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2即福柯的三卷本《性史》。——译者注

《性史：快感的享用》即全书的第二卷。——译者注

为了本文论述的目的，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所有从法文翻译过来的文字均为我自己所译，其中包括我对《褶子：莱布尼茨和巴洛克》(1993)一书译文的修正。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现象学中的一个著名概念。它“原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后为布伦塔诺(Brcntano)和胡塞尔接受并发挥。布伦塔诺和现象学将意向性视为所有心理之物的本质特征，即心理之物，或者说意识总是指向某物，指向某个对象。因此，根据现象学的学说，所有意识体验都是‘意向性’体验，都是对某物的体验。如果人们对这些意向的体验进行现象学的还原，那么一方面人们可以把握意识的纯粹自我，这是意向性的关系中心，而经验白我被悬搁起来；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获得一个客体，它在经受现象学还原之后，只是一个意向地被给予主体的东西，即纯粹自我的东西，即意向对象，它的客观存在也被悬搁起来。这样，在意识之中，有朝向主体的一端和朝向客体的一端，即发出意向的一端和通过自身的被给予而使此意向得到充实的一端，沟通这两端的便是意向性，也可说是意向活动，因为意向性是意识活动的本质特征。”参见夏基松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4-515页。——译者注

阿兰·巴迪欧在《吉尔·德勒兹，存在的喧哗》(Gilles Deleuze，Clamor ofBeing, 1999)中强调了这个观点。

福柯的区分和德勒兹对概念力量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布朗肖的《说不是看》(Speaking Is Not Seeing)这篇两人对话(1993:25-32)。

福柯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1970)第一、二章的交界处提出了这个区分。它在其他许多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让·塞亚尔(JeanCéard)和让-克劳德·马戈林(Jean-Claude Margolin)的《文艺复兴的画谜：会说话的图像》(Rébus de la Renaissance：Images qui parlent, 1984)中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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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是由西恩·汉德(Séan Hand)那典雅的《福柯》(1988)译文引发的，它把embarkation这个词翻译成作为“外在之内在”的“小船”。对于这个读者来说，重点在于行动，在于登船的动作，而非运送的模式，尽管福柯在《另类空间》(Of Other Spaces)(这是一次讲座，首次举办于1967年，首次发表于1984 年[Foucault 1998])中讨论异托邦(heterotopias)的时候，“小船”是一个具有优先性的形象，当然，还有《疯癫与文明》(MadnessandCivilization,1973)开头的“愚人船”(stultifera navis)。

伊卡洛斯(Icarus)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巧匠代达罗斯(Dacdalus)之子。他与其父双双以蜡翼粘身飞离克里特岛，因飞得太高，蜡被阳光融化，坠爱琴海而死。—译者注

这种感知性可以在一个语法建构中看到，这个建构证明这种感知性是到处存在的：“包含在作为主语的观念中的，永远是以动词为标志的事件，或者以介词为标志的关系：我在写作，我要去德国，我要横渡卢比肯河”(FLD：52,译文有改动)。

12 马拉美的“折扇”诗收于马拉美的《全集》中(1945：107-10)。

德勒兹在《电影1:运动-影像》(1986)中写道，画框“既是可读的，又是可见的”(C1：12)，在《电影2:时间-影像》(1989)中他写道，影像被展示为“既是可读的，又是可见的”(C2：22)。至于最近关于德勒兹对褶子的理解的论述，请参见图恩和麦克唐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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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临床

丹尼尔·W.史密斯

德勒兹1995年去世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题为“批评与临床”(Critique et Clinique, 1993)的论文集，其中包括了致力于对各种哲学家(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尼采和海德格尔)和文学名流(卡罗尔、阿尔弗雷德·雅里、凯鲁亚克、D.H.劳伦斯、T.E.劳伦斯、马佐赫、麦尔维尔和怀特曼)进行“临床”分析的文章(参见ECC)。艺术家和哲学家就是生理学家（physiologists）或症状学家(symptomatologists)，即“文化的医生”（physicians of culture)，这是首先由尼采提出来的观念，对他而言，一切现象都是反映某种力量状态的符号或症状。德勒兹在他的著作中把这个尼采式观念带往了新的方向，用它去探索精神病学和临床医学一方面与哲学，另一方面与文学艺术的复杂关系。他曾写道，“(文学意义的)批评和(医学意义的)临床可能注定要进人一种相互取法的新型关系之中”(M：14)。

