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

真理的脆弱性

拆除体系，特别是拆除这种体系，并不是形式认识论的行为—这种体系用来完成细节的东西只能从细节中寻找出来。用不着对思想保证这种体系是否存在，或它是什么。只有这样，容易被误用的“具体的真理”一词才苏醒过来，它迫使我们的思想保持细节。我们并不打算对具体事物作哲学思考，毋宁说我们打算从具体事物出发进行哲学思考。如果我们屈从于特定的对象，我们就会被怀疑缺乏一种不含糊的立场。有别于实存的东西被实存看作是巫术，而诸如近似性、家园、安全性之类的思想形象则符咒似地镇服了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人们担心失去了这种魔力他们也就失去了一切，因为他们知道的唯一幸福，甚至思想的幸福无非是能够固守某种东西—循环往复的不自由。他们在批评本体论时至少也想要一点本体论一仿佛最少的自由见解不一定比就此不前的公开意图能更好地表达向往的目标。

哲学证实了勋伯格在传统的音乐理论中注意到的一种经验：人们实际上从这种理论中只了解了某一乐章是如何开始并结束的，根本不了解这一乐章的本质及其过程。与此类似，人们不会把哲学还原为范畴，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先谱写它。哲学在自己的进程中必须永不停顿地自我更新，既靠它自身的力量，又靠和它可以具有的任何标准相摩擦。关键在于哲学之中发生的东西，而不在于一个论点或一种立场在于结构，而不在于单向的演绎或归纳的思想过程。因此，哲学在本质上是不可解释的。假如它可解释，它就是多余的。如果哲学大部分能被解释，这对哲学并不利。如果一种行为方式不庇护任何第一性，不隐匿任何确定性，同时又只是根据它的确定的表达而很少承认绝对主义的孪生兄弟相对主义，以致接近绝对主义学说的话，那么这种行为方式便使人恼火。它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达到与之决裂的程度。因为黑格尔想使他的辩证法成为一切，包括第一哲学，并事实上按同一性原则使第一哲学成了他的绝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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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使思想脱离第一性和固定性，我们就不会使思想绝对化，像自由悬浮一样。这种脱离把思想固定在它不思的东西上，并消除了思想自给自足的幻想。一种获得解放的、逃离自身合理性的虚假性，启蒙向神话的突变，本身是可以合理地确定的。思维意味着思考某物。“某物”的逻辑抽象形式作为某种被意指或判断的东西，本身并不要求设定一种存在物。然而，在“某物”之中仍存在的东西一对一种想把它抹去的思维来说是去不掉的东西一是并不和思维相同一的东西，或根本不是思维的东西。如果理性忘记了这一点，如果理性通过使思想的产物即抽象物实体化而反对思想的意义，那么理性就成了不合理的。理性的自给自足的戒律谴责思维是空洞的，最终变得愚蠢和原始。这种反对无根基性的指责，将用来反对把自我保存的精神原则作为绝对起源的领域。但在以海德格尔为先导的本体论打击无根基性的地方，有真理的位置。

真理因其暂存的实质而是飘荡的和脆弱的。本雅明尖锐地批判了戈特弗里德·凯勒的大资产阶级的格言—真理不可能离开我们。哲学不得不放弃“真理决不会失去”这样的安慰。一种真理如果不会堕入形而上学的原教旨主义者空谈的深渊它不是灵活的诡辩的深渊，而是疯狂的深渊—那么它将根据自己确定性原则的命令而转向分析的真理，即潜在的同义反复。只有这样的思想能毫无畏惧地、最大限度地对付确信无疑的全面无能；只有大脑的杂技艺术保持着和事物一它根据习俗的童话为了它的自我满足而蔑视的事物—的联系。任何未被反思的平庸之物，都不能作为错误生活的印记而保持真实。

