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

然而，这样一来，关于某种不变的东西、某种与自身同一的东西的观念也就崩溃了。这种观念来自概念的统治，来自概念永远与它的内容、与“物质”相对立的倾向，来自它自身对物质的盲目性。感觉是康德的物质，没有它甚至连形式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形式也制约着认识的能力感觉具有透明性。非概念性与概念不可分割，它不承认概念的自在的存在，它改变着概念。非概念性的概念不能停留在自身，停留在认识论，认识论迫使哲学去关注事物。早在谢林和黑格尔之前，每当哲学强有力的时候，它就把历史的存在物当作它的对象来较量。柏拉图已经这样做了，但违背了他的心愿：正是他把存在物叫作“非存在物”，然而他写出了国家学说，认为永恒的理念与诸如等价交换和劳动分工之类的经验规定性有血缘关系。

今天，我们在学术上已开始习惯了一种差别，即一种有规则的正派的哲学—据说它要研究最崇高的概念，即使它也许会否认它的概念性—和一种纯粹发生的、超哲学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别。后者臭名昭著的原型可在知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中找到。正像对庸俗哲学的需要是可疑的一样，这一差别是无效的。一种为时已晚地为其纯洁性而担心的哲学不单是抛弃了所有一度曾是它的实质的东西。毋宁说，哲学分析内在地假定，纯粹的概念及其真理内容的内部所碰到的东西是使纯粹性要求感到战栗的实体之物，是这种要求非常傲慢地割让给专门科学的东西。在庸俗哲学徒劳地激烈辩论的概念中最微不足道的实体的残余，迫使这种哲学把现存事物囊括进它自身的反思中，而不是喜欢和它们的纯粹概念打交道，被误以为天生就先于概念意指的东西。哲学思维的内容既不是扣掉空间和时间之后剩下的残余，也不是关于时空物质的一般发现。哲学的思维是在特殊中、在那种受空间和时间规定的东西中结晶的。绝对的存在物的概念只是虚假的存在概念的影子。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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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西洋镜”

凡在宣扬某种绝对“第一性”之物的地方都会谈到次于它的东西，谈到和它绝对异质的东西，即它的意义上的关联物。第一哲学便和二元论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避免这一点，基础本体论必须极力不去规定对它来说什么是第一性的东西。康德的第一性的东西即统觉的综合统一体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康德看来，客体的每一规定性都是主体性在非质的多样性上的一种投资，并不考虑他视为先验逻辑的自发成就的那些规定性行为是否适应它们本身不是的要素，人们是否只能综合那种本身允许并要求综合的东西。积极的规定不是纯粹主体的东西，因此为自然立法的至高无上的主体的胜利是一种空洞的胜利。但是，由于主体和客体实际上并不像康德概括的那样是互相坚定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的，所以，康德把物贬低成一种混沌的抽象也就侵袭了那种塑造性的力量。

