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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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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同一性定义为自在之物与其概念的符合,这是罪孽。但不应简单地抛弃同一性的理想。在那种认为事物不应与概念相统一的指责中也存在着概念想和事物相同一的渴望。非同一性的意识就是这样包含了同一性。甚至在形式逻辑中,同一性的假定也的确是纯思想的意识形态因素;但隐藏在其中的还有意识形态的真理要素,即规定不应有矛盾,也不应有对抗。在简单的同一性判断中,实用主义的、控制自然的因素已经和一种乌托邦的因素结合起来。“A”应是它尚未是的东西。这种希望自相矛盾地关联着对论断的同一性的形式的突破。哲学传统有了一个表示这种突破的词:“观念”。这些观念既不是χωpis(分离的),也不是空洞的声音,而是否定的记号。任何已达到的同一性的非真理性都是真理的反面。观念生存在要求事物所是的样子和它们实际上所是的样子之间的空场中。乌托邦是既凌驾于同一性又凌驾于矛盾之上的,是多样性的一种组合。

为了乌托邦的缘故,正如语言是在逻辑之外使用“同一化”这个词一样,同一化反映的不是关于一个客体的同一,而是关于和人们以及事物的同一。只有辩证法可以平息古希腊的争执:是同类识同类,还是同类被非同类所识。如果那种认为只有同类具有这种能力的命题使我们意识到一切认识和一切人类实践中都有抹不去的模仿因素的话,那么当这种亲和性是抹不去的,但同时又是走得无限远的本身被设定为肯定的时候,这种意识便成了虚假的,在认识论上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虚假的结论:客体是主体。传统哲学相信,当它使非同类类似自身时它就认识了非同类。但这样一来,传统哲学又只是真正认识自身,一种改变了的哲学的观念将靠把同类规定为它的非同类来理解同类。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就归于一类的每一个对象都具有未被包含在这个类的定义中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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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而言,一个同一性判断中的非同一因素是一目了然的。但对一种更着重强调的概念来说,对一种不单是标志它由之抽象的个别对象的统一性的概念来说,相反的论点也是适用的。不妨着重想一下,那种关于某人是自由的判断要涉及自由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反过来说又不单是论断某人的,根据其他规定性,某人不单是他的自由的概念。自由的概念不仅仅是说它对所有被规定为自由的个人都是适用的,它还需要有一种条件的观念,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具有此时此地不被归于任何人的品质。特别称赞一个人是自由的,是暗示着:因为某种不可能的东西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便将这种东西判给他。这种品质同时既是引人注目的又是秘密的,激励着每一种值得作出的同一性判断。

一旦人们在经验上运用自由的概念,这一概念也就落后了:它本身不是它说的东西。但由于这一概念必须也是它包含的东西的概念,所以它不得不与它包含的东西相对立。这种对立迫使这一概念与自身相抵触。如果我们极力用一个纯粹设定的“操作的”定义使自由概念剥去哲学术语一度叫作它的理念的东西,那么与自由概念本身所意指的东西相反,我们就是任意地为了功利的缘故而缩小这一概念。个人比他的一般规定性既更多又更少。但由于只有通过取消这种矛盾,即通过获得特殊与其概念之间的同一才能达到特殊,亦即规定,所以,个人的兴趣不仅在于固守一般概念剥夺他的东西,而且也在于与他的缺乏相反的概念的“更多”。至今,个人一直把这种“更多”当作他自身的否定性。普遍和特殊之间的矛盾,实质是个体性尚未是的东西因此,不管它在哪里被确定都是坏的。同时,自由概念与其实现之间的矛盾仍有概念的不充分性。自由的潜能要求批判它的强制的形式化用这种潜能所制造的东西。

