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在量子物理学中，“纠缠”(entanglement)是这样一个术语，它指的是“一种奇怪的存在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两个粒子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共享同样的存在……伴随着纠缠，一个小粒子也可以运行很长时间。让250个量子比特纠缠在一起……你就可以获得比宇宙中的原子数量还要多的数据”(http：// spazioinwind. libero. it. /netrabazon/cnr7teoria. htm)(2010年12月登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从事介人的模式和性质正是德勒兹本人试图在生活中表现和设立为榜样的。

11 关于对环境恶化的第二轮危险—环境恶化不是指特定的土地或物种的消失，而是指即将丧失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未来的信念与信任的丧失—的分析，请参见我的《更正，或我们何时存在过》（Houl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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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女人

⊙帕蒂·索迪瑞

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这个概念既有趣又富有争议。虽然生成-女人典型地体现了德勒兹(和加塔利)思想的巨大贡献和创造，但它也挑起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来自女性主义学者的批判。我以对生成概念的简介为开端来讨论生成-女人。然后我会在两个语境中讨论生成-女人，这两个语境都在《千高原》中得到了描述：女性主义语境中的生成-女人和少女语境中生成-女人。

生 成

通过生成的概念，德勒兹反击了我们对存在(being)与权力(power)的迷恋。“存在”和一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让哲学家、科学家和神学家忙活了好儿个世纪：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让我们成为人？它在生物学、文化、历史、精神层面，对生存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权力的迷恋让我们汲汲于有关控制、占有和秩序的问题：有机的和无机的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是如何被秩序化的、是如何被分成三六九等、如何被分配的和管理的？我们怎么才能控制发生的事情、塑造我们的可能性、反对那些阻止我们实现我们的需求、雄心和梦想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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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勒兹来说，这样的问题没能成功地涉及生成的持续展开和生命中的活力、能量及潜能。生成超越了我们理解(真理，什么是真的，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的需要；超越了我们控制(生命、自然和宇宙)的决心；也超越了我们消费/占有(欢乐、美、好处、纯真)的欲望。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假定了一条以生成-女人为起点的生成线(a line of becoming)：“往近了说，我们遇到了女人的生成、孩子的生成……往远了说，我们发现了元素的生成、细胞的生成、分子的生成，甚至难以感知物的生成”(ATP：248)。他们还补充道，“生成-女人比其他一切生成都更具一种特殊的引导力量”(ATP：248)。正如我要讨论的，生成-女人的这种特殊作用引发了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论争。为了讲出这些论争，我简单地处理关于生成的五个驱动力：德勒兹的“能动的本体论”（positiveontology);“生成的团块”(the block of becoming);阈限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hresholds);内在性(immanence)和作为非表象性的生成(becomings as non-representational)。

“能动的本体论”

德勒兹的工作经常因为它追求的“能动的本体论”而获得掌声。凭此，学者们承认，德勒兹关心用“生命所能做的”和“生命往何处去”来进行试验的解放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通过打开“思考和生活的那些新道路”（May2003：151），超越那些路径、关系、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生物构造、我们的进化遗产、我们的历史/政治/家族同一性以及文明化生活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似乎都为我们安排好了这些东西—德勒兹肯定了其他事物的可能性，肯定了证实差异本身的可能性。在这当中有一个关于生成的可能性的激进的论断，那就是我们不能用逻辑和道德的方式去思考：生成只能被感受到、感觉到或变幻出来，它要求我们冒风险、做试验，确证生命的生命力、能量及创造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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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女性主义者来说，这种能动的本体论和女性主义的生命力完全可以兼容。不光是恢复和重申女人的历史、生命和可能性，许多女性主义者超越了我们此前已经设想过的那些东西，倾尽全力打开了新的生活、思考和爱的方式。例如，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就赞成女性主义思想的德勒兹式“能动生成精神”：“这提供了一种思考新的生成模式的方式—不是作为某个主体的生成，而是面向他者的生成，一种面向差异的生成，以及一种透过新问题而产生的生成”(2000a：12)。她表明，这种生成：

