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

与这种意识形态相对立，仍然存在着对那种被神化为自在存在的政治的激烈批判，或对那种以其特殊性而膨胀起来的精神的激烈批判。然而，20世纪的事件所触及的是作为一种可估计到的经济必然性的历史总体性观念。只有当事物的发展可以有所不同时，只有当总体性被看作一种社会必需的外观、看作从个人身上挤压出来的普遍性的实在化时，只有当总体性的绝对性要求被破除时，批判的社会意识才可以自由地认为总有一天事情会是不同的。只有当理论认识到必然性是实现了的外观，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偶然性时，理论才能卸掉历史必然性的巨大包袱。这种认识受到了历史形而上学的阻挠。与即将逼近的灾难更相一致的是，人们已猜测到一种不合理的灾难刚开始。今天受挫的另一种可能性已经浓缩成无论如何也要防止灾难的可能性。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超现世性

然而，在黑格尔那里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历史客观性一度被夸大成超验性：“这种普遍的实质不是现世的；现世无力反抗它。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这实质；一个人可以有别于其他个人，但不能有别于这种民族精神。”⑦

因此，“现世”的对立面、特殊的存在物不同一地注定蒙受的同一性是超现世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也有一点真理性：只要人类被分裂成民族，那么，本民族精神的批评家也要受制于与他相称的东西。前不久，这方面最伟大的，也是在打扮上最遭人非议的模式是卡尔·克劳斯和维也纳之间的局面。但对黑格尔来说，当他碰到某种干扰时，事情就不是这么辩证了。他进而认为：一个人“可以比其他许多人更有才智，但他不能超越民族精神，有才智者仅仅是那些了解民族精神并知道如何据之行事的人”⑧。带着一种在使用“有才智”一词时不可能看不出的恶意，黑格尔以远远低于他的概念水平的方式描绘了这种关系。“据之行事”在字面上不过就是适应。像一个被强迫坦白的人一样，黑格尔把他先前宣扬的肯定的同一性译解为一种连续的破裂，并要求弱者服从强者。《历史哲学》中的那些浮夸的词句——例如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某些人曾受到伤害”⑨不情愿地接近不可调和性的意识，而且“义务是个人通向实质性自由的解放”之类的号召也已经同它在巴克纳的《沃伊齐克》的学者场景中的拙劣模仿者不再有什么区别。

第二章 世界精神与自然历史——有关黑格尔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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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向哲学提示说：“任何权力都超越不了善、上帝的权力，都阻止不了它的盛行。上帝被证明是对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再现了天意的计划。上帝支配着这个世界，他的统治的内容、他的计划的实施使是世界历史。理解这一计划的是世界历史的哲学，它的前提是理想得到实现。只有符合这种观念的东西才具有现实性。”当黑格尔仿佛为他的启发性说教加冕-用阿诺德·勋伯格的话说—而提前模仿海德格尔说“理性就是对神圣业绩的感知”时，世界精神似乎是巧妙狡猾地在起作用。权倾一时的思想不得不退位并顺从地充当耳目。

为了给实质的普遍性的他律镀金，黑格尔利用了希腊的个性经验这一方面的观念。在几段话里，他略过了全部历史的辩证法而毫不犹豫地断言：古代的道德形式，即那种起初是希腊官方哲学的，然后是德国高级文科中学的道德形式，是真实的道德形式，“因为国家的道德性不是一个人的信念起支配作用的道德家的、被反思的道德。它是对现代世界更可行的道德。而古代的真实道德在每一个人的履行义务中有其根源”。

