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一个象征]就是一个紧张的合成物，它颤动着、延伸着，没有任何意义，但却让我们旋转，直到我们最大限度地捕捉到每一个方向上的可能性力量，而每一种力量都通过与其他力量发生关系而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ECC: 134)

在表现斗争的力量推翻了审判体系的过程中，象征表现了一种意义，它是由形成这种意义的各种力量级数的无穷互动造成的。表现意义的象征揭示出，斗争的力量是“终结上帝和审判的途径”(ECC：134)。换句话说，德勒兹的意义和级数概念逐步削弱了西方传统中惯常理解的神学的可能性。

这些斗争的力量如何在我们活跃的批判活动和反抗上帝审判的精神性的，同时也是生命性的工作中起作用呢？在我们看来，通过仔细观察德勒兹如何在哲学内外进行一种独特的、颇具创意的合作(collaboration)，就可能浮现出一个可能的答案。这些合作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千高原》、《什么是哲学?》以及大量谈话和偶然为之的文章中的合作——但人们一定不要忘记他的重要的谈话文本《对话录》以及1988—1989年的电视访谈《德勒兹入门》，这都是与帕内特的合作。尽管出于篇幅的考虑，我们无法对这些谈话加以深人的讨论，但我们仍然可以简要地来思考一下他们对意义/级数这个对子加以延伸、变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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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高原》的“导论：根茎”开头的几行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反思了他们共同写就的《反俄狄浦斯》，他们马上遇到了级数的意义生产中固有的多样性，“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那么这就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人群了。这里[在《千高原》中]我们已经利用了范围之内的一切，最近的和最远的”(ATP：3)。它们在这一计划中设置了自己的名号，以便使之更加难以辨认：

为了使我们自身难以辨认。为了让这些事物难以被知觉：不仅是我们本身，还有那些使我们行动、感觉和思考的东西……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点，人们在其上再也不说“我”，而是要抵达一个点，在那里是否说“我”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再也不是自己了。每个人都会懂得他自己。我们被协助、被赋予灵感、被增殖。

(ATP:3)"

就像《反俄狄浦斯》开头儿行有意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样1，《千高原》也用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改变了一切有关合作性思考(collaborative reflection)与批判性意义生产(critical sense-naking)的常识性观念。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合作计划如何顺应德勒兹式的动力—正是这个动力支撑着意义/级数这个对子我们可以参考《千高原》问世七年前，德勒兹对克雷索尔(Cressole)的信的回复。德勒兹耐心地，甚至以令人感动的方式细致地解释了对《反俄狄浦斯》的诸多可能性阅读——这种阅读也是延伸到《千高原》中的实践—中所固有的意义生产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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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者把它当成里面装着某物的匣子，并开始寻找它所意指的东西，如果你更反常或更堕落，就会去寻找能指。你把下一本书也当成一个匣子，它要么被装在上一个匣子中，要么把上一个匣子装在自已体内。你评注、解释、提问、写作关于书的书，如此等等。还有另一种方式：你把书视为一台小小的非意指性机器，问题只是“它灵吗？它怎么运转？”它如何为你而工作呢？……这第二种阅读方式充满张力：有些信息传达到了，有些则没有。无须解释什么，无须理解什么，也无须说明什么。它就像一个电路的连接…它直接把书本和它外部的世界连接起来……它是诸多的流中的一种，同其他流相比，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它和其他的流—脏话流、精液流、语词流、行动流、色情流、金钱流和政治流，等等—构成了潮流、反潮流和旋流的关系。

(N:7-8)