和女性主义问题的特有形态以及女性主义斗争的活跃本质产生了共鸣。当面对某种思想的理论或实体时，女性主义倾向于问一个极具动态的问题，不是“它的意思是什么？”，而是“它怎么起作用？”这个概念或理论能干什么？这样一个理论怎么才能存在或被实践？它的力量是什么？

(2000a: 8)

生成的能动的本体论很有可能和女性主义问题的这种活跃的、内在的性质结成同盟。

生成的团块

起源于生成-女人的生成线暗示了身份的革故鼎新，并且招致了对一般意义的女人(Woman)或作为物质存在的女人的被误导的关注。我们可能会被诱导着去思考当我们出生和死亡时我们会在哪儿、我们会是谁，从而借此来考虑生成。但生成无关乎起源、发展和终结；相反，它只涉及线(lines)和强度(intensities)，涉及“扩展、传播、占据、传染、移居的诸种模式”(ATP：239)。生成“总是处在中间”，是一种中间状态(ATP：293)。生成的团块(thc blockof bccoming)这个概念把注意力从作为一种变化——从一种身份变成另一种身份的生成上转移开来，而是专注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多样性”(multiplicities)，这种多样性是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结合体中由杂多的独异性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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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另一种方式强调这一点，德勒兹和加塔利把生成的运动描述为“根茎的”(rhizomatic)，这个术语指的是地下的根系的生长，即根系的蔓延的、密集的扩展，薄荷、杂草这类植物就具有这种特征。每个根茎都顺着自己独有的方向岔开，并和其他的根茎、蠕虫、小虫、石块或不论什么东西彼此纠缠，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结合体，它们是“跨领域的[和]反自然的分享”（ATP：242)，没有被指定的形式或结局。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出，根、石块、昆虫都有它们各自的“克分子的”或者独立的配置。而这类“克分子”配置是由无限的微粒构成的；生成线可以分解这些微粒，对它们加以重组，使之解域化，脱离它们在某个克分子配置中的恰当的位置。正因此，比起女性的改变(the transfornation of women)，生成-女人和根茎式重组(rhizomatic recomposition)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例如，探究性欲的生成-女人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可能会在以异性恋为标准的配置之外描绘情感强度和性能量的线，以便重新改组那种抑制了新的性化世界(new worlds of sexualization)的性交配。

119 阈限的重要性

阈限是两种多样性的“中间”区域，德勒兹和加塔利称它为“邻近性区域”(zones of proximity)，在这里，各种多样性的要素彼此进人、穿越对方。阈限先于那把一种多样性和另一种多样性区分开来的分歧和差异。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观察到的，“自我只是一个阈限、一扇门，是两种多样性之间的生成”(ATP：249)。虽然我们会把自我当成我们自己的，当成我们的独特性之所在和使我们区别于他人的特征，但在这一观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却把自我打造成了先于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这些形式和功能的东西。因此，阈限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些“中间”(in-betweens)都是生成。当我们处于“中间”，处于阈限上时，把我们和这个或那个区别开来的东西就变得难以辨认，或难以区分，或难以感知了。尤其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少女(thegirl)概念，作为处于其他生成之间的阈限。女性主义者对这个概念的回应总是太过执着地关注少女们的政治和经历，忽视了阈限的重要性。正如我马上要讨论的，对德勒兹一加塔利式的少女花点功夫是值得的，尽管并不会忽视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少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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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强调了生成的彻底的创造性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但是，生成的内在性才是它最重要的方面。德勒兹的哲学经常被称为内在性的哲学，因为它关心的是：当我们通过生成、多样性、线和强度而不是本质性的形式、预先被决定的主体、结构化的功能或先验的价值来从事思考时，生命能做什么，身体能做什么。这样的形式、主体、功能和价值构成了组织的平面，也就是只能通过其效果才能理解的隐藏的结构，例如，以父权结构、异性恋标准的主体、再生产功能和犹太教一基督教共有的价值为基础的“核心家庭”。相形之下，内在性平面(a planc of imnnancnce)没有任何结构，也不生成任何预先决定的形式和主体；相反，这里只有“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微粒”（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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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个平面称为无器官的身体(Bodywithout Organs),即 $\mathbf B \mathbf W \mathbf O$ ：一个没有按照恋母关系、生物学功能、有机体的形式或文化一历史价值组织起来的身体。相反，一个无器官的身体摧毁了这些看上去不可侵犯的安排，它用分子线或流，用阈限和生成把微粒、强度、能量都解域化了。

