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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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数

⊙罗纳德·博格

在一篇日期为1911年12月25日的冗长的日记里，卡夫卡勾勒了小型文学团体的特征，比如东欧意第绪语作家，或者，居住在他土生土长的布拉格中的捷克语作家(Kafka1977：191-5)。在这样的少数文学(minorliteratures)中，卡夫卡观察到，没有一个像英语中的莎士比亚或德语中的歌德那样的名流，他们控制着整个局面，因而不鼓励创新，只欢迎谄媚的模仿。在少数文学中，文学讨论很激烈，政治和个人问题相互渗透，而且某个文学传统的构造与其人民直接相关。在《卡夫卡：走向一种少数文学》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卡夫卡的日记更多地是对他想置身其中从事写作的理想团体的描绘，而非对特定的艺术环境的社会学素描。他们宣称，虽然他用德语作为中介，卡夫卡的抱负是在德语文字的大传统中创造一种少数文学，一种以语言做实验，无视经典模式，促进集体行动并把个人性也直接当作某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文学。卡夫卡的例子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最终打开的，是一种可以延伸到整个文学当中的写作方式。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在少数文学中，“语言受到了解域化的高度的共同作用的影响”(K：16)，一切都是“政治的”，而且“一切都承担一种集体价值”(K：17)；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少数文学的三个特征就是语言的解域化、个人和政治即时性的联结和阐释的集体装置”(K：18)。少数文学把个人和政治联系起来，这是一个相对清楚的观点，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想通过语言的解域化和阐释的集体装置来表达的东西则需要一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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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文学对语言的解域化，必须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语言的一般理论之中理解，这种理论他们在《千高原》的第四和第五部分表述得最为清晰。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语言就是一种行动模式，一种用语词来做事的方式。正如陪审团根据罪行裁定的声明把被告人变成重犯，一切语言都煽动了身体的“非实体性转换”(ATP：86)(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被解释的身体不仅包括实在的物理对象，也包括形象、声音、幻觉—非话语性的整个范围)。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交流中立的信息，而是通过对世界进行分类、组织、建构和编码，从而巩固社会秩序。每一种语言都以权力关系的两个层级为前提：话语性的“阐释的集体装置”（collectiveasscmblageofenunciation）和非话语性的“身体的机器性装置”(machinic assemblage of bodies)(ATP：88)。这些话语的和非话语的装置是社会行动的控制模式，一个形塑语词，另一个形塑事物，当语词通过生产身体的“非实体性转换”时，语词就介入了事物。

语言学家传统上通过常量和恒定因素来描述语言的特征，把语言的实际应用中的变化要么当成无意义的现象，要么当成对标准的偏离。因此，一个特定单词的标准发音决定了它可接受的阐释(不甚重要的变体)和不可接受的阐释(偏离)的范围。方言、社会性方言和个人言语方式被视为对标准语音的偏离，不讲语法的句子被视为对标准语法的侵犯，荒唐的用词错误被视为对标准用法的违背，等等。然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反击说，变化在语言中才是首要的，常量、标准和法则是次要的，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强制。语言运用、语言行动(action)的世界是一种永不止息的变化、互动、妥协和抗争，语言的使用者在其中塑造并浇铸着语词它是不断变化的语境中的构成要素—时而把玩短语，变换时态，创造意义，时而又限制语言的变化，从而加强阶级、权益、教养、性别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差别(最重要的是通过学校，但也通过法庭、职业和各种媒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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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语言的使用者破坏了标准的发音、语法或意义结构时，他们就对语言进行了“解域化”，他们以此把语言从惯例、符码、标签和表记那轮廓分明、布局严整的界域中分离了出来。相反，当使用者强化了语言的规范，他们就把语言“辖域化”或“再辖域化了”。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过程永远在每一种语言内部继续着，因为标准的语言实践要么在不平衡状态中被改变和安置，要么则被重复和保持。因此，人们可以谈论语言那相对的“解域化的共同作用”，相比于其他一些群体，有些语言群体更加束缚他们的持续变化的语言线的运动。德勒兹和加塔利说，在少数文学中，“语言受到了解域化的高度的共同作用的影响”(K：16），而且在他们的卡夫卡研究中，他们认为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德语是高度的解域化，它是一种脱离了固有使用传统的政府“书面语言”，而且通过说捷克语的人的挪用，它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影响。他们声称，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布拉格德语的各种解域化区域，刺激了它的不平衡倾向并且在德语这个强势语言中创造了一种少数人的、异域的腔调。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点最终并不是说，有些语言是多数人的而另一些则是少数人的，或者一种少数文学只可能存在于一门强势语言之中，因为多数和少数“限定的并非两门不同的语言，而是语言的两种使用或功能”(ATP：104)。他们的观点是，每一种语言—无论使用它的人口是多还是少—都面向一种多数的和少数的使用而开放，面向对语言的成分及实践的再辖域化或解域化而开放，当居于少数的作家创作少数文学的时候，就对他们的语言中介进行了一种少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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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在对语言的少数使用中，形式和内容之间并无任何严格区分，因此在风格实验和政治批判之间亦没有任何显著差异。语言是一种行动模式，权力关系的持续施行，而所有语言要素—音位的、语素的、语法的和语义的—都通过话语实践卷人到了权力关系的生产之中。就此而言，语言的整个应用都直接而完全地具有政治性。居于少数的作家们从语言上解域了规定好的权力关系，因此，看起来就像是比如说—用语法进行的单纯的风格实验，实际上是从极为复杂的政治维度进行的语言实践。反之，看上去像是对语言的再现内容的解说比如，对儿子和父亲的相遇(犹如法官和被告的相遇)的表述—实际上是用语义学做的实验(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是无辜的！”这句话的连续变化线的激活，大概已经超出了家庭和法庭的语境)。居于少数的作家们让语言口吃(stammmer)；它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即语言本身口吃了，好像语言那连续变化的虚拟的线通过新的和不可预见的联合体而被现实化了—使语言的有规律的型式变形、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少数的作家们反抗并破坏着内在于语言的支配性的、强势的使用模式之中的那些权力关系。

