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34 平行论之谜

表现一个观念意味着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意味着对表现白身的理解能力。重点在于那种由理解行为表现出来的力，而非被表现出来的观念的特定属性；正如德勒兹强调的，“观念的材料在表象性内容(representative content)中是找不到的，而应在表现性内容(expressive content)中寻找……观念借此指向其他的观念或上帝的观念”(SPP：75)。这里所说的并非笛卡尔的那种情形，即某个观念的特性是“明白清晰的”，而是说或者恰当，或者不恰当地表现自身本质的那种理解能力。著名的主客二元论(subject-object dualism)在对这种理解行为的阐述中被削弱了，因为理解的观念，它的对象和行动力实际上是同一的。正如德勒兹所写的那样，“被表现的意义和被意指的对象(以及这个意义上对象的自我表现)之间的传统区分在斯宾诺莎主义中找到了直接的应用”(EPS：105)。因此，理解(understanding)理解(understands)它自身，而且，这表现了它的本质属性，斯宾诺莎把这叫作它的实体(substance)。理解(understanding)所理解(understands)的东西被定义为样式(modc)，它必然是无限的。德勒兹经常用“属性接着又表现在它们的样式中”(The attributes turm about in theri modes)’这句话来描述这个新的论断。“[理解的]属性被以某种可靠而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以有限的存在样式被表现出来，而属性中样式的表现形式却可以是无限的”(EPS：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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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斯宾诺莎的表现哲学中，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某个对象和表象它的观念之间的对应性，而是指充分“解释”事物本质的力量，为此，它必须“包含”其原因的知识并且必须“表现”之(EPS：133)。如果我有一个破坏我身体的疾病的观念，对于这个要恰如其分(adequate)的观念而言，它必须用某个成为另一观念的全部原因的观念来充分地表现这个疾病的原因，表现的方式恰如医生把效果(症状)彼此联系或连结成一个链条。”德勒兹认为，“只有表现性的正确观念，才能给予我们经由原因或事物的本质而来的知识”(EPS：134)。在表现哲学中，重点被放在了对具有充分表现性并完美地解释原因的概念的创造上。“人们发现真正的知识是一种表现：这就是说观念的表象性内容被抛弃，面向一种真正具有表现性的内在内容，心理意识的形式被抛弃了，面向一种具有‘解释性’(explicative)的逻辑形式主义”(EPS：326)。因此，对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来说，表现哲学首先关心的是被确定为上帝的那个存在，只要上帝在世界中表现他自己；其次，表现哲学关心被确定为真的观念，只要真的观念既表现上帝也表现这个世界。正如德勒兹所展示的，在这门哲学中，表现概念有两个可能的源头及直接应用的区域：和表现上帝与表现世界相关的本体论；和“命题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相关的逻辑学(EPS：323)。

然而，在斯宾诺莎的逻辑中，属性就是名字，但它们是动词而非形容词。后来，在德勒兹的思想中，这种表现的逻辑在“生成女人”(becoming-women）、“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和“生成分子”（becoming-molecular）这样的表现中明确地公布了“生成”(becoming)的概念。在每一种情况下，名字都不是作为一个名词或恰当的名称来发挥作用的，而是作为一个动词，作为一个变化的过程起作用的。正如德勒兹所展示的，正是斯多葛派通过把属于身体状态的意义和属于陈述的意义区别开来，从而首先揭示出了意义的两个不同平面。它们彼此独立。”例如，“当解剖刀切了皮肉”(LS：5），或者当食物或毒药在全身扩散，就会产生两个实体的相互融合，而其意义不同于“刀切肉”这个陈述，它指的是一种非实体性的转化(an incorporeal transformation)，既在实体层面上，也在陈述的意义的层面上(ATP：86)。这第三种意义位于两种不同的意义之间，位于身体的深层和陈述的表层之间，它就是德勒兹根据斯多葛派的非实体性理论所定义的意义本身的事件(the cvent ofsense itself)。正如德勒兹所评论的：

2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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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下：是否存在某种东西，某种相当大的东西(aliquid)，它既不与陈述或陈述的措辞相融，也不与对象或陈述所意指的事物状态相混，亦不与“被经验的事物”，或表象或在陈述中表现自己的人的精神活动相杂，甚至不与概念或被意指的本质相合？

(LS: 19)

