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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以值得钦佩的力量而在奥斯威辛和别的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会勃然大怒地反驳贝克特说:如果贝克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待过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写了,而且肯定会带有逃犯的战壕信念。与贝克特认为的不同,逃犯也是有理由的。贝克特和别的能自制的人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粉身碎骨,或许被迫承认逃犯用“力图给人们以勇气”之词来粉饰的战壕信念—仿佛这取决于任何一种精神的结构,仿佛那种求助于人们并适应于人们的意图并没有使他们丧失他们应得的东西,即使他们相信相反的东西。这就是随形而上学出现的东西。
三、今天的死亡
这使得那种想在形而上学中有一个新起点——或如通常所说,彻底质疑—的愿望有了启发性的力量:希望消除失败的文化想遮盖它的罪过和真理的幻想。但一旦这种假定的消除产生了对完好无损的基础层次的渴望,它也就和它自夸要铲除的文化结成了同谋。在法西斯主义者拼命反对毁灭性的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之时,海德格尔却使毁灭成了一种可尊敬的渗透存在的手段。文化批判和野蛮状态不是不可以一致的。这迅速得到了实践上的检验。那些企图摆脱其文化的、间接的要素的形而上学反思,否认了它们所谓的纯粹范畴与社会内容的联系。它们无视社会,但鼓励社会以现存形式继续存在,而这些现存形式反过来又阻碍真理的认识及其实现。纯粹的原始经验的偶像像文化上被预选过的东西一样是一种骗局,是作为θ€oe(存在)之物的过时的范畴原料。唯一可能的逃避路线是被其间接性从两方面所规定的;作为废物之门面的文化和作为可怜的文化愿望(即希望在一切变化中事物始终保持自身)之投射的自然即使它把自身视为存在之基石。甚至死亡的经验也不足以作为最终的和无可怀疑的东西,作为笛卡尔一度从无价值的“我思”中推演出的那样的形而上学。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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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形而上学的退化不管是退化成英雄般死亡的宣告,还是退化成纯粹重述“人必有一死”的显而易见事实的琐谈,它的意识形态的危害或许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的:直到今天的人类意识都是太虚弱的,以致承受不住死亡的经验,甚至不能自觉地接受这种经验。任何公正和自由对待客体的人生,都不足以完成每一个人的生命潜在地所包含的东西,生命和死亡彼此割裂开来。那些给死亡以意义的反思,像同义反复的反思一样是无济于事的。人们的意识越是摆脱动物性并使人们感觉到稳固的和在形式上是持久的,它就越固执地抵制任何使它怀疑自身永恒性的东西。
随着主体历史地被推崇为精神,便产生了那种关于它的不可让与性的幻想。早期的所有权形式是和打算消除死亡的神奇实践相一致的。由于一切人类关系开始更彻底地被所有权所决定,理性便像以前的仪式那样固执地去祓除死亡。在最终阶段,在绝望中,死亡本身成了所有权。它的形而上学的拔高使人们免除了对它的体验。我们目前的死亡形而上学不过是社会对下列事实的无力的安慰:社会的变化已使人们丧失了据说一度使得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可忍受的东西,丧失了死亡和丰富的生命史诗般统一的感受。
在这种感受中,死亡的统治也许只被老年人和厌世者的疲乏所美化。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去死,因为他们以前的艰难生活根本不是生活,因为生活留给他们的力量甚至还不足以抵抗死亡。然而,在社会化的社会中,在不可逃脱的密网中,人们感到死亡只是外在的和陌生的,不再幻想死亡可以与他们的生命相通约,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一定得死的事实。与此相关的是一种反常的、混乱的希望:死亡并不构成存在的整体—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这就是一个尚未衰弱的人之所以把死亡及其征兆精神的不安体验为异质的和异己的东西的原因。
