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

主客体辩证法

主体和客体的两极性可以表现为一切辩证法都在其中发生的非辩证结构。但这两个概念是作为结果而产生的反思范畴，是表示一种不可调和性的公式。它们不是肯定的、原始的事实陈述，而是彻底否定的且只表达非同一性。即使这样，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别还是不能被简单地否定。它们既不是一种终极的二元性，也不是一道掩盖终极同一性的屏幕。二者互相构成，就像它们由于这种构成而互相分离一样。

假如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被确定为基本的原则，那么它就会像它拒绝符合的同一性原则一样成为另一种总的一元论：绝对的二元性就是统一性。黑格尔以此来表达最终把主、客体两极性纳入他的思维中的目的。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展开，黑格尔感到自己高于费希特和谢林之上。他认为，作为存在的结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开始成为主体。二者作为抽象物，是思想产品，关于二者对立的假定不可避免地宣告思维是第一性的。然而，这种二元论也不屈服一种纯思想的暗示。尽管它仍然是一种思想，但它又是按照已成为思想形式的二分法而发生的，没有这种二分法，就不会有思想。每一概念，甚至存在的概念都再生着思维和被思维者的差别。这一差别带有人们对现实的对立状态的理论意识的烙印；就它表达着这种状态而言，二元论的虚假性倒是真理。相反，脱离了这一点，这种对立就会成为解释二元论的永恒性的哲学理由。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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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能的路线是对个别要素的确定性否定。由此，主体和客体变成了绝对对立面但恰恰又是彼此同一的。实际上，主体不完全是主体，客体也不完全是客体；但这二者不是用那种超越它们的第三者串起来的。这第三者同样是骗人的。康德的答复是：从肯定的、确定的认识中把第三者作为无限的东西而抽掉，并利用这种达不到来刺激认识作出不懈的努力。但这种答复是不充分的。必须批判地坚持主体和客体的二元性，反对思想想成为总体的内在要求。由于使客体成为被支配的异己物而加以占有，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的确是主观的，是有秩序准备的结果。但一旦被分离物在现实中分裂了，任何对其主观根源的批判都不能把它们重新统一起来。

意识夸口要把它起初任意分开的东西统一成要素—因而是一切关于综合谈论的意识形态泛音。这有助于揭开一种自我蒙蔽的而且日渐被禁忌的分析。一种庸俗无聊的意识之所以对分析感到反感，在于资产阶级精神指责它的批评家所干的那种分裂是这种精神自身的无意识的工作。合理的劳动过程是这种分裂的一个模式。这些劳动过程需要把这种肢解作为商品生产的一个条件，而商品生产又类似于一般概念的综合方式。假如康德的理性批判涉及他的方法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认识论上进行审查的主体和被审查的主体的关系，那么他就会看到，那些想综合多样性的形式反过来又是某些操作的产物。他著作的结构非常明确地给这些操作冠上“先验的分析”的标题。

主体还原的翻转

认识论反思的主导倾向是越来越把客观性还原于主体。这种倾向需要颠倒一下。哲学传统把主观性概念同存在物区别开来靠的是对存在物的摹写。这种哲学至今仍苦于贫乏的自我反思，忘记了起中介作用的主体中的中介。像任何忘记一样，这并不是值得称赞的崇高。仿佛为了惩罚主体，主体便被它忘记的东西所侵袭。主体一旦变成认识论反思的一个对象，它就具有了客观的特性，而这种特性的缺乏却经常被当作把主体抬高到实际领域之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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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本质性是一种上升到第二能力的定在，正如黑格尔未能说明的那样，是以第一能力即实际性为先决条件的。这种实际性是本质性的可能性(即使被否定了)的一个条件。原始反应的直接性首先在我的形态中被破坏了；对原始反应的破坏是纯粹的我根据先验的习惯酝酿成的自发性。这个我的核心的同一性是以牺牲唯心主义贡献于它的东西为代价而获得的。哲学的根本主体主要是一种实在物，而不是它当作自然主义的和物性的东西而排泄掉的特定心理内容。我越是独裁地凌驾于存在物之上，我就越难以觉察地变成客体，就越讽刺性地废除了我的基础地位。不仅纯粹的我在实体上被经验的我所中介这个经验的我明确无误地显露为对纯粹合理概念之还原的最初理解的模式-而且先验原则本身、这个被假定用来反对存在物的哲学的“第一性”也是这样被中介的。