任何把思想描述为沾沾自喜地夸大的和不明朗的东西，从而使思想—特别是为了其功利性的缘故停止下来的企图，现在都是反动的。这种论证可以归结为一种庸俗的形式：“如果你要我做，我就做出无数这样的分析，使得每一种分析都失去价值。”有一个人向彼得·阿尔滕伯格的简略文笔形式提出了这样的诽谤，阿尔滕伯格对这个人做了恰当的回答：“可我不想要你做。”开放的思想防护不了那种衰落为随意性的冒险，任何东西也不能保证它具有将足以克服这种冒险的能力。但开放思想的表现的一致性、组织的严密性有助于思想打中靶子。在哲学的确定性概念的作用上出现了突变。一度超越教条和自我确定性的监护的东西已经成了一种认识的社会保险，防止发生任何事故。的确，对无可争辩的东西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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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相对主义

在哲学史上我们一再发现，认识论的范畴变成了道德的范畴。费希特对康德的解释是这一变化的最惊人的例子，尽管决不是唯一的例子。某种类似的东西也随着逻辑现象学的绝对主义一起出现。对基础本体论者来说，相对主义是无根基的思维的罪过。辩证法是同相对主义严格对立的，同时也是同绝对主义严格对立的。但辩证法并不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而是通过这两个极端本身、靠它们自身的观念来证明它们的非真理性。现在该是这样来反对相对主义的时候了，因为过去对相对主义的批评大多偏重于形式，以致或多或少都未触及相对主义思维的结构。例如，自伦纳德·纳尔逊以来，反对斯宾格勒的流行论据是认为相对主义至少以一种绝对即它自身的有效性为前提，因而和自身相矛盾。这种论证是蹩脚的。它把对一个原则的一般否定同这种否定本身被抬高为肯定混同起来，没有考虑到二者地位价值上的特定差别。

也许更有结果的做法是承认相对主义是一种被限制的意识形态。相对主义起初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人主义把个人意识当作终极的，使一切个人的意见都获得了平等权利，仿佛其中根本不存在真理的标准。有一种抽象论点认为，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条件制约。这种论点应该从内心深处记住它本身也完全如此，以致它盲目反对那种只把个人意识变成思想的超个人意识。躲在这种论点背后的是一种蔑视精神、敬重物质条件的统治地位的态度，只考虑可计算的东西，如同一位父亲反驳儿子十分令人不舒服的观点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正像希腊谚语所说的那样：金钱造就了这个人，相对主义是庸俗的唯物主义，是思想走上了赚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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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断然反对精神的姿态必然保持着抽象性。只要不是具体的认识行为，便永远只能从外部来判断一切认识的相对性。意识一旦进入某种确定的事物中，一旦提出它是真还是假的内在要求，所谓的思想的主观的偶然性也就消失了。但相对主义又是琐碎的，因为它一方面把事物考虑成随意的和偶然的，另一方面又考虑成不可还原的这些事物本身是由一种客观性，一种个人主义社会的客观性产生的，并能从中作为社会上必要的现象演绎出来。相对主义学说认为，对每一个人来说，特有的反应方式是预先形成的，它们和牛羊的叫声相去不远，特别是相对性的套话。的确，像帕累托这样相当精明的相对主义者曾把个人主义现象扩展到群体利益，但社会学所树立的、有特定层次的客观性的栅栏，仅就其自身而言，才可以从整个社会中、从客观领域中推演出来。后来，曼海姆式的社会学相对主义变种，想象科学的客观性可以从一个“自由悬浮的”智慧层次的不同观点中蒸馏出来。这实际上是把各因素颠倒了：制约的成了被制约的。

事实上，歧异的观点在作为预先安排的、整体的社会过程的结构中有自己的法则。通过整体的认识，各种观点有了约束力。一个不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家必须万般算计，只有这样他才能把他人劳动产品中得不到补偿的部分作为利润来占有，他必须认为他这种做法是他的再生产费用同劳动力的公平交换。然而，这恰恰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客观上必要的意识是一种客观上虚假的意识。辩证的关系在自身中保留了它的特殊要素。所谓观点的社会相对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服从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相对主义作为教条体现了资产阶级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是愚钝的。

