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

与“空洞”和“无意义”的口号联系的是“虚无主义”的口号。雅各比第一次在哲学上使用了这个术语，尼采大概是从报纸上关于俄国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报道中采纳了它。以我们的耳朵也许听不出来的冷嘲的口气，尼采用这个词痛斥在政治阴谋家的实践中这个词的意思的对立面：指责基督教是对生存意志的制度化的否定。

哲学家们不想放弃虚无主义这个词。同尼采相反，他们一致地使它重新运转起来，作为对被指责或自我指责为空虚的状况的概括。对于那些无论如何把虚无主义视为一种坏事的思想习惯来说，这种状况等待着被注人意义，不管对意义的批判(归因于对虚无主义的批判)是理由充足的还是没有理由的。尽管是不明朗的，这种关于虚无主义的谈论还是有助于蛊惑人心的宣传。但它击倒的却是它自己搭起来的稻草人。“一切皆空”这句话像“存在”一词一样空洞，黑格尔的概念运动使它与“存在”一词相等同一—不是为了坚持二者的同一性，而是为了继续在抽象的虚无性背后重新出现，用某种确定的东西来取代虚无与存在，这种确定的东西因其纯粹的规定性而不同于虚无。

正如尼采偶尔所指出的，人们想要的是虚无。这对每一个确定的个人意志来说都会是可笑的傲慢，即使有组织的社会打算使地球成为不可居住的或把它炸掉。我们用“相信虚无”所能意指的差不多就是虚无本身；因其自身的意义，我们用“相信”一词所意指的“某物”不管是否合法都不是虚无。对虚无的信仰就像对存在的信仰一样都是枯燥乏味的。它是一种自豪地打算看穿整个骗局的精神的辩解。今天重新表现出来的对虚无主义的愤慨很少是针对神秘主义的，神秘主义甚至在虚无、在虚无的否定(nihilprivativum)中也找到了某种被否定的东西，它进入了从虚无一词中分娩出来的辩证法。因此，最可能的要害只是从道德上诽谤——通过动用一个一般说来厌恶并且和普遍的快活不相容的词那种拒绝接受西方的肯定性遗产和不赞成现存事物的任何意义的人。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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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人空谈“价值虚无主义”，空谈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坚持，吵着要求那种在同样的特称语言领域起主管作用的“克制力”。他们阻碍了这样一种见解：人们不再有什么东西可坚持的状况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唯一状况，不是一种最终允许人类思想自主表现的状况，哲学一直是这样要求人类思想的，同时又防止人类思想这样表现。克制的行动，甚至虚无主义的行动一连同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它的意思是不同的，但都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口号总是比它们克制的东西更糟糕。在中世纪的虚无的否定性中，虚无的概念被当作对某物的否定而不是自主语义的否定。这种虚无的否定像涅槃的形象或作为某物的非存在的形象一样，比勤奋的“克制”更优越。

那些不把绝望当作结局的人也许会问：“根本没有”是否比“有一点”更好一些呢？甚至对这一问题也没有一般的答案。对于一个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来说，最好当初就不应诞生于世—如果一个当时幸免于难的人敢对此作出判断的话。然而，眼睛露出的喜悦的神情，甚至一条狗无力的摆尾(人们给它一份美食，它很快就忘记了)都使得虚无的理想烟消云散了。一个有思想的人对于他是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问题的真实回答，也许是“有一点”或许出于冷漠，因为不够同情受苦的事情。虚无是抽象的顶点，而抽象是可恶的事情。

贝克特对集中营的状况作出了唯一合适的反应一他从不直接称呼这种状况，仿佛对这种状况有一种想象的禁令。他说，现实的东西就像是一个集中营。有一次，他谈到了终生的死亡惩罚。唯一的希望的曙光是不再有虚无。他也反对这一点。从由此造成的不一致的裂隙中，虚无的形象世界产生出来并支配着他的诗歌。在其中行动的遗产中继续存在着一种似乎是禁欲主义的东西，但又充满着无声的呼唤：事物应是别的样子。这种虚无主义蕴含着与虚无的同一化的对立面。对贝克特来说，如同对诺斯替教派一样，这个被创造的世界是彻底邪恶的，对它的否定包含着另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的可能性。只要世界还是现在这种样子，一切和解、和平和宁静的画面都类似于死亡的画面。虚无和达到宁静之间的微不足道的差别将是希望的港口，是存在和虚无的界标之间的无主地。意识不是征服这一地带，而是从中把没有选择权力的东西解救出来。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是那些把虚无主义同他们越来越枯萎的肯定性相对立的人，是那些因此和现存的恶意、而且最终和破坏性原则本身共同密谋的人。思想维护被诅咒为虚无主义的东西，从而给它自身带来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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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康德的听天由命

