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肯尼斯·苏林

德勒兹对力(force，法语和英语写法相同)这个概念的使用可以从两个彼此不同却又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重叠的阶段来理解。在第一个阶段—与这个阶段相连的，是对关于斯宾诺莎和尼采的著作(它们是德勒兹早期职业生涯的标志[的一部分])的“历史性的”重视—力这个概念首先是从它和速度及运动观念之关系来理解的。在斯宾诺莎的例子中，斯宾诺莎把一切生命都视为一种奋斗(striving)或努力(conatus)的表现，结果，身体就变成了一个由那些力—既有身体散发出去的力，也有它接收到的力—构成的整体(cnsemble)，这给德勒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德勒兹在《斯宾诺莎：实践哲学》中说，斯宾诺莎“在思想中召集诸种力量，回避顺从和罪责，塑造超越于善恶之外的生命形象—一个无功无罪、绝对清纯的形象”(SPP：4)。这一基本见解也贯穿于德勒兹论尼采的著作中，在那里，尼采被描绘为一个忠实恪守斯宾诺莎训谕的人，这个训谕就是：我们“通过快速与迟缓、通过呆滞的神经紧张症和加速的运动、通过未成形的因素和非主体化的情动”来思考(SP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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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阶段—与此相连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合作一力的观念被有效地普遍化了，以至于它表现了一种遍及社会秩序整体的力量。在这里，出现了另一套定义和原则，尽管先前在关于斯宾诺莎和尼采的档案方面所欠的债务被保留了下来，但作为一种伴随着独特的快与慢的运动的力的概念，对德勒兹而言仍是有用的。然而，这次更多强调的是力的一种特殊效用，即力量(puissance)或“气力”（strength)（相对于权能[pouvoir]或“强力”[coercive power])²。每一个知识阶段都将依次得到思考。

力的物理学：斯宾诺莎和尼采

在斯宾诺莎的代表作《用几何秩序予以证明的伦理学》(Ethics，Demonstrated in Geometrical Order，1677) 中，每一个事物都有一种保持自身存在的本质性的、固有的倾向，斯宾诺莎称之为努力(conatus)(Spinoza 2000：171)。斯宾诺莎认为，对于一个事物而言，好东西就是能够增加其自我保存能力的东西；相反，坏东西就是妨碍这种自我保存的东西。每一事物所欲望(appetitio)的恰恰就是那有益于其自我保存的东西。于是，事物的行动能力随着它努力(conatus)的力量之增长而增长；相反，努力越弱，行动能力也就越少。事物在它主动散播它的力的时候，行动能力就增强；当它只是被动接受其他事物之力的时候，行动能力就减弱。当行动能力增强时，欢乐或愉悦就接踵而至；而当它减弱时，就产生痛苦，所以对斯宾诺莎来说，痛苦只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非能动，而愉悦则既是欢乐，又是能动⁵。

当一个人的行动范围扩大时，就助长了自由，而对斯宾诺莎来说，这种扩大是理性引导的生活的结果。在由理性，特别是由第三种知识引导的生活中，人将获得自我的知识和上帝(God)/自然(nature)的知识。获得了这种知识，人的精神—它是上帝的无限精神的一部分—就变成了某种永恒的一部分。对于理解了这类知识的人而言，其结果就是获得至福(bcatitude)。德勒兹用下面的话来解释对斯宾诺莎而言的力与行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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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力都离不开受到感动的能力(a capacity for beingaffcctcd)，而且这种受到感动的能力不断地、必然地被意识到这种能力的诸般情感(affections)所实现。权能（potestas)一词在这里具有一种合理的用法……这就是说，与作为本质的力量(potcntia)相对应的，是作为一种受到感动的能力的权能，它是由上帝必然产生的情感或样式所实现的，上帝无法体验行动，但却是这诸般情感的主动的原因(active cause)。

(SPP: 97-8)

力量和权能(在法语中分别是 puissance 和 pouvoir 这两个词)之间的这种区分对德勒兹后续的思想，特别是对制宪权(constitutivepowcr)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形成十分重要，这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中的一个首要的知识目标。因为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斯宾诺莎是这一本体论的指导性观点与原则的创始者。然而，在他们看来，把斯宾诺莎的原则进行综合扩展，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本体论，能让这一思想图景成为可能的是思想家尼采'。

当然，德勒兹认为尼采有许多哲学成就，但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尼采的戏剧化思想方法(method of dramatizing thought)。在这种思想或“戏剧学”(dramatology)的舞台上，快与慢(概念以此而被移动)、概念的时空限定的动力、强度(概念借此和系统中邻近的实体产生互动)都变得重要起来。正如德勒兹强调的：

经验的状态是非主体性的，至少不是必然如此。它也是非个体性的。它是流(flux)，流的中断和每一个强度都必然和另一强度相关联，如此才能让事物穿行而过。这就是构成一切符码之基础的东西，就是躲避它们的东西，也是符码试图变形、转换、重新熔铸的东西。但是，在这篇论强度的文章中，尼采告诉我们：切勿用单纯的表象来替换强度。这个强度既不指作为事物之表象的所指，也不指作为语词之表象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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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257,译文有改动)