客观的精神报复了黑格尔。作为斯巴达精神的纪念演说者，他以“履行义务”一词预言了100年后的真实性行话。他屈尊地为牺牲品提供的装饰性安慰并不触及造成这些牺牲品的状况的实质，在他高超的声明背后神出鬼没的东西是以前席勒的资产阶级钱柜里的小钱。在席勒的《大钟歌》中，家长烧掉了住宅，不仅出去流浪乞讨，而且还必须愉快地这样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否则便是无意义的—席勒规定它要高兴地把它的一切都压在它的荣誉上。心情愉快的恐怖使社会强制内在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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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夸大不是一种诗意的奢侈。唯心主义的社会教师必须做某种多余的事情，因为没有附加的和不合理的同一化的作用，普遍性就会太明目张胆地抢劫它许诺给特殊性的东西。黑格尔使普遍性的权力和美学形式的伟人概念联合起来了：“这些人是一个民族的伟人，他们按照普遍的精神来引导民族。对我们来说，个性消失了，只有作为实现民族精神的人才是值得注意的。”轻率地被判定的个性的消失—这是一种否定，而哲学自以为知道它是肯定的，但这种否定并没有发生任何现实的变化是连续的、破裂的等价物。世界精神的权力破坏了黑格尔在后面一段话称赞个人的东西：“他之所以与他的实质相一致，原因在于他自身。”

然而，这种搪塞的说法触及了最严肃的问题。世界精神被说成是“世界的精神，如同它在人类意识中阐明了自身一样；人们与它的关系就像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一样，整体是他们的实质。”这里，黑格尔是在责备资产阶级的个人观念，它的庸俗的唯名论。一个人严厉地固执已见就像墨守直接可靠的和实质的东西一样，使得他成了普遍性的代理人，使得个性成了一种靠不住的观念。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是和叔本华一致的。他高出叔本华的是这样一种见解：个别和一般的辩证法并没有随着对个性的抽象否定而完结，然而，尚存的异议不仅是反对叔本华，而且也是反对黑格尔自身—是，既然个人使客观趋势正视了它的外在性和易误性，那么个人这一本质即客观趋势的必然表现就正确地反对了这种客观趋势。这种见解蕴含在黑格尔关于个人的“靠他自己”的实质性的学说中。然而，黑格尔没有发展这种学说，而是坚持普遍和特殊的抽象对立，一种对他自己的方法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对立。

黑格尔支持普遍性

与实质性和个性的分离相反，同时也与狭隘的直接意识相反，黑格尔的逻辑洞察到了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有时给他的印象是同一性。“然而，特殊性作为普遍性是一种不经过过渡的自在和自为的关系。它是自在的总体性和简单的规定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则。除了被普遍所确定的因而来自普遍的规定性而外，它没有别的规定性。特殊是普遍本身，但它是普遍同别的事物的差别或联系，似乎是在别的东西之外的。但不存在特殊可以与其不同的别的东西，只有普遍本身。当普遍被确定时，它是特殊；确定性构成差别；普遍只是不同于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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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殊直接就是普遍，因为它只有靠普遍才能找到它的特殊性的规定性。黑格尔以总是重复的口气结论说：离开了普遍，特殊就不存在。人类精神的近代历史不单是近代历史—曾是一种辩护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动：不考虑普遍的否定方面。作为对必然性的反对，康德的精神仍然想到了这一方面；康德力图把必然性限于自然。黑格尔对必然性的批判变戏法式地被消除了。“精神的意识必须在世界中形成。这种实现的材料、它的土壤不过就是普遍的意识、一个民族的意识。这种意识包含并指导民族的所有目的和利益，构成了民族的权利、习惯和宗教。即使个人不了解它，即使它表现为一个被确定下来的前提，它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实质部分。它像是一种必然性。个人在这种气氛中培养起来，不知道别的什么东西。然而，这种意识不纯是教育和教育的结果；毋宁说，它是由个人自身发展起来的，不是教给个人的：个人存在于这种实质中。”9

黑格尔的“它像是一种必然性”这句话对普遍的优先地位来说是非常恰当的。“像”暗示了这种必然性的纯粹隐喻的特点，暂时地触及最现实的东西的表面特性。那种对于必然性是不是善的怀疑，因申明必然性无论如何是自由而土崩瓦解了。黑格尔告诉人们，个人“存在于这种实质中”，存在于对个人来说依然和民族精神相一致的普遍性中。但这种肯定性本身是否定的，而且它越是肯定的，它的意义就越是否定的；统一性越是彻底地抓住多样性，它就越糟糕。胜利者对统一性大加赞扬，甚至一个精神上的胜利者也不会没有庆功的夸耀，也不会不卖弄地自吹：不断地惩罚多样性是世界的意义。

