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无法被遗忘的永恒的可能性”

克分子和分子之间的这种区分“不仅意在指出一个过程的两种状态，也意在把两个不同的过程分开”(ATP：212)。那些不同的过程，一方面是一种引入和/或保存同质空间(相似性）、抑制“共振”的(宏观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是一种引人或保存异质空间、组织“共振”的(微观政治的)倾向。

的确，德勒兹把权力的制度化形式理解为组织的克分子形式，它们对生活进行分层和限制，他用生成的微观政治来对抗这些组织形式，生成的微观政治释放了具有创造性的力量或构成有机形式的多元独异性。

(Chcah 2008: 156)

微观政治装置“通过‘群众’的本质—它是量子流（quantumflow)，与克分子的、被节段化的线相对立……来定义”(ATP：217)。流。某种移动的、逃逸的、规避了防卫的、从门下涓涓流出的东西，即微观政治使之成为可能，又定义了微观政治的那些过程。树形线(arborescent lines)—比如家庭、国家和宗教——是被超编码的抽象机器制造而成的。它们企图耗尽贝特森（Bateson1972：506-9)所说的，存在于想象、身体、社会中的“灵活性的预算”(budgets of flexibility)，并且把这些转变成严格的二元对立、一分为二的节段、层级制度。偶然的几个小块进入一个组织(line-up)当中，它们相对于一个中心化的外在原则而存在，并且只相对于这个原则而产生“振动”，这个原则是一个权力中心，掌控着一个有秩序的、同质的级数整体。从这个组合中可以抽取出可预见的功能。这是一个基本的宏观政治的过程，无论它发生在电子自旋管(各种层级的电子自旋被严格地转换成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的自旋，由此就可以产生一种电流形式)中，还是出现在一份产生某种法律制裁形式的法律文件中。《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把“什么是人”原则化了(尽管它没有描述任何现实的人），而且它以此一视同仁地向我们讲话。在这种编码之下，我们人类群体的存在就是通过这些外在的、同样节段化的焦点而构成的。这个原则并未阻止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人类权利的滥用。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这类滥用事件中日渐呼吁的恰恰就是与给我们宣讲的那些东西相反的内容(参见Foucault&Deleuze 1977: 211)。

156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被施加和被引人到这种树形系统中的变化—无论是重大的还是轻微的—倾向于制造量的而非质的改变。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为了赢得合法婚姻而发起的挑战宪章运动(Charter challenges)，会带来更多已婚人士，但对制度及婚姻的“性质”不会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宏观政治系统所“射出”的，是“被确定为它们的实体、形式和关系的僵化的节段”(ATP：212)。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只通过一种绝对的标准或先在的同一性的立场来认识和评价差异”(Patton 2000：47)。相反，微观政治装置“射出”的是“基于存在的变化”(exsitential mutations)。这些“质的多样性”中固有的差异并非次要的或派生的。它是“差异本身”(diffcrence as such)：一种联结、结合、中断或断裂，它并没有确定或提供一种连续性；相反，它激起了一种杂多性(hctcrogeneity)、一种在种类和语域上的转变，或者完全不同的第三种事物、一种独异性(singularity)、一个容贯性平面(a plane of consistency)、一种不被包含在先前的级数中的剩余。正如我们看到的斯特恩的例子那样，只有当密切地涉及不可能性，只有当我们面向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新增事物(additions)时，某个特定躯体中包含的无限的能力、“永恒的可能性”（Foucault

8 微观政治

157

109

1994b：146)才能被表现出来或不被遗忘，这种潜能无法被为它作铺垫的一切所想象和预言，而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被包含在它们之中(AO：42-3)。基于存在的变化并不涉及特定的、事先就适合的“被接受的”解决方案；相反，它包含着由诸多成员参与的试验的真正可能性，或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以便“从内部形成和指导他们自己的计划”(Guattari2000：141)，并且和他们自己独有的难题性(problematics)保持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是对我们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或者身体生活方式的重新创造”（Guattari 2000：34)。从微观政治中射出的是一种“别样的逻辑”(Guattari 2000：44)，即以变化为目标的那种能力，这种变化并不指向任何可以设想的目标。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政治性的听上去不太可能的观点，在关键的点上和许多其他思想家的态度产生了共鸣，特别是雅克·德里达的态度。正如谢永平(Pheng Cheah)谨慎地指出的那样，德里达关于不可能的政治性(politicality of the impossible)和这种微观政治性“十分接近，但也十分遥远”(Cheah2008：150)。他们仅仅在这一点上是最接近的。微观政治是一种潜能(potency)，一种既非对抗（opposition）又非反制力（counterpower）的制宪权(constitutive power)。它也不是乌托邦的(utopian)。它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作为宏观的、线性的存在秩序中的某种断裂而被我们体验着，而这种断裂又反过来迫使经验主体去行动，依靠并朝向那独特的、杂多的、尚且不可想象的东西而行动。“不可能性”，德里达写道，“把它们的特定时刻给予欲望、行动和决定……它有它的硬度、紧密性和急迫性”（Derrida 2005：131，引自Cheah 2008：147)。