少数文学是“少数人”的文学，但并不是就这个词通常的意义而言。多数人和少数人并不决定于单纯的数字。西方自种成年男性群体可能代表着世界人口的一个相对小的样本；但是，它们却作为多数而发挥作用，那些处于这一群体之外的人则是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的成员。少数也不是由固定的身份或特征定义的。相反，少数和多数是通过它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位置，通过它们的功能而相互决定的，而不是通过对某些明确的特点的占有—无论是统计的、宗教的、伦理的、种族的还是生物的。少数文学试图颠覆占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倾向于支持少数人的斗争。但少数人写的所有作品并非都是少数文学，因为少数人可能会继续维持二元权力关系，如果他们自己不变成其他状态，不对那些决定了他们作为少数的地位的符码进行解域的话。反之，西方白种成年男性可能会创作少数文学，但只有当他们致力于一种摧毁他们特权地位的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时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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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少数文学的头两个特征是它解域化了语言，并以此“把个人和政治的即时性联系了起来”(K：18)。它的第三个特征是，它致力于一种“阐释的集体装置”(K：18)，从而为政治行动打开新的可能性。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话语的权力关系—这是某种特定的语言使用的基础—称为“阐释的集体装置”，首先是为了得出一个简单的观点：语言不是个别的使用者发明的。相反，语言是通过社会互动而集体生产和再生产的。就此而言，所有的文学，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和阐释的集体装置交结在一起。然而，在多数文学中，作者试图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并表现作为个体的他们自己，而在少数文学中，作者试图抹掉自已，传达集体的声音，特别是那些被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决定其身份的少数人的声音。但居于少数的作家面临一个难题；他们不能只以某种既定的少数之名来讲话，因为那个少数是被它试图抵抗的支配性力量所定义、建构和规定的。所以，少数作家们必须尝试传达尚不存在的集体声音。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创造一种“即将到来的人民”（people to come)(ECC：90)，或者至少为了在未来形成一种能动而自决的集体而增进新的可能性。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不是通过推动具体的政治行动或反抗压迫(尽管这类行动确有它们自身的价值)，而是通过引发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s)的过程，通过破坏稳固的权力关系，从而用那些先前被限制、被阻止的方式来激活连续变化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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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重新表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三重定义，我们可以说少数文学：(i)用语言做实验；(ii)把世界当成权力关系的网络；而且(iii)为即将到来的人民打开了可能性。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大概可以通过更进一步地思考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卡夫卡—他们考察得最仔细的一位少数作家—的讨论，从而得到最好的理解。他们把卡夫卡的语言实验看作从他的处境中—作为一个布拉格犹太人，讲着一口脱离自己生长环境的、标准的德语，而通过与说捷克语的人的接触，这种德语已经获得了区域性的认同—产生的。卡夫卡对捷克语的认识，还有他后来对意第绪语文学和希伯来语文本的展示，甚至促使他更加远离了他的母语，最终引导他发现了一种使用德语的隐秘地不确定的方式。尽管卡夫卡遵守标准德语文体上的规矩，但他这么做靠的却是一种毫无感情的挑剔和对素材的禁欲主义般的俭省，这使得语言具有强烈的异域性，同时也保持了技术上的正确性。德勒兹和加塔利没有提供卡夫卡风格创新的具体例子，而是引用了诸如 e.e.卡明斯(e. e. cummings)、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 Ferdinand Céline)和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cckett)等作家的实验实践，作为少数文学对语言进行解域化的例子。但他们的观点是清楚的：卡明斯、塞利纳和贝克特公开做过的事情，卡夫卡只是换了种方式在做—他让语言变得陌生。

