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康德，尽管是回到一个可以说是被马克思和阿尔托修正过的康德。因为在这里，德勒兹和加塔利也把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当作他们自己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精神分析在其中的作用的出发点。康德以理性的名义代言，他借此宣称，有意识的精神运用一系列程序(他称为综合[syntheses])抵达认识，并坚持认为，无论什么东西，没有遵照这些程序就应该被谴责为是形而上学的。对于康德(因而也对于德勒兹)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个观念，即由于这些程序构成了有意识的思想，所以它们为判断某物是认识还是形而上学提供了内在标准，这取决于它是以对综合的合法运用为基础还是以非法运用为基础。类似地，德勒兹和加塔利不以理性的名义而以欲望，特别是精神分裂的欲望的名义讲话，他们坚持认为，无意识也是根据一整套建构性综合(联结的、分离的、接合的)来运作的，以便通过一种确保欲望自由发挥作用的方式来加工或建构经验；他们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必须要么被示以遵守这些程序，要么就被谴责为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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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精神分析是一项严苛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表象体系被理解为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一种表现或巩固。因此，俄狄浦斯情结首先表现的是在一种被解码的社会秩序中，核心家庭里对再生产的私有化；其次，它表现了给家庭授予了某些再编码的功能—尤其是上面诊断出的禁欲主义的抽象训练。对于被生产私有化的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和由市场导致的对社会关系的疯狂解码而言，这些功能是必需的但却又被排除在外。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将不仅需要精神分析，甚至更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正是对这种关系的表现符合于无意识综合的合理运用。他们的欲望生产概念因而充当了一个革命的支点，它服务于社会批判，也服务于对精神分析的批判，而且服务于把它转变成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精神分裂。社会本身必须遵照无意识综合的“逻辑”，否则就被谴责为压迫性的。实际上，世界史依赖于这一前景，即无意识综合的合理运用将胜过对无器官身体的不合理应用，精神分裂的欲望生产将决定社会生产的条件，而不是被它们所决定。