通过详细引用这一段落，我们强调了意义生产通过中间(milieu)发挥作用的方式，它是一个属于矛盾性因素的中间地带(in-between)，这个因素不停地在两个级数—例如，德勒兹级数和加塔利级数(以及他们各自的群)—之间流动，以便在“二”(the two)之间及其外部激起一股意义之流(sense-flow)。在书的级数和读者级数中，这个“二”作为一种力量发挥着作用，它不属于封闭的意指过程，也未被能指/所指俘获，而是一种能动的生产，它随流而去是为了通向新的级数和新的流。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导论：根茎”中所描述的、和树木的虚假多样性（arborescentpseudo-multiplicities)相对立的“根茎的多元性原则”（principle ofrhizomatic multiplicity)：“木偶的提线——作为一个根茎或一种多样性——并非和艺术家或操弄木偶之人那被预设的意志联系在一起，而是和神经元(nervefibers)的多样性联系在一起，它通过与第一个木偶相联结的其他维度形成了另一个木偶”(ATP：8)。通过这一途径，根茎作为一种在级数中从事意义生产的基本方式，“把任意两点联系了起来”，它甚至“启动了极为不同的符号机制，甚至是非符号的状态”，它既无开端也无结束，“但永远处于中间(milieu)并由此生长并且漫溢”(AT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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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问，是否有更为实际而直接的方式来概念化这些意指(和非意指)之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德勒兹和帕内特如何来解决一个问题，即“怎么用别的方式进行对话？”，1977年的《对话录》对此给出了明确的解答，而在《入门》中只是有所暗示。在《对话录》中，德勒兹赞颂了他的知识工作中的相遇(rencontres)，特别是“搭便车的方法”(pick-up method)(D：7-10)，因为通过和朋友的相遇(他列举了他的朋友让-皮埃尔、他的妻子范妮、福柯和加塔利等人的名字），我们才抵达了“那片荒地，才能够在我们白己身上进行试验，[它]是我们唯一的认同，是我们获取寓居于我们身上的一切联合的唯一机会”，而通过“对这些部落[它们居住在这片荒地之上]的秩序化…通过消灭掉其中某些部落而让另一些兴旺发达”，这项试验总是被扼杀掉(D：11)。从帕内特这边来看，她怀疑德勒兹(和加塔利)是不是做了充足的工作去打破二元论，相反，她提议在多样性中寻求逃离(escapc)，这种多样性内在于“和’(AND)之中，而和’是某种位于诸要素或诸群组之间的东西。和，和，和—L吃”(D：34)。凭借“和”的不断增殖，人就可以“通过跟踪在两个词语或两个群组之间穿行而过的逃逸线，从内部消灭二元论……把它们双双纳入非平行的演变过程，纳入一种混杂的生成”(D：35)。尽管这个方法看起来仍然独具一番二元色彩，但德勒兹的观点涵盖了帕内特所欣赏的口吃，而帕内特正是在《对话录》后面章节里的集体阐释的诸种可变的中间模式内表达了她的欣赏。德勒兹和帕内特“通过不断地、故意地移置作者身份(第三章有些许例外)而不断前进，思想与概念—它们由两个谈话者共享，而这两个人实际又是一群人—交错折叠，其结果就是，一个思想的中间地带(an in-between of thought)通过友谊的褶子，也就是通过共振、差异和重复—它们只有在这种调停的亲密性中才能看到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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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凭借像ABC启蒙书一样的展开方式（“A：动物[Animal]”、“B:醉酒[Boire]”、“C：文化[Culture]”，等等),《人门》的情节运动考虑到的是围绕主题的某种编排(weaving)，而不是德勒兹和帕内特十年前寻找的那种中间物(in-between)。其至在某一个环节(比如在“C：文化”中)，当德勒兹谈到他如何通过与电影摄影师的相遇来探求理念的冲击力时，帕内特几乎陷入恐慌，她突然止住他，说：“你就要开始搞我的[字母]！’了！快停下来！你就要开始搞我的[字母]1’了！”5不管这部八个半小时的电视访谈有多丰富，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这种交流必然是线性的展开，所以帕内特后来意识到了该对话的局限性。因此，在2004年发行的DVD版《入门》中，帕内特和导演一制作人皮埃尔-安德烈·布唐(Pierre-André Boutang)通过提供一个新的理解模式—“通过中间”(par le milieu)—来寻求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提供这三张分开的光盘各自与主题要点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和每一个字母开头的联系(当然，也是看得见的联系)。帕内特甚至在一个写着《对话录》的摘录文字的方框中解释了这个装置：

摆脱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字母专制吧。吉尔·德勒兹已经表明，依靠某种中间物进入或离开：那就是这部DVD现在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音乐性思想运动的别样的重音、微小而又无限的变奏。“中间(milieu)和平均数毫无关系，它不是一条中间路线，亦非某种中庸的形式。相反，它是绝对的速度，从中间生长出的任何事物都被赋予了这样一种速度”[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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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DVD)

尽管这台装置并非毫无漏洞—例如，它仅限于每一张特定光盘那些可见的联系(光盘1[A-F]有六种联系，光盘2[G-M]有九种联系，光盘3[N-Z]有七种联系)——个技巧娴熟的DVD浏览者可以学着迅速理解光盘之间的不同级数或那个中间(milieu)，从而创造成果斐然的跳跃，生产意义的变奏和表现，是它们重新打开了德勒兹的思想。