康德体系的二律背反结构表达的不单是关于形而上学的对象的思辨所必然陷入的矛盾，它也表达了某种来自历史哲学的东西。《纯粹理性批判》的有力影响超出了它的认识论的内容之外，这应归功于信仰。这部著作以信仰来记录意识的经验的状态。哲学的历史编纂者主要是从有效的认识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简明区分中看出了这部著作的成就。实际上，这部著作首先表现为科学判断的理论而不是别的。认识论和广义的逻辑学都注意探索受规律支配的经验世界。然而，康德还有别的意图。通过认识论反思的中介，他以一种远非形而上学中立的方式回答了所谓的形而上学问题—他告诉人们，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不需要问的。在这种意义上，《纯粹理性批判》既预示着黑格尔的学说，即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是同一的，也预示着实证主义的学说，即运用废除问题的办法来回避一切事物所依赖的问题，通过间接的否定来决定这些问题。

德国唯心主义从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即成为整体的载体的要求中推断出它的形而上学。如果人们认为它能贯彻到底的话，这恰恰靠的是它对客观上有效的、绝对的知识的否认。理性批判却是以此作出了绝对的判断。这就是唯心主义强调的东西。同时，它的融贯一致性也使得这一主旨进入它的对立面，进入非真理中。被输入到康德客观上非常温和的科学理论学说中的命题是他有理由反对的命题，尽管这一命题具有不可避免性。康德通过他严格得出的结论而违背自身并扩张到科学理论之外。靠其融贯一致性，唯心主义侵犯了康德的形而上学的保留地。纯粹的融贯一致性的思想将不可抵抗地变成了一种自为的绝对。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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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承认理性不得不陷入他靠理性来解决的二律背反中。这种表白是反实证主义的。②然而，他并没有摒弃实证主义的安慰人们在理性能力批判留给理性的狭窄领域中可以得心应手，可以为自己脚下有了坚实的大地而心满意足。康德赞同资产阶级著名的对个人自身的限制的证实。根据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让理性来判断这种证实是否越出了可能的经验的界限和它是否自由地这样做，这便已经预定了在康德的地图上分离出的领域之外有一个职位，也就是说，有一个终审法庭。③康德的拓扑学的热情不加说明地作为一种决策的可能性，使知性领域同他禁止对其作出肯定判断的那种超验对立起来。

德国唯心主义开始把这种终审权力授予绝对的主体即“精神”，认为精神产生了主体-客体二分法，因而产生了有限认识的界限。然而，一旦这种形而上学的精神观失去了它的权势，界定的意图就只能限制认识的主体。批判的主体成了放弃的主体，它不再信任它的生气勃勃的本质的无限性，开始违背这种本质来加强它自身的有限性并把自身附加在有限性上。主体想不受干扰地进入形而上学的升华，绝对对它来说成了多余的担忧。这就是批判主义压抑的方面。唯心主义的后继者远远领先于他们的阶级，仿佛他们在反对它似的。