人们可以巧妙地提出理由说,自我不过是与死亡相对立的自我保护的原则,因而死亡不能被作为自我的意识所同化。但人们意识的经验很少支持这种观点,面对着死亡,意识并不必然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采取蔑视的姿态。任何主体都很难认可黑格尔的这样一种学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将要灭亡的。甚至对那些感觉到自己衰弱迹象的上年纪人来说,人肯定会死的事实似乎更像是一种因他们的身体而造成的偶然事件,具有和今天典型的外部偶然事故同样的偶然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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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加强了一种与关于客体的优先地位的见解相对位的思辨:精神是否不具有一种独立的因素、一种未混合的因素,这种因素恰恰在精神未吞没一切和自身再生死亡的厄运时是自由的。对自我保护的兴趣不管多么靠不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的因素就几乎不可能解释永生不死观念的抵抗力量,像康德保护这种力量那样。当然,这种抵抗力量在类的历史中似乎是衰落了,正像它在衰老的个人中衰落了一样。在那些发誓要消除死亡的痛苦的客观宗教衰败(早已秘密地得到了认可)之后,死亡在今天已完全因社会决定的这种连续的经验的衰败而成了彻底异化的。
主体越是不生活,死亡就变得越险峻、越可怕。死亡确实使人们成了物,这一事实使得人们意识到物化、他们永恒的死亡和他们错误造成的关系形式。死亡在文明中的整合,一种缺乏战胜死亡和战胜面对死亡时可笑的装模作样的姿态的力量过程,塑造了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应以及商品交换社会笨拙的企图,即堵住商品世界打开的最后的洞。
死亡与历史,特别是与个别范畴的集体历史形成了一个星丛。个人,如哈姆雷特,曾一度从对死亡的不可改变性的初步意识中推断出了他的绝对的本质性。现在,个人的衰落使得资产阶级存在的整个结构随之一起衰落。被摧毁的是一种自在的甚至自为的非同一性。因而面对死亡出现了一种持久的恐慌,这种恐慌再也平息不下去,除非靠压抑死亡的思想。这种死亡,或者说作为一种首要的生物学现象的死亡是不能从历史的麻团中抽取出的。①因此,作为死亡经验之载体的人完完全全就是历史的范畴。那种认为死亡总是一样的说法,既是不真实的,也是抽象的。意识容忍死亡的方式随具体条件而不尽相同,尽管一个人的死亡归根到底是肉体上的死亡。
在集中营中,死亡有了一种新的恐怖感:自奥斯威辛集中营以来,怕死意味着怕是比死更糟的事情。死亡给社会处死的人带来的东西,对人们所爱的老人来说在生物学上是可以预知的;不仅他们的躯体,而且他们的自我、一切使他们确定为人的东西,都在没有疾病、没有外来暴力的情况下崩溃瓦解了。最后一点对他们的先验延续性的信心,还在他们弥留人世时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有什么不死亡呢?信仰的安慰一一即认为甚至在这种解体过程中或在精神错乱中,人的核心仍继续存在一一对这种经验漠不关心是愚蠢的和讽刺性的。它无限扩展成浮夸的市侩智慧的珍珠:“一个人永远是他现在的样子。”那种故意不理否定自己的形而上学需要的可能实现性的人,嘲笑的正是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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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也不能认为死亡就绝对是最后的事情。企图用语言来表达死亡归根到底在逻辑上是无用的,人们认为此时此地已经死亡的那个主体是谁呢?欲望—按尼采的明白易懂的话说,就是想永恒—不是唯一的抗拒消亡的东西。假如死亡是哲学肯定地、徒劳地极力召来的绝对,那么一切都是虚无,人们想到的一切也被认为是空的,任何带有真理性的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真理的一个特点是它将持续下去,连同它的时间核心一起。没有持续,就根本不会有真理,真理的最后痕迹就会被吞没在绝对的死亡中。
绝对死亡的观念像永生不死的观念一样是难以思议的。但死亡的这种不可思议性并没有使思想抗住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经验的不可靠性。人们陷入的假象之网扩及他们想象的撕破外罩的方式。康德认识论的问题“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产生了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形而上学的经验是否仍然可能?”如同形而上学一词的学院用法所提示的,这种经验根本没有超出时间性之外。人们注意到,神秘主义它的名称表达了一种希望,这就是制度化可以使形而上学经验的直接性不致一起丧失掉—建立了社会传统并且来自传统,突破了彼此视为异端邪说的宗教所划定的分界线。希伯来神秘哲学即犹太神秘主义主干的名称意味着传统。