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家庭是我们为自己建造一席之地、为表现自己而安置手工艺品、特性和情动的方式。我说的并不是那种资产阶级的“我就是我的家居风格”(I-am-my-home-décor)方式，而是那种为我们自己表现一个舒适空间的方式。德勒兹和加塔利描述了一个孤独且惧怕黑暗的孩子(ATP：311)。这个孩子轻哼、吟唱一支小曲，一个叠句来抚慰自己。吟唱小曲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空间：家。人们无须固守着自己的住所去构建家：飞机座位、居住区的闲逛、每天上下班的往返车辆、野餐的草坪上的空间、沙滩上的空间，这都是家。因此，家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空间；它不是房子。它是通过对物品、实践、感觉、情动进行安排，从而为我们自己营造舒适空间的持续不断的尝试(参见 Wise 2003)。

让我们思考另一个例子。最近，我乘飞机去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我将在机场会见我的一位好朋友和她的一位同事。由于我朋友的同事和我素昧平生，因此她向他简要地描述了我，以便让他能够辨认。存在于这个局部描述中的特性构成了一台装置，它是一套多少有些随机的因素，这些因素整个地但又是局部地装扮了我，表现出了我的特点，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了某种形式的同一性。这里的关键在于，这台装置无须包括这些特定的要素，甚至相似的要素：我并未按我惯常的方式打扮，而是蓄起了络腮胡子。更确切地说，虽然没有那些按照特殊方式装配起来的要素，那个同事也发现了其他的特点行动、举止并把它重新装配成了同样一个东西，那就是我(或对我的重复)。

装置(和家以及我们为了获取同一性而利用的东西)不是物品和特性，而是速度和线。我的同一性装置(identity-assermblage)是慢性、黏滞、加速和断裂的集合体(ATP：4)，是步态、风格、不自觉的行为、习惯、节奏(啪嗒啪嗒的脚步、缓慢的凝视、步履蹒跚踱来踱去的步伐)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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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装置还有另外一个维度。除了我们已经讨论的物、行动和激情的系统外（德勒兹把它称为机器性装置「machinicassemblages]），装置也是符号的系统，符号学的系统（semioticssystems)(ATP：504)。也就是说，装置的要素包括话语、语词、“意义”及联结能指和效果的非实体性关系。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称为阐释的集体性装置(a collective assemblage of enunciation)。考古学的装置不只是被挖掘出来的那些物品以及它们的特性和关系，还是一个话语的装置(discursive assemblage)，物品、特性和关系通过这个装置，凭借专有名词、行业术语和考古发掘的符号学而被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把茶杯变成巴契罗杯(becchero cup)\*的符号学系统。”家-装置(Home-assemblage)不只是物品、实践、感觉和情动的集合体，它们也接受了独特的语言、词语和意义。前面对我本人的描述也包括讲话风格、发声习惯、词语的总汇、表现和意义，总之，就是能指。

通过接纳或讨论快、慢、效果和语言的独特关系，我们就能进人装置。这样，人们就可以进人另一种意义上的家或者认同(这完全不同于走进某人的家或模仿他们的言谈举止)。它不是模仿的过程而是生成(becoming)的过程。小汉斯——那个观察将死的马的孩子渴望进入那台装置。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问题在于小汉斯是否能够赋予他自己的要素以动与静的关系和情动，正是这些东西使他生成为马，去除了形式和主体”(ATP：258)。要提醒的是，尽管我发现谈论进入装置十分富有成效(好像它是一种自愿的行动），但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总是被多种装置纠缠着、建构着。

总之，德勒兹和加塔利写到，装置有两条轴线。一条轴线是在层(strata)上的界域的建造，它在无器官身体上来往于建立(辖域化）与毁灭（解域化)之间。有些解域线(lines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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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了界域装置，使之面向其他装置……而其他装置……则打开它，使之面向一块怪异的、无法追忆的，或尚未到来的土地”等(ATP：504-5)。另一条轴线是内容和表现，“机器性装置和阐释的装置”(ATP：504)，技术(“实用系统”)和语言(“符号学系统”)。装置沿着这每一个维度建立并毁灭。