主体产生的魔法同样成了施于主体的魔法。这两种魔法都来自黑格尔的消失的复仇女神。主体在它的范畴性能上耗费时间并枯竭下去。主体为了能够规定并表达它面对的东西以便把其变成一种康德的客体，主体必须出于这些规定的客观有效性的缘故而把自身冲淡到纯粹一般性的程度。主体既要截断自身，也要截断认识的客体，所以这个客体将按计划被还原于它的概念。这个对象化的主体缩小成为抽象理性的一点，最终缩小成为逻辑的无矛盾性，而这种无矛盾性又只是意味着一种被规定的客体。绝对的第一性仍然必须像它面对的东西那样是未被规定的，任何对具体的和在先的事物的探索都显示不出抽象对立的统一体。适得其反，严格的二分结构由于其中一极被规定为它自身的对立面的一个要素便瓦解了。对哲学思想来说，二元论是既定的，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要在思维过程中走向虚假的。中介只是最一般地，而且是不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我们取消了主体想成为第一性的要求—这种要求秘密地鼓励着本体论——那么传统哲学的图式称其为第二性的东西也就不是第二性的了，在双重意义上它不再是从属的。蔑视它的是古代的三学科③的翻版。这些学科认为一切存在物都带有观察者、他的集团或类的色彩。事实上，对客观领域中主观中介要素的认识暗含着对这样一种观念的批判，即通过这个领域人们隐约地看见纯粹的“自在”。这是一种潜藏在三学科背后的被忘却的观念。除了在异端分子那里，一切西方形而上学都曾是戴着西洋镜的形而上学。主体本身纯粹受限制的要素一-被这种形而上学永远锁闭在它的自我中，为了惩罚主体的神化。主体好像通过堡垒墙上的瞭望孔来注视夜空，期待观念或存在之星升起。然而，正是主体周围的堡垒墙把它的影子投射到主体祈求的东西上：主体的哲学无力与之斗争的那种物化的影子。“存在”一词可以具有的任何经验都只能在存在物的构造中得以表达，而不是靠对存在物的反感来表达。否则，哲学的实质就成了一种减法过程的可怜结果，无异于笛卡尔的主体即思维的实体的一时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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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向外看。在彼岸存在的东西只是在物质和范畴内显现出来的。据此便把康德哲学的真理和非真理区分开来了。就康德哲学破除了关于绝对的直接知识的幻想而言，它是真实的；就其用一种模式来描绘这种绝对，而这种模式与一种仿佛是知识原型的直接意识相应而言，它又是不真实的。对这种非真理的证明就是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的真理。然而，就其把主观中介的真理和自在的主体相等同而言，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又成了不真实的仿佛主体的纯粹概念和存在是一回事。

无矛盾性不应被实在化

这种思索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解释主观性、思维本身的不是它自己，而是事实特别是社会事实。但认识的客观性反过来又被说成是不能离开思维、离开主观性而存在。这种悖论出自笛卡尔的解释规范：后来的东西-至少在逻辑上是后来的东西一的根据应到以前的东西中去寻找。这种规范不再是约束性的。如用它来衡量，辩证的事实陈述便是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但这种事实陈述不能用从外部召来的、等级的次序图式来解释。否则，解释的尝试就要以有待发现的解释为先决条件，它就要以无矛盾性即主观的思维原则为先决条件，把这种原则当作内在于应被思考的客体之中的东西。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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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辩证的逻辑比它尊重的实证主义更是实证主义的：作为思维，辩证的逻辑尊重应被思考的东西，尊重客体，尽管客体并不顺从思维规则的意志。对客体的分析涉及思维的规则。思想不需要对自身的合法性感到满足，用不着作出牺牲，它可以阻止自己思考自身。假如有可能定义辩证法的话，这将是一个值得提出的定义。思想的装备不一定保持增长的势头，能够认识到它的整个逻辑要求是盲目的也就足够了。似乎不可容忍的命题是主观性以事实为先决条件，而客观性以主体为先决条件。但这个命题只是对那种如此盲目的人，即对那种把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客体的经验拒不服从的主观原则实在化的人来说，才是不可容忍的。

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的操作方法，试图用最古老的启蒙(即诡计)手段来解开悖论的难题。悖论成为自克尔凯郭尔以来辩证法的衰败形式并非偶然。辩证的理性听任那种超越自然联系及其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在逻辑规则的主观强制中继续存在)的冲动，同时又不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这种联系换言之，用不着牺牲和报复。辩证理性自身的本质已经产生并且将像对抗的社会那样消失。当然，对抗像受苦一样并不限于社会。既然只有辩证法能作为一种普遍的解释原则扩展到自然，那么就能并肩确立两种真理：一种是社会内部的辩证真理，另一种是对社会漠不关心的辩证真理。社会的存在和超社会的存在的分化，即一种着眼于科学分工的分化，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律的历史使自然的盲目成长永远继续下去。④