《变形记》给德勒兹和加塔利提供了一个个人与社会在少数文学中彼此渗透的恰当例证，这也是一个有关生成-他者—作为一种尝试变化的手段—的例子。这个故事经常被解读为现代人绝望的寓言或俄狄浦斯焦虑的象征，但德勒兹和加塔利坚持认为，它的主题是完全政治性的。尽管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发生在家庭住宅的范围之内，但影响了他的权力关系却超出了家庭的门墙之外。格里高尔被他的工作所奴役是因为他父亲欠公司的债。老板的代表，那个穿着靴子的经理走进了萨姆沙的寓所，以他父母的名义严厉训斥格里高尔玩忽职守；经理一离开，格里高尔的父亲就抄起经理的手杖把格里高尔赶回他的屋子。当格里高尔的父亲后来变成一个精力旺盛的权威形象时，他被穿上了银行信差的制服，对于格里高尔来说，他的声音好像变成了好几个父亲的声音。当萨姆沙家最终屈服于他们的命运时，他们在餐桌前的位置被三个匿名的房客—他们是某些无名的官僚或商业组织的代表—霸占了。《变形记》远远不是表现了一种对父亲的神经质般的迷恋，它表现了那些权力关系，这些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仅仅成为社会经济力量和被编码的性别力量网络中的连接点。格里高尔的父亲不过是对老板、老板助理、代理人和那些其影响渗透进家庭的代表人物的来回展示。为了对他在这种力量网络中的监禁作出反应，格里高尔变成了其他的东西，变成了努力改变他的处境的动物。正如卡夫卡的故事中许多其他的动物生成一样，格里高尔的生成-民虫(beconing-inscct）不是象征性或比喻性的，而是变形的(metamorphic)，它是一个为了打开逃逸线而破坏编码和对坐标进行解域的单纯的过程。不幸的是，格里高尔的努力失败了。他的父亲反复地堵塞他的逃逸，而他的妹妹—她起初鼓励格里高尔成为生成-动物—在他要继续保持他的人的身份时，放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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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似乎只是提供了一个对卡夫卡故事的寓言性解读，但他们坚持认为，卡夫卡不仅谈论了权力；相反，他致力于一项对现实世界的实验。内在于世界的权力关系为语言符码和表象所纠缠，卡夫卡的故事通过将其改写、改装，从而使那些关系现实化了。这个有些独特的观点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审判》的讨论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卡夫卡的小说展示了作为一台复杂机器的法律(Law），它的组成部分是杂多的物体、空间、媒介、制度和人。每个人K、K的叔叔、莱尼、画家蒂托里、蒂托里画室外的小女孩儿都和法律联系在一起，而每一个空间都是一个法律的场所。那座住宅中有一间审讯室，银行储藏室是一间刑讯室，大教堂则被监狱牧师所掌握，而蒂托里的画室则毗邻法院办公室。法律机器的最终目的不是判断对错或分辨有罪与无辜，而不过是永不停歇地、来来回回地制造、形塑、安置和控制它的组件。这台法律机器是卡夫卡在奥匈帝国看到的正在运转的权力机制的一幅讽刺画，但也是即将到来的规训机制的一幅具有预见性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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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中，卡夫卡致力于社会政治批判，但不是通过公开的评论或精确的分析。他的批判也不推动什么具体的行动方案或提出社会组织的替代性模式。K最初想了解他的案子的真相，从而结束他和法律的纠缠，但最终他发现彻底宣告无罪是不可能的，而他的最佳策略就是无限期地延长和搁置他的案子。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一步步地完全走出法律；没有任何一种替代方案能超越或摆脱权力的轮回，而他正是在这种权力中活动。无限期的延长和搁置是在法律机器内部发挥作用的手段，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它的机能滑脱了、短路了、抛锚了。K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这种运动遵从的是权力网络的联系，但是，当他行进时，他和他周围的环境相互改变着彼此。他和女人们的关系首先让他成为一个生成-女人，他和孩子们的接触让他成为一个生成-儿童，但最终，K的变形性生成(metamorphic becoming)是一种生成-不可感知性(becoming-imperceptible)，因为他达到了一种成为匿名场所的状态，在这里，机器同时起效和失效。正是法律机器的这种起效和失效、同时装配与拆卸的连接，构成了卡夫卡对权力的批判，而这一批判也是可能的社会变革的媒介。