95 技术性装置

在本文的第2部分，我想说明装置概念如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研究中的一个特定问题，即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参见Slack & Wise 2002,2005)。由于提出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毫无成效，而且显然十分粗疏，所以装置概念提出了一种思考人一技术关系复杂性的更为新兴的方式。在本文的这一部分中，我会描述并批判三种常见的对人一技术关系的理解(公认的观点，环境论观点和接合论的观点），运用移动电话的例子来说明每一种观点。通过评述这个人一技术的问题，我们会看到装置如何能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制造新的联系。

人和技术的最常见的关系结构—斯莱克和怀斯称之为“文化与技术的公认观点”—把人和技术都假定为完全不同且相互作用的特殊的事物。根据这个观点，我可能会被各种技术(电话、计算机、电子表格程序)包围，但它们都外在于我本人：它们只是工具。技术不是人，人也不是技术。当技术和人开始融合的时候—要么人变得更技术化，要么技术变得更人性化，或者技术通过移植变成人的一部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就变得相当不安。这种公认的观点引发了似乎无休止的、关于技术是否正在控制人(技术决定论)或人是否完全掌握了技术(社会决定论)的争论。不管哪一方，都是把技术和人视为(应该分开研究或连起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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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分离的实体。

例如，如果人们想从这个角度研究手机，就要去探索技术本身的发展以及今天的手机在功能、力量和尺寸上有怎样的变化(人们甚至会发现自已说手机在以某些方式“进化”)。人们还会研究技术对人类与社会的效应—通常是用“重大影响”这个词提出的，比如“手机对公私观念的重大影响”或者这些手机如何给用户随时强加一种有待他理解的命令，或者它们怎样增加安全感或危机感。人们可能还会研究社会和社会需要给电话技术造成的影响(例如，强调被视为商业技术的手机如何重视特殊的功能和特性，而被视为私人技术的手机如何重视其他的方面)。不管怎样，这种观点把手机视为拥有属于自己的同一性的独立的物品，可以通过自身而得到独立的研究。

关于人一技术关系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我们需要在环境中考察这种关系。技术不脱离它们的环境，人也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思考一项技术；它总是在某种环境中被使用着。菲利普·霍华德(Philip11oward)做的一项关于互联网使用的研究采纳了这种视角——他称之为·种嵌入式媒体视角（cmbeddedmediaperspcctivc)—他认为“对于以社会环境为基础的交流来说，新式的媒体机制也是满载文化的工具”(2004:22)。霍华德认为：

通讯技术极为迅速地、深入地嵌入个人生活中，同时在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及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理解网络社会要求理解网络的嵌入性—通讯工具如何嵌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又如何被嵌入新媒体。

( Howard 2004: 2)

霍华德说，这种研究方法有两个好处：它“既在地又直接”却不抽象，而且，人和技术相互限制：“通讯工具为人类活动既提供了能力，又提供了限制……个体用户负责利用这些能力，并克服日常使用中的限制”(Howard 2004：24-5)。注意，这种方法把社会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视为环境性(contcxtual)的而非绝对性的。然而，如果某物被说成是“嵌入”在另一物中，难道就不能被“脱嵌”(disembedded)吗？如果能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就仍然假设技术和人是分开的、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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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的手机的例子，嵌入的观点更多地集中于技术的日常应用：谁运用技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这些是不能以抽象或当成普遍性来回答的问题，而应该通过对现实的日常实践的关注来回答(在这个环境中的这些人使用了手机的这些特别的功能)。例如，有研究已经关注了日本、斯堪的纳维亚、韩国和别的地方的青少年如何用手机的短信功能整日跟同伴联系，如何让父母随时知道他们的地点和行动，如何监测、掌控通讯和创建“脸”2，如何调情卖俏打游戏，还有其他的使用(参见 Katz & Aakhus 2002;Rheingold 2003；Yoon 2003)。采纳这种观点，人们就会把手机仅仅看成青少年日常生活节奏的一面，并且观察这些使用者如何利用手机的某些功能，如何谨慎地设置通讯模式和语言以应对信息长度的限制。但是，尽管手机是以某些方式使用着的一个东西，而且有时候已经成为这些群体日常社交与文化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这个观点仍然把手机当成一个独特的实体来处理，它并非环境的一部分，而是被带入到环境之中并在这个环境中被使用着。换句话说，手机是一个可以被脱嵌的东西。