起初，在尼采当作知识的诚实来赞美的东西中潜藏着的是精神的自我仇恨和对理性妓女的内在的抗议怒火。被清除了想象力的合理性一对启蒙运动和圣西门来说其地位仍然很高，但自身却相应地干涸了沾染了非理性主义；在其批判的功能上也出现了一种变化：它重复了资产阶级从一个革命阶级向保守阶级的转变。这种哲学状况的回音就是目前世界范围的、充斥一切的、为自身的迟钝而自豪的常识的恶意。这种恶意恰恰相反地说明这种合理性不关心现在得到普遍赞同的文化领域的界限。它是一种“肯定的”恶意，其标志是常识在巴比特之中体现出来的归咎于思辨思想的那种主观活动的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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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关于真理国、大洋中的海岛的隐喻，客观上表明了鲁滨孙式的象牙塔特点：如同生产力的动力很快足以摧毁有理由怀疑这种动力的小资产阶级恋恋不舍的田园诗。康德学说的平淡性同他对有限物的激情发生了尖锐冲突。如果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而具有第一性的话，那么，本身也是一种行为方式的理论理性就不得不接近它的优越者的所谓能力，假如知性和理性的割裂不会取消理性的概念的话。然而，这恰恰就是康德被他的科学性观念所推向的方向。他不应该这么说，但他又禁不住要这么说。那种在思想史上很容易被当作古老的形而上学遗迹而记录下来的差异，也产生于这件事。康德自夸测量了认识之岛，但这个岛自身狭隘的伪善使这个岛成了不真实的领域，而康德却把不真实投射到对无限物的认识上，不可能给对有限物的认识赋予一种来自认识达不到的绝对—用康德的话说，来自理性—的真理。在任何时候，康德隐喻的海洋都构成了吞没这海岛的威胁。

七、拯救的热望和障碍

在历史上形而上学的哲学和伟大体系有本质的联系。这种哲学比起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体系来有更大的魅力。这一事实不像“概念的诗”之类的空洞辞藻使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只是美学的事情，它也不是心理学的愿望实现。如果一种思维的内在性质，它在其中表现出的力量、抵抗力、想象力亦即批判与其对立面的统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标志的话，那么它至少也是一种迹象；即使它不是事实，也不能真正说卡尔纳普和米塞斯比康德和黑格尔更真实。著有《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在观念学说中说，没有形而上学，理论便是不可能的。说理论是可能的，这就暗含着形而上学有了自己的证明，而这种证明恰恰是那个用自己的著作有效地压碎了形而上学的康德坚持的。

康德对智性领域的拯救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新教的辩护，而且也是在启蒙辩证法最终废除理性的地方企图对启蒙辩证法进行干预。康德拯救热望的基础要比一种虔诚的愿望深刻得多，那种愿望是想在唯名论中以反对唯名论来掌握某种传统的观念一把永生不死构造为实践理性的假定便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假定谴责现存事物的不宽容性，并确证它认识这种不宽容性的精神。世界上的任何改革都不足以公正地对待死亡，它们都不触及死亡的不公平一这就是使康德的理性希望反对理性的地方。他的哲学的秘密是绝望的不可思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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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思想都集中于某种绝对的东西，受此所迫，康德没有让这绝对的东西依照绝对之物和存在之物之间的绝对界限，但他同样被迫去划出这条界限。他坚持形而上学的观念，但也禁止从那种也许有一天会像永久的和平一样来实现的绝对的思想跳到认为因而存在着绝对的结论。他的哲学——顺便说，也许像别的任何哲学一样——在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上兜圈子。但以一种浮夸的模糊性，他自己的立场仍然是开放的。按照“一个永恒的天父必须生存”的动机，贝多芬为席勒的康德式的欢乐颂谱曲，用真正的康德精神强调“必须”这个词。在某些段落中，康德一接近叔本华，正如叔本华后来所断定的摒弃了形而上学的观念特别是永生不死的观念，认为它们被拘禁在人们的时空观中，因而本身是受限制的。他不屑于走向肯定。