但长期的对精神的敌视不单是一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人类学特性，它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存生产关系中，一度获得解放的理性概念必定害怕自己不懈的追求将炸毁这种关系。这就是理性为什么限制自身的原因。在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精神的自主性观念伴随它的反作用的自我轻视。精神不能原谅自己，听任自己支配的存在状态阻挡它按自身概念向自由发展。表达这种禁令的哲学术语是相对主义。根本不需要号召教条的绝对主义来反对它，相对主义将因自身的狭窄性而被粉碎。相对主义不管它的意义多么进步，在任何时候都和反动的要素相联系，在诡辩家那里已经成了实现更强烈兴趣的工具。对相对主义的干涉性批判是确定的否定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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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稳固性

未被束缚的辩证法像黑格尔一样，并非没有任何稳固的东西。但它不再赋予这种东西以第一性。黑格尔在他的形而上学起源时适度地强调了这种稳固性的特点：它们应在终点从形而上学中显现出来，像一个半透明的整体。这使他的逻辑范畴带有了一种特定的两重性。范畴是已经产生的结构，是互相抵消的结构，同时又是先验的、不变的结构。通过那种在每一辩证阶段上重新恢复直接性的学说，它们变得和力本论相一致。黑格尔已经略加批判的第二自然理论，对否定的辩证法来说并未丧失掉，它原封不动地采用了突然的直接性，即社会及其发展呈现于我们思想的形态。第二自然理论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使分析在现象与现象要求成为自在的东西之间内在差别的程度上，来显露它的中介。

自我保护的稳固性、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对这种分析来说如同对青年黑格尔来说一样是否定的。在《现象学》序言中，他仍然把思想即这种实证性的头号敌人当作否定性原则的特点。①通向这一点的道路是最简单的反思：不思考的东西屈从于可见性的东西，靠一种消极的天性而倾向于坏的实证性，这种消极的天性在批判理性中标志着认识权利的感觉来源。按其当时呈现的样子来感知某物，放弃反思，这潜在的总是等于按其实际样子肯定某物；与此相反，一切思想最终都要引起一种否定的运动。

当然，尽管黑格尔的一切表述都是相反的，但他仍然让主体具有毫无疑义地高于客体的第一性。他仅仅是以半神学的“精神”一词来伪装它而已，而精神又带有抹不去的个人主观性的印记。为此而欠下的账表现在黑格尔逻辑学的过分的形式性上。尽管根据其自身的概念，形而上学和范畴学说将不得不是内容，但它们努力排除一切作为确定的存在物的东西，而正是这种存在物才可以使它们的开端合法化。在这一方面，黑格尔并没有远远脱离康德和费希特，尽管他不厌其烦地斥责他们是抽象主观性的代言人。就其自身而言，逻辑科学(在这个词最简单的意义上)是抽象的：向一般概念的还原，进一步排除了一般概念的对立面，排除了唯心主义辩证法自夸具有并展示的具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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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反对一个并不现存的死敌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黑格尔对偶然的实存的贬义性评论是一声呐喊：“小偷，住手！”黑格尔的逻辑由于一直对付概念的中介，仅仅一般地思考概念与概念内容的关系，所以它已经提前对它打算证明的东西作了保证：概念是绝对的。然而，我们越是批判地看透主观性的自主性，我们越是清晰地意识到主观性自身的被中介的性质，我们的思维也就越义不容辞地使主观性具有它本身并不具有的稳固性。否则，我们甚至就不会具有辩证法借以挑起它的坚固担子的动力。

并非每种表现为第一性的经验都能被断然地否定。在克尔凯郭尔当作朴素性来维护的东西中，如果完全缺乏意识的经验，思想就不会信赖自身，就会做既定传统期望它做的事情，就会变得更朴素。诸如“原始经验”之类的术语、被现象学和新本体论丢了面子的术语标志着一种真理，但也浮夸地损害了这种真理。除非对外表的抵制是自发的，不介意它自身的从属性，否则思想和活动便是无聊的摹本。客体的任何超越由思维强加于它的规定性的东西，首先将作为直接物面对主体，在主体感到完全信赖自身的地方在最初经验中主体将是最少主观的。最主观的、直接的材料躲避了主体的干涉。然而，这种直接的意识既不是可连续地保持的，也不是直截了当肯定的。因为意识同时是普遍的中介，甚至在它自己的直接材料中也不能跳出它的影子。这些直接材料不是真理。