正如德勒兹在“C：文化”中的其他地方提到的，恰恰是通过像冲浪者那样生活在波涛的褶子之中，人们才不仅最大化了相遇的裨益—通过中间(milieu)，在级数之问进行新的意义生产的通道—而且实现了德勒兹通过哲学来摆脱哲学的理想。这种透过特定的级数并在它们之间、之外展开的意义生产的并列，恰恰是德勒兹—或者通过他本人，或者通过和加塔利的合作——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从事的工作：打开了横向关系（transversalrelations）、意指的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 of signifying）和非意指装置(asginifying assemblages)的种种高原，它暗示着陌生的欲望和情动模式，创造了新的关系和前所未有的生成；通过绘画、电影和文学来超越哲学的诸多运动，伴随着它们的感觉的逻辑、结晶的时刻和风格上的生成-少数(becoming-minor)；以及在最后几年中清晰地表述了褶子(folds) 和批评与临床(the critical and clinical)的诸多运动，它们被表述为理解哲学的中间(the milieu of a philosophy)的方式，而这种哲学总是在寻找用其他方法被概念化了的意义和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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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德勒兹(和加塔利)详细的传记信息可以在弗朗索瓦·多斯的研究中看到。

我们的探索必然是一次有限的探索，但读者们现在可以获益于詹姆斯·威廉姆斯对《意义的逻辑》的一项完整研究(2008)。威廉姆斯喜欢在他翻译德勒兹的题目时省略“thc”，正如他正确指出的，“法语标题对我们应该采用 a logic(une logiquc)还是 the logic( la logique)是模棱两可的……把这部作品理解为“The”Logic of Sense的那种阅读，有失去其解释的试验的多样性的危险……正是这种多样性支持着一种更具创造性也更为随意的阅读，这种阅读是在考虑了德勒兹的思维运动的情况下建构了它的意义的逻辑’的版本”(2008:22)。也可参见本书中威廉姆斯的《事件》这篇文章(第6章)。

doxa即希腊文δoξα，特指那些“不管理据是否充足的意见、观念或判断”，也就是说，它指的是那些未经深刻反思的、似乎不言自明的“定见”。此处作者用这个词要暗示的，正是“表象”的那种不言自明性和无反思性特征。—译者注

德勒兹在《克罗索斯基或身体语言》(该文作为附录3而被收录在《意义的逻辑》中[LS：280-301])探索了这种对同一性的秩序化，他称之为“上帝的秩序”(order of God)。

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1905—2001),法国著名的编剧、演员。代表作有《索多玛120天》。—译者注

对德勒兹来说，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骑士之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参见LS：29-30)。

多萝西(Dorothy)是童话故事《绿野仙踪》中的主人公，托托(Toto)是桃乐茜养的小狗。—译者注

7“我们早已不在堪萨斯了”，这句话是《绿野仙踪》里多萝西向小狗托托说的一句话，后来成为俚语，用来形容人们脱离了熟悉的环境，进入新的地域或空间。在这里，作者借此表达这个新定义的“结构”完全不同于结构主义运动中经典的“结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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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提到的论克罗索斯基一文的附录3中(参见注释4)，德勒兹扩展了他对上帝秩序的批判。

通过引用若埃·布斯凯(Joë Bousquet)的“成为那个属于你的不幸的人；学会让它们焕发完美和光辉”这条训谕，德勒兹已经预见到了《意义的逻辑》中的事件伦理学。为此，德勒兹补充道：“没什么可以再说了，也没有什么是曾经说过的：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变得值得吧，渴求并释放事件吧，让我们都成为自己的事件的子孙吧，让我们重生吧，让我们再活一次，与肉体的出生决裂吧”(LS：150-51)。德勒兹以此得出结论：“行动者与其说像造物主，不如说是‘反造物主(anti-god)”，因为行动者为了生存于“最准确的”当下(“行动者属于Aion”)，就避开了上帝生活于其中的“永恒的当下”(etermal present)(“上帝是Chronos”)，同时，他“使事件现实化了，但它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对事物深处的事件的现实化……因此，他成了自己的事件的行动者(the actor of one's own events)—一种反现实化(a counter-actualization)”(LS：150)。关于事件的伦理学，请参见柯林斯(2010)和斯蒂瓦尔(2010)，以及尤恩和史密斯的论文集(2011);也可参见鲍登(2010)。