有一种独特的、非常宝贵的情感性(affectivity)伴随着微观政治，即关于“事情还可以是别的样子”这种理解的共同的情感效果。这种情感性明确地，但又是暂时地处于特定的位置和时间，在那里，一切都尚未被确定。约翰·赖赫曼在谈论这种“情感”以及这种情感的政治性时说：

158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110

对尚未被容纳到我们的计划方案中的新力量，以及与之相伴的新的思考方式是感到乐观、悲观还是感到切实可行，这并不怎么重要；相反，这是一种确信，即确信要有什么东西出现，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2000:7)

由于它同时提高了分裂的可能性并（重新）相信了结果性(outcomeness)，微观政治可以说对逐渐扩大的现实的深渊，即“无法预测之事的命令”(Negri 2003：182)构成了更为恰当的、有意义的回应：一种即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价值。

失去时间

微观政治中固有的这种能力，必须被理解为和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时间本体论具有紧密联系，对此我只能在这里指出来。“经人类努力而制造的一切伟大成果，当它们产生时，都有赖于利用独特的点(singular points)”(Guattari 2000：11)。当下的生成既和过去的生成纠缠在一起，也和那些由我们的当下构成了其本身的展开条件的生成纠缠在一起。”事件会以多变的方式来接受“即将到来的事物”(Rajchman 2000：12;Ncgri 2003：258)。相比于宏观政治的介入，微观政治是，或乐意接受“一种首创性(firstness)，一种力量或偶然，一种尚未被习惯或法则确定的事物的新鲜性”(Rajchman2000：55)。在那些尚不明确的习惯中，有一种就是时间沿着一个方向移动的习惯，而原因(causc)就顺从地和它连成了一体。

8 微观政治

159

通过对柏格森的“绵延”(duréc)的巧妙重读，德勒兹表述

111

了那种为他的方法所要求的时间结构：现实存在是同时作为当下和过去而被建构起来的；整个过去，它本身就被保存在一切的当下之中；而过去则从来不是当下，也从来不是未来，而未来也永远不会成为当下。

(Boundas 2006b: 401)

通过对这样一种当下的有价值的回应，我们可以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时间的解释，“回到事件中去，并在其中把某人的位置理解成一种生成，同时变老或变年轻”(N：170)。丹麦电影导演拉尔斯·冯·特里厄(Lars von Tricr)说过一句妙语：“好东西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成为什么的那种东西，你只知道它是如何生成的”(Feinstein 2004：11)。这种对它如何生成的了解（coming toknow)，根本没有取消深入生活的实际介入(Guattari2000：8)。这样一种批判、介人的时刻(Foucault1994b)永远是当下的，介人结果的性质和当下通过人的公开的首创性而从事这种介入的性质互相纠缠。1当下的行动，当下的恰当回应涉及双重看法：“对预先存在的潜在质料之征兆的保守性解释与前瞻性解释；对独异性的实际应用和对新的主体化参照系的建构”(Guattari 2000：150)。

每一个时刻的展开都牵涉大量的损失，而且它的损失是极难估量的：可能性的损失这些可能性本身并没有被当下现实化；可能性的界域的损失—为了未来的存在，这些可能性被同一个当下取消了。虽然这种损失的现实—这种损失永远包含着当下不可避免，但微观政治的概念提醒我们，那些损失不是，也不必是相同的。有些损失比其他损失要更好。考虑一下这点：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写道，“问题……不在于女性的地位或那些身处底层的人们更好还是更糟，而在于引起那种地位的组织类型”(ATP：210，强调为作者所加)。这是一条令人惊讶的评论。它把行动和评价(政治或伦理罪责)的支点从行动的结果转移到了作为某种结果之基础的性质上，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结果才有可能成为未来对特定情境的某种形式的解决方案，或者被创造出来。所以说，作为结果性(outcomcness)，某个事物或某种事物状态的价值存在于其生成的条件中。分子-生成的条件在质上不同于克分子-生成的条件。与当下相始终的那些损失—我们在其中行动和思考虽然不可避免，但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少，也更少具有暴力性，并且刚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让我们以微观政治的方式介入，继续使“首创性”的到来成为可能。