“正是特殊在彼此争斗，直至筋疲力尽，其中一部分毁灭掉。但恰恰是从斗争中，从特殊的没落中产生了普遍。普遍并没有受到打扰。”0它至今仍未受到打扰。然而，在黑格尔看来，没有普遍规定的特殊，作为与自身相分离的事物也就不会有普遍。对黑格尔的逻辑来说，唯一的方式是简明地使普遍和未被规定的特殊同一起来，使认识两极的中介性相同起来。这对逻辑学来说黑格尔也把逻辑学视为关于普遍结构的先验学说并不是把特殊完全当作特殊来对待。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由此而确立的普遍的逻辑首要性为黑格尔所支持的社会和政治首要性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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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应该退一步承认：不仅特殊性，而且特殊本身离开了普遍的要素都会是不可思议的，普遍的要素区别于特殊，给特殊打上印记并在某种意义上使特殊成其为特殊。但辩证地看，一种要素需要有另一种与它矛盾对立的要素——这一事实正如黑格尔完全清楚，但偶尔又会忘记的那样，并没有把这两种要素中的任何一种还原成μηöu(不真)。否则，纯粹无矛盾性逻辑绝对的、本体论的有效性就是约定的(对“要素”的辩证证明已经破除了纯粹无矛盾性)；最终，一种绝对的第一性—概念的立场、连同所谓第二性的事实都是约定的。因为按照唯心主义的传统，事实“来自”概念。离开了规定性，离开了普遍性，我们就论断不出特殊是什么。当然，这并没有吞没论断所涉及并依据的某种特殊、某种不透明的东西。论断在星丛中保持着。否则，辩证法就会导致中介的实在化，同时又不保留直接性的要素，如同黑格尔在别的地方谨慎打算做的那样。

向柏拉图主义的复归

辩证法的内在批判炸毁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识面向的是特殊而不是普遍。它到尽可能确定的这种特殊的差别中甚至从它当作不可变动的东西来批判的普遍中寻求它的真正对象。但如果特殊对普遍的中介和普遍对特殊的中介被还原为这种中介的抽象的规范形式，那么特殊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直到被黑格尔独裁地打发到他的体系的物质部分。“一个人为了成为善良的而必须做的事情、他必须履行的义务，很容易在一个道德的共同体中表达出来——他只应做在他的环境中对他来说是规定了的、表达出来的并且已知的事情。正直是普遍，是既能在法律上又能在道德上向他要求的事情。然而从道德的立场上看，正直像是某种次要的东西，除此之外人们还应该向自己和别人有所要求。因为想成为某种特殊的东西的渴望不会被那种自在和自为的而且普遍的东西所满足，只是在例外情况下这种渴望才会找到固有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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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黑格尔把普遍和特殊的同一性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特殊本身的辩证法，那么特殊在他看来不过是被中介的普遍—就会被赋予和普遍一样的权利。他把这种权利贬低为一种纯粹的渴望，并像心理学家那样把人的权利诽谤成自恋——像一位父亲责备儿子说：“也许你认为你是特殊的东西。”这并不是这位哲学家个人的小错。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是无法贯彻他想象的特殊的辩证法的。与康德的和谐相反，哲学作为一种形式学说不可能在普遍中感到自由自在，它应该渗透到内容本身。这就是现实性之所以以一种出色的、命定的、窃取论点的做法听任哲学所安排，以致产生与哲学压抑地相同一的原因。