在1967年的《受虐狂：冷酷与残忍》（Masochism：Coldness andCnueltry)一书中，德勒兹首先通过一个具体问题—在临床精神病学中，为什么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²和利奥波德·冯·萨赫-马佐赫(Leopold von Sacher-Masoch)这两位文学名流的名字在 19世纪被用来当作两种基本的“性变态”（perversions）的标签呢？提出批评和临床的关系问题。德勒兹认为，使这种文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相遇成为可能的，恰恰是临床医学语境内部的症状学的特殊状态。临床医学领域可以说至少是由三种不同的活动组成的：症状学(symptomatology)，或对症状与符号的研究;病原学(etiology)，或对病因的研究;还有治疗学(therapy)，或治疗的发展与应用。虽然病原学和治疗学是临床医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症状学却标志着一个中性的位置(a neutral point)，它是前-医学的(pre-medical)或亚-医学的(sub-mcdical)，它也属于文学艺术和哲学，其程度并不亚于临床医学。德勒兹曾承认，“如果不处理症状学的问题，我就永远不会让自己写文章讨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症状学儿乎是外在于临床医学的，它处于一个中性的位置上，一个零点上，在那里，艺术家、哲学家、医生以及病人可以彼此相遇”(DI：134,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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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学的这种特殊状态如何解释呢？医生的医学诊断永远是一种判断行为：它需要真正的天资和技艺，一种只能通过治疗大量的病人才能获得的“鉴别力”(flair)。然而，康德在两种判断类型之间作了著名的区分，两者均在临床医学实践中起着作用。在“规定性”判断力(deterninate judgement)中，普遍(概念)是已经给定的，问题在于对特殊加以规定，使之成为为普遍所适用的特殊；在“反思性”判断(reflective judgement)中，相反，只有特殊是被给定的，间题在于寻找与特殊相对应的普遍。人们会认为，医生进行“规定性”判断：他们学习了疾病的概念，只需要将其用于他们的病人身上。但实际上，临床医学的诊疗是反思性判断的典范，因为，就特殊的病例而言，概念本身并非给定的，而是完全“不确定的”(problematic)。医生在特殊病例中遇到的是某一个症状或症状群，他的诊疗任务是发现相应的概念(即那个疾病的概念)。没有哪个医生会把发烧或头痛当作某种专门疾病的确定症状来处理；它们是许多疾病所共有的、十分不明确的症状，为了获得正确的诊治，医生必须解释并描述这个症状。如果人们要在临床医学中找一个规定性判断的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必然存在于诊断(therapeuticdecision)之中：在这里，相对于特殊的病例而言，概念是被给定的，但闲难在于它的应用（病人身上的禁忌症[counter-indication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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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于规定性判断中的艺术与发明并不比反思性判断中的少，但德勒兹还是在把临床医学中最吸引他的层面—即“概念创造”(concception creativity)的作用—置于反思性判断之中。疾病是在典型病人(例如，卢·格里克氏症)身后以偶然方式命名的，但往往却把医生的名字赋予了这个疾病(例如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症、克雅氏病等）。德勒兹认为，在这个贴标签过程背后的原理值得仔细分析。临床医生显然没有“发明”疾病，而是说他们把疾病“分离”了出来。通过把以前聚集在一起的症状分离开，同时又把它们和以前被分离开的那些症状并置在一起，他或她对迄今为止依然混淆不清的病例进行辨别。通过这种方式，医生为该疾病就创造了新颖的临床概念：这个概念的组成部分是症状(symptoms)，即疾病的符号，而且它成了某种综合征(syndrome)的名称，标志着这些症状的聚集地，也就是它们共存或聚集的场所(例如杜尔雷斯综合征、阿斯伯格综合征、科尔萨科夫综合征，等等）。德勒兹已经把哲学定义为创造概念的活动，而概念创造在临床医学中同样也很明显，这种明显程度只会更多而不会更少。当二个临床医生把他或她的名字赋予一种疾病时，就构成了医学上的重大进步，只要这个恰当的名称是和确定的症状群或符号群连在一起的。如果疾病的命名通常是根据其症状而非病因，那么这恰恰是因为正确的病原学首先依赖于严格的症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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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许多情况下，病例的症状描述本身就很充分，无需发明相应的概念。菲尼斯·盖奇(Phineas Gage)’这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他在额叶严重损坏的情况下活了下来—为神经病学研究开辟了重要道路。”而在戈德斯坦(Goldstein)和盖尔布(Gelb)1918年报道的约翰·施奈德(Johann Schnieider)”的病例中，病人可以抓挠他的鼻子，却无法指认它，这似乎揭示了具体实践和“抽象态度”(归类化)之间的差异。1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在阐发《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2002）中的“身体图式”（corporealschema)时，采用了施奈德这个例子。奥利弗·萨克斯(()liverSacks)的《错把妻子当帽子》(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Ilat)"似乎显示出相反的状况：他坚持“抽象态度”，但是甚至丧失了识别自己妻子面孔的具体能力(面部失认症)(1970:8-22)。在所有这类情况中，病理研究的症状学提出了特殊的问题，神经病学要为之寻找病原学根据。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会写道，“作为临床医学科学性与实验性一面，病原学必须从属于症状学，而症状学则是其文学艺术的一面”(M：133)。