我们可以说，《审判》所做的，是确认并提取内在于卡夫卡世界的表象和符码的权力关系配置，然后通过让它们揭露“已经找上门的、未来的恶魔权力，如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K：83)，从而改写、改变并转化它们。卡夫卡的小说是对他周围的制度、符码、机制和实践的实验性变形，它揭示了它们未来的配置和使用的倾向。持续变化的虚拟线—它或许会在官僚资本主义、全能的斯大林主义或绝对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各种国家形式中最终出现—内在于卡夫卡的世界，他的小说通过它对现实关系、形式和条件的实验性变形，揭示了那些变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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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持续的变化线是卡夫卡世界中的现实权力关系潜在发展的矢量，是有可能巩固和加强压迫性符码与实践，或者打开某些新事物的矢量。少数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它让阐释的集体装置发出了声音—只有“在它们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并且仅仅作为即将来临的恶魔般的权力或即将被建构的革命力量而存在”(K：18)的时候。在《审判》中，卡夫卡揭示了“即将到来的集体”（comingcollectivity)诞生的潜在力量，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装置将会是什么：法西斯主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者所有这些都以一种最令人反感的或最残忍的方式联系起来？我们一无所知”(K：85)。卡夫卡的例子最终表明的是，尽管少数文学促进了一种即将到来的人民的创生，但它这么做不能依靠对乌托邦式社会秩序的描绘，而只能依靠充满风险地去煽动面前不可知的未来的运动。

在《卡夫卡》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对少数文学的讨论限制在散文小说上，而在其他地方，德勒兹表明少数的观念也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扩展到戏剧和电影。在《一个更少宣言》(ne Less Manifesto)这篇讨论同时期的意大利剧作家卡尔梅洛·贝内(CarmeloBene)的长文中，德勒兹通过分析贝内的《理查三世》(RidhardⅢ)—这是一出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改编，其中，人物线条是莎十比亚的(经过了一点意大利式的改造），但他们的行动却是新的—勾勒了少数文学的特点(Deleuzc1993b)。贝内删去了莎士比亚的一半台词和除了理查外的所有男性角色，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搅乱了莎士比亚关于国家权力的情节并揭示了一个理查迷恋戏中女人的潜在故事。随着理查和女性角色述说莎上比亚的线索，女人们致力于各种引诱人的行动，而理查把各种假肢捆绑在他的身体上，在逐渐变得奇怪的运动中蹒跚而行。在德勒兹的分析中，这种行动是对理查生成-女人的舞台表现，是理查远离—不是通过模仿女人，而是通过与女人互动而变成异常的、非人的“他者”，通过跨越男女两性之极而远离—其官方国家身份的过程。但是除了修改、改变莎士比亚的台词之外，贝内还设置了各式各样的不平衡的戏剧成分，指导他的演员们用陌生的方式去变化他们的声调、手势和运动，利用电子作用改变舞台声音，把戏剧服装投入非传统的使用，把道具和布景安排在那些妨碍演员、阻挠观众理解行动的配置中。就像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文学一样，贝内的少数戏剧通过破坏(政治的、社会的、性别的等)权力关系而对它们进行了批判，而且通过一个生成-他者的过程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然而，少数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用语言来做实验，而且用戏剧的所有维度—嗓音、手势、运动、声响、服装、装置和舞台—来做实验，这类实验突出了语言和行动之间难分雄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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