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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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级数

朱迪斯·L.波克森 查尔斯·J斯蒂瓦尔

1960)年代末，德勒兹发现，他自己同时处于一种既麻烦又令人振奋的境地。麻烦在于，他罹患结核病，他的余生都要忍受这种疾病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在1968—1969年，他当时已经完成了法国大学体制内要求的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其中包括“第二论文”(secondary thesis)—他1968年的论斯宾诺莎的书，这本书被翻译为《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Spinoza)——和“第一论文”(principle thesis)，即同样出版于1968年的《差异与重复》。然而，与此同时，德勒兹还在发展他的另一项研究—《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 1969),这项研究继续考察了表现、情动、差异和重复等概念，由此和同时期的其他文本彼此相关。但是，通过德勒兹对题目中的“意义”(sense)这个关键词的小心探索和逐渐扩展，通过他对一种替代性逻辑的表述(这个关键词或许通过它才能被理解)，通过一种级数的戏剧(a play ofserics)，这项研究超越了这些重要的著作。在本文中，我们就来探究这一概念的扩展和表述。

我们可以通过和哲学传统中的“常识”(common sense)及“理智”(good scnse)作比较而开始理解德勒兹的意义概念。对于德勒兹而言，常识和理智是代表这一基本观念(doxa)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也就是说，它们构成了西方思想的两个本质的但却不证自明的预设。常识表现于“尽人皆知”这个公式中，它假设了普遍的我思(cogito)—一个有知的主体，他的理性思想展示了一种对真理的天然的亲密关系—的存在。根据这一理解，人类的一切能力都是在先验同一性(transcendental identity)—它仿照上帝间一性(identity of God)而设并反映了认识对象的同一性—的旗帜下共同产生的。在常识的领域中，认识被简化为再认(recognition);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狗是狗，这是因为我们再次认出了，它就是我们已经感知到、想象到或者记忆起来的那只相同的狗。显然，再认和常识的作用就是，通过忽略这只特定时刻的特定的狗的一切微末的细节来驯化差异，而这个特定的时刻或许不会促使我们把它再认作一只狗。我们错失了与这条独特的狗的相遇，而只好将就于一只再现了我们事先存在的狗之理念(pre-cxisting ldea of dog-ness) 的狗(DR :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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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德勒兹来说，理智的作用是在一个统一性(unity)和同一性(identity)的可预见模式中容纳差异。理智断言，时间只按照从过去到未来这一个方向展开，而符合逻辑的思想则从最大差异前进至消灭差异，也就是说，从特殊情况走向普遍概念。在理智的范围内，此时此刻(present moment)承担了为时间之流整顿秩序的责任；因此，理智的本质作用就是预见即将到来之事。如此一来，理智就像常识一样，把我们围困在以再认和表象为基础的思想形象之中：我们之所以知道明天将看到一条狗，是因为我们会再认出今天所预见的那条狗(LS：75-8)。相反，正如我们会看到的，德勒兹所写的意义是作为纯粹事件(pure cvent)而出现的意义，它本身就是对差异自身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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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评论柏拉图的二元论—这个二元论奠定了对意义的惯常理解的基础—德勒兹开始了《意义的逻辑》一书的写作。这并非我们从西方思想中预见到的身心(或灵魂)二元论，而是身体内部的二元论；德勒兹认为，对于柏拉图而言，在接收了理念之行动(the action of an Idca)的身体(柏拉图的摹本[copies])和未能接收这种行动的身体(柏拉图的拟像[simulacra])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二元论。也就是说，存在着通过分担那个本质来“表象”纯粹形式的永恒本质的身体—它们也是对那些形式的合乎理性的摹仿—也存在着只是作为摹本的摹本的(摹本的……)身体，或者拟像，它们是不合乎理性的。对于柏拉图来说，摹本的领域就是实存（being）的领域，而拟像的特点则是无限生成（unlimitedbecomning)(LS:1-2)。