相信从作为稳固性和直截了当的第一性的直接性中能跳出来一个未被破坏的整体，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怪想。对辩证法来说，直接性并不保持它的直接的姿态，它不是成为基础，而是成为一个要素。在相反的一极，纯粹思想的不变量也同样成为一个要素。只有幼稚的相对主义才会否认形式逻辑和数学的有效性，并因为它们曾是短命的就把它们当作短命的。从自身的不变性中产生出来的不变项，不能从可变项中剥出来，好像这样人们就把一切真理握在手中。真理同实质相结合，实质就发生变化，真理的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尽管不变量在历史的动态和意识的动态中不会无差别地得到解决，但它们是这两种动态的要素；一旦不变量作为先验性固定下来，它们就成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绝非总是明确的唯心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存在于某种第一性东西的基础中，即几乎无关紧要的内容中，存在于不明确的概念和事物的同一性中。当一种学说概括地宣扬意识依赖于存在时，也就用这种同一性证明了世界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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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特权

在与通常的科学理想的尖锐对立中，辩证认识的客观性对主体的需要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否则，哲学的经验就枯萎了。但我们实证主义的时代精神对这种需要作了变态反应。它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能有哲学的经验；哲学的经验是一些人的特权，是被他们的气质和经历决定着的；哲学的经验要求作为认识的一个条件是精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

就算哲学的经验不是每个人都可同等达到的，如同并非一切智商不差上下的人都能重复自然科学的试验或领会数学的演绎一样，但流行的意见却认为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无论如何，同科学理想的最终无主体的合理性(把一切人当作可互换的)相比较，哲学中的主观比重保持着一种不合理的附加额，它不是一种自然的性质。尽管这种论证打算成为民主的，但它忽视了这个被管理的世界对其强迫的成员的塑造。只有那种不曾被这个世界完全塑造的精神的东西，能抵挡这个被管理的世界。对特权的批评成了一种特权。世界的过程就是如此辩证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教育条件修剪并经常摧毁精神生产的力量，普遍的形象贫乏和精神分析学的诊断并不能真正改变童年的病原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假定一切人都可以理解或觉察一切事物，是不真实的。如果指望这一点，那就是使认识去符合由于永远同样的法则而丧失了经验能力如果人类过去有这种能力的话—的人类的病态特点。真理的构成类似于所有人的愿望，它是主观理性的概念的最外部结果，会以所有人的名义骗取所有人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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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些人交了意外的好运，他们的精神气质不完全适应流行的规范—在他们与自身环境的关系上，他们经常是靠付出代价来走运的那么，这些人有责任作出道德的、似乎代表性的努力，为大多数人而说出大多数人未能看到或由于现实法律不允许他们看到的东西。与每一个人的直接交流不是真理的标准。我们必须反对那种把知识的交流与知识本身混同起来，如果有可能就把它评价得更高—尽管目前每一交流步骤都是使真理虚妄化并兜售它——的普遍强迫做法。同时，任何同语言打交道的东西都要受到这种悖理的折磨。

真理是客观的，不是似乎有理的。它很少直接合人意，非常需要主观的中介，非常适用于它的编织物(斯宾诺莎过分同情地为每一种真理而索赔的东西)：所以真理是自身的标志。至于真理招致人们非议的特权化特性，当人们不再为真理所基于的经验而辩护，而是让真理进入有助于使它明显起来或证明它贫乏的构造和因果关联中时，真理就失去了这种特性。精英主义的自傲是最不适于哲学经验的东西。那种抱有这种自傲的人必须承认，根据他现存的能力，他的经验多么严重地被现状，最终被阶级关系所污染。在哲学的经验中，一般向个别杂乱地提供的机会，转而反对这种破坏哲学经验之普遍性的一般。假如哲学经验的普遍性被确立起来，一切个别的经验就会相应地改变，丧失大部分偶然的特性，在此之前这种偶然的特性甚至在个别经验还激动人心的地方就败坏了个别经验。黑格尔的关于自我反思的客体的学说，比其唯心主义变种活得更长，因为在一种变化了的辩证法中，主体失去了统治权，才真正可能进入客观性的反思的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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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论越不装扮成确定的和无所不包的，对思想家来说，它就越不成为对象化之物。随着体系的强制力悄悄溜走，思想家将自由地、更坦率地信赖自己的意识和经验，而不是听命于那种崇高的主体性概念，因为这种主体性的抽象胜利是以放弃它的特定内容为代价的。这种代价是和个体性的解放相称的。个体性的解放发生在唯心主义的伟大时代和现代之间，而且它的成就一尽管由于目前的集体倒退的压力一像1800年的辩证法冲动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抹去的。19世纪的唯心主义的确削弱了精神的客观化力量洞察客观性及其构造的能力，但它也使精神具有了一种辨别力，这种辨别力增强了它对客体的经验。