黑格尔的思维中最真实的东西，即特殊的意识(没有这种意识的砝码，现实性的概念便衰败成一种笑剧)，成了最虚假的东西。它消除了黑格尔哲学所探索的特殊。他的概念越是坚持不懈地追求现实性，他就越是用所研究的概念玷污了现实性现实性像被孩子们在节日砸开的金色的坚果一样，一下子就裂开了。“正是这种对现实性的哲学态度遭到了误解，所以我返回到我以前说的话：这种哲学，由于它打算探测合理的东西，所以恰恰是想把握目前的和现实的东西，而不是设立一个据说上帝知道在何方的彼岸—或者说人们实际上也能说出它的地方，即在空洞的、片面的合理化的错误中当反思、感觉或主观意识的任何形式把目前视为无用的之时，当它超越目前并知道得更清楚之时，它自身同样是无用的。因为只有在目前之中才是现实的，所以它只能是无用的。相反，如果观念被认为不过是一种观念，而一种观念又不过是一种意见，那么哲学就能深刻认识到只有观念是现实的。因此，重要的是在时间的和暂时的外表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那种内在的实质和那种作为目前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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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位辩证法家必然说出了柏拉图的语言。他不愿承认，从逻辑学和历史哲学的观念来看，普遍收缩成了特殊，甚至特殊摆脱了那种对它来说已成了外在的抽象普遍性而他维护的那种普遍却作为一种更高的客观性相应地衰败成一种坏的主观性，衰败成特殊性的平均值。他曾非难逻辑向时间的转变，现在却屈从于无时间的逻辑。

时间的非时间化

暂时性和永恒性的简单二分法，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中并不顾辩证法概念而与《历史哲学》中的普遍之首要性相一致。正如普遍概念这一抽象的成果被认为高于时间一样，正如抽象过程使被归类者遭受的损失作为永恒的汇票而列入收益栏一样，历史的所谓的超时间的要素也变成了肯定的。然而，隐藏在这些要素背后的是古老的邪恶。与现状的永久化相一致，就要怀疑反叛的思想是短命的。这种向无时间性的突变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来说不是外在的。由于他的辩证法观扩展到时间本身，时间便被本体论化了，从一种主观的形式变成了绝对的、本身永恒存在的结构。

黑格尔的思辨以此为依据，把绝对的总体性观念和一切有限事物的消失等同起来。他企图推演出时间并把它内在化为不容忍它之外的任何东西。这种企图就像符合绝对唯心主义一样也符合这样一种观念，即绝对唯心主义不能听任时间和逻辑的分离，就像康德不能听任直观形象和知性的分离一样。不妨说，黑格尔这位康德的批评家正是康德遗嘱的执行人。当康德把时间当作每一暂时事物的纯直观形式和条件而先验化时，时间也就消除了时间。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为二者的基础是作为概念的主体，缺乏主体的时间内容。再一次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纯粹的行动成了不运动的。唯心主义者的社会偏见竭尽全力下到他们体系的基本组成因素上。他们之所以炫耀时间是非时间的，历史是永恒的，都是因为害怕历史会有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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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来说，时间和暂时性的辩证法合乎逻辑地变成了自在时间的辩证法。它为实证主义者提供了个有利的攻击点。事实上，假如辩证法归因于形式的时间概念，删除了每一暂时的内容，它也就成了可恶的经院主义。而在批判的反思中，时间被辩证化为形式和内容的内在中介了的统一。康德的先验美学没有回答这样一种异议时间作为一种“直观形式”的纯形式特点，它的“空洞性”本身并不符合任何直观形式。康德的时间公然蔑视每一可能的观念和想象：为了设想时间，我们总得设想某种和它相随的暂时的东西、某种把它表现出来的东西、某种使它的过程或它所谓的流动可被经验到的东西。事实上，纯时间的概念需要概念的中介——对一切可以实行的时间观念的抽象。而康德则为了体系的缘故、为了感性和知性分离的缘故，而打算且必须使直观性形式摆脱这种概念的中介。

这种绝对的时间丧失了在它之中存在并流逝的最后的事实基础，将不再是康德认为必须是可变更的那种时间：它不再是动态的。任何动态都离不开它在其中发生的东西。但反过来说，事实性丧失了它在时间连续体中的地位也是不可思议的。辩证法把这种相关性贯彻到最形式的领域：任何对这一领域来说是根本的且互相对立的要素都不能没有另一者。然而，这种相关性不是被那种旨在显示它的自在纯形式所激发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联系已成了形式本身。它始终是内容的形式——在被分离的和绝对化的主观性中形式和内容二元论的极端升华。