在其冒险前进到的最远的地方,形而上学的直接性并没有否认它完全是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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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形而上学的直接性引证传统,它也就必须承认它对历史的精神状态的依赖性。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观念被清除掉从材料到实现的经验的存在判断,他为形而上学观念指定的位置尽管是二律背反,却是和纯粹理性相一致的。今天,这些观念是如此地荒谬,就像那些认为它们是不存在的观念在审慎的维护性分类中被说成是荒谬的一样。如果我不想否认历史哲学已经推翻了形而上学观念,同时又不能容忍这种推翻(除非我也否认我自己的意识),那么,一种不单是语义学的混乱就直接把形而上学观念的命运抬高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命运。秘密的、不合逻辑的推论是世界的绝望,即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具有真理性的、既非美学的人世悲哀亦非错误且值得诅咒的意识的绝望,向人们保证那些无望丧失的东西还存在着,尽管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罪责关系网。
在所有这些因神学的基础而碰到的耻辱中,最坏的莫过于肯定的宗教为不信教者的绝望而欢呼嚎叫。这些宗教逐渐开始在上帝被否定的地方吟咏它们的感恩赞美诗,因为它们至少需要上帝的名字。如同在地球上所有居民所轻信的意识形态手段中篡夺了目的一样,在今天兴起的形而上学中也需要篡夺所缺乏的东西。匮乏的真理内容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人们肯定这种匮乏,因为它对人们是有好处的。形而上学的辩护者和他们所蔑视的实用主义联起手来,这种实用主义先验地溶解了形而上学。同样,绝望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和社会上都是被制约的,像那种一直侵蚀形而上学观念而且不能cuibono(为了什么目的?)而停止下来的认识过程一样。
四、幸福与徒劳的等待
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经验?如果我们不屑把它摆到所谓的原始宗教经验上来认识,我们就很可能像普鲁斯特那样在幸福中来想象它,而这种幸福是像水獭村、水村、后悔庄、月泉之类的村名所许诺的,人们认为到那里去就能如愿以偿,仿佛那里有这种东西。实际上到了那里这种许诺便像彩虹一样消失了。然而人们并不失望,而是感到更接近了它,并认为正因为如此才看不见它。风景和决定着儿童形象世界的地区之间的差别大概不是太大。普鲁斯特在伊利尔斯看到的东西,对同一社会阶层的许多孩子来说在别的地方也会发生。但形成这种普遍性、这种普鲁斯特的感觉的真正部分的东西,应是人们在一个地方所感到入迷的东西,人们用不着去窥视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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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在他喜爱的村庄里使他高兴的东西仅仅是在这里找到的,只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他是错误的,但他的错误创造了经验的模式。这是一种概念的模式,这种概念最终是事物自身的概念而不是对事物可怜的抽象。普鲁斯特的讲述者作为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德·盖尔曼特公爵夫人是在那场婚礼。也许,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也会有这种婚礼出现,对他后来的生活也有同样的影响。只有在面对绝对的、不可溶解的个别时,人们才能希望恰恰是这个个别曾存在过并继续存在。只有实现这种希望,才会实现概念的概念。但是概念倾向于所许诺的幸福,而那个否定人们幸福的世界则是统治性的、普遍性的世界,这世界固执地同普鲁斯特重构的经验相对立。
幸福,这一对形而上学的经验唯一更重要的渴望,使人们看出客体的内部是某种从客体中清除出去的东西。然而,朴素地具有这种经验的人仿佛把他的手放到了这种经验所提示的东西上并屈服于经验世界的条件他想超越这些条件,而且只有这些条件才给了他超越的机会。形而上学经验的概念是二律背反的,不仅像康德的先验辩证法所宣扬的那样,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如此。自主的主体在拒绝把它不能理解的东西强加于自身之前,它所断言的形而上学如不求助于主体的经验、如果没有主体的直接呈现就是无用的。然而,任何对主体来说是直接显而易见的东西都免不了易误性和相对性。