160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回到挑衅

德勒兹写道，“伦理学要么毫无意义，要么，这就是它想说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并非没有价值—除此之外，它也没什么别的可说了”(LS：149)。那句话总是触动着我。价值大概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当下的那些“更好的损失”和“更少的暴力”的情感的共同作用(thc affective co-cefficicnt)之中。它是对即将移动和即将被移动的能力的一种记录。这种价值成全了一种至关重要的信任并让它发挥了效川，即“确信要有什么东西出现，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它到底是什么”(R ajchman 2000：7)。

当我教学的时候，我使用了两个声区。这些声区并非同一键盘上的两个不同的八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乐器。一个是克分子，为女性研究所分配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充分地描述性骚扰对你的生活的影响方式”针对的就是它；另一个是分子，指向它的是对某种恰当回应的内爆(implosion)。前者问的是模式(patterms)，它们的产生以及对自身的再生产，倾向于和完全固定的事物或事物状态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事物或状态就被命名为“男人”、“女人”或“强奸”。稍微挖掘一下，整个级数(男人-女人-强奸)就可以被识别出来，它确实和令人忧虑的稳定性产生了共鸣，而且非常令人痛苦地遵循着第一个级数—克分子的“人”的级数—从而存在于许多的例子中。但是，当紫红色头发的女子怒气冲冲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认为这是由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她和一种真正的音区的多元性—而非音区的贫乏性—产生了交感并为它所激动。

8 微观政治

161

112

首先，令人不寒而栗的性别模式迫使她面对所有侧翼（同学、导师、记忆），这就打破了那个单一叙事的专制，而正是这个叙事在她的思想中搭建了一个舒适的窝巢。当人们无法让自己去倾听那些讲给自己的无聊的、导致幽闭恐惧症的故事(包括那些来回循环的故事，如“做女人，就是做牺牲品！”，还有人再也不要成为牺牲品！)时，这种破裂儿乎总是凭借被激起的愤怒而产生。当通过这些垮掉的克分子范畴来工作时，才能够有效地抵抗这种对严格的二元性的重新组装：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那些庞大的二元性集合体，例如性别或阶级，那么很明显，它们也要进入具有另一种本质的分子装置当中……因为两种性别克分子组织]包含着多样的分子联合体，它们不仅发动了女人中的男人，也发动了男人中的女人，而且还发动了它们各自与动物、植物等之间的关系。

(ATP:213)

让学生们透过模糊不清的双光镜去写作和阅读不可能的、无法估量(但却可以表达的)个人经验，同时“要求”他们尝试对那些同样的语词作出恰当的回应，这项“任务”的目标恰恰就是把那些微小的节段呈现出来，激起他们的情感的外露，而我显然只是招致了一种具有高度局限性的二元差异(男人/女人)。“如果它们不回到克分子组织去重新安排它们的节段、它们对性别、阶级、党派的二元分布的话，那么，分子的逃逸和运动就什么也不是”(ATP：

113

162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216-17)。因此，这是一项让学生直接地、亲密地和政治的不可能性进行对话的任务，目的是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性更具活力和生命力，而不是一篇文章，上面写着它一开始就计划描述的那些损失。这是一条承载着性别的重负以及在经验上令人痛苦的性别界域，从而继续前进的恰当道路吗？谢永平表明：

或许，最好不要问这些新的唯物主义之于政治思想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它们和具体的政治有什么牵连，而要问它们是如何以激进的方式质问政治理论的基本范畴，包括政治本身的概念。因为，我们所认为的具体的政治形式、制度、实践和活动，还有滋养着它们的话语，比如理性选择理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是被物质和生命的本体论所支持的……而这种本体论正是德勒兹的唯物主义要质疑的。

(Cheah 2008: 156)