Chronos和 Aion是德勒兹区分的两种时间模式。德勒兹认为：“我们已经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根本不是单一时间性的三个组成部分，而是形成了两种对时间的阅读，它们彼此完善却又互相排斥：一方面，是永远有限的当下(the always limited present)，它把实体的诸行动判定为原因(causes)和它们深层的混合(mixtures)，这就是Chronos;另一方面，是本质上无限的过去和未来(essentially unlimited past and future)，它在一个平面上把诸多事件作为效果(effects)集聚起来，这就是 Aion”(The Logic ofSense, translated by Mark Lestcr with Charles Stivale, edited by Constantin V.Bounds，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0，p.61)。见,Chronos 的唯—的时间维度就是“当下”，它表现的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混合状态；相反，Aion强调的是每一个“当下”对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敞开，以及在这种敞开里的不断生成(becoming)。也就是说，“当下”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现实”，而是经过一种分化的、指向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向度，它是意义和效果的散播，在纷繁复杂的流变中凸显出自身的存在。德勒兹认为，只有这样的“当下”才能称得上是“最为准确的”的“当下”或者说呈现出“当下”的真实面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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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文章要处理的问题是，意义和级数的概念为另一种神学扫清了道路吗？至于对德勒兹的反思、反神学以及对上帝的评判，请参见波克森(2001)。

11 关于《千高原》的开头，请参见本书中克丽斯塔·阿尔布雷希特-克兰的《风格，口吃》一文(第11章)。

“它在所有地方都起着作用，有时候平稳地运作，有时候则是间歇性的。它呼吸，它发热，它吃。它拉屎、性交。它在任何地方都是机器真的机器，而非比喻意义的机器：驱动其他机器的机器，被其他机器所驱动的机器，伴随着一切必要的联结与关系。器官-机器(organ-machine)被放入能量-能源-机器(energy-source-machine)之中：其中一台机器生产了被另一台机器所中断的流(flow)。乳房是一台产奶的机器，嘴巴是一台连接乳房的机器……因此，我们都是能！巧匠：每个人都有他的小机器。对于每一台器官-机器来说，能量机器向来都是流（flows）和中断(interuptions)。施雷伯大法官(Judge Schreber)通过他的肛门获得了圣光。圣光的肛I(A solar anus)”(AO：1-2)。

“施雷伯大法官”是弗洛伊德心理治疗的一个经典案例。在该案例中，年轻有为、学识渊博、举止优雅的首席法官施雷伯患了极为严重的妄想症。他幻想自己和上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是被上帝选中的拯救者，能够看到圣光、听到圣音、见证奇迹，而要完成这种拯救任务则必须变成女人并“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经历交媾”。德勒兹此处论及的是施雷伯法官和肛门(排泄)的关系。施雷伯法官认为：“无论是奇迹，还是那个声音，都是出白上帝(也就是说，圣光)的……正如其他与我身体有关的事情一样，排泄的需要也受到来自奇迹的刺激。这种刺激出现在排泄物沿肠道下行之时(有时也在其反向移动时出现)；如果遇到因口常排泄而导致缺少该类物质的情况，那么至少，我的肛门内始终还附着少量肠道内容物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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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迹，由较高的(upper)上帝创造的奇迹，它每天都会重复发生多次。………通过以奇迹调动大便冲动的方式，破坏智力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圣光也就由此得到了彻底抽身的机会。在我看来，要从根本上理解我这种念头的产生，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我的一种基于排泄行为之象征含义的误解，即一个与圣光的关系密切如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获得了向整个世界排便的权利。……当我感到那种必要并终于排便时，我通常都是在一个便桶上进行的，因为我总是在这种时候发觉厕所已经有人。每到这种时候，我的灵魂中就会同时涌起一阵最强烈的性欲快感。在排泄物加诸肠道之上的压力解除之后，性欲神经就会得到安宁，在排尿时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由此看来，每到大小便之时，所有的圣光就都结合起来。”(参见《弗洛伊德心理治疗五大案例》之“关于一个妄想症病例的分析报告(‘施雷伯大法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注

13这里的“它”指的是书籍。德勒兹在此分析了两种读书方法的异同。——译者注

14 这些共振、交叠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是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延伸。
关于德勒兹的这项重要工作，请参见詹姆斯·威廉姆斯(2004)。

这里是说，在《人门》这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德勒兹和帕内特已经更换了一种节目组织方式，即按照主题来编排。而此时，德勒兹过早地开始了原本要在“1”部分才进行的访谈工作，所以帕内特才急忙阻止了他。方括号里的“字母”(lettcr)词应该是本文作者的解释之辞，以便把节日编排中作为序号的“1”和第一人称代词的“1”区别开。——译者注

h 关于德勒兹和帕内特在《对话录》中进行的实验(及其限度)以及早期访谈和《入门》的关系，请参见斯蒂瓦尔(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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