矛盾的客观性

否定的辩证法

这种矛盾并不是主观的思维缺陷。特别是对于那种在今天就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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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时代一样兴盛的反思哲学来说,辩证法恼人的方面就是客观的矛盾性。这种客观的矛盾性是和绝对有效的逻辑不相容的,是要被判断的形式一致性清除的。只要批判抽象地坚持逻辑规则,客观的矛盾就纯粹是狂妄地表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主观的概念机制不可避免地从它判断的特殊存在物中坚持它判断的真实性,而这种存在物只是就其在概念的定义中通过辩解的需要而预先形成而言,才和判断相一致。这很容易被结合进反思哲学的高级逻辑中。然而,客观的矛盾性并不只是标志在我们的判断之外仍存在的存在物,它还标志着在被判断的东西之中的某种东西。因为,我们在判断中所意指的东西是应超越那种被包括在判断中的特殊所判断的存在物否则,根据判断自身的意图,判断就会是多余的。这种意图恰恰就是判断没有满足的东西。同一性哲学的否定的动机仍然是有力量的:任何特殊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任何特殊都不像它的特殊性所要求的那样是它自身。辩证的矛盾既不是一种呆板的概念形态对事物的纯粹投射,也不是一种胡作非为的形而上学。

经验禁止以意识的统一来解决任何表现出矛盾的东西。例如,如想将一个人当作自身的规定性而了解的规定性和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强加于他的规定性即“角色”之间的矛盾统一起来,是不可能不带有操纵,不可能不带有某些贫乏的、想消除本质差别的总括概念的嵌入的。⑥而且,也不可能统一这样一种矛盾:那种在目前社会中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商品交换原则,同时又对这些生产力构成了日渐加剧的威胁。那种不能容忍矛盾的主观意识面临着一种绝望的选择:个人要么必须协调地听任相反的世界过程来塑造,违背他的更好见解而不自由地服从它;要么顽固地忠诚于他自身的规定性,仿佛就没有世界过程,因此而被毁灭。靠个人自身、靠概念倾向,个人不可能消除客观的矛盾及其放射物,他只能理解它,别的任何事情都是无用的抗争。

黑格尔是第一个正视矛盾的人。但今天矛盾的分量比在黑格尔时代更重。尽管矛盾一度是全盘同一化的一个运载工具,但它已变成了同一化的不可能性的推理法。辩证认识的任务并不像它的对手喜欢指责它的那样自上而下地解释矛盾,是靠解决矛盾来进步一—尽管黑格尔的逻辑经常以这种方式演进;相反,适合于辩证认识的是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不是平静的。哲学的疑难概念是客观上,而不单是思想上未解决的东西的标志。把矛盾归于不可救药的思辨固执就是推脱责任。羞耻感命令哲学不要压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见解:人们从哲学史中很少看出人类苦难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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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它有它的意图它的主观的要素—谁也劝阻不了它。以这种意图,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辩证的运动作为哲学的自我批判仍然是哲学的。

从概念出发

由于存在物不是直接的而是只被概念所贯穿的,所以我们应从概念开始,而不是从纯粹的事实开始。概念自身的概念存在着问题。和它的非理性主义的对应物直觉一样,概念具有和合理事物重复交叉的古代特点在动态化的意识中的静态思维和静态认识理想的遗风。概念的内在要求是,它想始终不变地建立秩序,并以这种不变性来反对它包含的东西的变化。概念的形式—在这一方面也是“虚假的”会否认这种变化。辩证法是思维向它的概念性的拟古主义提出的一种抗议。概念本身先于任何内容并使自身的形式实在化以反对内容。然而,这样一来,概念就把同一性原则实在化了:思维实践纯粹假定的东西是自在的事实、坚实的和持续的事实。统一性思想靠概念的逻辑同一性而客观化。

在其主观方面,辩证法的结果是主张,思想形式不再把它的对象变成不可改变的东西、变成始终如一的对象。经验表明,思想形式的对象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传统哲学坚实的同一性是很不稳定的,这可以从它的保证人即个人的意识中得知。对康德来说,个人的意识作为一般地预先指定的统一体为每一种同一性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假如一位老人的回顾是先从一种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存在出发的话,那么他会清楚地记得他遥远的过去,不管他童年的难以捉摸的画面看起来多么不真实,过去都会形成一种统一。然而,在这种不现实性中他所记起的“我”、他一度所是的并且潜在地又成为自身的这个“我”,同时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被超然观察的陌生人。这种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矛盾心理甚至扩及同一性的逻辑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技术术语已经用习惯的“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公式来表达了我们不得不首先把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和这一公式对照一下。但这种纯粹形式上的颠倒会给一种虚假推论留下余地一—辩证法作为“第一辩证法”终究是第一哲学。⑦这种向非同一性的转向在它的进行过程中受到了检验:如果它仍然只是声明,那么它也就取消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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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哲学中,甚至在按谢林的口号来“建构”的哲学中,建构实际上是一种模仿,它拒不宽容任何不事先被哲学领会的东西。即使建构把异质性解释成它自身并最终解释成精神,也还是把它恢复成了纯一性、同一性,建构在这种同一性中犹如在一个广泛的分析判断中一样重复着自身,没有为新质的东西留下任何余地。建构开始墨守成规地遵循着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没有这种同一性结构,哲学就是不可能的,就会瓦解为纯粹并列的陈述。那种纯粹想使哲学思想转向非同一性,而不是转向同一性的企图被叫作荒谬的。这样一来,非同一性便被先验地还原于它的概念,因而是同一的。