德勒兹替换了这个柏拉图式二元论，他提供了一种源自斯多葛派思想的十分不同的二元论，斯多葛派并不是在摹本和拟像之间进行区分，而是在实际存在的身体—“伴随着它们的张力、身体的特性、行动和热情以及相应的‘事务状态’（statesofaffairs)”——和由身体的互动或混合产生的非实体性效果，或事件之间进行区分。对德勒兹来说，就像对斯多葛派一样，只有身体(从最大可能的意义上理解的身体，它包括所有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事物)才具有深度和真正的存在，而事件漂浮于身体的表面且不能说它存在(ex-ist)着，而是在与身体的关系中存活(sub-sist)或持续着(per-sist)(LS：4-7)。身体是充满活力并以自我为原因的(self-causing)，而事件——包括理念——则是由身体引起的。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身体和名词联系在一起，而事件是动词，特别是动词的不定式(infinitive forms of verbs)。身体存在于纯粹的当下，存在于实存中，而事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存在于生成之中。这个超越了柏拉图二元论的斯多葛派二元论，其价值在于它容许德勒兹宣告身体之于理念的第一性；正如他所强调的，“身体以其状态、性质和数量假设了实体和原因的一切特征，相反，理念的特征则被放逐到了另一边：理念和非实体性除了是一种‘效果’外，什么都不是了”(LS：7)。通过这种方式，身体再也不表象未被身体化的理念了，而差异—以前只被理解为同一性的一种副作用(sidccffect)—现在被从雷同性(the Same)，即从常识或表象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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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彼此矛盾的二元论和意义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思考有关语言(语言在陈述中得到了具体的例证)和事件之关系的流行见解，德勒兹为他的意义概念奠定了基础。德勒兹强调，“在至少具有可能性的陈述中，事件的特征就是被表现性(cxpresscd)和可表现性(cxpressible)，被表述性(uttered)与可表述性(utterable)”，而为了找到陈述借以能够表现事件的可能性条件，德勒兹回到了他所描述的“陈述中的三种不同关系”(LS：12)。这些关系中的第一种是指示(denotation)，它把陈述和一个特定的外部事物状态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指示是陈述的一种属性，这个陈述允许它传递关于这个世界的某种内容。第二种是表现(manifestation)，它把陈述和发出这个陈述的讲话人联系在一起，表述她的欲望和信念。第三种是意指(signification)，它把陈述和普遍的或一般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某种接力建立了一张与其他陈述相联结的关系网；也就是说，意指词项(signifying term)充当了某些陈述的前提，而其他陈述也充当了意指词项的前提。若在这种模式上思考，那么陈述的基本功能就是预言：“那条狗是黑白的。”这意味着，仅限于被理解为指示、表现和意指的陈述依赖于常识；我们把“狗”、“黑”、“白”再认为“人尽皆知”的固定观念，通过这种能力，我们便能表达这个陈述。显然，如果德勒兹要把语言和思想从表象中解放出来，它必须清楚地说出陈述的第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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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一计划的难题在于，这些关系当中的每一种关系指示、表现和意指—都处在一个无穷无尽的自我指涉的圈子中并以其他两种关系为前提。德勒兹在它后面要寻找的，是陈述的一个维度，即它能充当其他三种关系的理据而且本身就可以解释“陈述能够表现事件”的可能性。那个维度就是意义(sense)，即“在陈述中被表现出来的……留存或存活于陈述中的纯粹的事件”(LS：19)。对于德勒兹来说，意义既不等同于陈述本身，也不等同于被陈述所指示、所表现或所意指的东西。相反，意义是一个平面，陈述沿着该平面和它所指示、表现、意指的东西进行接触，这个平面也把真实身体的领域和虚拟的理念结合在了一起。反讽的是，意义的本质或许在对无意义、荒谬和悖论的考察中最清楚地浮现了出来，因为在那里，语言最为明显地摆脱了其指称功能。无意义的言辞—它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得以典型地表现—就根本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它们并不指示真实的对象，表现真实的人的信念或欲望，或者意指有意味的概念。但它们仍然传递意义，并通过这么做来证实意义之于语言自身的内在性。所以，如果指示、表现和意指能够解释这种可能性—即仅仅通过把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联系在一起，语言就可以表现世界——那么，德勒兹的意义概念就无须设置任何外部的所指对象(referent)作为表现之可能性的条件。