第三种理解人一技术关系的方法就是接合的方法。接合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思想，它认为，为了创造整体和同一性，不同因素可以被联结(被接合)起来或被切断联系。斯图亚特·霍尔(1986)使用了接合在一起的运货卡车（一种半·卡车[semi-truck]，驾驶室和拖车是分开的)这个形象。不同的驾驶室可以接合不同的拖车。每一次联结都导致了一个特殊的整体：一辆卡车，但每次都是一辆不同的卡车。詹妮弗·斯莱克(Jennifer Slack)部分地回应了上面概括的环境论观点，她认为环境的概念，用她的话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989:329)，因为各种研究可能都会以不同方式来定义相关的环境。相反，斯莱克提出了一种接合模式，这种模式把环境看成由技术构成的，反之亦然。技术不能被脱嵌。借助一种更宽泛的接合理论，斯莱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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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广袤的宇宙中，被铸就的或被打破的整体不是简单的物理对象，比如卡车，而是要素的复杂联系，它们本身就是诸种接合。这些要素或同一性可能是社会实践、话语陈述、意识形态立场、社会力量或社会群体……它们形成的整体可以由这些因素的任何联系所构成。

(1989:331)

任何接合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接合必须在具体而特定的实践中被制造、被维持、被转变、被毁灭。因此，要接合、制造或切断事物之间、观念之间、事物和观念之间的联系，就要使用力(power):“力不仅在完全不同的要素—同一性在其中得到分派—之间抽取或重新抽取联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力把这些接合当中的某些接合指派为支配性的，把其他接合指派为从属性的”(1989:333)。技术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持续不断的接合级数(anongoing series of articulation)，人也可以作如是观。

如果我们从接合的环境中来看手机研究，我们就得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上面的例子中所提到的问题十分不同。手机技术如何与特定的功能和用途(文本和声音，加上计算器、网页浏览、电子游戏、秒表和其他功能)接合起来？手机如何与进步、便捷、效率的话语及时尚接合起来？手机如何与特定的人群(年轻人，商人阶层)接合起来？手机如何与(强调个体自我表现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及政策接合起来？手机如何与性别实践和话语，以及性别化身体接合起来？手机与经济的接合又是什么？手机是由哪些接合构成的(作为一个整体，它必然是特定的儿种接合的结果)？接近这种方法的是那些立足于技术观点的关于社会构成的研究，尽管它不是完全利用接合的观点。例如，伊藤水子(MizukoIto)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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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赞成那种观念，即多变的技术应用是一门普遍技术(手机)遇到了特殊的国族文化(日本)的结果；技术和文化都具有内在的多变性和独特性。日本人对手机(keitai)的使用不是日本文化的透明结果，而是源自日本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一系列妥协和争执。

(2005:15)

对接合的讨论让我们回到了装置；或许装置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接合模式。它也涉及把杂多的部分联合成一个暂时的、偶然的整体。然而，装置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接合。首先，装置不仅仅是被接合到一个结构中的物、实践和符号，而是特性、情动、速度和密度。其次，装置通过力量之流，而非具体的力的实践来工作。也就是说，接合是一种实践，装置是一种生成。再次，虽然接合强调要素之间的偶然联结与关系，但装置还涉及它们的辖域化和表现及其要素与关系。也就是说，接合强调复杂性，装置强调事件。

所以，为了从装置的角度继续讨论手机这个例子并和理解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对它有所论及—的其他方法作对比，我们将讨论拇指-键盘-软件-传播装置。这不仅是说手和手机以特定方式被结合在一起，而且是说在创造这台装置的道路上，手生成了手机，手机生成了手。在日本，打字的青少年被称为oyayubisoku，即拇指族(Thumb Tribe)，而在芬兰，手机被称为 känny，即芬兰语中“手”这个词的昵称形式(Rheingold 2003：4，12)。尽管他们不是德勒兹派，但人类学家希瑟·霍斯特(Heather Horst)和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对他们的牙买加手机研究的描述却呼应了作为互相生成的装置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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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一个叫作手机的固定的东西，或叫作牙买加人的固定的群体，确切地说，这本书将试图发现由于使用手机，牙买加人变成了什么，以及由于牙买加人的使用，手机变成了什么。

(2006:7)