艾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最早指出，在这一先验原则中，在精神的一般的必要活动中隐藏着一种绝对必要的社会的工作。先验主体的疑难概念—一种要去行动的非存在物、一种要有特殊经验的普遍一是一个肥皂泡，决不可能从必然个别的意识的自给自足的内在关联中得到。然而同意识相比较，这一疑难概念不仅表现为某种更抽象的东西，而且靠自身的塑造力量，它还表现为某种更现实的东西。超越同一性哲学的魔圈，先验主体可以被译解为自身无意识的社会。这种无意识是可推断出的。自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精神统治的招牌下，即在被证明合理的特权的招牌下分离开来，这种分裂的精神便不得不以那种应感到问心有愧的夸张为一种统治的要求辩护，因为它从这一要求中派生出这样的命题：精神是第一性的和基始性的。它力图忘记这种统治的要求从何而来，唯恐这一要求落空。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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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深处，精神感到它的稳定的统治根本不是脑力的统治，毋宁说它的终极理性存在于它支配的体力中。然而，精神不惜以毁灭为代价而不愿说出它的秘密。没有抽象，主体就不会是根本性的构成力量，甚至在费希特这样的极端唯心主义者看来也是如此。抽象反映着同体力劳动的分离，在面对这种体力劳动时不难觉察到这一点。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告诫拉萨尔分子，与庸俗社会主义者习惯的教义相反，劳动不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此时已把官方的哲学主题甩在了后面—以此在哲学上说明，这种劳动是不能以任何形式实体化的，既不能以勤劳的双手的形式，也不能以精神生产的形式。这种实体化只是扩展了生产原则的统治地位的幻想，只有联系到非同一的因素它才成为真实的。马克思起初把非同一的因素叫作“粗糙的”即非常狭义的“自然”名称，后来叫作“自然材料”及其他很少受指责的术语。

甚至自《纯粹理性批判》以来，先验主体的本质就是机能性—那种既在个别主体的成就中发生同时又超越这些成就的纯粹活动。这种纯粹活动是非确定性的劳动对作为根源的纯主体的一种投射。康德进一步限制了主体的机能性，认为它是空洞的和贫乏的，没有适合的材料。康德在这样做时，大胆地阐明社会劳动是一种对“某物”的劳动；而他的更坚定的唯心主义后继者却毫不犹豫地排除了这一点。然而，先验主体的一般性是社会机能联系的一般性，即一个总体的一般性。这种总体是由个别的自发性和品质结合而成的，但又靠平均主义的交换原则来为这些自发性和品质定界，最终把它们当作无望地依赖于总体的东西而删除掉。变换价值对人类的普遍统治先验地使主体不成为主体，并把主观性本身贬低为一种纯粹的客体。这种普遍统治使那种要求确立主体的预先统治的一般原则成了非真理。先验主体的盈余是完全被还原的经验主体的匮乏。

对先验的解释

否定的辩证法

先验的主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非常难以确定的两可状态开始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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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先验的一般性不是我的纯粹自恋的自我拔高，不是我的自律的傲慢，而是在那种靠等价原则而盛行不衰的统治中有它的现实性。哲学美化的并且只归因于认识主体的那种抽象过程是在现实的商品交换社会中发生的。

把先验的定义为必然的并将这种定义附加于机能性和一般性，这表达了类的自我保护的原则。这一原则为我们不能没有的抽象提供了法律依据，因为抽象是自我保护的理性的中介，它无需以太多的计谋来拙劣地模仿海德格尔，把一般的、哲学的必然性观念解释成了为消除贫困而靠有组织的劳动来克服生活资料匮乏的需要。当然，这样一来，海德格尔的语言神学本身即客观精神的神化就被动摇了在这种神化中，对耸立在这种精神中的物质过程的反思，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次要的东西受到唾弃。

