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

有关绝对第一的、与其中介相比较是完全直接的自然的问题，同样是虚幻的。这一问题探求的东西表现在分析判断的等级形式中。分析判断的前提支配着一切继后的东西，因此，这一问题重复着它想逃避的幻想。一度确定的0éσεt(存在)和φúσε(非存在)的差别，可以靠反思来冲淡，而不能靠反思来避免。当然，不加反思的话，这种二分法就会使本质的历史过程变成一种纯粹无害的附属品，进一步促使把不变推崇为本质；相反，思想就会把一切自然、任何这样确立下来的东西都视为历史，并把一切历史视为自然—“以其最外在的历史规定性、在其为最历史的地方把历史的存在当作一种自然的存在来把握，或者在其表面上最深刻地保持为自然的地方把自然当作历史的存在来把握。”61

自然和历史成为可互相通约的东西之时，也正是消失之时。这是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的核心认识。我们从该书了解到，巴洛克的诗人想象自然是“永恒的消失，只有这一代的农神的眼睛能从中看出历史”。不单是这一代的眼睛能看出来，自然历史依然是历史哲学家解释的教规：“当历史以悲剧登上舞台时，它的确像是在书写。自然的脸上刻着消失的象形文字历史’。被悲剧带上舞台的自然一历史的比喻性外貌实际上呈现为一片废墟。”

这就是形而上学向历史的演变。它以非常世俗的范畴、非常衰败的范畴把形而上学世俗化了。哲学解释了这种微观世界中的象形文字、常新的不祥之兆哀败形成的碎片、具有客观意义的碎片。除非通过毁灭的方式，否则任何先验的回忆都不再是可能的。永恒不是这样，它是由最易逝的东西所折射的。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美化绝对、把绝对等同于一切有限物全部消失时，这种形而上学的眼光同时也略微超出了它把握并强化的神秘魔法。

第二章 世界精神与自然历史有关黑格尔的题外话

311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119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9—650页。

③同上书，第649页。

④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28页以下。

⑤本雅明：《著作集》第1卷，法兰克福1955年版，第494页。

⑥想象的社会契约之所以受到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此的欢迎，乃是因为它从根本上确定资产阶级合理性的商品交换关系是符合法律条文的先验性；同时，它又是想象的，如同资产阶级理性本身就处在不透明的现实社会中一样。

⑦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汉堡1955年版，第60页。

⑧同上。

⑨同上书，第48页。

⑩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230页。

①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汉堡1955年版，第77页。

同上书，第78页。

同上书，第115页。

④同上书，第60页。

⑤同上书，第95页。

⑥同上书，第60页。

在实证主义者中间，埃米尔·涂尔干的集体精神学说坚持了黑格尔对普遍性的选择，如果可能的话，并把它推到了顶点。在涂尔于的图示中甚至没有抽象地为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留下更多的地盘。在关于原始宗教的社会学上，涂尔于从实质上认识到，特殊性感到得意扬扬的那些品质曾是普遍性强加于它的。他既认为普遍性是作为一种纯粹模仿的特殊性的幻想，又认为普遍性是一开始就使特殊性成其为特殊的那种权力：“丧事(它表达了某种仪式的过程)并不是一种个人感情的自然冲动，并不触及一种惨重的损失；它是集团强加的一种责任。进行哀悼不仅仅是因为悲伤，而且也因为有哀悼的义务。这种礼仪态度是由于尊重习惯而采取的义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个人的实际状况的。此外，这种义务在社会的神话中通过刑罚而得到认同。”(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制度》，巴黎1912年《社会学年鉴》，第568页)

①黑格尔：《全集》第5卷，第43—44页。

否定的辩证法

⑩9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汉堡1955年版，第59—60页。

312

②同上书，第105页。

②①参见本书第二章“存在与实存”。

②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231页。

③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32—34页。“不过是一种观念”这种陈词滥调已经受到了康德的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一种自以为惊人的想象的完美状态的例子已经成了格言式的，它只能存在于一个无聊的思想家的头脑里——然而，人们最好进一步探究这一思想，而且(在这位卓越人物未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的地方)通过新的努力来阐明它，而不是以很可悲的和有害的借口说它是不可行的，把它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全集》第3卷，第247页)

④“时间并没有消失，而是可改变的事物的存在消失在它之中。既然时间本身是不变的和持续的，那么，任何在现象上与它相符合的东西，在存在即实质上都是不变的，只有借此我们才能确定时间现象的次序和时间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全集》第3卷，第137页)