走出这种辩证的内在联系的唯一出路就是靠这种联系本身。辩证法是对这种联系的批判反思，反映着它自身的动机。如果它不这样做，康德的与黑格尔相反的权利要求就决不会失效。这种辩证法是否定的。它的观念被黑格尔叫作差异。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和肯定性是一致的。把一切非同一的和客观的事物包含在一种被扩展和被抬高成一种绝对精神的主观性之中一定会导致这种调和。与此相反，在每一个别规定性中起作用的整体的力量不仅是它的否定，而且本身就是否定的、不真实的。关于绝对的、总的主体的哲学是一种特殊的哲学。⑤同一性命题的内在可逆性看来违背了它的精神原则。如果存在物能全部从精神中派生出来，那么这种精神就注定类似于它打算反对的纯粹存在物；否则，精神和存在物就不会和谐。恰恰是由于这种不能满足的同一性原则压制了矛盾从而使对抗永久存在下去。对不同于自身之物的毫不宽容阻挠了它认错的那种调和，这种贩卖同一的暴力再生了它想根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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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格尔左派的关系

首先是卡尔·柯尔施，后来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提出异议，认为由于其内在批判的和理论的特点，向非同一性的转向是新黑格尔主义或历史上已过时的黑格尔左派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变化。仿佛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没有这种变化，同时，在东方，人们又以其文化上的热心而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号召已不可抵挡地把理论贬低到一种奴仆的角色，清除了理论应带给这种统一的那些品格。人们要求一切理论具有的实践的签证成了检查官的签章。尽管理论在受到称赞的理论一实践中失败了，但实践也成了非概念的，成了它据说要躲开的政治。理论成了权力的牺牲品。

教条化和思想禁忌对理论的清洗促成了可恶的实践。理论是否重新赢得它的独立性取决于实践本身的兴趣。这两种要素的相互关系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而是历史地波动着。今天，理论被支配一切的活动所麻痹和轻视，但它的纯实存不管多么软弱无力，都提供了不利于这种活动的证据。这就是理论为什么是合法的而又令人讨厌的原因。没有理论，那种不断要求改变的实践就不会被改变。那些责骂理论不合时代的人，服从于那种把由于受阻而痛苦的东西当作过时的东西而打发掉的做法。因此，他们赞同那种只有理论的观念才不去顺从的世界过程。即使他们实证主义地或靠法令而成功地废除了理论，他们也未能在理论上击中理论的要害。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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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种一想到理论自身的影响就发作的愤怒远远没有从西方的心眼狭窄的思想习惯中清除掉。各种各样的学派都害怕被说成具有后继性的和带有再现哲学史编纂动机的学术气象，因而被诱使去宣称自己是史无前例的。这恰恰证实了它和过去某种学派的命定的连续性。但有一种做法是，谁越是大声地坚持初始经验，谁就越能迅速地从社会机制中获得它的范畴。这种做法是很可疑的，所以思想不能等同于它们的根源。这种习惯同样是本原哲学的一点。如果一个人防止被忘却(当然，只是历史的忘却，而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的、超历史的忘却)，如果他防止普遍要求的对一度获得的意识自由的丧失，他便不会在思想史的领域宣扬王政复辟。历史已经经历了几种状况。这一事实只是对那些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的人来说才被当作对他们真理内容的判断而受到尊重。那种曾被抛在一边并未在理论上被吸收的东西，只是后来才经常释放出它的真理内容。这种真理内容成了健康机体上的溃疡，使它再一次处在改变了的状况中。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理论上的仍然不充分之处成了历史实践的一部分，因此，这种不充分之处应重新在理论上得到反思，而不是使思想不合理地服从实践第一性。实践本身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概念。

“瓦解的逻辑”