意识的统一是个人意识的统一。甚至作为一种原则，它也明显带有个人意识的痕迹，因而带有存在物的痕迹。对先验哲学来说，个别自我意识的无处不在的确可以变成一种普遍，这种普遍可以不再自夸具体的自我确定性的优势。但就意识的统一按客观性来塑造而言，也就是说，就意识按构成客体的可能性来衡量而言，它是社会中生产行为的总体完整结合的概念反映。由于这种结合，商品的客观性、商品的“对象性”才得以形成。

此外，自我坚固的、持续的、穿不透的方面模仿着对自觉意识来说的外部世界的穿不透性，如同原始意识所感知的那样。主体现实的软弱无能在它的精神的万能中得到了回响。这种自我原则效仿它的否定。当然，并非像唯心主义几千年来一直对人们所说的那样，客体是一种主体；但主体是一种客体却不错。主体性的第一性是达尔文生存斗争的一种精神化的继续。为了人的目的而压制自然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关系。所以，控制自然的理性及其原则的至上性是一种幻想。当主体断言自身是万物的培根式的主人并最终是万物的唯心主义创造者时，它便把一种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带进了这种幻想。主体的统治的实践使它成了它认为它统治着的东西的一部分，臣服于黑格尔的主人。主体显示了它在毁灭客体时又完全隶属于客体。主体所做的事情是主体误以为在自己的魔法下所捉住的东西的魔法。主体孤注一掷的自我拔高是它对自身无能的体验的反应，这种体验阻碍着自我反思。绝对的意识是无意识。

第二部分 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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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一种未加掩盖的矛盾普遍地证实：作为一种存在物，康德叫作自由的和拔高的那种主体是自然联系的一部分，而自由把它抬高到这种联系之上。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向非神话迈出了一大步，却又重复了一种神话：在本质的名义下，这种理念学说永久保存了人从自然中接过来的、至今仍在实行统治的条件。如果对自然的控制是非神话的一个条件和阶段，那么这种统治就不得不扩展到另一类统治，唯恐自身成为神话的牺牲品。但哲学对主观要素的基本力量的强调，也总是封闭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好像食肉恐龙或犀牛拖着它们保护性盔甲的样子，这盔甲是它们的手至少拟人化似地——徒劳地极力想扒掉的内生的禁锢物。它们生存机制中的这种禁锢可以解释犀牛为什么特别凶猛以及人类为什么更为凶猛，尽管人类的这种凶猛是不被承认的。主观的要素实际上被框在客观的要素中。作为一种强加于主体的限制，它本身就是客观的。

“先验的幻想”

根据唯心主义和本体论哲学的传统规范，所有这一切都多少依附于它的στερouπρòτερoυ(以前的之后)。人们可以用一种紧迫的口气说，我们在这类反思中所做的正是假定去中介我们当作被中介物来推演的东西：主体及其思想。人们可以说，我们的一切规定性正是作为规定性，都已是思想的规定性。但批判思想的目的不在于把客体放在一度被主体所占据的、现已空出的皇位上。客体在这个皇位上将不过是一种偶像。批判思想的目的是废除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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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种认为先验主体是阿基米得支点的观点无异于纯粹的幻想，但这种幻想的确很难被主观性的分析完全克服掉。因为在这种幻想中保留的并且从思想中介的形式中剖析出来的是这样一个真理：社会先于个别意识及其所有经验。关于思维靠客观性来中介的见解并没有否定思维，也没有否定那些使思维成其为思维的客观规律。人们无法脱离思维是一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反过来也指出了在非同一物中的立足点思想靠自身的形式寻求并表达这一立足点，但又力图否认它。然而，远远超越康德的先验幻想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人们的思维在间接意图上将不可避免地坚持回到它自身的第一性，回到主体的实在化。因为，尽管在自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以来的唯名论历史上，主体曾因它的物化的抽象错误而受到指责，但抽象本身却是主体靠之而成为主体的原则。抽象是主体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重新主张不应将主体当作外在的和暴力的东西来压制的原因。