由未被破坏的主观直接性的理想所激发的物化范畴不应再占有关键的地位,因为这种地位是由一种愉快地同化唯物主义思想的辩护性思想过于热忱地给予它的。这种看法违背了任何列在形而上学经验概念之下的东西。从青年黑格尔开始,哲学家们一直攻击客观的神学范畴是物化,但这些范畴决不是辩证法要清除的残余,它们弥补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弱点,即那种对存在于思想之外的东西加以论断的同一性思想的弱点—尽管还不可能确定这种同思想相比较而作为它的纯粹他者的东西。沉积于形而上学范畴的客观性中的,并不像存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凝结的社会。而且,这种客观性也是作为辩证法要素的客体优先性的沉积物。把一切物的东西一点不留地全部稀释掉,是向纯粹行动的主观主义倒退,从而把间接的东西实在化为直接性。纯粹的直接性和拜物教是同样不真实的。在我们坚持直接性反对物化时,我们是在(正如在黑格尔的制度化中所感知到的那样)放弃辩证法中的他者的因素像后期的黑格尔徒劳地把辩证法拘禁在它之外的某种稳固的东西之中的做法一样,是一种武断的步骤。然而,主观的形而上学经验不想说出的超出主体的余额和物性之中真理因素,在真理的观念中有其基础的两极。因为,没有一个从幻觉中解放出来的主体就不可能有真理;同样,没有那种不是主体但其中又有着真理的原型的东西也不可能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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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化的过程中,纯粹形而上学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变得更苍白和更无条理,它软化了古老经验的实质性。这种纯粹形而上学的经验是否定地以这样一种要求提出来的:“这就是一切吗?”这种要求很可能在徒劳的等待中被世俗化。艺术家记述了它。在《沃齐克》中,奥尔本·伯格给那些表达徒劳等待的节拍以最高的地位,仿佛只有音乐才能表达它似的;而且,他在关键的休止和段落的结束时运用了这些节拍的和声。然而,这些刺激、布洛赫所谓的这种“象征的意向性”,都不是反对掺杂纯生活的证据。徒劳的等待并不能保证人们期望的东西,而是反映了按它的否定所衡量的状况。存留的生活越少,人们的意识就越是受到诱惑,而想去把握呈现的绝对之生活的稀少且支离破碎的残余。
即使这样,如果不许诺某种超越生活的东西,任何东西也不能被体验为真正有生命的;任何概念的努力也不能超出此外。超越是既存在又不存在。人们对现实的东西绝望,这种绝望扩及用来禁止绝望的超验的观念上。无限的极度痛苦的有限世界可以被一种神圣的宇宙计划所包围,这肯定给任何不从事世界事务的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是一种同肯定的正常意识相处很好的精神错乱。神学的悖论概念,一个最后的受饿困的堡垒是无法挽救的—这个事实被世界过程所认可,在世界过程中引起克尔凯郭尔注意的丑闻变成了彻底的亵渎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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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虚无主义”
在庸俗的、渴望更高事物的冲动所说的生命意义的问题中,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生存着并世俗化了。这个词的世界观的光环谴责这个问题。它将不可避免地推导出这样的回答:生命的意义是提问者给它的意义。甚至一种被贬低成官方信条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想多说别的,后来的卢卡奇就是这样。但这种回答是错误的。意义的概念涉及一种超越一切“制造”之外的客观性:被“制造”出的意义已经是虚构的。“制造”复制了集体的主体并骗取了主体似乎认可的东西。形而上学对付的是一种客观性,它不可以没有主观的反思。主体嵌在自身中、嵌在自己的“构说”中:形而上学不得不沉思的东西可以远及主体在自身之外能看到的程度。