必须要说的是，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二卷《千高原》中，这个版本的世界史屈服于极大的反讽。在这里，对诸座高原(plateaus)的时间编排—有的显然是任意为之，有的则按照确定的时间顺序—似乎戏弄了第一卷中提出的世界史的单维线性(one-dimensional linearity)。到现在，德勒兹和加塔利所面对的难题无疑已经改变了。或许“世界史”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而不管怎样，从概念上说，新的难题是“地理学的”而非“历史学的”；从此以后，“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横向差异（literal differences）成了关键，而不是克服“发展不足”(underdevelopment)的线性“过程”。发展不足的难题并非已经在实际中解决了，而是它现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被概念化了，它是被同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积极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某种时间性的“过去的遗续”。简言之，对于“地理哲学”（geophilosophy）而言——这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他们最后一次的合作(《什么是哲学?》)中提到的—普遍性属于作为一种同时性(尽管是不平衡的)关系的多元网络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不属于作为一种单线时间发展的资本主义历史。然而，无器官的身体这一概念继续充当了德勒兹和加塔利思考欲望的焦点，而且实际上在《千高原》中占据了一整个高原(“第6座高原：1847年11月28日：怎样让自身形成为无器官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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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合作(《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的背景下，无器官的身体—现在经常被称为“连贯性平面”（planeofconsistency)—是作为诸多平面中的一个而出现的，其中包括哲学的内在性平面、科学的指称性平面、艺术和音乐的创作性平面等。每一个平面都以特定的活动类型为特征(思想发生在内在性平面上，认识发生在指称性平面上，情动和知觉发生在创作性平面上），欲望则发生在无器官的身体这个平面上：“无器官的身体就是欲望；它就是人们所欲望的东西和人们进行欲望的依据”（ATP：165)。在《千高原》中，无器官身体成了一种事关技术、诊断或治疗的东西，就像这座高原的特定题目所暗示的那样。同时，《反俄狄浦斯》的历史乐观主义让位于《千高原》中对于欲望和无器官身体之关系的极大的谨慎。在更早的时候，无器官身体展现了解码和再编码、精神分裂(即从被编过码的意义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和偏执狂(即在某些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解码，在那里，意义不再适用了—对固定意义的渴望)之间的斗争。而现在，斗争通过连贯性平面—它和器官组织性平面(the plane of organ-ization)上的分层化相对立—而被打响，欲望所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多。欲望可以像癌症那样过度扩散，或者它可以挣脱并跳入虚空。欲望所要求的最大照顾就是自由地占据无器官身体，一方面不过度凝结并趋向固定，另一方面不陷入野蛮的混乱。在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本能和由社会引起的习惯的重压之下，无器官身体会屈服于器官组织：为了满足由社会秩序规定的“需求”和“责任”，本能和习惯可以把知觉和行动与(接合性)认识以及有待分配的对象及任务之完成连接起来。但欲望对于所有这些器官组织来说都是不利的：它总是想把它去组织化并从本能和习惯中解放出来，以便实验新的感知和行动方式、新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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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加塔利坚持认为—稍微有点令人吃惊—欲望本身和满足是对立的，因为满足趋向于压迫。从这个角度看，和执迷于“真实的”满足对象相比，执迷于某些源于压迫的低劣的替代性症状(poor-substitute symptom)无论是更好还是更槽，它们都中止了欲望(无论是通过堵塞还是疏导)，而不是给予欲望以自由的领域，以便充分地投入无器官身体并探索它的连贯性平面。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的这些关于无器官身体的欲望的例子——受虐狂(masochism)、典雅的爱情(courtly love)等——说明，不同于愉悦和需求，欲望的日的就是以无限期的、非确定的方式来维持并继续对无器官身体的投入。在这里，与拉康的“欲望的转喻”(metonymy of desire)’这个概念的比较(尽管这个比较实际上是在《反俄狄浦斯》中进行的)很有指导意义。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对象a”的缺失并不是一出让人类那恢复以前的存在满足感的意图一下子落空的悲剧；相反，它是一种愉快的解放，摆脱了一切以“自然”方式、社会方式或神经症方式强加的对象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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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解放使欲望能够反过来保持对无器官身体的投人并探究一系列持续更新的、开放的欲望轨迹。所以，对无器官身体的欲望来说—只要它不执迷于符码或在虚空中被抛出—其作用就是像差异引擎(difference-engine)那样运转，持续不断地塑造、损毁、改变着热切联系现实的诸种模式。

就其本身而论，这个差异引擎和德勒兹与加塔利强调的其他许多差异引擎—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自身通过让质的符码(qualitative codes)从属于货币关系的量的运算(quantitative calculus)，从而推动了差异化(differentiation)样平起平坐。然而，资本主义并非唯一的差异引擎：进化(evolution)是一个引擎，表现则是另一个引擎。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存在着一种(姑且可以称之为)差异化和俘获的“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既(通过劳动分工)分化了生产，也(通过消费主义)分化了消费，剩余价值由此而被俘获。在有关生命的例子中，随机的基因突变使差异多样化，自然选择由此统一（或“缩并”)了器官和物种。在关于表现的例子中，皮尔斯(Peirce)称之为“无限衍义”(infinitc semiosis)”的东西在能指和所指中产生了差异关系(differential relations），它们随即在符号功能（sign-function）中被积淀的习惯、成文法典和表象统一在了一起，或者说被俘获了。在所有这三个活动场所中，对无器官身体的欲望都偏爱差异化的时刻（the moment of differentiation）而不喜欢缩并的时刻（themoment of contraction):作为一种生命的表现，自由形式的欲望解散了有机体的器官组织；由于和市场的解码结成了同盟，精神分裂的欲望把生产性活动从外部的限定条件中解放了出来；在表现的领域，欲望解码了表象并把指号过程(semiosis)置于持续的变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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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建构了欲望的概念，从而把内在运作着的自由意志概念、创造性地发挥作用的权力意志，以及现实世界中起着生产性作用的类存在结合了起来。