这类似乎有理的考虑太激进了,因而像大多数激进的问题一样又太少了。受到某种推动性的劳动道德的鞭笞,这种不停的求援形式使人们越来越远离人们应看穿的东西,直至最终使人们不再理会它。目的即起源的范畴是一个统治性的范畴,它证明一个人之所以被列为第一流的乃因为他在那里是第一流的;它证明本地人反对新来者、定居者反对迁移者。起源—由于它不被衍生物、意识形态所激励,因而是有诱惑性的一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则。

卡尔·克劳斯“起源是目的”的话听起来是保守的,但它也表达了当时很难领会的某种东西:“起源”概念必须被剥去它的静态的危害。这样理解的话,这一目的并不意味着要重新找到返回起源、返回“善良”天性的幻觉的道路,而是意味着除此目的之外任何东西都不是起源的,只有从这一目的中才能构成起源,在短暂的生命之外不会有起源。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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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是一种“起源哲学”。黑格尔把它比作一个圆圈。运动的结果返回到运动的出发点,结果被命定地消除了:由此产生了主体和客体连续的同一性。这种辩证法的认识论工具叫作综合。它批判的不是那种把分离的要素结合进其联系中的个别思想行为,而是作为一种指南和至上观念的综合。

在一般的用法上,与分解相反对的综合、构造的概念在此期间具有了一种显然不同的要旨,其最使人反感的表达词也许是一种所谓的“心理综合”的虚构,以此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强烈的厌恶感使我们不愿说出综合这个字眼。黑格尔很少诉之于它,而是经常让人们期待三位一体的图式已使人相信这是轻快的。黑格尔思维的实际结构也许符合这种图式。在它之中预先起支配作用的是概念的确定的否定物,这些概念是从密切的近似性中显现出来并被反复思考的。这些中介在形式上描绘为综合的东西,保持着对否定的信仰:打算拯救曾服从于概念的每一在先的运动的东西。

黑格尔的综合始终是对这一运动的不充分性的洞见,也就是说,是对它的成本的洞见。早在写《精神现象学》的导言时,黑格尔就接触到了他正在阐释的辩证逻辑的否定性意义。这个导言命令人们纯粹地观察每一概念,直到它开始运动,直到它凭借它自身的意义—或者说它的同一性—而成为和它自身不同一的东西。这种命令是一种分析的而非综合的戒律。对于要满足自身的概念来说,概念的静态方面是要解放概念的动态方面,即一种可与显微镜下的一滴水的混乱状态相比较的过程。这就是这一方法为什么被叫作现象学的方法,即一种与现象的消极关系的原因。正如黑格尔应用它的那样,这种方法已经是本雅明后来所说的“停顿着的辩证法”,远远早于100年后作为现象学而出现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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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辩证法打算靠在同一性强制中贮存起来并在它的对象化物中凝结的能量来破除这种同一性强制。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打算已经赢得了对黑格尔的部分胜利当然,黑格尔不会承认这种同一性强制中的非真理性。由于概念被体验为非同一的,由于概念内在地处于运动之中,所以概念不再纯粹是它自身,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它走向它的他者⑧同时又不吸收这个他者。它是被外在于它的东西所决定的,因为它不能靠它自身详尽地阐明它自身;作为自身,它不单是它自身。当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论述生成即第一个三段式的综合时⑨,他要等到存在和虚无被同样当作完全空洞的和无规定的之时,才开始注意由这两个概念的字面意思的绝对区别所标明的差异。他强调他早期的学说—只有非同一物能有意义地即不单是同义反复地论断同一性:在这些要素的综合使它们彼此同一之前,这些要素将是不同一的。这就是使这些要素的同一性论断充满这种不静止性,这种黑格尔所说的生成的原因:生成颤动起来。