甚至按照黑格尔的批判，所谓的“康德的障碍”即关于可能的肯定性知识的界限的理论也是来自形式一内容的二元论。人类学的论点认为，人类意识注定永远被囚禁在它一度获得的认识形式中。影响这些形式的东西据说缺乏任何规定性，需要靠意识形式来获得规定性。但形式不是康德描绘的最终的东西。形式凭借它们和它们现存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所发展变化，然而这并没有和不可摧毁的障碍的概念一致起来。既然形式是一种动态的因素如同真正和作为最初统觉的主体观点相符合一样一那么，它们的肯定形态像它们不能没有的并随之变化的内容一样，不能被一切未来的认识规定下来。只有当形式和内容的二分法是绝对的时候，康德才能说这种二分法禁止任何只是来自形式而不是来自材料的内容。如果材料的因素存在于形式本身中，那么障碍就表现为是由障碍约束的主体造成的；如果这界线划在主体的内部，划在它的先验逻辑的组织中，那么主体就既被拔高了又被贬低了。歌德也许倾向的那种朴素的意识即人们现在尚未认识、但也许有一天将最终揭示其秘密比康德的不可知论更接近形而上学的真理。康德反唯心主义的绝对障碍的学说和唯心主义的绝对知识的学说，比起这两种思想的信徒来是更少互相敌视的。根据黑格尔《现象学》的思路，这种唯心主义的学说也开始有了这样的纯结果：绝对知识不过是《现象学》本身的思路，因而是无法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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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禁止智性世界中放荡不羁的行为，他把牛顿科学的主观方面等同于认识，把它的客观方面等同于真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恰恰应该这样提出来：形而上学是否满足一种遵循数学和所谓的经典物理学的理想的认识之标准？康德思索他关于形而上学是一种自然倾向的假定，援引普遍有效且必然被假定的认识的“如何”来提出问题，但他意指的是这种认识的“什么”，即它的可能性本身。他按照科学理想的标准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科学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结果使康德消除了科学的进一步担忧，然而科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康德理性批判模式的严格的二元论基础结构复制了一种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商品从机器中产生出来就像康德的现象从认识机制中产生出来一样，材料及其自身的规定性相对于利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像现象对康德来说无关紧要一样。康德冲压了现象。具有交换价值的最终产品就像是康德的对象，这些对象是主观地造出来并被当作客观性接受下来的。永恒地把一切现象归于人的做法，都为内在和外在的统治准备着知识。这种做法的最高表现是统一性原则，这一原则来自已被肢解为局部动作的生产。

在康德的理性理论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它实际上只关心科学命题在其中居统治地位的领域。康德把他的问题限制在按自然科学方式组织起来的经验上，他用有效性来规定它的方向，他对认识进行主观主义的批判。所有这些都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以致任何一者都不能没有另一者。只要主观的探索被说成是对有效性的检验，那么，没有得到科学认可的知识一换言之，它们不是必然的，不是普遍的—就是二流的。这就是一切想把康德的认识论从自然科学领域中解放出来的企图都不得不失败的原因。在同一化的雏形中，人们不能补充并构造这一雏形在天性上所排除的东西，充其量能做的是改变这一雏形，因为人们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但这一雏形几乎不能公正对待作为认识的生活经验，这便表明这一雏形是虚假的，它没有能力做它开始做的事情，即为经验提供根据。因为那种严格的和不变的根据，抵触经验就其自身、就经验形式上不断发生的变化所告诉人们的东西。也就是说，经验越是开放就越现实化，不发生这种变化就不能把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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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德来说，人们不能附加任何不是由他提出来的知识定理，因为他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排斥这些定理，纯粹理性学说体系上的要求显而易见足以造成这种排斥性。康德的体系是一种下达立定命令的体系。这种有主观倾向的结构分析并没有改变对朴素的资产阶级意识来说是既定的世界，而是为这世界的“经验的现实主义”感到自豪。但它把自己要求的有效性的高度看作和抽象的水平是一回事。它着迷于它的综合判断的先验性，打算删除认识的任何不服从其规则的部分。社会的劳动分工连同200年来已经触目惊心的缺陷，被不假思索地受到了敬重：按照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科学盗取了对真理的非法垄断。用资产阶级和康德的话说，康德认识论的不合逻辑的推论是空头支票，它继续主张把科学发展成机械的活动。康德真理概念的权威性连同禁止思考绝对的禁令成了恐怖主义的，并不可抵抗地渐渐趋向于禁止一切思考。康德的障碍施加于真理的是理性的自残，理性作为一种接纳仪式而使自己的科学性残缺不全。因此，和唯心主义体系即使以错误的方式也想把握的生活经验相比，在康德那里作为认识而出现的东西是贫乏的。