“所以，现实的我本身更密切地属于它与之相符合的时间—如果我们从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具体内容中进行抽象的话一因为只有这种空洞的运动把我设定为某种别的东西而且保留这种变化，即保存我自身、我和这种唯一的我。我在时间之中，时间是主体的存在。”(黑格尔：《全集》第14卷，第15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03页。

同上书，第105页。

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336页。

29同上书，第268—269页。

③0同上书，第235页。

①同上书，第329页。

③同上。

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第5版，汉堡1955年版，第111页。

奥斯卡·奈格特：《孔德的社会和黑格尔的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法兰克福社会学论文集》第14卷，法兰克福1964年版，第49页。

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第5版，汉堡1955年版，第75页。

③同上书，第67页。

同上。

同上。

③同上书，第95页。

④同上书，第73页。

④①同上书，第95页。

本雅明：《著作集》第2卷，法兰克福1955年版，第197页。

③黑格尔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同一性理论(参见本书本章“自然历史”一节)在黑格尔的构造之外具有它的真理内容。在自由方面，必然性即使是被自主的主体预先规定的，也是他律的。康德的经验世界据说是被主观的因果性范畴支配的，但正因为如此，它便摆脱了主观的自主性：对个体主体来说，在因果上被决定的东西同时是绝对偶然的，人们的命运沿着它在必然性王国中的路程对人们来说是盲目的，是“在他们头上的”，是偶然的。社会经济运动的严格决定论的特点恰恰把社会成员判定为偶然性，假如他们的自我决定真正受到批判的话。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和无政府状态是一回事。因此，偶然性不仅仅是被因果性丑化的非同一性的形式，它本身也和同一性原则相符合。而且，同一性原则作为纯粹假定的、被强加于经验的，而不是来自经验中的非同一物的反过来在其最深核心中带有偶然性。

第二章 世界精神与自然历史有关黑格尔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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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234—235页。

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第5版，汉堡1955年版，第115页。

④阿多诺：《试论瓦格纳》，柏林和法兰克福1952年版，第195页。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3版，巴黎1956年版，第100页。另见阿多诺：《关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笔记》，载于《科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7卷，1965年第3期，第416页以下诸页。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3版，巴黎1956年版，第104页。

④赫伯特·马尔库塞：《对享乐主义的批判》，见《社会研究杂志》1938年第7卷，巴黎1939年版，第55—56页。

⑤0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第5版，汉堡1955年版，第92—93页。

⑤阿多诺：《对黑格尔的第三种研究》，法兰克福1963年版，第15415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12页。

③参见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15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

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375页。

7同上书，第434页。

同上，第50页。

参见卢卡奇：《小说理论》，柏林1920年版，第54页以下诸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注2。

⑥阿多诺：《自然历史的观念》，《康德学会法兰克福分会报告集》1932年7月。

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法兰克福1963年版。

6同上书，第197页。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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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一、\*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

我们再也不能说，真实是不变的，外表是运动的、暂时的。暂时性和永恒观念相互的漠不关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即使用黑格尔的大胆的解释—暂时的实存因其概念中内在固有的破坏而服务于在破坏的永恒性中所表现的永恒—也不行。在辩证法中，被世俗化的一种神秘的冲动是这样一种学说：认为尘世的、历史的东西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当作先验性来突出的东西相关联的，或以不怎么神秘的直觉的和彻底的方式说，它至少是与人类意识对哲学教规指派给形而上学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相关联的。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我们的感情反对任何关于实存具有空谈、虐待牺牲品的肯定性的说法，我们的感情反对从牺牲品的命运中榨出任何一种完全被耗尽的意义。在这些事件判定关于内在性意义(由肯定的确定的先验性所散发的意义)的构想是一种嘲弄之后，我们的感情的确具有它的客观因素。

这种构想证实了绝对的否定性而且有助于它的意识形态的生存一实际上，在现存社会的原则中这种否定性一直生存着，直到这社会自我毁灭。里斯本的大地震足以使伏尔泰摆脱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可见到的第一自然的灾难同第二自然即社会自然的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第二自然蔑视人的想象力，因为这想象力从人类邪恶中引出了现实的地狱。我们的形而上学的能力瘫痪了，因为实际的事件破坏了思辨的形而上学思想与经验相协调的基础。从量到质的突变的辩证动机再一次获得了说不出的胜利。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在样式上并不可怕的事情。个人经验生命的死亡再也不可能像是与生命过程相符合的事情。留给个人的最后的、最可怜的财产也被剥夺了。在集中营中，死掉的不再是个人而是试验品这一事实肯定影响了那些躲避行政手段的人的死亡。

