章，在音乐界崭露头角。15岁时，阿多诺迷上了哲学，开始阅读起康德晦涩的《纯粹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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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阿多诺考上了著名的歌德一法兰克福大学，潜心学习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三年以后，年仅21岁的阿多诺以一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思的先验性》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阿多诺追随音乐家奥尔本·贝尔格来到维也纳，进入了以阿诺德·勋伯格为中心的创新作曲家的圈子，以期在作曲上有所成就。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些音乐作品并进行了公演，但不是很成功。

1927年，阿多诺返回法兰克福大学，通过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建立起联系，1931年初通过教师资格论文《克尔凯郭尔：美学的建构》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学科执教资格。然而，好景不长，纳粹上台执政给阿多诺这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大学教师的前途蒙上了严重的阴影。1933年他被剥夺了教书资格，不得不流亡英国，试图在牛津大学获得一席之地，但未能如愿。这期间他开始撰写《认识论的元批判》。为了能时常回德国访问，阿多诺在自己的姓名中略去了父姓，开始采用母姓“阿多诺”以掩盖自己的犹太出身。

1938年，阿多诺受霍克海默之邀前往美国，先是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当音乐指导，后加入霍克海默在纽约重建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积极为该所杂志《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撰稿。1941年，该杂志停刊后，阿多诺移居加利福尼亚，和霍克海默合作研究，写出了他们共同的著名著作《启蒙的辩证法》(1947年)。

1949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道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执教.重建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此后，阿多诺进入创作鼎盛时期，写了大量的哲学、文学、社会学、音乐理论著作，如《新音乐哲学》(1949)、《最低限度的道德：对毁掉的人生的思考》(1951)、《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1955)、《主体与客体》(1960)、《黑格尔三论》(1963)、《本真性的行话》(1964)等，跻身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行列。特别是在1961年德国哲学界的那场“实证主义的论争”中，他同波普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争执，要求比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更彻底地否弃实证主义，从而树立了他作为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热烈倡导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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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阿多诺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否定的辩证法》，此书在学术上是他一生成果的集大成者，在政治上是为随后出现的激进学生运动，主张彻底摧毁发达工业社会中现存的一切的政治纲领提供了理论的论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倡导的社会批判理论被德国1969年激进学生造反运动付诸实践时，他却表示不可理解。他发表声明，悲叹道：“当我建立我的理论模式时，万万没想到人们会用燃烧弹来实现它。”阿多诺的表态激怒了造反学生。为此，他受到了学生们的谩骂和袭击，乃至人身污辱。1969年8月6日，阿多诺在瑞士度假时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逝世，悲剧性地走完了自己66年的一生。

二、《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阿多诺出于反体系、反逻辑的需要，故意使《否定的辩证法》保持一种散文式结构，论点模糊，文风晦涩。但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大致还是可以把握其中蕴含的四个基本观点，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进行分析。

(一)批判哲学对同一性的追求，强调辩证法的本质是否定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集中批评了哲学对“同一性”的追求。他认为，古往今来，不管是在形而上学上还是在认识论上，不管哲学家本人的意图如何，哲学的基本精神都是追求“同一性”，即追求一个绝对的出发点，追求万事万物可最终还原为某种原初的东西。哲学家在考察诸如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之类的传统对立面时，总是赋予其中这一或那一概念以第一性，并创造一种千篇一律的语言来描述每一事物，力图统一宇宙的各方面。在阿多诺看来，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第一性，哲学所强调的任何事物都是与它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的，任何想寻找原初事物或概念的哲学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而且，由于哲学在人类的文明中不惜任何代价寻求着秩序和不变性，从而加强了社会上的极权主义和盲从主义倾向，甚至造成纳粹的种族灭绝的罪恶。用他的话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阿多诺对哲学追求“同一性”的企图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确，一切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做法都根源于把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地归结于或还原于一种东西。阿多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追求“同一性”所陷入的误区，更加辩证地看待世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阿多诺对哲学追求同一性企图的批判，蕴含着否认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在这一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哲学家依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存在是本原的，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则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从广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还原”.但却是非常必要的，舍此我们便无以确定世界的物质本质，甚至也无以探索意识的起源和发展，更无以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因此，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追求同一性，而在于如何追求同一性，是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世界统一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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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依据他对哲学追求“同一性”企图的批判，得出结论说：哲学所寻求的秩序和不变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进行连续的否定，破坏性地抵制任何打算赋予世界以“同一性”从而把世界限定在一个原则上的企图。据此阿多诺把自己的观点叫作“否定的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辩证法既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描写，而是对所有理论图式和一般方法的反对。辩证法坚持现实的复杂性和历史的相互联系性，不将其还原为简单的公式。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否定”在辩证运动中具有核心作用。阿多诺对辩证法的否定性的强调并非没有道理。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有“伟大之处”的。③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否定”是推动一切事物和现象运动变化的根本环节，没有内在的否定方面和不断的否定过程，就不会有辩证的运动，也就没有辩证法。阿多诺给辩证法的否定性以突出的重视，这本身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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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否定性是辩证法的根本环节，而在于对否定作什么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辩证法本质特征的否定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否定，而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是与肯定密切相联系的否定。因此，“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而按阿多诺的理解，否定就是绝对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性的否定，“否定之否定”不会导致肯定，只是证明第一次否定不彻底。阿多诺的这种说法在现实中不能说没有例证，但这不是对“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理解，而且也不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辩证的有机运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磨碎麦粒和踩死昆虫的做法是一种否定，但不是辩证的否定，并不能动摇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起作用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④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主旨之一原本是破除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然而他本人却在否定和肯定的问题上为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所束缚，陷入把否定绝对化的困境中。