临床医学的历史因此可以被看作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疾病史(the history of diseases),它会随着大量外在因素—新的细菌或病毒的出现，被革新的科学和治疗技术，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而消逝、远去，或者重新出现并改头换面。但与此相互缠绕着的是症状学史(the history of symtomatology)，它是临床医学的一种“语法”(syntax)，有时候落后于治疗或疾病性质的变化，有时候则先于这种变化：症状以各种方式被分离、命名、重新命名、重新组织。从后一种角度来说，瘟疫和麻风病在过去更为常见，不仅是因为历史与社会的原因，还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各种各样的疾病都聚集在这些名目之下，而这些疾病现在都被分门别类了”（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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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临床医学的文化反响往往在症状学领域中产生最为强烈的共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现了源自“压力”的疾病，其中，紊乱不仅是由敌对力量产生的，也是由不甚明确的防御性反应引起的，要么狂暴肆虐，要么精疲力竭。战后，医学杂志中都在讨论现代社会的压力，讨论组织各种有关压力的疾病的新方法。最近已经发现了“自我免疫性”疾病，其中，防御机制再也无法识别它们所要保护的器官的细胞了，或者说，外在力量使得这些细胞不可能与其他细胞区别开来。德勒兹认为，艾滋病就存在于压力和自我免疫性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参见N：132-3)。不难看出，疾病的这些新“样式”(这些疾病有携带者却没有罹患者，有形象却没有症状)如何被终止了在全球政治与战略舞台上的反映，在这些地方，战争的危险被视为不仅出自潜在的外来侵略者(作为“不明”敌人的恐怖分子），也出自失控的或崩溃的防御系统。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以类似的倾向分析了试图包围疾病—比如肺结核(“消耗性疾病”)、癌症以及最新的艾滋病的症状学神话(参见 Sontag 1978,2001)。