级数(series)这个相关概念在这里出现了，它对于我们理解德勒兹的意义概念十分关键。我们已经看到，意义是一个平面，既联合又分离真实的身体领域和虚构的事件领域，但我们现在需要理解为什么真实和虚构的领域作为级数被组织了起来。级数对德勒兹很重要，因为它用实例的方式展示了一种差异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躲过了表象的陷阱差异在其中被相似性、同一性、类比和对立等机制驯服了。级数避免了这些陷阱，首先因为“级数形式必须在至少两个级数的同时性中才能实现”(LS：36)。第二，在任何一个级数中，级数项都不同于另一个(尽管它们显然都是“重复”)。第三，由两个或更多的级数的并列或接触所造成的系统或结构，必然在它自身内部保持这种差异。而且，一个级数的诸项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多层连续的”(multi-serial)(LS：37)：它们容纳了无限多的联系，那些联系无法被制造出来去顺应一个中心化组织。被德勒兹引用的各种各样的级数例子包括：一系列的事件和一系列的事物；一系列陈述和一系列事物的状态；一系列动词和一系列形容词。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德勒兹说，本质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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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级数]从不相等。一个代表能指，另一个代表所指。但多亏了我们的术语学，这两个术语才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含义。我们把一切将自身呈现为意义的某个方面的符号都称为“能指”；相反，我们把和意义的这个方面相关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一种二元性而被规定为和这个方面相关的东西称为“所指”。

(LS:37)

在这里，德勒兹劫掠了被广为接受的结构主义术语“能指”和“所指”，以便根据“一般意义上的级数关系和分布”来重新定义对意指的集中化理解(LS：39)。为了做这项工作，他比拉康更好地改写了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c)的小说《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这篇小说曾被拉康在他的“《失窃的信》研讨班”[1966：11-61]上利用过)。德勒兹的目的是揭示在故事的不断变换的诸多级数中，部长的位置制造了“一个吊诡的情形，它确保了两个级数的相对的移置，确保了一个级数对另一个级数的超量，但却没有被化约成这个级数中的任何一项或这些项之间的任何一种关系”(LS：40)。这个吊诡的情形，其本质在于它通过在两个级数内部占据一个位置，保证了它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同时仍然保持了它们无穷无尽的分裂。德勒兹在此确定了一个“极度易变的空位(empty placc)”或“一个没有位置的占领者(occupant without a place)”，他总是在意义之间或意义之中制造脱位(dislocation)(L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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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会问，这么一个脱位机制(a mechanism of dislocation)是如何运作的，德勒兹回到了他在《意义的逻辑》里选择的参照物，即刘易斯·卡罗尔对“深奥词语”(esoteric word)的利用(例如混合词“frumious’=fuming[冒烟的、狂怒的]+furious[暴怒的、狂暴的]”[LS：41]），德勒兹说，其作用“不仅是联系或协调两个混杂的级数，而且在级数中引人分离”，这是一场级数之间的“联系”、“协调”和“分离”的可变化的运动(取决于被使用的深奥词语的类型)(LS：47)。面对着同时期(1960年代末)对意义生产的理解，也就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种将意指功能概念化的可供选择的模式整个地兴起了。在《意义的逻辑》和他1967年的论文《我们如何重新认识结构主义?》(到1972年才发表，D1：170-92)中，德勒兹借取并挪用了与结构主义运动关系最为密切的作者们(主要是路易·阿尔都塞、福柯、罗曼·雅各布逊、拉康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并把这些例子加以重塑，以支持一种新定义的“结构”概念。然而，正如多萝西向托托吐露心声时说的那样由于有这个以级数方式概念化的结构“我们早已不在堪萨斯了”。

