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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的概念并非德勒兹的电影研究中最关心的东西,但是在《电影2:时间-影像》中,当讨论皮埃尔·佩罗(PierrePerrault)和让·鲁什(Jcan Rouch)的纪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和巴西的格劳贝尔·罗查(Glauber Rocha)、塞内加尔的萨姆班·奥斯曼(SembeneOusmanc)、菲律宾的利诺·布罗卡(LinoBrocka)、埃及的优素福·沙欣(Youssef Chahine)这类导演的政治电影时,他的确乞灵于卡夫卡、少数以及对语言的少数使用。在这里,德勒兹关注的是少数文学所创造的即将到来的人民在电影中的对应物。例如,在鲁什的关于西非村民与城市工人的民族志虚构作品(cthnofiction)中,鲁什记录了生活的现实道路,但在每一部电影中,他都邀请他的演员-主体(actor-subjects)创造情节的具体方案,并且随着电影的拍摄而发展他们自己的人物角色。演员从他们的现实处境中发声说话,但也和罗查一起参与电影的制作,他们还创造指向未来集体之形成的、新的声音和身份。由于他们这么做了,罗查试图摆脱他自己的西方式的凝视(Westerm gaze),进人一种“电影-恍惚”的状态,他的摄像机在其中围绕着主体白由移动,在对新的观看方式的发现中让他们即兴创作。德勒兹在佩罗对加拿大法语地区民俗的记录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对自我创造的邀请,以及对电影报道的标准技术实践的类似的颠覆。而在布罗卡、沙欣、奥斯曼和罗查的电影中,德勒兹看到同样的形式创造与集体自我创造之间的联合。因此,他认为,无论这些导演的政治日标看上去多么具有计划性,作为电影制作人来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超越当下的诸种身份,创造即将到来的人民(peoplc to come)的形象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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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少数文学、少数戏剧和少数电影来说,共同之处在于对语言的一种少数的运用,以及对内在于词语当中的权力关系的实验性解域。在少数戏剧中,实验从词语延伸到了言语行动中背景的组成部分:声音、手势、运动和布景。在少数电影中,实验囊括了言语行动的所有要素,同时也扩展到了观看方式。但是,少数概念—无论它被应用于小说、戏剧还是电影—的核心是:在艺术实验中,形式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在把卡夫卡作为少数文学的一个例子而予以关注的过程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反击了共同的假设,即欧洲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大部分是不关心政治的,而且通过把卡夫卡的创新和诸如卡明斯、塞利纳和贝克特等作家的语言实验联系在一起,他们表明,一个总体上被认为是政治的维度渗入了许多据称是形式上的现代主义倾向之中。他们对卡夫卡的种族特性的核心地位的坚持,质疑了欧洲文化同质性的预设,但同时又引发了卡夫卡的实践和那些一般的少数作家的实践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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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少数文学是少数人的文学,如果少数是通过他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来定义的,那么非西方的、非白种的、殖民的、后殖民的、女性和同性恋还有女同性恋作家可能就要全部被理解为少数文学的参与者了。这个命题—德勒兹和加塔利并未详细地展开下去—所提出的挑战是双重的。这首先暗示着,少数文学那总是公开的政治维度也有—或应该有—美学的维度;换句话说,对文学的政治性解域必然要牵涉对语言的解域。其次暗示着:少数文学的创造性的政治效果很少是从固定的行动计划或对稳定的群体身份的确认中产生的,而更多地是从生成—它破坏了身份认同、发展了拥有不确定的可能性的人口当中产生的。近年来,大量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其中,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少数概念被应用于各种各样少数群体的文学中,而且作者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认并接受了这些挑战的结果。”无论“少数”被证明对这类分析多么有用,确定的是,这个概念的承诺与挑战是一致的,而对它的成分有选择地使用就会引起这个概念的根本性改变。少数文学对美学与政治—还有它那反同一性的、无限的生成政治—的融合直接产生白它关于语言的预设,因为少数首先是一种少数的实践,一种对权力关系的解域,它使语言中内在的、持续变化的线卷人其中,从而引起了生成,产生了集体自我创造的可能性。
注释
关于这篇日记的富有启发性的解读以及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它的解释,请参见罗伯特森(1985:12-28)。也可参见我的《德勒兹论文学》(2003b: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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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纳·克隆菲尔德反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少数文学概念,因为它把少数文学限制在用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写的作品上,从而否认了“用与生俱来的’少数语言”诸如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写的文学”的少数地位。我认为她关于希伯来语现代主义文学的丰富研究它远远不是背离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实际上证明他们的工作的有效性,也支持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即包括希伯来语在内的任何语言都可能被施以多数的或少数的运用。