在一种涉及整体的矛盾中，在一种不能按部就班地作为特殊矛盾来解决的矛盾中，显然要同黑格尔告别了。黑格尔批评康德把形式和内容相分离，他想要一种不带有可分开的形式、不带有独立于事物而被运用的方法的哲学，同时又按方法来行事。实际上，在“辩证法”这个词的朴素意义上，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纯方法，也不是一种现实。它不是方法：因为未被调和的事物恰恰缺乏被思想所代替的同一性—是矛盾的，从而抵制任何一致性解释的企图。正是事物，而不是思想的组织动力把人们带向了辩证法。辩证法也不是简单的现实：因为矛盾性是一个反思范畴，是概念和事物在思想上的对立。辩证地演进意味着在矛盾中思维，既支持在事物一度经验到的矛盾，又反对矛盾。现实中的矛盾在于它是一种反对现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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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辩证法是不能再与黑格尔和好的。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格式塔。概念和主体的同一性是不真实的，现象的主观先定形态以这种不真实性走在了现象中的非同一物前面，走在了说不出的原子前面。同一规定性的总体性适合传统哲学的理想，适合先验结构及其拟古主义的后期形式本体论。然而在任何特定内容面前，这种结构——由于被抽象地坚持——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是否定的，是被精神化的强制。这种否定性的力量直到今天还起支配作用。而别的东西尚未开始。

这影响着一切个别的规定性。每一种表现为非矛盾性的规定性都像本体论的“存在”和“实存”模式一样证明是矛盾的。从哲学中我们得不到任何与其结构相同一的肯定的东西。在非神话化的过程中，对于那种实现非神话化的工具理性来说，肯定性必须自始至终都被否定。调和的观念禁止把自身肯定地安置在概念中。尽管如此，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忽略一度靠其结构而从概念中得到的见解，也没有忽略一度在概念的指导下而从方法中所得到的活力。只有在仍描绘其形象的思想中，不遵循其自身演绎方法来命名并靠展开其概括来证明总体的可分性和非真理性的思想中，唯心主义的魔圈才能被超越。纯粹的同一性是主体设定的，因而是从外部带来的东西，因此，非常自相矛盾的是，从内部批判它也意味着从外部批判它。主体必须补救它对非同一性所干的坏事。只有这样，才能使主体从它的绝对自为存在的外表中解放出来。反过来说，这种外表又是同一性思想的一个产物—同一性思想越是把事物贬低成它的种或类的实例，它也就越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是没有主观的、附加的东西。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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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一性的辩证法

由于思想沉浸于它首先面对的东西，沉浸于概念中，由于思想维护它内在自相矛盾的特点，思想便倾向于关于某种超矛盾的东西的观念。思想和思想的异质物的对立，在思想自身中作为它的内在矛盾而再生出来。普遍和特殊的相互批判，关于概念是否公平对待它包含的东西、特殊是否满足它的概念的同一性判断行为，构成了关于特殊和概念的非同一性的思维的中介。

这不单是思维的中介。如果人类想摆脱同一化形式实际上对人们的强制，人们就必须同时达到与其概念的同一性。在这一点上，一切相关的范畴都起作用。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但如果人们抽象地否定了这一原则，如果人们为了不可还原的质的更高荣誉而断定对等不再是理想的原则，那就是为倒退回古代的不公平寻找借口。自古以来，等价物交换的主要特点是在不同等的事物以其名义来交换时，剩余劳动价值会被占用。假如可比较性作为一个尺度范畴而被简单地取消了，那么，内在于交换原则中的合理性当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但也是作为一个前提就会让位于直接占有，让位于暴力，在今天就是让位于垄断集团赤裸裸的特权。

