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弗·斯莱克，她推动我在我的工作中充分地发展了装置概念，她一直都是我工作进程中的重要的对话者。

注释

的确，对“装置”一词的支配性的理解方式，是在社会理论中既用它来维护，又用它来挑战结构(structure)，正如乔治·马库斯和埃尔坎·萨卡(2006)已经指出的，比起德勒兹和加塔利规划的那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用法更适合于社会理论的现代主义轨迹。它忽视了比如说装置和事件之间的关系(Phillips2006)。例如，凯文·哈格蒂和理查德·艾瑞克森(2000)用装置思想在理论上改变了源自福柯和奥威尔的监控模式。虽然他们有效地利用这个术语描述了身体和系统(肉体、信息、机器)以及权力的根茎性而非等级性关系，但界域、情动以及对装置思想至关重要的事件等维度却付之阙如。请参见威廉·博加德对哈格蒂与艾瑞克森观点的具有细微差别的拓展(2006)。

2 即“装置”这个词。——译者注

关于这个翻译的问题，请参见菲利普(2006)。对我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装置”这个词十分容易滑人一种静态结构的思想。人们需要记住法语动词 agencer,也就是一个合并和装配的持续不断的过程(an ongoingprocess) 。

伊特鲁里亚(Etrusca)，也译作伊特拉斯坎、伊特鲁利亚、埃特鲁里亚、伊楚利亚等，是处于现代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国家。伊特鲁里亚的位置在包括了现今托斯卡纳，拉齐奥，翁布里亚的区域。伊特鲁里亚被认为是伊特鲁斯坎人的国家，后来被罗马人吞并了。伊特鲁里亚在公元前罗马城之前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重要城市，古罗马的伊特鲁里亚时期是其鼎盛时期。—译者注

环境(milieus)是“特定时空中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即时间一空间的致密的物质团块”(Grossberg 2010：31)。

请参见伊丽莎白·格罗斯关于物与流动性的讨论(2001);以及简·贝内特关于物与活力的讨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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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关于德勒兹对“情动”(affcct)的使用的特殊性，请参见格雷戈里·j.塞格沃斯为本书撰写的文章(第14章)。

巴契罗(becchero)是指一种瓷器风格和样式，它流行于意大利中部，由伊特鲁里亚人创造。——译者注

例如，请参见布鲁诺·拉图尔关于土壤和植物标本如何与科学机器和命名系统联系起来的描述。尽管装置并非拉图尔所使用的术语，但是业马逊森林和稀树草原，还有研究它们的科学家都包含了大量的装置。

例如，在对卡夫卡作品的研究中，德勒兹和加塔利问到，K这个人物在所有的三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中是否一样？它们并没有把K写成一种同一性或主体，而是把他写成一个装置的部件。“K不会是一个主体，但却会是一种扩散的一般性功能，他不停地分裂并散布于所有环节”(K：84)。后来他们写道：“最终，K的问题不在于他是一个为个体所理解的一般性功能，而在于他是一个多价装置发挥功能的过程，独立的个体只是这台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K：85)。

然而，我们应当谨慎，不要过分简化装置，这是曼纽尔·德兰达在他论装置和社会理论的书—这本书影响巨大，但又显然是纲要性的和形式主义的—中遇到的危险。博加德警告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制造一种装置的形式类型学不感兴趣”(2006:104)。劳伦斯·格罗斯贝格(2010)把德兰达的理解看作过于黑格尔化的，它依靠的是与德勒兹和加塔利不符的内在性(interiority)与外在性(exteriority)的观念(参见2010:297-8)。12 此处应当指的是创建“脸书”(Facebook)的个人主页。——译者注

13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Hall，1932—2014)，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英国著名的社会学教投、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将符号学理论引人意识形态分析，创造了独特的“编码一解码”理论，为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代表作有《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解码》、《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等。—译者注

14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代表作有《漫长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乡村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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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等。——译者注

15 白助服务是那些无须和真人打交道就能让你查阅馆藏图书、查看并支付货品以及办理登机手续的机器。ATM机是这种机器的先驱，贩卖饮料和零食的机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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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微观政治

☑卡伦·霍尔

但是，教条(doctrines)如果不是来自创伤(wounds)和至关重要的箴言(vital aphorisms)—它们通过控诉堪称典范的挑衅而成为太多的思辨的秘闻(speculative anecdotes)——又来自哪里呢？

(LS: 148)

堪称典范的挑衅(exemplary provocation)

周二早上。我的“女性研究导论”课。一个永远被政治化了的空间。大概有100张苍白的或敌视的面孔。主要是白人，主要是女性，主要是中产阶级。这周的主题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性别”。在阅读了《保护我们的女性地位：加拿大大学里的暴力》（Harris1999)之后，学生们必须完成一项分配给他们的千篇一律的任务：“实事求是地、充分地描述性骚扰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他们每个人都会把打印好的报告放在信封里，再把另一项任务拿出来。阅读它。然后“回答”它，哪怕只是签上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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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早上。完成的任务包括我自己的—被塞进了信封里。我已经告诉这个班，我也会做这项练习，因为性别-暴力(gender-volience)把它自身深深地刻写进了我的生活，还有我认识的和我所爱的人的生活。我所从事的这项我称之为女性主义的工作，并不是和这种刻写只具有偶然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抽出一张看似无辜的答题卡并对它作出回应。