德勒兹和帕内特把内在性平面的运动解释为“凭借阈限而前进，建构生成、生成的团块，标示强度的连续体、流的联合体”（D：130)。多样性、阈限、生成是相互交叉、相互跨越、同生共长的，就像不同声音—鸟的鸣唱、暴风雨的轰鸣、雷声、小孩儿的哭声—的共振，它们在某个时刻的内在性中汇聚一堂，生成一个独特的声音，所以每一种振动的独特性就变得难以感知了，甚至好像我们听到的就是这种不可感知性(imperceptibility)。这就是对生命的描述：多样性、阈限、线和强度在“纯粹事件的不确定的、虚拟的时间”中共同存在(Smith1997：xxxv)。时空维度的同时崩毁并扩展，成为纯粹事件或“存在的个体性”（haecceities)，它包含了“此性”(thisness)，而这正是我们的内在存在(immanent existence)。

作为非表象性的生成

最后，生成是非表象性的：“生成当然不是模仿，或和某个事物的同一；它不是退化-发展；不是对应……[也]不是繁殖……生成是一个动词，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容贯性”(ATP：239)。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生成就是欲望的过程。当他们谈论生成-女人的时候，他们坚持这种运动、邻近性和欲望的非表象过程：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克分子实体—比如说—就是这样的女人，她被其形式所限定、被赋予器官与功能、被分派为一个主体……[生成-女人]不是模仿或假装成女人的形式，而是射出粒子，它们进入了动静关系、邻近性或微观的女性气质区域，换句话说，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种分子性的女人，创造了一种分子性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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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275)

生成-女人和做一个女人(being a woman)、像一个女人(being like aworman)或代替一个女人(standing in for a woman)毫无关系。相反，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生成-女人，把它作为逃逸线的关键阈限，这条线穿越了那规定并限制着我们生活的二元差异。生成-女人是首要的阈限，因为生成总是分子性的解域化过程，也就是说，它是诸多效果，解域了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克分子形式和关系。“最杰出的克分子实体”就是男人，理性的、白种的、成年的男性（ATP：292)。因此，根本不可能有“生成-男人”，因为，生成只和以男人为支配形象(the dominant figure)建构起来的二元论——男人/女人、成年人/儿童、白人/非白人、理性/情感，等等中的从属性形象(the subordinate figure)产生共振。正如科尔布鲁克指出的，生成-女人“使男性的自明的同一性发生了短路，就此而言，她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生成”(2000a:12)。生成-女人破坏了性别二元论——诸如男人/女人、异性恋/同性恋、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而正是它们组织了我们的身体、经验、各项制度和历史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为了对二元的性别构造进行解域，男人和女人都必须生成-女人;性别随即变成了“千百种性的生产，它们是太多的不可控制的生成”(ATP：278)。这就是欲望的宣泄、生命的展开和不可感知性的阈限。