注释

1参见《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译者注

2参见《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译者注

同上，第122页。——译者注

语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文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2012年版，第55页。—译者注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Artaud，1896—1948)，法国演员、诗人、戏剧理论家。1920年代曾一度与超现实评论合作，并写出和演出超现实主义作品。后来受象征主义和东方戏剧中非语言成分的影响，形成了“残酷戏剧”的理论。他主张把戏剧比作瘟疫，在经受它的残忍之后，观众得以超越于它。其见解对热内、尤奈斯库等人的荒诞派戏剧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指的是《千高原》上文提到的“怎样让自身形成为无器官的身体？”这个标题。—译者注

，“转喻”(metonynmy)也可译为“衍称”、“转接”或“接续”。它“通常的定义是一种比喻，其中用来指称对象的语词本意另有所指，但与对象有紧密的接续关系而得以转指对象。这里的接续关系可能是物与物的邻接(如用30张帆’来指30艘船’)，但也可能不是(如我没读过莎士比亚指的是‘我没读过莎士比亚所写的东西’)”，但是，拉康使用“转喻”或“衍称”，“除了接续的意思外，跟上述定义并无太大关联。它的定义是来自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的启发。雅各布森建立了衍称和代称(METAPHOR)的对照(Jacobson 1956)。拉康根据雅各布森的说法，认为衍称与语言的接合轴而不是代换轴关系较密切。例如，在‘我是快乐的这句话中，‘我’与是’这两个字连续出现，便是衍称的接转关系，而快乐’和悲伤’两者可以相互替代，则是因为两者之间形成代称的代换关系”，这里的“衍称”和“代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转喻”和“隐喻”或“组合”与“替代”的关系。在这种语言学认识的基础上，拉康在1957年写的《白弗洛伊德以来字符在无意识或理性中的代理作用》(L'instance de laletter dans l'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 这篇文章中认为衍称就是“表意链(SIGNIFYING CHAIN)中表给与表记的时序关系。因此，衍称指的是表记在单一表意链中相互接合/链接(水平’关系)，而代称指的则是表记脱离原表意链，进人另一表意链取代其表记(垂直’关系)。代称加上衍称，就可以说明意义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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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欲望的转喻”或“欲望的衍称”则是说，欲望也像语言的接合一样，是一个不断延后的过程：“由于欲望永远是对别的东西有欲望’，欲望对象一旦落入掌握，便不再可欲，主体也会转移目标，将欲望投向其他对象。因此，拉康指出：欲望根本就是一种衍称。”以上解释引用自狄伦·伊凡斯(DylanEvans)编辑的《拉冈精神分析词汇》，刘纪蕙、廖朝阳等译，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91-192页。—译者注“无限衍义”(infinite scmiosis)是符号表意的基本方式，艾柯称之为unlimited semiosis。皮尔斯认为：在符号接收者心里，每个符号都可以获得一个新的意义，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从而构成无尽头的一系列相继的解释项并呈链条状分布。由此，他给符号一个悖论式定义：“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以至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这样一来，符号过程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终结的，因为解释符号的符号依然需要另一个符号来解释。符号的意义本身就是无限衍义的过程，没有衍义就无法讨论意义，解释意义本身就是衍义。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符号学是流动的，是衍生的，永远没有尽头。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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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美国著名的白然科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187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形而上学俱乐部”做了长篇报告，后经修改，形成《信念的确立》和《怎样弄清我们的观念》两篇论文，发表在美国《通俗科学月刊》1877年11月号和1878年1月号上。这两篇论文首次阐明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任何观念的意义都在于它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实际效果规定意义，无效果即无意义（参见《现代西方哲学辞典》，夏基松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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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相 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