诸多准则和形式条件—它们和一种逻辑相关，通常来说，其前提是真理与谬误，甚至还有一般的表象观念—构成了“思想的教条形象”(dogmatic image of thought),对于尼采来说，这必须被一种拓扑学(topology)和类型学(typology)所取代，其中，受惠于表象的那些概念被诸如“高贵和卑贱，高级和低级”等概念所代替”。表象思维由逻各斯(logos)监管，而为了取代这种以逻各斯为动力的思想(logos-driven thinking)，尼采提出了以(制造意义的)“操作者”(operator)为基础的意义概念。我们引述德勒兹的原话(显而易见，他在这一点上是尼采的追随者)：

在尼采那里……意义这个概念是进行绝对论争、绝对批判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极具原创性的生产：意义并非一种蓄积，也不是一项原则或起源，甚至也没有终点。它是一种“效果”，一种被生产出来的效果，而且我们必须发现其生产法则…发现作为被某种机器生产出来的效果一种物质性的、发光的、响亮的效果，等等(这绝不是说它只是表象)的意义的理念…尼采的一条箴言就是一台生产意义的机器，它存在于思想特有的某种秩序。当然，还有别的秩序和别的机器—例如，弗洛伊德发现的所有那些东西，以及更具政治性和实践性的诸秩序。但我们必须成为机械工，成为某些事情的“操作者”。

(DI:137,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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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对于德勒兹来说，这幅尼采式思想图景，其关键在于力(macht)的概念，特别是尼采的“一切现实都是大量的力”(NP：40)这个观点”。同时，尼采认为，力的概念“仍然需要完善：内在的意志必须被赋予它，我把这称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引自NP：49)。在这一点上，尼采可以说抵达了斯宾诺莎的努力这个概念的顶点。

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及其与力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列命题来理解，这些命题可以从德勒兹在《尼采和哲学》中所做的“论证”里抽取出来：

● 力的本质就是它和其他力之间的量差，尚需考虑的力的性质则是由这种量差设定的，而权力意志是力的综合原则；权力意志能够产生力与力之间的量差，也能产生在此关联中的每一种力体现出的性质(NP：50)。

·力和意志不应该被混为一谈；用德勒兹的话说，“力是所能，权力意志是所愿”(NP：50)。此外，当两个力彼此相伴时，一个是支配的，另一个是被支配的，权力意志是产生力的内在因素（NP：51)。尼采通过力的谱系学因素（thegenealogical element of force）来理解权力意志。机运(chance)并没有被权力意志所消灭，因为，如果没有机运，权力意志就既无可塑性（flcxible），也无法向偶然性(contingency)敞开(NP：52-3)。再有，根据其原始的性质，力要么是能动的(active)，要么是反动的(positive)，而肯定(affirmation）和否定（negation）是权力意志的首要性质(NP：53-4)；肯定不是能动本身，而是生成能动(becomingactive)的力，是生成能动的化身；而否定也不是单纯的反动，而是生成反动(becoming-reactive)的力(NP：54)。因此，诠释(intcrpret)就是确定赋予事物以意义的那个力，而评价(evaluate)就是确定赋予事物以价值的权力意志(N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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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力削弱或抹杀能动之力的力量，每一种达到了其能力之极限的力都是能动的力，而那些虚弱的力则与自身之所能完成的事物相分离（NP：57-61）。一切感知性(scnsibility)都意味着一种力的生成(权力意志是这些力的综合)，诸种力可以按照如下方式加以分类：(i)能动的力(activeforce）是行动或发号施令的力；(ii)反动的力(reactionary force)是被动或服从的力;(iii)发展的反动力(developed reactive force)是瓦解、分裂和隔绝的力；(iv)趋于反动的能动力(active force becoming reactive)是被分离并削弱自身的力(NP：63)。

●永恒回归(etermnal rctum）意味着，趋向反动就是非存在(non-being)，而且它还通过制造生成(becoming)而产生趋向能动的力：没有对趋向能动之存在的肯定，生成之存在(being of becoming)也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肯定（NP:72)。哲学的对象是自由，但这门哲学总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要求废除否定性和非存在的耗散的力，这是一项将和某种新的存在之诞生同时扩展的任务，这个存在并不依赖于先前的两种存在形式，即上帝和人。 10

德勒兹式本体论将从这些论点中抽出一个原则，即欲望是某种力量(puissance)，也必然是一种力的类型。依据这个原则，德勒兹(和加塔利)得以构想出与他们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相连的政治实践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尤其是判断(judgement)这个概念和作为“判断之科学”(science of judgement)的哲学视野现在可以被推翻了，从而支持那些取决于欲望和强度的诸哲学，无论它是政治性的还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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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的本体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