生成-女人：女性主义政治和妇女的闲聊

生成-女人提供了一种替代传统女性主义政治的批判性方案，这种女性主义政治集中于对抗、谴责和废除二元对立—诸如女人/男人、女性/男性、女性气质的/男性气质的、母亲/父亲、自然/文化和情感/理性—中的对立性权力关系。虽然他们承认，女性为了定义和掌握她们自己的身体、历史和主体性而进行斗争当然是必要的，但德勒兹和加塔利提醒说，持续地对抗历史、社会、哲学和科学这种“庞大的二元论机器”只会强化和巩固二元关系，而不能把女人从中解放出来。相反，他们敦促女人们设想一种分子性的政治运动，它“滑入到对克分子的对抗之中，在它们之下、之间来回穿梭”(ATP：276)。换句话说，一种具有活力的女性主义政治必须成为根茎式的而非对抗式的，而且必须要让它本身成为BWO，即无器官的身体，这样，女性主义就再也不局限于女性权利、身体、历史和压迫的主体了，不局限于以同一性为基础的、表象性的政治模式了。通过成为“根茎的”，女性主义政治就可以投入一种“传染性”的微观政治运动，它“能够穿越和浸渍到整个社会领域”(ATP：276)。但是，如果分子性的女性政治是根茎式的，是一种无计划、无逻辑的、面向难以感知的生成的蔓延过程—它“潜入并穿梭”在克分子同一性之间的对抗中—那么，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女性主义的生成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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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学者早就警告过，通过把“生成女人”打造为生成中的一种具有特权的、未分化的状态，德勒兹和加塔利冒险弱化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否定了生成一个女人的性别特殊性。在对生成-女人进行的第一次扩大化批判中，有一种是艾利斯·贾丁(Alice Jardine)的批判(1982,1984，1985)，其中，她控诉德勒兹和加塔利以(男性的)后结构主义方式盗用了女性，忽视了性别差异的特殊性，重新恢复了性别的陈规旧习，而这些最终与女性主义斗争及思想毫无关系。随后的对生成-女人的怀疑产生了一系列对德勒兹的生成-女人概念的关切。在这些关切中，都是指控生成-女人把性别差异、特殊性和自主性中立化了(Grosz1993：167);指控它对女人和女性主体阴茎崇拜般地进行盗用与盘剥(Grosz1993：177)，以便服务于“相对于异性的男性计划”(MacCorack2001);指控它通过越出主体性和同一性，磨灭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力量，“最终导致了女人从历史情景中的消失，导致她们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隐退”(Braidotti1991：119)。提及这些关切似乎已经成为德勒兹式女性主义研究的必需了，同时也导致了杰里·弗利格（JerryFlieger)那带有偏向性的警告，“德勒兹的女性主义是一种逆喻(oxymoron)吗?"(2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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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罗斯·布拉依多蒂(Rosi Braidotti)、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莫利亚·纪登斯(Moria Gatens)、佩拉贾·古利马力(Pelagia Goulimari)、卡米拉·格里格尔斯(CamillaGriggers)、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塔姆辛·洛兰(Tamsin Lorraine)、多萝西娅·奥尔科夫斯基(Dorothea Olkowski)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生成-女人却已经为女性主义思考和行动赋予了能量。例如，格罗斯(1994：174)认为无器官的身体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不稳定的身体，一个反抗传统的等级制度、压迫和二元论，从而进入微观斗争(micro-struggle)、狂乱的微观特异性(micro-particularities in wild)、不可预知的轨迹和关系的身体。生成-女人从二元对立的性别构造中逃逸而出，通过“释放居于少数的性’的碎片或微粒(性再也不在那个统一的、被生殖器化的性别身体构造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了），释放那些破坏并渗入二元集合体的逃逸线”，创造了“千百种微小的性别”(Grosz1993：176)。这种版本的生成-女人必需对女性主义的重要意义和激进的未来作出至关重要的肯定。

要彻底发展德勒兹的观点，就要和各种地位已经确立的哲学家打交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坚定的反德勒兹派—例如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 Cixous)、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8、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朱利安·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例如，有人对调解德勒兹和伊利格瑞的性的生成抱有持久的兴趣。尤其是，塔姆辛·洛兰(1999)利用伊利格瑞纠正了德勒兹一加塔利的生成女人思想中的大男子主义式的监督和利用；毕竟，她注意到，“生成-女人这一计划对于女人和男人来说将是极为另类的”，它就是伊利格瑞所说的那种可能性，即“能够持续地把流动的变化和其他事物一齐合并起来的、对女性主体的能动的刻画”(Lorraine 1999：186)。但是伊利格瑞—她自己的计划是超越男性主体性来思考性别特殊性，这一计划早就预示了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以男性特征为起点的逃逸线无法迎战性生活的物质事实，这使得有必要彻底地重新描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既要对它们各自进行描绘，也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描绘”(Irigaray & Howie 2008：73-83)。"伊利格瑞认为，德勒兹的生成-女人概念“并不真正尊重女性为解放自己所做的努力”(Irigaray & Howie 20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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