周四下午晚些时候。今天，我已经看到了10个学生。在他们当中出现的不是一副苍白的面孔了。9个女生，1个男生。每个人最终都抽出时间告诉我遭受过性侵犯。直到现在，他们都从未尝试思考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毕竟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每个人现在都花了时间。整整一天。10个身体。紫红色头发的女子嘲讽我说：“好吧，指望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呢?！”她离开了，她被击溃了并对我和这项活动大发雷霆。在我的脑海中，我能听到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提醒我：“我们没法忍受妇女讲真话。我们没法忍受。那将会引起无限的悲伤，并在这个十分平庸但仍旧理想的愚人乐园中带来最糟糕的骚乱，而我们每个人正是在这个乐园中过着属于自己的小生活”(Conrad1984：131)。在开启活动的过程中，我把我的学生们用力地揪出了他们的愚人乐园，揪出了他们中规中矩的、以实用为主的生活，然后，像汉赛尔与格莱特那样，把他们分别丢在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林里，没留下任何面包屑的痕迹'……我怎么来判断我的行为，我的所谓政治化教学实践呢？

那只是一天。一个主题。一项任务。

失败的整个社会生态学是什么？女性在局部地域遭受的痛苦以及她们这个遭受全球性不幸的大家庭：枯萎的珊瑚礁；艾滋病遍布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极端富有和一贫如洗的人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儿童卖淫，和/或在绿山墙的安妮住的田园牧歌式的海岛上，由12岁的小女孩儿给体育明星提供的口交服务；(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喷气式飞机的航迹云造成的不稳定的气候(这是一个已被证实的因果关系，感谢9·11之后24小时停飞期的好意)；每天早晨，到处鸣叫的鸟儿越来越少了；遍布在母乳和独角鲸鲸脂中的致人畸形的化学药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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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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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失败和正在损失。悲伤、失败、破裂、麻木、不确定、恐惧、情感的死亡、梦想的死亡。世界那绝对残酷的、无休止的、习以为常的不公正。[这样的]失败对个体意味着什么呢？作为一种持续的活动，它对整个文化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人类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日常生活的暴虐之苦”(Foucault 1983: xiv)]?

(Roy 2003: 53)

我们如何才能想象——更别说敢于实现了——某种政治（apolitics)，它能够应对(responsive)这种无法估量而又无休止的内耗的命令，应对这种“世界信念”的丧失(Rajchman 2000：25)？通过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冲动，我们才能想象一条撒满面包屑的小路，更别说实现一个更好的未来呢？一个无法估量的更好的未来。

……你尚未老朽，并且时间仍非太晚

潜入你那不断扩展的深渊……

里尔克，《你看，我想要的太多》(1981:27)

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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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恰当地应对这种挑战——我们发现这就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事物状态—为了“反抗它”(Marcuse1991：63)而不是从它身旁疾驰而过，为了召唤一种“破坏”而非助长这种挑衅的回应方式，我们并不需要一种具体化的、普遍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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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模糊不清的“具体的普遍性（权力、反抗、资本、劳动）”(DeLanda2008：177)：我们需要一种直接交战的“分析学”(analytics)(Foucault1978：82)。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他们对微观政治(the micropolitical)和宏观政治(the macropolitical)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分析学。

在《千高原》中，“微观政治和节段性”（Micropolitics andSegmentarity)这座高原通过本体论的形式展示了这种分析学，它解释了实在界(the Real)各部分的组分(comnponents)和性质，还有它们的关系。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实在界—包括社会、个人(“现实”[the actual])和虚拟(the virtual)—完全是由线(lines)和节段(segments)构成的。本体论是制图学(cartography)，即对那些线的研究，也是一门政治学(politics)，即“对每一条线的风险的研究”(ATP：227)。这项“研究”是——或至少打算激发起——对当下的介入(intervention)，它和理解那些线及那些风险的本质，理解那些线和风险在特定领域中如何运作是同步的。因此，我用“微观政治学”来指称三种可能的事物：(i)对线和诸多参照系统的仔细考察，它们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学用于调查和行动的领域；(ii)对断裂的实践的关注，一种线或节段—分子(molecular)—和一种装置——变化的抽象机器—尤其胜任这种实践；(iii)一种介入的模式，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它不同于所谓“宏观政治”且比它更为合适。改革的自由民主计划—例如把伊拉克“民主化”—是后者的一个好例子。微观政治的介入并不自外于，也不限于通常被认为是“政治”的那些操作性表演(例如选举和草拟宪法)。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性，反现实化(counter-actualization)的可能性，伴随着整个实在界领域。实践一种微观政治可能要涉及这三个方面的全部。“微观政治和节段”这座高原把这三个方面全部都卷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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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一切都是线，而所有线都是被节段化的(segmented)。德勒兹和加塔利把“树状的”、树形结构的节段设置为“根茎的”节段性(“rhizomatic”segmentarity)的对立面。用前者构成的那些事物和事物状态被称作克分子装置(molar assenmblages);而那些主要是由后者构成并主导的，或者产生了后者的则被称为“分子装置”(molecular assemblages)。“这两种形式不是通过大小而被区分的”，正如所牵涉的术语暗示的，“好像一个是小形式，一个是大形式；尽管分子的确在细密地工作、小规模地运转，但这并不意味与克分子组织相比，分子装置就和整个社会领域有更少共同的时空范围”(ATP:215)。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政治本体论并没有在个人和国家之间设置对立，而是在出现于个人和社会之中并对它们产生影响的各种线和作用之间设置了对立：

