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施虐狂和受虐狂的临床特性并未脱离萨德和马佐赫特有的文学价值。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种批评与临床的评价，它能够揭示出真正不同的机制以及艺术原创性。

(M:14)

当时，德勒兹把《冷酷与残忍》视为系列文学-临床研究的首次亮相：“我想研究的是(这本书只是第一个例子)文学和临床精神病学之间的接合关系”(DI：133，译文有改动)。这种观念不是把精神病学概念应用于文学，而是反过来从作品本身中抽取并非预先存在的临床概念。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间及他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只讨论了萨德与马佐赫时，德勒兹回答道：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尚未从一种创造性症状学的层面得到认识，就像马佐赫一开始遇到的情况一样。与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相对应的，是一个庞大的症状图表：它不仅涉及一个确定疾病的问题，也涉及一个症状世界，涉及作为症状学家的艺术家。

(I)I:132,译文有改动)

25年后，在1992年，德勒兹最终还是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贝克特围绕“筋疲力尽”这个主题所写的作品的症状学。但是德勒兹也在他的写作中继续进行关于哲学文本的计划。当他略带夸张地问：“为什么没有和一般化的临床治疗相类似的尼采主义’、普鲁斯特主义’、‘卡夫卡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呢？”(D：120)时，他似乎在表明，他认为他讨论这些思想家的专著都陷入了“批评与临床”这个计划之中。例如，《尼采和哲学》(1962)展示了尼采如何通过分离出症状(怨恨[ressentiment]、仟悔、禁欲主义理想），在某种能动的和反动的力量关系中探索其病原学(谱系学方法），展示预测(虚无主义被自身所击败)和治疗(价值重估），从而诊治了某种疾病(虚无主义)。类似的，德勒兹的第二篇博士论文，《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1968)，展示了对斯宾诺莎的有限“样式”之构成的分析，它既包括了对其被动状态(人的奴役)的临床诊断，也包括了使其趋向能动(becoming-active)的治疗(“伦理学的”任务)(EPS：11)。在某种意义上，德勒兹可以用与人们谈论阿尔茨海默症或杜尔雷斯综合征相同的方式，来谈论斯宾诺莎哲学中的“样式”或尼采哲学中的“权力意志”，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由恰当的名称所预示的非个人的个人化方式。

296

210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就此而言，人们可以把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第一次合作——《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1972)—看作德勒兹“批评与临床”计划的一个新方向。这本书把严重的精神病现象作为其对象，而这种现象向临床治疗方法提出了大量问题：不仅存在着和精神分裂病原学的不一致，甚至其症状学都一直不确定。在对精神分裂的大多数精神病学解释中，治疗标准是以纯粹否定的(negative)方式而被给予的，也就是说，它和自我中形成的毁灭与紊乱有关：不爱交际，孤独症，脱离现实。精神分析师会坚持这种否定性观点，但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尝试了一种相反的途径：“根据我们从与精神病学的联系中获得的提示，我们试图重新考察那些被用来描述神经症的概念”(DI：234)。他们试图追随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 R.D.莱恩(R.D.Laing)，考察精神分裂的肯定性(positivity)，不再认为它在一种存在模式(自我)中被现实化，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过程(process)，也就是一种打断了个人或自我的、持续性的开放（opening）或破坏(breach)过程，它在一种充斥着“比现实更为”强烈、更为骇人之物的旅程中把自我夺走了(A：24)。因此他们在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突破”)和作为临床实体的精神分裂(“断裂”)它是由这个过程的中断引起的—之间进行了严格区分。总之，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倾听精神分裂的话语，并从中引出一幅关于心灵的“精神分裂式分析”的图景。结果就是他们的精神分裂式的“无器官身体”(schizophrenic Body without Organs) 这个概念，它有三个层面或组成部分：

16 批评，临床

297

211

●器官的无机性作用。对于精神分裂来说，身体器官首先作为“机器”的未被特别说明的因素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们被体验为与其他部件相联系的组成部分：一棵树，一颗星，一个发光的电灯泡，一辆汽车，另一种器官。就它们本身而言，这些器官或部件彼此之间完全不同，完全处于一种相互外在的关系，没有任何联系，它们是纯粹的独异性（puresingularities)。但是它们又在一个复杂的机械装置中共同发挥作用。