\*本章序码为英译本所加，中译本遵循此做法。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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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是绝对的整合。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奥斯威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贝克特的《决赛》透露了大量的资料：人们对那种首先在集中营里进行实验的实践的反应实际上并不感到太可怕，而且这种实践—一度是可尊敬的的概念中在意识形态上潜伏着对非同一性的破坏。绝对的否定性是司空见惯的，不再使人们感到惊奇。畏惧是依附于自我保护的个体化原则的，这一原则因其自身的一致性而废除了自身。集中营里的施虐狂们对他们的牺牲品预言：“明天你们将化为烟雾从这个烟囱里升上天空。”这种预言表明了历史所趋向的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个人即使在他的形式上的自由中也像在清算者的脚下一样，是可互换的和可替代的。

但由于在一个以普遍的个人利益为其法律的世界上，个人只具有这种已成为无关紧要的自我，那么，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趋势的作用同时也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趋势，就如同无法逃出集中营周围的电网一样。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他的继续存在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威辛集中营。这就是那种被赦免的人的莫大罪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不再生存了，在1944年就被送进毒气炉里了，他的整个存在是想象中的，是一个20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不正常愿望的散射物。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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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和艺术家时常描述一种不是身临其境、不是在表演的感觉，仿佛他们根本不是他们自身而是一类旁观者。其他人发现这是令人讨厌的：克尔凯郭尔据此向他所谓的美学领域发起论战。然而，对哲学人格主义的批判表明，这种对直接性的态度、这种对每一存在姿态的否认，有着超出自我保护动机的现象之外的客观真理要素。“这实际上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喜欢把这句话和资产阶级的冷漠联系起来。但正是这句话很可能使个人毫无畏惧地意识到他的存在的无意义。存在的不人道的一面，即那种使人保持一种旁观者的距离并超然于事物的能力，归根到底是人道的方面，是被它的思想家所抵制的方面。

有如此表现的东西是不朽的，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肖伯纳在他走向剧院的路上向一个乞丐出示他的证件并匆忙说：“报社的。”这个场面隐藏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意思，它有助于解释一个令叔本华吃惊的事实：在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死亡面前，情感经常是很虚弱的。当然，人们毫无例外地都要受魔法左右，没有人能去爱，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极少被爱的原因。但是，旁观者的姿态同时也表现出对事情是否全都如此的怀疑，尽管主体在自己的严重的幻觉中只具有可怜的和在情感上像动物一样的短命性。

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一—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但其中一个是为正当的超然和同情所要求的。那种应被谴责的自我保护的渴望一旦被克服，也许就恰恰被不断出现的威胁所证实。自我保护的唯一麻烦是，人们禁不住怀疑它强加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变成了某种使人们发抖的东西，变成了鬼怪，变成了幽灵世界的一部分，而这幽灵世界又是人们觉醒的意识觉得不存在的。这种生活作为纯粹的事实将扼杀其他生活。在统计学看来，这种生活的罪责以极少数人的获救来弥补绝大多数人的被谋杀，仿佛这是由或然性理论所预言的这种罪责是和生存不相调和的。这种罪责并没有停止再生自身，因为目前它还不能一下子被充分意识到。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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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迫使我们从哲学上来思考的东西。在哲学上，我们体验到了冲击：哲学的刺透越是深刻、越是有力，人们就越是怀疑哲学从人们身上清理掉了实际的事物对本质的揭露也许能使最肤浅的、平庸的观点压倒那些针对着本质的观点。这便把一束耀眼光线打在了真理本身上。在思辨中，人们感到有义务承认一种对思辨的对立面常识来说是可纠正的立场。生活哺育了一种预感的恐怖：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也许这种预感甚至将在平淡的领域之外得到证实，尽管思想的幸福、它的真理性的前提唯一存在于崇高之中。

如果平淡者有定论的话，如果定论是真理的话，那么真理就被贬值了。平凡的意识正如它在实证主义和非反思的唯名论中从理论上所表达的那样，它也许比崇高的意识更接近使事物与思索相符合；它对真理的嘲笑般的拙劣模仿也许比优越的意识更真实，除非不是符合的形态而是别的真理概念的形态将取得成功。形而上学只能靠废弃自己来取得胜利，这种刺激也适用于别的真理，它同样也是通向唯物主义的动机之一。从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到本雅明的拯救归纳中我们可以追溯出这种倾向。卡夫卡的著作也许是这种倾向的顶点。如果否定的辩证法要求思维进行自我反思，那么这明显意味着，如果思维想成为真实的特别是在今天成为真实的，它就必须也是一种反对自身的思维。如果思想不是用那种躲避概念的极端性来衡量的，那么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音乐伴奏的性质，党卫队喜欢用这种音乐伴奏来压倒它的受害者的惨叫声。