每个社会和每个个体都同时被两种节段所渗透；一个是克分子，一个是分子。如果它们彼此不同，那是因为它们没有相同的项、关系、本质，甚至多样性的类型。如果它们是不可分割的，那是因为它们彼此共存，彼此进入对方之中。虽然形态有别……但两种节段性始终是前提。简而言之，一切都是政治的，但每一种政治都同时是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

(ATP: 213)

这种精心阐述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政治思想有何关系呢？这种哲学对于女权主义这样具体的政治又有何深意呢？这种本体论确实比我们倾向使用的阶级政治本体论更为复杂。“因为德勒兹通过非个人的和前个人(preindividual)的力量来审视物质性，物质性—即便它本身并非不定形的无法轻易地被具体的、能为政治话语承认的形象所说明”(Cheah2008：156)。被政治话语所承认的具体形象，比如“自主的代理人”、“公民”、“阶级”或“性别”等是克分子(二元的)范畴，它们不能很好地有助于确定挑战和介人—它们位于这些形象之中并跨越这些形象——那多元的甚至矛盾的错综复杂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说法告诉我们，这些克分子阶层（molar classes)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包含着尚未被说明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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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线：无关于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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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进行相同的运动，不具有相同的分布，也没有作为克分子阶层的同样的目标，不实行同样的斗争……群众是一个分子性观念，它通过一种节段性运作，而这种节段性不能被简化为阶级的克分子的节段性。

(ATP: 213)

阶级政治的本体论并不擅长对我们如何才能“对那控制并利用着我们的特殊事物产生欲望”(Foucault1983：xiii)作出解释。而且，对我来说，要反抗我上面描述的令人麻木的损失和失败主义，从而制造一切进步，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有效地面对矛盾。德勒兹的本体论坐实了一个论断，即我们不是同质的类型—我们处于种种主体性和多样性之中，也在它们之间穿行，并且包容了它们——有些把我们拖往一个方向，其他的则把我们拉向与那些日标和身份相反的地方。

因此，比起自由主义和激进政治话语，微观政治的本体论提供的至少是一个更加细致入微、更加完善的描述政治的模式。由于被理解为一种扩展性的（expansive）而非延伸性（cxtensionist）的观点，这意味着政治并不以有意识的人类主体为起点，或者说，它并没有完全停留在人类世界的边缘，而是把整个语域(社会的、精神的、自然的/物质的)都编织进了政治。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微观政治模式并没有对实在界进行充分的描述。它没有把“政治介入”的场所局限于已经被确认的坐标，也没有把“成功的介入”局限于一定数量的已经被规定好的、衡量过的成果；它也不认为政治家就是那些采取某项措施或待在办公室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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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微观政治既能激活，又能质疑这些政治的“基本范畴”，就此而言，它是一种更为灵巧、合适的工具，以便我们理解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难题，例如文化多元主义、污染和性别暴力。正如保罗·帕顿(Paul Patton)所评论的那样，“离提出一个民主政治的替代方案还很远，而他们的微观政治概念丰富了我们对民主政治进程的理解”(2010:9)。

在这些问题当中，每一个问题都是那持续不断的、发人深思的、最基本的伦理一政治问题的变体，即“我如何活着？”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回答——存在着两种要从事或要实现的生活—似乎已经转到了那个较好的选项。一种致力于生命的微观结构中的内在可能性，另一种致力于宏观结构中的内在可能性。在一个语域中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可能会对另一个语域施加活跃的力量。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m)——他是一位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死于2001年9月，享年80岁—说过，演奏音乐使他成为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Kozinn 2001)。那种乐观主义并非来自对任何一首特定乐曲的圆满完成，相反，看起来近乎吊诡的是，它来自斯特恩经历的一生，这一生一直伴随着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复制每一场演出。斯特恩永远致力于“试验性结果”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即从未被提前预定好的，而是每次必须要承担十足的风险的结果，这证明它不是厌倦和沮丧的源泉，而是某种特定的东西，让他永远相信下一次演奏的乐章会更好一点。他所秉持的是面向更好的状态(toward the better)的“信仰”，而不是对更好状态(in the better)的信仰⁵；这是一个方向和“欲望与现实的一种联系……[它]拥有革命的力量”(Foucault 1983：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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