●无器官身体。在这些器官-机器当中，第二个主题出现了：无器官身体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流动的表面(a liquid surface)，器官的无机性作用就发生于这个表面上；这是一个非生产性或反生产性的表面，它阻挠器官-机器的生产活动，有时使它们在紧张的麻木感中突然停止其运行轨道。但无器官身体真正的敌人并非器官本身。器官-机器和无器官身体共同的敌人是有机体(organism)，也就是那个把总体化、合并化、整合化、抑制与分裂的机制强加在器官上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有机体的器官确实是无器官身体的敌人，无器官身体试图抗拒(repulse)它们，指控它们是过多的迫害机器。但无器官身体也吸引(attracts)器官，它挪用它们，使之在另一个机制(in another regime)而非有机体中运作。器官可以说是被无器官身体“神奇化”(miraculatcd)了，它与这个非有机性的“机器”机制相一致，这个机制不能和有机的机械装置相混淆，也不能和有机体组织相混淆。

298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强度中的关系。但是，对精神分裂的描述还有第三个和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强度的主题。无器官身体的这些从未彼此分离的两极性—器官的活跃的无机作用和它们呆若木鸡的紧张的静止，以及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吸引(attraction)与抗拒(rcpulsion)的变化——转化了精神分裂的全部痛苦，而且在它们中间产生了各种精神分裂的形式：偏执的形式(抗拒)，及其神奇化的、奇异的形式(吸引)。这就是身体的强度现实，一个充满强度的环境，它潜藏在有机体“之下”或与之“相毗连”，并且一直处于自我建构的过程之中。正是吸引和抗拒的平衡产生出病人穿梭于其中的各种强度状态，因此，无器官身体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首先在有机体的整体组织中被感觉到，好像器官被体验为能够以无数种方式被联系起来的强度(或情动)。实际上，由于器官-机器和无器官身体是同一个事物，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心灵的精神分裂式的分析模式是纯粹唯物主义的：“事实上，无意识属于物理学领域：无器官身体及其强度并非比喻，而是事关它们自身”(AO：283)。

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认为的，如果精神分裂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出现，那么，它并不是关于我们生活模式普遍性的一种功能，而是和经济、社会及政治特性的精密机械装置有关。我们的社会再也不以符码和界域为基础，相反，却在大规模解码和解域化过程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精神分裂就像我们社会的极限，但这个极限却总是被避免、被谴责、被嫌弃。精神分裂问题随之产生了：人们如何阻止突破变成断裂呢？人们如何阻止无器官身体封闭自身，变得既愚笨又麻木？人们如何使具有强度的状态战胜痛苦，却义不让位给一种缓慢的状态，甚至也不让位给一种就像在医院看到的那种最终的总崩溃的状态？是否有可能使用一种活跃的化学力量或分裂的逻辑性分析，来确保精神分裂过程不走向它的反面，即在精神病院中被发现的那种精神分裂生产？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在何种群体类型中，又是什么样的集体性呢？

16 批评，临床

299

212

《反俄狄浦斯》因此给德勒兹的“批评与临床”计划这个概念213 增加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即一种高级的症状学方法，它不仅包括了(i)适当的名称的功能和(ii)名称所显示的症状与符号的装置或多样性，也包括了(ii)每一类多样性中内在的变化或“逃逸线”，它解释了新发现与新创造的可能性：“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目的”(AO：133)。