当我们把交换原则当作思想的同一性原则来批判时，我们想实现自由和公平交换的理想。迄今这种理想只是一个借口。但只有它的实现才会超越商品交换。批判理论已经揭露了那种平等又不平等的交换，所以我们对平等中的不平等的批判也旨在平等，因为我们对仇恨的怀疑深入到那种不宽容任何质的差异的资产阶级法权理想。如果没有人更多地抑制一部分活劳动，那么合理的同一性就会是一个事实，社会就会超越这种同一性思维方式。这非常接近黑格尔。与黑格尔的分界线很难靠个别区分来划出，毋宁说是靠意图来划出的即在意识中、理论中以及实践后果中，我们是把同一性当作最终的、绝对的东西来维护和巩固，还是把它体验为普遍的强制机制。但我们最终也需要摆脱这种普遍的强制，正如自由只有通过强制的文明，而不是靠“回到自然”而成为现实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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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由于被证明和它自身不同一—它根据自身的概念而否认的不同一———而受到反对。因此，否定的辩证法在开始时是和同一性哲学的最高范畴连在一起的。就此而言，根据同一性逻辑，否定的辩证法仍然是虚假的，仍然是使它遭到反对的事物。它必须在它的批判过程中纠正自身一这个过程影响了一些概念，否定的辩证法曾在形式上将这些概念看作对它来说是“第一性”的东西。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思想被封闭在任何东西都逃不脱的形式的困境中，原则上顺从而内在却否定由传统哲学断言的结论性结构；另一种情况是思想渴望自身有这种结论性形式，带有想使自身成为“第一性”的意图。

在唯心主义中，最高形式的同一性原则由于其形式化而具有一种肯定的实质。术语学清白地说明了这一点。简单的论断性句子被叫作“肯定的”。系动词说：它是如此而不是别的样子。系动词代表的综合行为标明“它”不应是别的样子—否则这种行为就不会实现。同一性的意志在每一综合中都起作用。作为思想的一种先验任务，一种内在于思想的任务，同一性似乎是肯定的和可欲望的：综合的基础因而被认为是和我相和谐的，所以是善的。它不假思索地允许了一种道德的考虑主体不管怎样把原因理解为它自身的原因，都应服从与它相异质的东西。

同一性是意识的首要形式，我们把它当作适当性而让它压制的东西来享用。适当性总要服从统治的目的，就此而言，也就是服从它自身的矛盾。在它以不可言说的努力而肯定给人类造成了甚至不利于它自身的同一性的首要性之后，它欢呼并尽情享受它的胜利，因为它把这种胜利变成了被征服的事物的规定性：它必须把对它发生的事情呈现为它的“内在”。意识形态把它对启蒙的抵抗力归因于它和同一性思想或一般思想的同谋关系。思想证实了它的意识形态的方面，即非我最终是我的论断是决不会兑现的：自我越是把握思想，自我就越完全发现自身被贬值为一种客体。同一性成了一种调整学说的权力机关，在这种学说中，客体主体被认为与之并驾齐驱报答了主体为它做的事情。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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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要寻找反对它的理由的理由。因此，意识形态的批判不是某种边缘性的和科学内部的事情，不是某种限于客观精神或限于主观精神的产物的东西，而是哲学核心的事情：对基本的意识本身的一种批判。

思想的自我反思

意识的力量赶得上意识的幻觉。被释放的、自我逃避的合理性在哪里发生错误，它就在哪里成为真正的神话。这是可合理认识的。理性一旦在它的必然过程中不能认识到它的基础不管多么薄弱的消失是它自身的结果、它自身抽象的产物，它也就退缩进了非理性之中。当思维无意识地遵循它的运动规律时，它反对它自身的意义，反对被思考的东西，反对那种制止主观意图逃跑的东西。它闭关自守的命令使人们的思维注定成为空洞的；最终，在主观上，这种思维的空洞性成了愚蠢性和原始性。意识的倒退是它缺乏自我反思的产物。人们可以看透同一性原则，但没有同一性人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规定性都是同一化。

但规定性也接近客体本身作为非同一物所是的东西；规定性在给客体打上它的标记时，也想让客体给它打上标记。非同一性是同一化的秘密目标，它是解救的目标；传统思维的错误在于把同一性当作目标。消除同一性现象的力量是思维本身的力量：“它是”的用法从根本上破坏了同一性现象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同样又是不可分割的。辩证地看，非同一性的认识还在于它的同一恰恰不单是，而且不同于同一性思维。非同一性的认识想说出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归在什么之下、例示或表现什么以及本身不是什么。同一性思维越是无情地围攻它的对象，它偏离它的对象的同一性也就越远。在它的批判下，同一性并没有消失，而是经历了一场质的变化。客体与其思想的亲和性因素生存在同一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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