作为贯穿同一性的非同一性的意识,辩证法不仅是一个前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逆行的过程。就此而言,圆圈的形象正确地描绘了它。概念的展开也是一种向后延伸,综合是在概念中湮灭的、“消失的”差异的规定性—很像荷尔德林对落体的自然性的回想。只有在完成了的综合中,在矛盾着的要素的结合中,这些要素的差异才被表达出来。没有使存在和虚无相同一这一步,二者中的任何一者都将—用黑格尔偏爱的一个术语说—对他者“漠不关心”;只有当二者同一时,它们才成为矛盾的。辩证法毫不惭愧地恢复埃希特纳赫著名的跳跃程序,走一步,退两步。毫无疑问,黑格尔与康德正相反,他限制了综合的先验性:对康德来说,杂多和统一已是并肩存在的范畴;黑格尔遵循柏拉图后期对话的模式,承认它们是无此便无彼的两个要素。

同样,像康德和包括柏拉图在内的整个哲学传统一样,黑格尔也是统一性的坚决支持者。对统一性的抽象否定也不适合于思维。那种想直接把握杂多的幻想将是一种模仿性的倒退,像统一性思维一样退缩进神话中,退缩进混乱的恐惧中。这是靠压制盲目的自然来模仿盲目的自然,导致神话的统治的相反一极。启蒙的自我反思不是废除启蒙:只是为了取悦于今天的现状,启蒙才被败坏了。甚至统一性思维的自我批判倾向也依赖于概念,依赖于凝固起来的综合。综合行为的方向可以通过反思它们对杂多做些什么而掉过头来。唯有统一性能超越统一性。正是统一性把生命权利给了亲和性,而亲和性被前进的统一性所抑制又在冬眠于统一性中被世俗化到了不可辨认的程度。正如柏拉图清楚了解的那样,主体的综合是间接地对这种综合靠自身寻求的东西的概念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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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肯定的否定

非同一物不像某种自身是肯定的东西那样可直接获得,也不是靠对否定之否定来获得。这种否定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本身就是一种确证。对黑格尔的思想来说,肯定之物是从否定中产生的,不单是和他青年时期反对的那种肯定性有共同的名称。把否定之否定等同于肯定性是同一化的精髓,是带有最纯粹形式的形式原则。在黑格尔那里,在辩证法的最核心之处,一种反辩证法的原则占了优势,即那种主要在代数上把负数乘负数当作正数的传统逻辑。这种传统逻辑是从黑格尔极其厌恶的数学中借来的。如果整体有魔法,如果它是否定的,那么对被概括在这个整体中的特殊之物的否定就仍然是否定的。它唯一的肯定的方面是批判,即确定的否定,而不是突然转向的结果或幸运地被把握的确证。

在再生一种不透明的直接性时一这种直接性一经产生,也是现象的—成熟的黑格尔的肯定性也具有按前辩证法的用法来说是坏的特点。尽管他的分析破坏了主观性的自在存在的外表,但那种使主观性升华并使之得以实现的制度决不是比他机械地对待的东西更高级的东西。毋宁说,这种制度扩大地再生了出于某种理由而被否认的主观性,不管这种主观性在被压抑的条件下显得多么抽象。主体实行的否定是合法的,所以也是对主体自身实行的否定,但它是意识形态。在每一新的辩证步骤上,黑格尔都反对他自己逻辑的断断续续的见解,忘记了以前步骤的权利,因而准备复制他责骂为抽象的否定的东西:一种抽象的—即主观任意地确证的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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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这种抽象的肯定性产生于方法,而不是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产生于事物,而且它风靡世界的意识形态传播是和它向真正的冒牌货的转变相同步的,从而证明了它的不实在性。甚至在人们称赞的粗俗语言—假如这种语言是肯定的话—中,最终在“肯定的力量”的杀气腾腾的短语中形成了一种对自在的肯定之物的崇拜。与这种崇拜恰恰相反,坚持不懈的否定非常严肃地主张它不愿意认可现存事物。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不是充分的否定。否则,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使自身整合是以牺牲它的潜能为代价的—便最终也不关心起初被设定的东西。