对主体来说，那种判定主体任意武断、判定主体由果溯因的prius(过去)的东西听起来总像是一种先验的教条。当唯心主义受到来自内部的严厉批评时，它巧妙地进行了辩护，因而被批评所认可。由于这种批评利用的是唯心主义的前提，所以唯心主义最终使这种批评限制在自身之中，相应地也就压倒了这种批评；相反，来自外部的异议则被唯心主义当作前辩证的、反思哲学的东西而打发掉了。但面对这种二者择一的状况，分析是不必退位的。内在性是这种同一性立场的总体性，而这种同一性立场的原则在内在的批判中破灭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唯心主义可以演奏“它自己的曲调”。按照同一性标准，那种从内部决定唯心主义的非同一性同时是唯心主义原则的对立面，即唯心主义徒劳地要求控制的东西。当然，完全没有外部的知识—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没有直接性的要素，没有从辩证结构的彼岸来看的主观思想的红利任何内在的批判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唯心主义不能唾弃这种自发性的要素，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任何唯心主义。自发性突破了那种其最内在的核心被叫作“自发性”的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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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处在一种符咒左右之下，只有主观性名称能把它从这种符咒下解放出来，犹如在威廉·豪夫的童话中，只有叫“Sneezejoy”的药草能解救被魔法迷惑的“侏儒鼻子”一样。这种药草对侏儒是一个秘密，结果他从未学会去做“馅饼Souzeraine(封建主)”这道具有没落君权名称的菜。不管怎样反省，他也发现不了支配着他的缺陷和他的劳动的规则。他需要一种外部的冲动，那只叫作“米密”的鹅的智慧。

对哲学来说，尤其对黑格尔的哲学来说，这种冲动是异端邪说。内在批判的局限性在于，内在联系的规律最终带有应被克服的幻觉。然而，这一时刻真正的第一次质的飞跃—只发生在内在辩证法的表现中，这种辩证法以一种根本不同于从柏拉图的辩证法走向“自在的”理念那样的方式来超越自身。如果辩证法成为完全封闭的，那么它就会是返回到同一性原则的总体性。这就是谢林-——反对黑格尔—所代表的利益，因而谢林在放弃一种逃向神秘主义的思想时遭到了嘲笑。谢林相信物质是某种像力量一样的东西，他的这种唯物主义要素可以有助于形成他的哲学的这一方面。但我们也不能像克尔凯郭尔那样使这种飞跃实在化，以免我们去亵渎理性。

我们的辩证法的意识使我们限制辩证法。然而，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哲学未能靠自身的运动、完全无飞跃地从自己的梦中觉醒它需要某种别的新的东西、它的魔法与之疏远的东西一这种失望不过是儿童的失望，仿佛儿童读了豪夫的童话后深感痛惜，因为侏儒尽管不再是畸形的，却没有机会为公爵提供他的馅饼Souzeraine(封建主)。

客体的优势

说到底，对同一性的批判是对客体的优势的探索。不管怎样否认，同一性思维都是主观主义的。对这种思维的修正一把同一性看作不真实的并没有使主体和客体达到一种平衡，也没有把功能概念提高为认识中的唯一统治角色：甚至在我们仅仅是限制主体时，我们也剥夺了主体的权力。主体自身的绝对性是一种尺度，根据这种尺度，非同一性的最微不足道的残余在主体看来也像是一种绝对的威胁。最低限度也会把主体全盘弄糟，因为主体自称是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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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性不能靠自身来演进的关联中，主观性改变了自己的性质。由于中介概念内在的这种不平等性，主体以完全不同于客体进入主体的方式进人了客体之中。客体虽然只能靠主体来思考，但仍总是某种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在天性上一开始也就是一种客体。即使作为一种观念，我们也不能想象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主体也是一种客体，这是主观性的一部分意义；但客体成为主体却不是客观性的一部分意义。