康德很难否认，真理的观念嘲弄了科学主义的理想。但这种不协调决不只是在关于纯洁的智慧的观点中显示出来的，它表现在由摆脱了幼稚阶段的意识所完成的每一认识中。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障碍是一种假象，它亵渎了荷尔德林后来的赞美诗从哲学上超越哲学的那种精神。唯心主义者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对他们来说，公开的东西开始受到那种迫使康德去污染经验和科学的魔法所左右。尽管一些唯心主义的激动想公开化，但唯心主义者却靠扩展康德的原则来追求这种公开化，内容对他们来说甚至变得比对康德来说更不自由。这反过来又使康德的障碍带有了它的真理要素：它预防了概念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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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有很好的理由怀疑这种障碍。这种障碍是妨碍绝对的栏杆，它是和劳动的必要性相一致的，而劳动的必要性实际上使人类受制于那种被康德美化成哲学的魔法。康德诚实而又蛮横地指责精神被拘禁在内在性中，即被拘禁在自我保护中，正如这种拘禁是一种社会强加于人们的一样，这种社会也只保留那些不再必需的拒绝。一旦人们和甲虫共有的自然历史的担忧被破坏了，人类意识对真理的态度也就起了变化。它目前的态度是受那种使人们处在现存状况下的客观性所支配的。即使康德的障碍学说是社会假象的一部分，它的基础也仍然像社会假象对人们的现实统治一样稳固。感觉领域和知性领域的分离即支持这种障碍的论据的神经，也是社会的产物。通过和谐，感性被指定为知性的牺牲品，因为不管做出怎样相反的安排，世界的状况都不能满足感性。

也许有一天这种分离会随着感觉领域的社会限制条件而消失，但唯心主义者却因为要么炫耀实现了对未调和的东西的调和，要么把这种调和归因于未调和的总体性，从而使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家。唯心主义者努力把精神解释成它本身和它的非同一物相统一之物，但这种努力既是一贯的，也是无用的。这种自我反思甚至侵袭了实践理性的第一性命题。这一命题从康德开始，经过唯心主义者而直接通向马克思。实践的辩证法也要求废除实践，废除为生产而生产，废除错误实践的普遍表皮。这就是否定的辩证法具有反对官方唯物主义学说概念特性的唯物主义基础。精神中的独立性和不可还原性的因素完全可以和客体的优先地位相一致。一旦精神冲破了它的枷锁并用这枷锁来束缚别的东西时，精神此时此刻也就成了独立的，它开始去期望。它期望的是自由，不是纠缠不清的实践。唯心主义者把精神捧上了天，却想使有精神的人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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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纯洁的智慧

康德使障碍的构造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肯定的形而上学构造相对立。他绝没有对它的绝望的要素沉默不言：“即使自由的先验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而有助于引起世界的变化，这种能力至少也能在世界之外(尽管它总是保持着一种大胆的假定，即在一切可能的观点的范围之外，承认有一种对象不能获得任何可能的知觉)。”④

“大胆的假定”的插入语表明了康德多么怀疑他自己纯洁的智慧。这个出自第三个二律背反的反题脚注的概括开始接近无神论。后来强烈要求的东西在这里被叫作理论上的假定，于是便极力回避了康德的绝望的胆怯，即不敢想象这一假设是一种存在判断。根据这一段话，肯定至少能把那种同时被认为清除掉了一切直观形象的东西当作一种可能的直观形象的对象。理性不得不向这种矛盾投降，除非那种规定自身界限的傲慢首先非理性主义地缩小了理性的适用范围，同时在客观上又不使理性作为理性服从这些界限。但如果—如同在唯心主义者以及新康德主义者那里一样直观形象也被包括进无限的理性中，那么超验就最终被精神的内在性所废除。

康德以对自由的敬重所暗指的东西更是适合于上帝和不朽。因为这些词一点也不涉及行为的纯粹可能性。毋宁说，按这些词自身的概念，它们是对任何一种存在物的假设。这种存在物需要一种“物质”，并且在康德那里完全依赖于一种直观形象，而康德却从先验观念中排除了这种直观形象的可能性。康德智性的激情弥补了无论如何要辨别出这种智性的困难，而且只是在“智性”一词所指定的自给自足的思想的中介中。这个词不需要指称任何现实的东西。

但《实践理性批判》的运动开始走向按康德的意图不能被正视的纯洁智慧的肯定性。应该的事物特别是同实际的事物相区别——一旦被确立为自身本质的王国并配备上绝对的权威，那么不管它多么不情愿，这都将使它具有第二存在的特点。思想如果不思考某种事物就不是思想。观念即形而上学的实质是不可见的东西，但它们也不能是思想的“海市蜃楼”，否则便剥夺了它们的一切客观性。智性会被智性领域将超越的主体所吞没。康德之后的一个世纪，把智性拉平到想象力上的做法开始成了世纪末的新浪漫主义者的主要罪行，以及按他们的尺寸来裁剪的哲学即现象学的主要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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