那些解除了我们这一任务的哲学道理,失去了作为一种忠告的资格。一个人与这一领域相联系的活动是在几十年前形成特点的:“他四处周游,为雇员讲授关于意义的报告。”当生活显示出像是生活时如卡尔·克劳斯所说,当维持生命不单单是为了生产和消费的缘故时那些宽慰地表示同意的人热切、直接地把这当作一种目前的超越标志。思辨唯心主义向意义问题的堕落,反过来谴责这种甚至在它的顶点也断言这种意义(尽管是用有点不同的词)的唯心主义—它断言精神是绝对,这种绝对不能消除它在不充分的主体中的起源并按它自己的模样来满足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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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始现象。这整个问题本身产生了一种魔法。尽管这种魔法在现实的逆境面前用了所有肯定的姿态,也开始失灵了。当一个想自杀的绝望者向一个力图打消他自杀念头的人询问生命的意义时,这个无用的劝说者茫然不知作何回答。一旦他试图回答,他的每一种说法都会被当作一般舆论的回音而受到驳斥,而这种舆论的核心就表现在“皇帝需要士兵”这一格言上。有意义的生命是无需探询的,它躲避这个问题。而对立面即抽象的虚无主义,会因一种反问“你为什么而生活?”而沉默。追求整体、计算生活的纯利润就是死亡,所谓的意义问题企图躲避死亡,即使除了热心于死亡的意义它没有别的出路。
也许不应该为存在于坦率而不是自我封闭之中意义的名称感到惭愧。作为一个肯定的陈述,那种认为生命是无意义的命题将是愚蠢的,如同与此相反的主张是错误的一样。这一命题仅仅作为对雄心勃勃的要求的打击才是真实的。叔本华倾向于认为,世界的本质、盲目的意志从人类观点来看是绝对的否定。但这种倾向也不再是合适的。这种总归类的要求非常类似于叔本华的可憎的同代人即唯心主义者的肯定的要求。这里重新忽隐忽现的是自然宗教,即对恶魔的畏惧。而伊壁鸠鲁的启蒙一度反对这种畏惧,把公平的神圣上帝的痛苦观念描绘成更好的东西。和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相比较,伊壁鸠鲁以启蒙精神而攻击的那种一神论也有其真理性。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倒退到了在喑哑的世界里天才尚未觉醒起来的阶段。他否认了自由的动机,即人们目前也许在完全不自由的阶段所记得的动机。叔本华对个体化的虚幻性穷根究底,但他在第四本书中开出的自由的处方否认生存意志,这也同样是虚幻的——仿佛短暂的个体化的东西只能对它的否定的绝对即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有最微不足道的权力;仿佛它能逃避意志的魔法,同时既不欺骗自己,又不允许整个意志的形而上学从这个裂口中逃出去。总的决定论像黑格尔的逻辑的总体性一样是神秘的。
叔本华是一个并非自愿的唯心主义者,是这种魔法的代言人。整体是图腾。如果人们的头脑不包含不同色彩的概念,如果这些色彩溃散的痕迹在否定的总体中并不缺少,那么,灰色并不能使我们感到绝望。这些痕迹总是来自过去,而且,人们的希望来自其对立面,来自过去或现在被判定的东西。这种解释也许很符合本雅明关于择亲和势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只是为了毫无希望的缘故,我们才有了希望。”然而,诱人的是,主要不是到生活中,而是到实现了的时刻中寻找意义到目前存在的时刻中,这些时刻弥补了它对它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不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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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而上学家普鲁斯特那里产生了无比的权力,因为他以独一无二的放纵的幸福渴望来屈从这种诱惑,并且不想保留他的自我。然而在他的小说的情节中,不易腐蚀的普鲁斯特证实,生命甚至不是这种丰富性,不是这种靠记忆而获救的时刻。所以,普鲁斯特接近柏格森的经验王国,柏格森把生活的有意义在于生活的具体化的思想上升为理论。同样,普鲁斯特又是法国的幻灭小说的后继者,因而是柏格森主义的批评者。关于生命的丰富性的谈论一一甚至在它闪闪发亮的地方也是一种不发光的光因其和死亡无法估量的差异而成了无聊的。既然死亡是不可改变的,那么,断言在支离破碎的(尽管也是真正的)经验之光中可以有一种意义,就是意识形态的断言。正是因为这一点,普鲁斯特发现他的著作的一个核心之处即伯高特的死亡,对于摸索着表达复活的希望是有帮助的反对所有生命哲学,但又不想用肯定的宗教来掩饰。
生命的丰富性的观念,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向人们预告的那种观念,因此不是人们错误看待的乌托邦主义。它之所以不是,乃因为丰富性不能脱离渴望,不能脱离青春艺术风格叫作“尽情享受”的东西,不能脱离内在地具有暴力和征服的欲望。如果不抑制欲望就没有希望的话,那么,欲望就会被套进声名狼藉的、物以类聚的关联网中这恰恰是毫无希望的。没有柔韧的肌肉就没有丰满。由于非同一性的意识,神学否定地表现为反对现世生活的信仰者的权利。关于生活的空虚性的悲哀故事大多是真实的。但这种空虚不能通过使人们具有另一种意义而从内部治愈,它只能通过废除拒绝的原则来治愈。这样一来,丰富和占有的怪圈也就最终消失了-形而上学和生活的安排如此密切地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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