合理性的质的要素

服从于客体意味着公正地对待客体的质的要素。科学的客观化和自笛卡尔以来的一切科学的定量化倾向相一致，趋于排除质并把质变成可测量的规定性。合理性本身逐渐地以数学方式和定量化的才能相等同。定量化的才能尽管完全符合取得胜利的自然科学的第一性，但它决不是内在于理性概念本身中的。当这种理性在那种认为质的要素是受合理概念影响的观念面前畏缩不前时，这种理性便被遮蔽了。理性不纯粹是σuvαγoγi(集合)，即从分散的现象向它们类的概念上升。它恰恰非常要求有区别的能力。没有区别的能力，思想的综合功能-抽象的统一—便是不可能的；聚集相同的东西必然意味着使它与不同的东西分离开。不同的东西是质的东西。思维如不能思考质的东西，便是已被阉割的思维，并且和自身不一致。

在欧洲的理性哲学初始，理性的质的要素就已由柏拉图富有活力地表达出来了，他首先把数学当作一种方法的典范。他不仅给“集合”也给δtaipeots(分解)以平等的权利一—分解相当于一种命令即意识。留心到苏格拉底和诡辩学派把φσe(非存在)和θéσε(存在)相分离，就应该坚持事物的本性，不任意对待它们。质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柏拉图的辩证法和思想学说中，而且也被解释为对不加约束的定量化暴力的矫正措施。《斐多篇》的一个比喻使人们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在那里，修整的思想和非强制性得到了平衡。把概念的综合运动颠倒过来的原则是：“能够根据自然的形态分解为亚种，从而实现结合，而不是按照一个坏雕刻师的做法破坏什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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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定量化中保存着质的要素作为应被定量化的东西的基底，这就是柏拉图告诫我们不要毁灭的东西，免得理性损害它应保持的对象，倒退为非理性。在第二种反思中，合理的活动伴随有同样的质作为解毒的要素，而这种质在哲学的第一种狭义上的科学的反思中，却被当作从属于并异化于科学的东西而打发掉。没有质的复原就没有能获得其意义、达到其目标的量化的见解。甚至在统计学中，认识的目标也是质的，定量化不过是手段。把理性的定量化倾向绝对化是和它缺乏自我反思相一致的。自我反思适用于坚持质，但它并不要求成为非理性。后来，似乎只有黑格尔不带有浪漫反省的倾向而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当时定量化还没有享有它目前的不容争辩的至上性。黑格尔的确赞同唯科学主义的传说，认为“质的真理本身就是量”。但在《哲学全书》中他承认量是“对存在不关心并且与其无关的规定性”。在《逻辑学》中他又认为，量“本身是一种质”。质在量中保持着自己的重要意义，量复归于质。②①

质与个别

在主体的方面与定量倾向相符合，就是把认识者还原为纯粹逻辑的、没有质的一般。诚然，质只有在一个客观的舞台上才会是自由的，这个舞台不再限于定量化，不再用定量化熏陶必须在精神上适应定量化的人。但定量化不是由定量化的即数学造成的看起来永恒的本质。当它要求独一无二的地位时，它就成了短暂的。在事物中等候着质的主体的东西是事物的质的潜力，而不是这种潜力的先验的残余—尽管主体受劳动分工的限制只为这种残余而增强自身。然而，主体的反应越是被当作据说是纯客观的东西而受到禁忌，事物的质的规定就越不被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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