要问答“什么是‘微观政治’？”这个问题，人们可以改造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什么是哲学？”的答案：一门政治学的伟大之处要靠事件的本质来衡量，它的力量把我们召唤向这些事件，或者，它使我们能够作出响应(WIP：34)。政治是非愚笨的、非自动的、非习惯性的响应(Rajchman2000：11)。每一响应都形塑或再塑了事件的生成。微观政治既需要对即将被召唤的、扩展的、多元化的能力作出响应，也需要即将作出响应的能力。“德勒兹式政治的活力不能单从它潜在描述的关系性或影响去评价，而是必须用它当下的效力来衡量”(Garo 2008：55)。

微观政治是目前反抗“一月切”(one size fits all)这种诱人堕落的法西斯主义及其邪恶同党(“讲给人们的一个故事好像就是唯一的故事”[John Bergcr,引自Roy 2002])的最具希望的选手。正如保罗·帕顿所说：

8 微观政治

163

114

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哲学就是发明或创造概念，其目的不在于准确再现事物是怎样的，而在于帮助生成新的土地和新的人民这一乌托邦任务…和马克思、福柯及其他思想家一样，他们把哲学实践看成服务于创造未来这个更大的目标，这个未来不同于过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比过去更美好。哲学通过创造概念以让我们另眼看待事物，从而服务于这个目标。新概念提供了描述问题—政治思想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的新方式，并给我们指出了新的解决方式。

(Patton 2010: 41)

“微观政治”是一个概念。它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发明的一个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政治性的非对抗的和非被动的力量—对另一个更好的、未知的结果的鲜活的、乐观的信念才能发生：在我的办公室门外有10条一字儿排开的不同的道路；81年间有1000首小提琴协奏曲；永远新的人民当中有永远新的土地和永远新的生成。如果这就是微观政治以及微观政治所能做的，那么，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就同样应该在当下思考它、实践它。

注释

典出《格林童话》，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兄妹，是樵夫的前妻所生。他们在后母的威逼之下，被父亲两次抛弃。第一次，汉赛尔沿途用石子做记号，兄妹俩重新回到了家中。第二次被遗弃，汉赛尔用面包屑做记号，却被鸟儿吃得十净。兄妹俩于是在森林中迷了路。有一天遇到了一个用面包做屋顶、用糖果做窗户的小屋。他们随即啃起了屋子，以求果腹。谁知这竟是巫婆设下的圈套。于是哥哥被巫婆反锁屋中，妹妹则被迫给巫婆干活。就在巫婆要吃掉哥哥之时，妹妹将巫婆推入炉中，解救了哥哥。随后，兄妹俩带着巫婆的财宝，回到了家中。后母已经去世，兄妹俩和父亲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译者注

164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rables)是一本小说，为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所著，出版于1908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女主人公安妮在风景宜人的爱德华王子岛上被马修和玛瑞拉兄妹收养的故事。—译者注

3“面包屑的小路”仍然是借用前面的格林童话典故，在这里代指人类未来的出路。—译者注

德勒兹的微观政治是否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像它所宣称的那样，建构一种真正的政治……而不是一种关于民主，关于今日全球文化现实的傲慢态度？”，对此有一场活跃的、持久的争论。（Mengue2006：256，自译)。在证实这一点的过程中，人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现了马诺拉·安东尼奥利(2003,2006)、曼纽尔·德兰达(2008)、尤金·霍兰德(2006,2008)和保罗·帕顿(2000,2010)。较少赞颂性质的有阿兰·博利厄(2006)、罗西·布拉伊多蒂(2002)、彼得·霍尔沃德(2006)、托德·梅(1994)和菲利普·门居奇(2003,2006)。我的观点更接近于加罗，他说：“在两条矛盾的轴线交叉的地方，德勒兹主义通过持续不断地把战斗(engagement)与撤退(disengagement)联系起来——两者是同样具有斗争性的——从而保持了一种矛盾的特点”(2008：54)。

我想起了阿尔都塞对那种话语—它是“打算跟意识形态决裂的话语，使之有勇气成为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即无主体)话语的开端”(1971：162)——的意义的评论。(引文取自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译者注）

这三种断裂对应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讨论的综合(synthesis)的三种形式(AO)：42-84)。

7 布莱恩·马苏米(2002a)描述了身体及其本身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它们以相似的方式运动、变化。

在《德勒兹和世界大同》一文中，约翰·塞拉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最具意义的伦理学形式，塞拉斯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有趣的论断，即德勒兹的政治学“和政治思考中的世界大同主义传统共享了很多内容，而它也可以被视为世界大同传统的一部分”(2007：30)。

8 微观政治

165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