二、形而上学与文化

希特勒把一个新的绝对命令强加给不自由的人类：着眼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不再重现、着眼于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来安排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种绝对命令像康德的既定的绝对命令一样不顺从它的根据。靠推论来对付它未免残暴，因为这种新的绝对命令使人们对道德的附加物有了切肤之感一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它现在是对不可忍受的肉体痛苦的实际厌恶，这种肉体痛苦使个人听任个性作为一种精神反思形式而消失。在坦率的唯物主义动机中幸存的只是道德。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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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迫使唯物主义走向形而上学，即它的传统上的直接对立面。精神一度自夸像它的同类物一样起定义或解释作用的东西，开始趋向于不像精神的东西，趋向于那种逃避精神的统治并表明这种统治是绝对邪恶的东西。生活的肉体的、无意义的层次是苦难的舞台，这种苦难在集中营里毫无安慰地烧掉了精神及其对象化文化的一切安抚作用。这种不可抵抗地迫使形而上学与它一度打算反对的东西相结合的过程，已达到了它的消失点。自青年黑格尔以来，哲学还未能制止住它严重陷入物质生存问题的状况，除非它为了被许可的思考而出卖自己。

儿童在对抢劫者地区、尸体、令人厌恶的甜腻的腐烂气味、该地区使用的脏话的入迷中，预感到了这一点。这一区域无意识的力量也许像幼儿期性的力量一样强大，二者混合为肛门固恋，但它们又很难是一回事。无意识的知识把被文明教育所压抑的东西私下传给儿童，耳语似的声音说：“就是这么回事。”悲惨的物质生活敲击出那种差不多同样受压抑的崇高情趣的火花，它引起了“这是什么？”和“趋向何处？”的问题。有人打算用“粪坑”和“猪圈”之类的话来使儿童记住使他震惊的事情，这种人也许比黑格尔更接近绝对知识，尽管黑格尔的著作向读者许诺，只有以优雅的姿态才能把握这种绝对知识。肉体的死亡向文化的整合，在理论上被废除了但不是为了取悦于本体论上纯粹的死亡本性.而是为了尸体的恶臭所表现的东西的缘故，我们因尸体被美化为“遗体”而受到了愚弄。

有个孩子喜欢一个名叫亚当的小旅馆老板，观看他用棍棒驱打从院子的洞中灌出来的老鼠。正是按这个人的形象，这个孩子形成了自己关于人类始祖亚当的形象。亚当已被忘却了，人们不再理解人一度在狩猎者的大车前感受的东西。这既是文化的胜利，也是它的失败。文化竭力仿效古老的亚当，不能容忍对这一地区的看法，恰恰正是这种看法和文化自身的概念不相调和。文化憎恶恶臭，因为它发出恶臭—正如布莱希特用华丽的词句所说的那样，因为它的大厦是用狗粪建造的。在写出这句话儿年后，奥斯威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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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哲学、艺术和启蒙科学的传统中间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不单单是说这些传统及其精神缺乏把握和改变人们的力量。在这些领域本身，在强调它们的自给自足的要求中存在着非真理性。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由于文化在它的乡村中不加抵抗发生的事情之后恢复了自身，文化已完全变成了它曾潜在的所是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曾是潜在的，乃因为它同物质存在相对立，自以为给物质存在带来了光明，而这种光明是精神同体力劳动的分离对它隐瞒的。任何为维持这种应彻底谴责的和破旧的文化而辩护的人都成了它的同犯，而那种否定文化的人则直接推进了人们的文化所表现出的那种野蛮状态。

甚至沉默不语也不能使我们走出这个怪圈。在沉默中，人们只是用客观真理的状态来使人们的主观无能合理化，再一次把真理贬低成谎言。当东方国家不管做怎样相反的胡扯而废除文化或把它变成像纯粹的统治手段那样的废物时，为其呻吟的文化正在获得它应得的东西，以及它以所有人平等的民主权利的名义热忱地趋向的东西。唯一的差别是，当高高在上的官员把他们的行政野蛮状态当作文化来喝彩并把其危害当作不可丢弃的遗产来维护时，他们证明了它的现实性，即基础像他们通过将其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而破除的上层建筑一样是野蛮的。至少在西方，人们可以这么说。

危机的神学记录了它抽象地因而无用地反对的一个事实：形而上学已经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化头上的光环、精神的绝对性是同样的原则，它不知疲倦地侵犯它声称要表现的东西。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很早以前尼采对观念作出的判断，被运用到牺牲品身上并重申了传统的语言的挑战和这样一种检验：上帝是否允许这一切而不用他的天罚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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