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用同一性来平息辩证矛盾、平息不能解决的非同一物的表现,就是忽视辩证矛盾所意指的东西。这是向纯粹推论的思维的复归。只有那种从一开始就以肯定性—作为总概念性—-为先决条件的人才会坚持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性的命题。他收获了逻辑对元逻辑的第一性的战利品,谋取了抽象的、为自身辩护的哲学唯心主义幻想的利润。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种同一性,一种新的幻觉,是推论的逻辑—最终是主观性原则对绝对的投射。黑格尔的一句话既表明了一种最深刻的见解,也表明了这种见解的毁灭:“真理作为与客体相符合的知识也是肯定的,但只有在知识否定地达到他者时,在它已渗透客体并取消它所是的这种否定时,它才是这种自我纯一。”

使真理具有否定地把握那种渗透客体并抹去客体直接的、如此这般的外观—的知识的资格,听起来就像是作为“与客体相符合”的知识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一个纲领。但一旦把这种知识确立为肯定性,也就公开放弃了这个纲领。靠“自我纯一”、纯粹同一性的公式,客体的知识便被表现为变戏法,因为这种知识不再是客体的知识,而成了一种绝对化的 vònots vonoeωs(智性)的同义反复。调和的观念不可调和地妨碍了自身在一个概念中的确证。有人提出异议说,对肯定的否定之否定的批评扰乱了黑格尔逻辑的生命力,不再允许任何辩证的运动。这种异议表现出对黑格尔本人理解的辩证运动的绝对信仰。没有“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的原则,黑格尔的体系结构毫无疑问就会倒塌。但辩证法的经验实质不是这个原则,而是他者对同一性的抵制,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既然主体的现实统治产生着矛盾,那么主体也隐藏在辩证法中,但这些矛盾已渗入客体之中。如果我们把辩证法只归于主体,似乎用矛盾来消除矛盾,那么,我们也就是通过把辩证法拓宽成总体来消除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体系是辩证法的源泉,但不是它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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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也不是最终的

思维在同一性上的混乱导致思维向不可分解之物投降,思维把客体的不可分解性变成了对主体的一种禁忌。主体去非理性主义地或唯科学地自我满足,不去接触任何和它不同一的东西。它是要向流行的认识理想投降,甚至表示效忠。

这种思维姿态决不会偏离这种理想。这种理想始终要把一种合并的欲望和一种对不能被合并的东西、需要被认识的东西的厌恶结合起来。的确,理论在个别性面前的顺从起了维护现状的作用,这种作用并不亚于一种贪婪的干劲它向现状提供了思想的费解性和严格性的光环和权威。个别的实存者并不和它的总括性的一般实存概念相一致,但它也不是认识徒劳地想消灭的另一种不可解释的“最终之物”。按照黑格尔逻辑的最持久的结论,个人并非绝对是自为的,而是个人自身之中就有他的他者并且和其他个人相联系。

具体存在的要多于抽象存在的。这个“多”不是强加于具体存在的,而是它内在的,如同从它之中被排除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非同一物就是事物自身的、反对它的同一化物的同一性。客体的最内在的核心证明同时是外在于它的,是它的隐居的现象,即一种同一化、稳定化方式的反映。这就是思维的一致性引导我们关注个人的地方;他代表的是他的本质而不是普遍性。和他人的交流在个人身上具体化了,他人作为中介服务于个人的生存。事实上,正如胡塞尔所承认的,普遍寓于个别的核心之中;普遍的构成并不要求把一个个别事物和其他事物相比较,因为绝对的个别性是为了普遍性之缘故而开始的抽象过程的产物。个别不能从思想中推演出来,然而个别性的核心可以比作那些完全被个别化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唾弃一切图式,但对它们的分析将重新揭示它们的极端个别化中的普遍要素——参与者不自觉地参与的那种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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