我是一个存在物，这甚至暗含在“我思考那种应能伴随我的一切概念的东西”的逻辑意思中，因为时间的次序是我的可能性的一个条件；而且，除非作为一种时间性，否则便不会有任何时间的次序。代名词“我的”意指着一种作为诸客体中的一个客体的主体，没有这个“我的”，便不会有任何“我思”。和主体同义，这种定在的表达暗示着这种事实陈述。我是一个主体，出自客观性，即给主体本身一点客观性。拉丁词subiectum(在下的)并非偶然地使我们想起了被哲学的技术语言叫作“客观的”那种东西。另外，在我们反思“客体”一词的规定性的可能性之前，它并不和主观性相关联。

这并不意味着客观性是某种直接的东西，我们可以忘记对素朴实在论的批判。承认客体的优势意味着同那些本身是被中介的东西划出进一步的质的区别，意味着辩证法中的一个要素没有超越辩证法，而是在辩证法中表达出来的。康德仍拒绝说出客观性的优势的要素。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运用一种客观的意图来指导对认识能力的主观分析，固执地维护先验的自在之物。对康德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自在的存在并没有同一个客体的概念直接相矛盾，客体概念的主观的中介与其说归于客体的理念，不如说归于主体的不充分性。对康德来说，客体也不能超越自身，但他并没有牺牲另一者的理念。没有另一者，认识就会退化成同义反复，被认识的东西就会是认识本身。对康德的沉思来说，这显然比自在之物的不适合性更令人讨厌—自在之物是现象的未知原因，即使在他的理性批判中因果性范畴在主体方面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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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主体性的建构是一种极其自相矛盾的和易误的努力，它力图在相反一极上来统治客体；但也正是在这方面，为实现那种肯定的、唯心的辩证法仅仅断言的东西而需要对这种建构进行批判。就本体论批判地剥夺主体简练的基础作用，同时又不用第二直接性中的客体来代替主体而言，是需要有一种本体论的因素。只是对主观的反思来说，对主体的反思来说，客体的优势才是可达到的。事实陈述很难和流行的逻辑规则相一致，而且在其抽象的表现上是荒谬的。只需考虑一下，一个人可以写一部主体的原始史正如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概括的——但不能写一部客体的原始史，这点便能理解了。任何这样的历史都要对付特定的客体。

意识的本体论的至上性也不是来自这样一个相反论点：没有认识的主体，就一点也不能认识客体。每一陈述的大意是：主体性的“是”无论如何都包含着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主体靠其绝对的存在而要求建立的。只是因为主体是被中介的，因为它不是为使客体合法化而应有的激进的另一者，它才能够把握客观性。主观的中介与其说是客观性的组成部分，不如说是客观性的一个障碍。因为它不能吸收存在物，而客观性本质上就是存在物。在发生学上，那种已达到了独立性的意识，即认识成就中的活动的缩影，已经从类本质的力比多能量中分岔出来，人性对此不是漠不关心的。人性肯定没有像胡塞尔认为的那样，规定一个“绝对起源的领域”。意识是活着的主体的一种功能，它的概念是按主体的形象塑造的。任何魔法都不能把主体从意识这一概念的意义中驱除出来。

有种异议认为，这样一来，主观性的经验的要素会和它的先验的或本质的要素混合起来。这种异议是软弱无力的。如不联系到一种经验的意识，不联系到活生生的我。便不会有任何先验的、纯粹精神的意识，有关主体的发生的类似的反思就会毫无意义。客体的中介意味着它不应被静态地、教条地实在化；相反，客体只有在和主观性纠缠在一起时才能被认识，主体的中介意味着没有客观性的要素主体便是十足的无。标志客体优势的是精神的软弱无力—不仅是在时至今日的现实性的组织中，而且也是在精神的所有判断中。精神不仅在同一化上失败了，而且在调和上也失败了，它的至上性已流产了。这一否定的事实成了使精神清醒起来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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