德勒兹论贝内的这篇文章—首先出现在一本题为“重叠”(Superpositions)(Bene &Deleuze1979)的小册子里—也收录了贝内的《理查三世》的文本,但尚未译成英文。
我在《德勒兹论文学》中对贝内的少数戏剧进行了篇幅更长的讨论。
关于德勒兹和少数电影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请参见洛多维科(1997:139-69)。我在《德勒兹论文学》中更详细地讨论了鲁什和德勒兹(2003a:150-54)。关于少数电影,请参见阿德君摩比(Adejunmobi2007)、马丁-琼斯(2004)和怀特(2008)。
在众多关于少数和少数文学的研究中,请特别参见本斯马依业亚(1994)、德汉(1999)、埃德曼兹(2010)、贾恩默罕默德和劳埃德(1990)、劳埃德(1987)、佩雷(2005)、波托克(1998)和张(2002)。关于生成-女人概念对女性主义研究的意义的讨论,请参见《德勒兹和女性主义理论》当中富有洞见的论文(Buchanan & Colebrook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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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口吃
克丽斯塔·阿尔布雷希特-克兰
意义不仅仅是由我们周围的世界给定的或在这个世界中被发现的,而是被一个文化和政治结构中的象征体系生产出来的,吉尔·德勒兹的“风格和口吃”(style and stutter)概念通过这个前提才能以一种最佳的方式被语境化。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计划可以说是反表象的(anti-representational),它不断地强调语言如何在复杂而又无限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属于秩序又属于不确定性—中创造现实。德勒兹的理论也可以被赋予一种反抗性特征,其中,德勒兹关注语言的不确定的维度,以批判和改变控制的压迫性机制。最终,德勒兹创造了极为广泛的概念,以便既揭示惯常的意义,又提出新的概念可能性。风格和口吃的概念直接应对语言惯例的规范体系,并且通过创造断裂线和逃逸线而清晰地表述了反抗这种体系的诸种方式。这种清晰的表述在德勒兹的工作中既发生于解释的层面上,也发生于经验的层面上;德勒兹的写作本身就展现了创造与逃逸兼容并蓄的复杂线索。
德勒兹的风格和口吃概念集中于对文学的讨论,尽管他也把它们用于音乐、电影、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和意指系统。对这种方式来说,关键在于德勒兹对语言的理解。他把语言(就像其他意指系统一样)概念化了,把它当成“装置”凭借其特殊的、变化的动静关系,对实践、身体和结构所做的多样的、偶然的、复杂的配置—的一部分。他拒斥那种在世界和语言之间提供本质上的相似性的、思想的基本形象;在这种观点看来,语言被假定为和世界之间呈一种被动关系,只能描述或辨认已经存在的东西和被命名为语言独立性的东西,而这正形成了哲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解方式。因而语言很可能发现事物的预先存在的名称,并把这当作真理(Truth)。与这种观点相反,德勒兹特有的后结构主义观点提出,语言形成了真理生产的机器。换句话说,对德勒兹而言,语言不是被动的,而是完全能动的:它创造了真理,作为其川法的一种功能。总之,正如保罗·帕顿(Paul Patton)所解释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勾勒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有关思想和语言的概念,把它作为一种介人而非对世界进行表象的手段”(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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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这种语言上的创造性介人,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发挥着作用,这个领域的标志是两个互不相同却又同时起作用的维度。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解释的,“装置的具体规则沿着这两条轴线运作”(ATP:505):一条是辖域化、规范化的轴线;一条是倾向于超越和脱离,或解域化的轴线。换句话说,社会空间充满了两类力量:为社会空间赋予秩序的力量以及逃离那种秩序的力量。语言生产和表象的动力在这两个共同存在的轴线中展开。
具体地说,辖域化通过把社会空间组织化、体系化以及语言生产的诸般过程而发挥作用。这些过程给世界强加了某种秩序和分类,它们在概念结构中变成了“固定的”;它们囊括了那些范畴,而我们正是学着利用这些范畴而生活。在大多数的西方社会,辖域化在文化如何凭借“他们的”种族、阶级、性别、国籍、宗教、生理能力等来对个人分门别类这个方面展示了它们自己。这些范畴并非先于社会而存在,而是它们根据某些特定的文化价值来建构社会空间。辖域化提供给我们社会身份、社会面孔。因此,在文化中,个人必须被打上标记,必须可以被识别为男人或女人、直男或同性恋、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美国人或非美国人。事实上,德勒兹把这种社会的结构化称为一条“克分子线”(molar line):一条僵化的、全盘性的、二元的线,它意指的是我们如何被认同为社会的个人。根据德勒兹和帕内特所言,“我们总是被钉在那个占统治性地位的意指过程的墙面上,我们总是沉没在我们主体性的洞中,那个自我的黑洞中,自我比什么都亲”(D:45)。沿着同一性这条线的社会生产感觉和我们最亲近,这是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安全感、确定感和归属感: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分类界域的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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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通向其效果的中心管道而进人了辖域化过程。