手机装置也应该包括出现在别处的人、交际性通讯(比如纯粹为了交流的原因发短信以维系感情的桥梁）、公开地变成私人、理解、拥有一部昂贵的手机，和装置所做的事情：它如何形塑空间、如何改变行为、如何响动、如何吵闹、如何强烈表现情感。装置是对要素的特殊安排和组织，它们有属于自己的动静型式；请描述一个在人行道上打着手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走路和说话着的人吧。但是装置不只是环境，不只是时空的团块和手机-人行道-时刻，而是一片界域，它从环境中抽取出某些东西并把它拉进和其他环境的关系中。装置散开了，诸要素也就随之移动到了不同的关系和配置中(口袋中的手机，运动中的变化和与他周围那些人的关系)。然后手机响了，人又再次进入装置，同时进行解域化，但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

抽象机器

尽管这些例子(考古发掘、临终的马和手机)已经相当地在地化和具体化了与之相伴随的是显得相对个人化的装置(我的装置、你的装置，等等)—但重要的是同时关注一台装置和大规模装置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以及诸装置穿越多元场所时的运作方式。“诸装置可能会把它们自己组织成一个构成‘文化’，甚至时代’的极端庞大的集合体”（ATP：406），德勒兹和加塔利说，而且他们以福柯论规训和监狱的这部著作(1977)为例。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具体事实，即监狱装置的规训功能，那我们就遗漏了更大的联系，即它和其他装置例如，教育体制、车间和医院，这里只举三个例子—之间的交叉联系(ATP：67)。德勒兹和加塔利给出了另外两个例子—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作为两个更大规模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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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手机的例子，只关注个人或某群体对手机的使用，就没法让那些特殊装置表现出一套更广泛的功能或原理。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些功能或原理称为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在手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指出一种装置，借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对电视的讨论(1975)，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移动的私有化(mobilc privatization)机制。也就是说，根据威廉斯的说法，电视是在一个强调“家”的私有领域，强调1950年代新的郊区住宅的流动性的社会集合体中发展起来的。透过新自由主义，我们或许会辨认出一个类似于移动的私有化它强调移动性、自治性、私人化和个人的授权—的抽象机器(参见 Rose 1999;Hay 2000)。那台抽象机器调整好自己，随即渗入装置之中：“在装置的维度当中，一台或多台抽象机器在形式和实体之中得到了实现”(ATP：511)。所以，我们将要处理的不只是一台装置，而是一个拥有多台装置的体制，在移动的私有化这个例子中，它不仅包括了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参见Goggin2011)，还包括一系列自助的或自我检查的装置及其他装置。但每个装置都是以一种在地化方式而被讨论的：我拿起电话并开机；我的身体改变了速度、路径和容贯性；我进入了一台语言装置，一台阐释的集体装置—行动、陈述、“属于身体的非实体性转换”（ATP：88)它使得有些陈述变得可能，有些则变得不可能。那个阐释的集体装置被带入一种和“身体、行动、激情”也就是机器性装置—的特殊关系之中(ATP：88)。通过进人这台装置(但永远无法到达，它总是处于过程之中），我将规定这个移动私有化的抽象机器，而它也将规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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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概念向我们展示出，机构、组织、身体、实践和习惯如何互相确立又互相毁灭，同时相互交叉、转变：建立界域然后毁灭它们，将其解域化，打开作为一切装置之可能性的逃逸路线，但同时也关闭它们。我通过卡槽刷卡并被允许(或不准)进入或接近，而与此同时，我的位置可能就被标注在地图上了，除非我故意突然拔卡，篡改这个过程，从而以此破坏这个过程。在德勒兹最后的文章中，有一篇写道，“我们处于某种新事物的开端”(N：182)，这是一个新的装置机制，他称之为控制社会(a control society)。“我们正在走向控制社会，它再也不是通过对人进行限制，而是通过持续不断地控制和瞬息万变的通讯来运作”(N：174)：不断的教育，总是和办公室联系在一起的流动的、可移动的工作间，对获假释人员持续的远程监视，对消费习惯和偏好的不断累积。我们不应该被技术本身—比如手机和自动贩卖机那一类的机器—分心：“机器什么都不解释，你必须分析集体装置，机器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N：174)。也就是说，你必须分析我们进入其中并创造着的装置，或者那纠缠着、建构着我们的装置。我们需要能够倾听“持续不断的未来，新的欲望、机器和陈述装置的低语之声，这些装置把自己嵌入旧的装置之中并捣毁了它们”(K：83)。对控制装置的抵抗需要“在我们的每一个运动的层面上进行评估”(N：176)。

致谢

我要感谢查尔斯·斯蒂瓦尔和戈登·孔菲尔德对本文之前的草稿所进行的评点；他们的贡献要重大得多。我还要感谢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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