当《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一卷，即《反俄狄浦斯》(1972)出版之时，法国至少已经出现了一种知识和政治的环境，它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阐发的本体论框架以及这一计划的第二卷，即《千高原》(1980)的诞生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在(法国)哲学中，流行的结构主义和现象学范式已经在1960年代末之前走到了尽头，成了强弩之末。现象学从未真正成功地把它自身和笛卡尔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的模式分离开，而且，甚至海德格尔、后期的胡塞尔、梅洛-庞蒂和萨特(这里提到的只是卷入到这一事业中的那些更为知名的人物)显然也不能解决或消除先验主体论(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sm)的难题，此时，人们逐渐察觉到，现象学范式已经在撞击这座与它对等的、众所周知的冰山了。结构主义可以绕过这条困扰着笛卡尔式主体论的死胡同，但它对索绪尔语言概念的依赖要求它把语言符码假定为某种自足的先验实体；符码必须从一开始就被假定为决定意义的一个条件。当符码作为先验原则无法起作用这一事实变得显而易见时—这是因为它有效地化约了一切表述意义的媒介(对于结构主义来说，图像是一个特殊的难题，因为图像的许多特性无法通过一种以表述为基础的模式得到解释)—结构主义范式就陷入了无用的状态。

同时，人们发现源于精神分析的主体概念也是成问题的。弗洛伊德和他亲密的追随者们把力比多的驱力(libidinal drives)视为某种如果要维护“文明”就必须使之被遏制或宣泄的东西(在此，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是一个经典文本），而且，尽管弗洛伊德的一些追随者们确实在寻找理解力比多强度的可供替代的元心理学架构，但那些极度偏离了弗洛伊德原创的元心理学法则的人不久就遭到了官方的弗洛伊德当权者的谴责。在这些“离经叛道者”当中，最重要的人是威廉·赖希(WilhelmReich)”，他对力比多驱力之“自由”的召唤给予了《反俄狄浦斯》以强烈的影响—尽管必须承认，《反俄狄浦斯》只是那些试图找到一个更宽泛的力比多驱力概念的众多法文著作之——它经常涉及对弗洛伊德的“多型性倒错”（polymorphousperversity)这个概念的一种延伸，但和这个概念的原形几乎具有根本的不同。在法国，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再现了一种形势，其中，各种各样后弗洛伊德主义或新弗洛伊德主义被整合到一场联系松散的运动中，《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就是这个形势的一部分，至少，它针对弗洛伊德主义而展开的活跃的论争处于被关注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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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能够使《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及其政治实践27的本体论)诞生的形势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与人们熟知的“1968年5 月事件”相连的社会与政治的情感集合体(social and politicalconstellation)。万隆方案（Bandung Project）在1955年开始实行后不久就逐渐偃旗息鼓这件事对于那一时期(1950年中期一1960年代末)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一样重要；随着万隆方案的崩溃，使不结盟的第三世界成为积蓄解放潜力之地的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在政治生活中，战后的戴高乐主义”的机构垄断已经把法国版本的“代议制民主”推入了一种渐进的但似乎无法变革的僵化状态，劳资双方之间的战后妥协—这被视为战后光荣三十年(lestrcntc glorieuses)的基础—也开始崩解(正如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一样)。这些发展共同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正如法国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形式变成了那种在今天正当其时的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分配体制。这一独特的变迁体现在大量的记录当中：新的劳动主体的诞生；新的积累结构的创造；新的价值轴线的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压迫与斗争的新形式的可见性等。德勒兹和加塔利讨论了这些发展以及其他与之相平行的发展，来表明对于一种新的政治实践本体论和制宪权的需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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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随着积累体制和生产方式所承受的改革问题变成了重点考察对象，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场之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和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思想的乌托邦危机。一言以蔽之，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力”的分析处理有助于他们对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概念化。他们对“力”的概念的描述使得对“机器装置”（agencementmachinique)这个概念的集中关注成为可能，他们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来设想一种制宪权的完善的本体论，而这反过来又可以为一种对生产方式的新的理论化奠定基础。

机器装置是一种组织模式，它连接着一切“在彼此联系中影响所有身体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同情和反感、变化、合并、渗透以及表现”(ATP：90)。生产方式就是由这些机器装置构成的(ATP：435)。这相当于是说，生产方式—它们就像被机器装置衬托着一样——是欲望的表现，也是力的表现（在力量[potcntia]或权能[pouvoir]意义上的力);生产方式是这种具有无限生产性的欲望或力的结果。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言，正是欲望—它总是社会的和集体的—使枪变成了战争的，或体育的，或狩猎的武器，这取决于现有的环境(ATP：89-90)。生产方式和欲望的其他表现形式处于同一层面，它是由诸多的层(stratifications)构成的，即它是井然有序的诸种功能(functions)的晶体或谐和，而这些功能则是欲望的特定表现。这里，德勒兹和加塔利颠倒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不是方式本身使生产得以被实施(像传统的解释详细说明的那样)；相反，是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本身使某种特定方式成为它所是的那类方式。德勒兹和加塔利求助于一种欲望生产的实践的本体论，这正是他们用来说明生产欲望的组织的方式。所有这些都听起来太过晦涩了，但是，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的这一部分中形成的原则只不过详细解释了马克思本人说过的东西，资本主义所划拨的资产若要兑现，社会就必须存在下去：如果要产生剩余价值的实现，一个拥有已经各就各位的劳动力的社会或国家也必须存在下去。这里引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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