(二）绕开辩证法的矛盾法则，落脚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主题

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法则。阿多诺对矛盾问题较为重视。他表示，辩证法的根本任务在于研究“差异”或“矛盾”，辩证法就是“矛盾地思考矛盾”。他甚至注意到，以往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尽管承认整体是矛盾的，甚至把矛盾说成是宇宙的基础，但由于非常偏爱“同一性”，从而使矛盾成了哲学用以达到“同一性”的工具，实际上等于否认了矛盾的意义。但是，从以往哲学的这个教训中，阿多诺并没有重新把矛盾问题提到根本地位上来认识，反而打算绕开这个误区。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不单是考察矛盾，而且还拒不承认矛盾是解释每一事物的图式。用他的话说：“根据意识的内在性质，矛盾本身具有一种不可逃避的和命定的合法性特征，思想的同一性和矛盾性被焊接在一起。总体矛盾不过是总体同一化表现出来的不真实性。”这样一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也就偏离了以矛盾法则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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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观上，阿多诺认为，社会既不是个体主体的总和，也不是一种客观的事物，而是人类主体和物质客体的相互作用，同时表现出真正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实证主义所说的“自由”和“因果性”不外是把总体还原于一种空洞之物的同一性理论。由此而衍生的“自由意志论”的观点和“决定论”的观点都是虚假的，因为它们要么假定主体的第一性，要么假定客体的第一性。而在阿多诺看来，自由的唯一意义在于否定，在于反思地否定各种具体的奴役。他指出：“在这个普遍社会压抑的时代，反社会的自由的形象仅仅生存在被压碎的、被滥用的个人的特点中。这种自由在历史的任何环节上隐藏在什么地方是不能一劳永逸地来规定的。作为对压抑的抵制，自由在变化着的压抑形式中变得具体了。有多少意志的自由就有多少想自由的人。”由此阿多诺把自由同社会压抑联系起来考虑，把自由视为对压抑的抵制。这种看法比起那种孤立地把自由看作人类天性的抽象说法来，无疑是更中肯的。同样，在阿多诺看来，因果性只有作为对朴素的自由意志论的批判才有意义。正像自由不能被绝对化为自由意志论一样，因果性也不能被物化为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否则它就像资本主义的自由空谈一样不合理了。阿多诺对实证主义因果性概念的批判具有政治的意义，实际上是在寻找社会压抑的深层次原因。他说：“最终，制度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暗示这一社会现象的词是整合’在那里，每一要素对所有别的要素的普遍依赖性使得谈论因果性成了过时的。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探寻可以作为原因的东西是无聊的，因为只有这个社会本身才是原因。”因此，阿多诺主张，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必须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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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阿多诺对“同一性”和“实证性”的批判就落脚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主题上，即对社会的批判。阿多诺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机制是建立在商品交换价值法则的统治上的，人的一切关系都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端是商品交换价值法则的肆虐，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物降低到同一水平上和同质的无名地位上。这也就是哲学的同一化企图的社会根源。哲学表现并证明了社会的这种作用。一方面，哲学使社会同质化，另一方面又把人和物归结为“原子”。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性质。但是，他的思想又是十分激进的，甚至激进到了否弃科学的地步。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对逻辑和科学进行了激烈抨击。他认为，逻辑也起了使社会同质化以及把人和物归结为“原子”的作用；科学也是文明反对人的总阴谋的一部分，因为科学把合理性等同于可度量性，把每一事物归结为“量”，从知识领域排除了质的差别。这样一来，阿多诺的这种批判尽管十分尖锐，却未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归因于科学了。

(三)举起反体系的旗帜，全力批判第一哲学

阿多诺称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反体系”。他认为，正如任何内容都是对其形式的否定一样，思维本身就是否定，甚至那种确认某物是某物的肯定性陈述也是否定的，因为它意味着某物不是别物。因此，完全的自由就是否定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在其解放的时代虽然成功地反对了封建的思想方式，但并没有同体系决裂，因而革命是不彻底的。在他看来，在“体系”的意义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因为每一事物都在变化，“从自身的不变性中产生出来的不变项不可能从可变项中剥出来，好像这样人们就把一切真理握在手中。真理同实质相结合，实质就发生变化，真理的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阿多诺看出了以往的哲学由于强求一个完备的体系而造成了体系与内容相矛盾的麻烦。因此，他高举起“反体系”的旗帜，向一切以绝对真理为终点的哲学体系挑战。这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接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分析。但是，对以往哲学的合理内容的拯救仅靠“反体系”是不够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由于体系的需要，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⑤。这才是对体系的唯一正确的辩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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