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症状学方法对生命的这种直接介入一样，德勒兹对文学的理解既非文本性的，也非历史性的，而是“活力论的”(vitalist)，而且本身就以“生命”原则为依据(尼采、柏格森)。在文学作品中，永远存在一个评价生命可能性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德勒兹的文学分析相当具有伦理学性，因为在德勒兹的思想中，正是生命本身作为伦理学原则发挥着作用，绝非偶然的是，福柯在他给美国版《反俄狄浦斯》写的序言中称它是“一本伦理学著作”(1983：xiii)。德勒兹在道德(morality)和伦理(ethics)之间反复进行严格区分。他使用“道德”这个术语来定义一般意义上的任何一套“约束性”规则—比如道德的符码—它是由对行动和意图的判断构成的(“这个是善，那个是恶”），判断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和先验的或普遍的价值联系起来。相反，他所说的“伦理”是一系列“非强制性”[facultative]规则，它对我们所做、所说和所思也加以评判，但根据的是内在的生存模式或它所隐含的生命可能性。人们这样说或做，但却那样想或感觉：它隐含着什么存在模式呢？这就是德勒兹所看到的斯宾诺莎和尼采之间的联系，他永远把他们认作自己的哲学前辈。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认为，有些事是人们不能做或者想的，除非在虚弱或被奴役的条件下，除非人们心怀对生命的仇恨和怨怼；其他的有些事也是人们不能做或者想的，除非在强壮、神圣或自由的条件下，除非人们对生命加以肯定。内在的伦理区分(好一坏)以此方式代替了先验的道德对立(善一恶)。“超越善与恶”，德勒兹写道，“至少并不意味着‘超越好与坏'”(1968:491)。“坏的”和病态的生命就是一种被耗干的、堕落的存在模式，它从其病态角度评判生命，以“更高”价值的名义贬低生命。相反，“好的”和健康的生命是一种洋溢的、昂扬的存在模式，一种能够根据它所遇到的力量而调整自身的生命模式，它总是增加生命力，总是打开新的生命可能性。

300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同样，文学也是健康问题，每一部文学作品都隐含着一种生存方式、生命模式，它不仅必须以批评的方式，而且必须以临床的方式来得到评价。17“在伟大作家身上，风格永远是生命的风格，它并非任何纯个人性的东西，而是创造了一种生命的可能性，一种存在方式”(N：100)。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必然享受充沛的健康状态；相反，艺术家就像哲学家一样，经常遭遇差劲的健康状态、虚弱的体质、脆弱的个人生命(例如斯宾诺莎的虚弱，劳伦斯咯血，尼采的偏头痛，德勒兹本人的呼吸系统疾病)。然而，这种虚弱并不源自于他们的疾病或神经症，而是源自于他们在生命中看到或感受到的某种对于他们来说极其伟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无法承受的，“为他们身上增加了纯粹的死亡的印记”(WIP：172)。但是，这种东西也是尼采所说的“伟大的健康”(grcat health)，是支持他们在疾病中活下去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坚持认为，写作从来不是私人的事，从来不只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有关。“在文学中，采用那种见得多走得远’的方法是没有前途的”(N：134)。小说不是从我们的梦境与幻想，记忆和旅行，遭遇和痛苦，意见与思想中被制造出来的。的确，作家必然会受到他们生命经验的“启发”。但是，即使像托马斯·沃尔夫或亨利·米勒那样好像除了重述自己的生命什么都不做的作家，“也试图把生命搞成某种超个人性的东西，试图把生命从对它的闪禁中解放出来”（N：143；参见WIP：171)。沃尔夫本人坚持认为，“对于一个拥有创作素材的人来说，不可能把他的生命经验变成文学的转录”(1936:22)。就德勒兹而言，生命本身是一种超越了任何生活经验的非个人性、非有机性力量，写作行为本身就是“生命的进行，超越了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东西”(ECC：1)。因此，在每一部伟大的作品中，人们都抵达了一个地方，在此，“批评”与“临床”合二为一，而生命此时不再是个人的，作品也不再是历史的或文本的，而是成为“纯粹内在的生命”(DI:141)。

16 批评，临床

301

214

注释

例如，请参见弗里德里希·尼采，《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ThePhilosopher as Cultural Physician, 1873),收录于 Brezeale( 1979:67-76),尽管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这一观念在尼采的著作中反复出现。有关德勒兹对尼采的症状学方法的分析，请参见《尼采和哲学》(NP：x,3,75，79，157)。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历史上著名的色情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写病态的、带有施虐倾向的性欲。代表作是《索多玛120天》。——译者注