社会组织通过语言而被接合在一起,变得使社会成员可以理解。就其社会功能而言,语言被用于传递一种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致性联系;换句话说,语言通过与其一致的意义来运作,而意义建构了看待世界的方式。语言提供了词和意义,借此确立了世界并把它分成人和动物、自然与社会;它把自然界区分为植物和动物,把植物分成各种科,把动物分成各个种类,把人分成诸多种族。德勒兹把词语的功能理解为发号施令,或者就像他所说的“口令”(order-words)。他和加塔利写道,“当女老师给她的学生教语法或算术的法则的时候,她不是在给他们提供信息,当她提问一个学生的时候,也不是在获取信息。她是在给出符号',是在发号施令,是在指挥”(ATP:75)。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通过支持这样一种社会命令的功能,“语言的发明不是被用来相信的,而是被用来服从的,而且强制服从”(ATP:76)。在语言上和社会结构的这种贴合,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个人成为其共同体中的成功的成员;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强调的,“对于正常的个人来说,形成语法上正确的句子是他对社会法律的一切服从的前提条件。没有人被认为对语法性视而不见;人都属于特定的制度;语言的统一性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ATP:101)。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言,用语法上可接受的词来说和写,意味着对某种文化的社会法律的屈服,因为惯例性语法表现了恰当的、可接受的表达方式。如果某个文化的成员并未屈服于这种法律(要么是一种积极抵抗这类法律的方式,要么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社会技能和文化权力),他们就被定义为“不守法”(out-laws)、和社会不合群的人、他者。通过这种方式,语言作为一台控制机器而发挥作用,它规定了谁属于和谁不属于社会,就此而言,它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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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当今西方第一世界文化的社会教育系统的所有事实中,语言的这个社会层面是很明显的。例如,学校的作用就是教授、命令学生学习一个社会的语言惯例并使之内在化:学校的课本和老师宣布并示意,某种被标准化了的方言具有成为社会正常工作规范和体面准则的功能。学校教导的最高目的就是对语言戒条或“法则”进行创造与重复,通过许许多多教育实践支持这项标准化工作。例如,“法则”在不同学科的各种专业组织的文档编辑标准中都是固定的,它符合于书写的体裁规范和话语的共同性,在跨越了各个教育层次的、近乎普遍的对“学术”写作的教育中也是固定的。换句话说,语言通过生产、涵盖和确认某些用法和表达,排斥和贬低另一些用法和表达,从而实施控制。
正如德勒兹所解释的,由于语言以这种方式—像一台控制机器——发挥作用,它必须规定常量(constants),它们似乎在语言中固定了某些表达。换个方式说,语言法则的某一个用法是从一系列可能的变量中抽取出来的。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的那样,“显然,常量是从变量自身当中抽取出来的;语言学中的普遍性从来不像在经济学中那样,存在于它们自身,它们总是得自对变量的普遍化和统一化”(ATP:103)。因此,通过把变量——它们被制造出来,起到了支持辖域化社会过程的“口令”的作用—规范化、组织化这一过程,这条克分子轴线上的语言作为发号施令的机器来发挥作用。语言因此提供了一个(概念的)词汇表,借此来制造某种关于世界、关于彼此的意义。医生在孩子出生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布其性别:“是个男孩儿!”或“是个女孩儿!”所以,通过求助于性别的秩序化结构—性别只有依靠特殊的性别词汇表才变得可以理解—整个结构化机器各就各位。或者,当少女把男孩子带回家见父母,似乎不可避免的问题产生了:“他是谁?他的父亲是上什么的?他来自什么地方?”男孩通过血统、界域和地点而形成的同一化和固定化就已经开始了,隐藏在用语言所表述的那些范畴的庇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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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前为止,德勒兹的论点展现了一种概念工作,它通过其组织来分析社会空间和语言生产。然而,德勒兹在哲学上致力于把语言视为一种能动的、有创造性的力量,这也确立了他的主要兴趣,即怎么破坏而非维护这个控制系统。毕竟,随着语言从根本上产生意义,那种生产也就同时持续着,其中的一部分则通过克分子的辖域性力量而被固定化。正如德勒兹所强调的:
不存在任何图解式的[社会系统],除了它所连接的点以外,它不包括相对自由或无束缚的点创造的、变化的、抵抗的点而为了理解整幅图景,我们大概应该从这些东西开始。
(FCLT:44)
换句话说,德勒兹不是只关注文化的解域工作如何展开,他还想关注的是,它如何进行解域化和分裂。他认为这是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肯定的,而不是把这种分裂看成一台毁灭性机器。德勒兹强调,解域化使新的思考成为可能。德勒兹式装置坚持把辖域和解域当成互为前提的两股力量,同时发挥作用。因此,虽然社会生产受到语言的克分子式运用的支持,但语言也不断能动地逃离这种克分子功能。德勒兹和加塔利写道,“你将永远找不到这样一个同质的系统,它并非仍然受到或已经受到一种被调节的、持续的、内在的变化过程的影响”(ATP:103)。因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惯例,而不是通过不可改变的或固有的法则而被笼络在一起的,所以语言也一直服从于波动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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