假如人们不愿像黑格尔那样让逻辑自身产生出时间，而是想在逻辑中感知凝结起来的时间关系，如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先验图式论的章节中从各方面隐秘暗示的那样，那么，倒是可以从黑格尔的时间理论中挤出一种真理的要素。同样，在推理的《逻辑学》中显而易见在它的结尾中被保留下来的是时间要素，这些时间要素被非时间化了，如同主观的思维把它们客观化为纯粹的合规律性一样。但是，没有这种非时间化，时间就根本不会被客观化。作为对一种要素的认识，通过退回到在流行的实证主义科学看来是逻辑中的前逻辑的东西来解释逻辑和时间之间的联系，是能和黑格尔协调一致的。因为黑格尔叫作综合的东西不单是从确定的否定中跳出来的全新的质，而是被否定的东西的归来。辩证的进步也总是有所保留，保留那种对进步的概念来说成为牺牲品的东西。概念进一步的具体是它自身的修正。只要意识有能力，逻辑向时间的转移就喜欢纠正逻辑给时间造成的错误然而，没有逻辑，时间也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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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柏格森的时间概念的复制品有一点不自觉的辩证法。柏格森以 temps durée(期间的时间)、生命的延续的概念力图从理论上重构生活的时间经验及其实质因素，这种实质因素曾因哲学和因果一机械的自然科学的抽象而被牺牲掉。即使这样，柏格森也没有比科学多向辩证概念走出一步。比起他在论战中所了解的，他更是实证主义地出于厌恶盛行的意识的物化而把这一动态的因素绝对化了，他使它成了一种意识的形式、成了一种特殊的和有特权的认识方式，也可以说，他把它物化成了一种专业。孤立地看，主观经验的时间连同其内容开始成了偶然的，而且像它的主体一样被中介了，因而与测时学的时间相比较，它总是“虚假的”。足以阐明这一点的是一种烦琐小事，这就是用钟表时间来衡量，主观的时间经验暴露出的是幻觉。然而，离开了钟表时间使之对象化的主观时间经验，就不会有钟表时间。

柏格森两种时间的粗糙二分法的确记录了生活经验和对象化的重复劳动过程之间的历史二分法，他的脆弱的时间学说是时间意识上的社会客观危机的早期沉淀物。temps durée(期间的时间）和 tempsespace(空间的时间)的不可调和性是分裂的意识的创伤，这种意识只有通过分裂才能统一。对空间的时间的自然主义解释不能制服这种情况，期间的时间的实在化同样也不能。在期间的时间的实在化中，在物化面前退缩回来的主体徒劳地希望仅仅靠生存来保存自己。事实上，笑声在柏格森看来，生活应该通过反对它的习俗的加强而得以恢复早就成了习俗反对未被把握的生活、反对某种未被完全驯化的自然物的痕迹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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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割断了辩证法

黑格尔把特殊变换成特殊性沿循了这样一个社会的实践：这个社会只宽容作为一种范畴、作为普遍至上性的一种形式的特殊。马克思以黑格尔预料不到的方式指明了这种事态：“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变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概念的这种否定的优越性说明了为什么黑格尔(为它辩护者)和马克思(对它批评者)会一致认为，被黑格尔叫作世界精神的东西具有一种自在存在的优势它并不(对黑格尔来说是唯一合适的)只是在个人中有其客观的实质：“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理想的和谐迫使黑格尔违背自己意志而修改他关于观念的现实性的命题。理论并不承认这一点，但在《法哲学》中显而易见有这方面的话：“对国家的观念，人们不应该理解为特殊的国家或特殊的制度。毋宁说，这种观念、这个现实的上帝必须按它自身来看待。每一个国家，尽管人们可以根据自己主张的原则把它叫作坏的，尽管人们可以在它之中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总是包含着它的存在的本质要素，特别是当它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发达国家之时。但由于找出过失比把握肯定的东西更容易，所以人们很容易陷入错误之中，因个别方面而忘记了国家本身的内在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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