德勒兹的“批评与临床”计划背后隐藏的第一个思想就是：作家和艺术家就像大夫和临床医生一样，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深邃的症状学家。施虐(sadism)和受虐(masochism)显然不是和帕金森症或阿尔茨海默症一样的疾病。如果说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1869年(在一项于其 1889年的《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中达到顶峰的工作中)能够利用马佐赫的名字去命名一种基本的性变态，那并非因为马佐赫作为一个病人“染上了”这种病，而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分离出了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阐明了它的一种新的症状学，使得这份契约成了它的首要符号。当弗洛伊德创造“俄狄浦斯情结”(Oedipal complex)或当他讨论哈姆雷特的时候，他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的名字。德勒兹写道，“从弗洛伊德的天赋这个角度来看，并非是情结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的信息，而是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情结的信息”(LS：237)。正如德勒兹所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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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病人相比，作家——如果他们是伟大作家的话—更像是医生。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本身就是令人震惊的诊疗家或症状学家。总会有大量的艺术，被卷入对症状的组织或某个图表[tableau]结构之中，在那里，某个特定症状与另一个症状彼此分离，却又与第三个症状并置在一起，并且形成了一种关于紊乱或疾病的新形象。更新症状学图景的临床医生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反之，艺术家也是临床医生，既无关于他们本身的病例，也无关于一般意义上的病例；相反，他们是文明(civilization)的临床医生。

(LS:237,译文有改动)

德勒兹在某一点上极为深入，以至于表明，艺术家和作家经常可以比大夫和临床医生在症状学中前进得更远，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并不怎么关心原因”(DI：133)。毫无疑问，这解释了在他们讨论精神分裂的著作中，德勒兹和加塔利为什么频繁地求助于文学名流而非临床医生的著作。“我们已经因为过度引用文学作者而受到了批评”，他们评论说。“但是，劳伦斯、米勒、凯鲁亚克、巴勒斯、阿尔托和贝克特比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帅更懂得精神分裂，这是我们的错吗？”(ATP：4)。

人们很容易看到，德勒兹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作家与艺术家的“精神分析”式解释几乎完全相反，这种解释一般倾向于把作者当成真实的(或者至少是可能的)病人，其作品要是退一步，就被视为他们那无法化解的冲突的“解决”；要进一步，就被视为那些冲突的“升华”。艺术家被当作临床病例，似乎他们本身就是病人，批评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找的就是神经症的征兆，好像这就是他们作品的秘密和隐藏的核心。在这类情况中，没必要对艺术作品“运用”精神分析，因为作品本身就被看作构成了一次成功的精神分析，它要么是一种解决，要么是一种升华。“重要的是作家本人作为一个创造者给临床心理学增添了什么，但作家却太过频繁地被认为不过就是给临床心理学增加了一个病例”(DI：133)。问题部分在于，精神分析的解释经常被束缚在一个“病原学的”文学概念上：“对于所有人本身而言，在他们心中似乎都有一本书，这仅仅是由于他们有一份特定的工作，或一个家庭，甚至病弱的父(母)亲，粗鲁的老板……所有人都遗忘的是，文学牵涉一种特殊的探索和努力，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目的，它只能通过文学本身来追求”(N：130)。或者，正如布朗肖指出的，文学只存在于第三者的条件下，这个第三者剥夺了我们说“我”(中性的)的权力(1993: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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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1967年讨论受虐狂的文章—《冷酷与残忍》—提供了一个他对文学的症状学理解的最鲜明的例子。这本书在概念层面对“施虐受虐狂”这个临床概念进行了尖锐批判，这个概念假定施虐狂和受虐狂是相互补充的力量，它们属于同一个疾病实体。精神病学家们受到引导，假设了这样一种“天然的综合征”（crudesyndromc)，德勒兹认为，这是由于它们依赖于(关于“性本能”本质的)草率的病原学假说，因而才满足于一种比马佐赫本人发现的要不精确得多，也混乱得多的症状学。由于临床医生的判断经常带有偏见，德勒兹在《冷酷与残忍》中的策略是使用一种文学的途径，它试图提供一种基于文学作品的、另类的对施虐狂与受虐狂的诊治，而这些作品则偏离了它们最初的目的。德勒兹的分析结果是双重的。在临床方面，德勒兹展示了施虐狂与受虐狂是两种无法比较的存在模式，它们的症状学彼此完全不同(一个施虐狂从来不会容忍受虐狂式的牺牲，而一个受虐狂式的虐待者也不会成为施虐狂)。在批评方面，他表明施虐狂和受虐狂的临床症状本身无法脱离萨德和马佐赫的文学技巧及风格。“症状学永远是艺术的一个问题”，德勒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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