利奥波德·冯·萨赫-马佐赫（(Lcopold von Sacher-Masoch，1836—1895)，奥地利作家，擅长描写虐恋小说。其地位可与萨德比肩。代表作有《穿貂皮大衣的维纳斯》。—译者注

4 萨德代表施虐狂类型的性欲癖好(Sadism)，而马佐赫则代表受虐狂类型的性欲癖好(Masochism)。——译者注

5 康德：“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力先天地指定了惟有依此才能归摄到那个普遍之下的那个条件)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为此必须去寻找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译者注

302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关于规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之间的区分，请参见德勒兹在《康德的批判哲学》(Kant's Critical Phylosophy, KCP：59-60)中的评论，他在那里运用了这些医学的例证，这并非不重要。

菲尼斯·盖奇(Phineas Gage, 1823—1860),25 岁在美国佛蒙特州铁路工地工作时发生意外，被铁棍穿透头颅，从额骨下面进人，从眉骨上方出去，但却依然存活。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医学研究的热点。37岁时因癫痫死去。——译者注

参见达马西奥对菲尼斯·盖奇的分析(1995:3-33)。

约翰·施奈德(Johann Scheider)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名受害者。他由于受到外伤性脑损伤而摧患视觉失认症。德国医生柯尔特·戈德斯坦(Kurt(oldstein,1878—1965)和阿德马尔·盖尔布(Adhémar(elb，1887—1936)对这一症状进行了深人研究。—译者注

关于最新的评价，请参见马罗塔和贝尔曼(2004)。

11 奥利弗·萨克斯(Oiver Sacks,1933—)是美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错把妻子当帽子》是他的一本畅销专著，其中记录了24位神经紊乱症患者的经历。《错把妻子当帽子》也是该书的第一章。——译者注

这里的“他”指的是该文中的皮博士。此人是著名的歌唱家和音乐家，在当地音乐学校任教。他具有良好的识别抽象图形的能力，但却无法辨认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甚至错把自己妻子的头当作帽子，抓起来往自己头上戴。参见《错把妻子当帽子》，黄文涛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注

13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代表作有《论摄影》、《反对阐释》。译者注

16 批评，临床

303

1 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Krafft-Ebing, 1940—1922)，奥地利精神病学家，性学研究创始人之一，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学家。1886年出版的《性心理疾病》是其代表作。—译者注

15 吉尔·德勒兹，《论筋疲力尽》(L’Épuisć)，首次发表时，是塞缪尔·贝克特的《四个人》(Quad，1992；译文见ECC：151-74)的后记，这里使用的是乌尔曼对最初译本进行修改后的版本(1995)。

16 “非强制性规则”(Règles facultatives)是德勒兹从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博弗(William Labov)那里借用过来的术语，它指的是“没有任何常量的内部变化功能”(参见FCLT：146-7,注释18)。

17 关于对德勒兹的《批评与临床》的广泛评价，参见博格(2003b)—其中包括了对德勒兹所有文学论述的解释—还有《德勒兹研究》(DeleuzeStudies,4(2),2010)，题为“德勒兹和症状学：关于健康的实践与矛盾”( Deleuze and the Symptom: On the Practice and Paradox of Health)。

215

304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哲 学

⊙格雷戈里·弗拉克斯曼

在吉尔·德勒兹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哲学的本质被一个难题割裂开来，大体说来，这个难题是在哲学的概念化及其实践之间产生的。一方面，德勒兹表现出对哲学的持久信念，这在他的诸多评论中一直非常独特。现代哲学史就是由其他学科对它的持续移置(perpetual displacement)构成的，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哲学的目标已经被割让给诗歌(海德格尔)和文学(罗蒂')，任凭批判理论(阿多诺)差遣，向解构主义(德里达)称臣，靠交往理论(哈贝马斯)代言，而且还被化约成了生物学(莱考夫)。我们似乎已经到了那可怕的时刻，那时，哲学再也不强加给我们自信，更糟的是，哲学陷入了一个甚至不那么可信的争论：“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承认的，“相信世界，相信生命已经成了我们最艰难的任务，或者说，在今天已经成了我们内在性平面上尚待探索的一项关于存在的任务”（WIP：

17

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