对于德勒兹来说，结构是由两个异质性级数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个是被意指的，一个则是意指的(正如上文所表述的)，它们的诸项只能以彼此关联的方式存在。正如德勒兹一针见血地指出，“二个结构包含了对两类特异的点的分配，它们都和基础级数(basc series)相对应。因此，把结构和事件对立起来是不准确的：结构包括了对理念事件(Ideal events)的记录，即内在于结构的整部历史(history)”(LS：50)。但是，这个分散的结构依赖于矛盾性因素——该因素充当着“独异性的散播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emission of singularities)—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级数，也不共属于两个级数，而是在流通中保有它们，并通过它们而保持流通。正如德勒兹得出的结论，这个因素首先保证了“意义在意指的和被意指的级数中的赠与”，意义同时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它决定了能指和所指本身—而得到归属”(LS：51)。因此，没有哪个结构的存在可以“脱离级数、脱离每一个级数中诸项之间的关系，或脱离与这些关系相对应的特殊的点。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哪个结构不存在一片虚空的场地，正是这片场地使一切都运作起来”(LS：51)。换句话说，事件—尤其是包含了意义-事件(scnse-event)—内在于结构;结构无法脱离意义的事件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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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们无意提供对《意义的逻辑》的整体性阅读(即便我们有能力这么做)，尽管此时我们已经仔细地处理了和“第八个级数:结构”(Eighth Series of Structure)这一章的结尾相对应的文本。我们现在打算的是，展示德勒兹的意义和级数概念在他的其他工作领域，甚至在某些文本—《意义的逻辑》的术语在其中已经转换成了不同的语域(registers)—中的运作方式。我们只能探究两个这样的语域，一个是神学的领域(the domain of theology)，另一个是根茎的领域(the domain of rhizomatics)。

对我们而言，首先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意义/级数的概念消除了以陈述为代表的表象性思维(representational thinking)，而且开创了一种对结构的新的理解，那这个概念如何在神学的领域中产生共振呢？我们在上面已经摆明了，德勒兹试图超越的那种语言陈述模式是和一种理念论逻辑(an idealist logic)牵连在一起的，在这种逻辑中，差异服从于同一性或共同性，身体服从于理念。而且，德勒兹宣称，理智和常识—那种语言陈述模式的孪生的基础—集结了诸多力量为自我、世界和上帝的“联盟”奠基，因为根据表象的观念(doxa)，上帝是“一切趋向的最终出路[理智]和同一性的最高原则[常识]”（LS：78)。他还在别的地方写到他称之为“上帝的秩序”(order of (od)的那种东西，强调这种秩序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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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根据的上帝的同一性；通过作为周遭环境的世界的同一性；通过作为理据充分的能动力量的人的同一性；最后，通过作为指示其他一切事物之力量的语言的同一性而构造的。

(LS：292，强调为作者所加)\*

一个统一的语言系统，它那指示“其他一切事物”的能力是这个彼此扣连的同一性系统中内在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同一性都建立在神的同一性的基础之上。所以当语言变成非表象性的，那个系统会发生些什么呢？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会给上帝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德勒兹的《为了审判的终结》(To Have Done with Judgment)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这篇文章收录于《批评与临床》。尽管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关于意义或级数的明确讨论，但这些概念仍通过某些方式潜伏在文章的表面之下，这些方式起到了破除德勒兹所说的“审判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judgment）的作用（ECC:126)。根据这个教义，人通过他对上帝欠下无限债务这一境遇而得到定义，这笔债务反过来义确保了其灵魂的不道德。这不仅是一个让德勒兹关心的关于审判的公开的神学观念；而且，即便“对知识的审判………也隐含着一种先在的道德和神学形式”，其基础也正是这笔债务(ECC：127)。德勒兹说，审判的难题在于，它和存在的创造性力量相互对立；“审判阻止任何新的存在模式的出现”(ECC:135)。

为了取消审判的教义，德勒兹提出了斗争的伦理(an ethic ofcombat)。”他坚称，虽然这种斗争一开始可能会把自己表现为对审判的反抗，但这种反对他者(the Other)——其至审判他者——的斗争却经常屈服于它试图取消的那个审判体系。与此相反，斗争必须呈现为自我内部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某种“力量凭借占有其他力量并把自身和这些力量融合进一个新的整体—生成(becoming)—从而壮大了它本身”(ECC：132)。换句话说，德勒兹正在设想的，是面向诸多生成—它们在各种混杂的力量的聚集中被生产出来—的斗争的展开；斗争是“一种充满力量的、无机的生命力，它用力量来补充力量并壮大了它所掌握的一切”(ECC：133)。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斗争的结果是“力量的特异体质”(an idiosyncrasy of forces),这种体质在德勒兹按照D.H1.劳伦斯的说法称之为象征(symbol)的东西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而他对象征的描述方式明显和那些他用来表述意义和级数概念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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