意义无法被化约成所有这些限定形式，它标志着一种既不属于词语的秩序，也不属于事物的秩序的超存在(cxtra-being)。这个维度就叫作表现。

因此，一方面，意义不存在于表现它的陈述之外。被表现的事物不存在于它的表现之外。另一方面，意义也不能被完全化约为陈述的内容，因为有一种非常明确的且与其表现不相类似的客观性(objectité)。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使用了“树变绿了”这句话，作为该悖论的一个例子。这句话表现的是树“变绿”的意义，是颜色的意义，而这颜色就是它的纯粹的“灌木”(arbrification)的事件。但在此处，事物(树)的属性是“变绿”这个动词，或者进一步说，是由这个动词表现出的事件。但这一属性将不会和物质的状态混为一谈，也不会和事物的特性或特征相混淆。正如德勒兹所说，“属性并非一个存在”，而是被陈述所表现的超存在，而“变绿”的意义也不存在于表现它的陈述之外(LS：21)。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提及在表现中被汇聚在一起的两个平面，这两个平面会继续保持彼此的不同，并在其意义不同一的情况下共存下去。但是，正如德勒兹所评论的，这并未产生循环推理或同义反复，而是产生了在陈述中或在事物的表面上维系着或持存着的差异观念。“意义既是陈述中可表现的(the expressible)或被表现的(the expressed)东西，也是事物状态的属性”(LS：22)，但这个意义所表现的是意义本身的事件(the event of sense itself)，它是一条跨越了陈述与事物、陈述与身体的界限，是一个一开始就表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超存在，这种关系并不存在于表现之创造的外部。然而，尽管意义的事件(或“意义一事件”)和语言有密切关系，但人们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它的本质是纯粹语言性的，以至于语言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它的原因而发挥作用。这条界线一方面并未穿越语言和事件，另一方面也没穿越语言和世界或事物的状态，而是一起出现在两边，同时使它自身区别于那种在每个序列中都出现或显示自身的意义，就好像意义每次都把它自己和那些陈述的意义或属于对象世界的意义区分开来，从而导致了矛盾的差异的出现(参见Zourabichvili 2003：36)。按照德勒兹所说，这个差异将成为意义本身的意义(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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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间接话语和阐释的集体装置

符码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本维尼斯特详细地解释了这个区分(1971:53)，蜜蜂有符码，而且能够给意指某种信息的符号进行编码，但它却没有语言。这个区分依赖于一个事实，即一只蜜蜂不能把凭其感官无法看到或感知到的东西传递给第二只或第三只蜜蜂，而人却能够运用德勒兹定义的“自由的间接话语”（freeindirect discourse)(ATP：77-80)。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里认为的那样，“原初的’语言，或对语言的原初的规定性并非比喻或隐喻，而是间接话语(indirect discourse)”(ATP：76-7)。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这个区分以及对作为间接话语的语言的规定性？而作为语言的原初的规定性，如果说它摆脱的不是主体，那摆脱的又是什么呢？就像 Humpty Dumpty 说的，“当我使用一个词时，我想让它指什么，它就是什么，不多也不少……问题就在于谁来掌控它……就是这样”(LS：18)。"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德勒兹和加塔利整个语言理论之创建就是为了回应这个挑衅，证明主体并非词语——主体选择词语来表现其信念或欲望—的主人。就像他们所说的：

2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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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间接话语，尤其是“自由的”间接话语才具有典型价值：这里没有清晰的明确的轮廓；占据首位的不是各种被个体化的陈述的介入，或不同的阐述主体的相互结合，而是一种集体性的装置，这种装置规定了相关的主体化过程，或者个体性的分配以及它们在话语中的动态分布。

(ATP:80)

德勒兹和加塔利竭尽全力地否认“个体阐释”（individualenunciation)的存在。他们写道：“不存在任何的个体阐释，甚至也不存在阐释的主体”(ATP：79)。因而，语言首先是社会性的且由陈述和口令(order-words)¹²组成。所以，言语行为重复着已经隐含在门令中的内容，但不是以被破译的符码或者被传递给一个被动主体的信息的那种方式在重复着。人们讲的话并不比人们重复的话多，这里，重点被放在了陈述的冗余(redundancy)以及和言语行为主体性相对应的相对的同一性(或稳定性)上；“陈述和[语言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内部的、内在的，但它并非一种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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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79)。因此，如果主体(或“我”)是这种已然属于语言的冗余的效果—它决定了交流的主体间性—那么，阐释的集体装置就是冗余的行为的复合体(redundant complex of acts)和实现这种冗余的陈述。阐释的集体装置这个概念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语言及言语行为理论中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它将解释一切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首要意义是社会性，而从规定了既定社会场域的陈述和述行语(或“口令”)这个层面来看，所谓个体的言语不过是更为重要的重复的效果。正如他们所写的那样，“语言只可能被定义为在某个既定时刻里，存在于某种语言中的一整套口令和隐含的假设或言语活动”(ATP：79)。

为了解释集体装置的真实定义，也就是解释对陈述中的冗余和语言中的制度或口令起决定作用的因果联系(causality)，德勒兹和加塔利再次回到了斯多葛派的表现理论，这个表现是非实体性转换——既在陈述意义的层面上，又在身体的层面上—的一种效果。我们还记得，非实体性被定义为一种超存在(extra-being)，它出现在陈述的意义和为真实身体所占据的平面之间。正是这个超存在的特殊性将瞬时地决定这两个平面上意义转换的事件。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口令并非清晰的陈述，它并不经常采取命令(imperatives)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行为和陈述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关系内在于言语-行为(speech-act)并构成了它的“隐含的和非话语性预设”，而非清晰的、外在的预设(正是通过这些预设，陈述才指向另外的陈述或行动)。把被告变成罪犯的，是法官的判决所表现的非实体的属性(incorporeal attribute);再有，被表现者不能脱离其表现，该属性也不能被置于罪犯的身体中来解释这个意义的转换。表现的逻辑恰恰既在意义的层面，也在身体的层面上来处理这些转换性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同时发生在表层和深层中的事件。因而，阐释的装置并不“就”事物而言说，而是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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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层面和内容层面上言说。

正如德勒兹所写的，比方说，身体有年龄并根据生物进程发育，但是“你再也不是个小孩了”这个陈述把身体被表现出来的意义以及与年龄相关的意义，转换成了一个顺从的道德范畴。相形之下，“你只是个小女孩儿”这一陈述表现了类似的身体意义的转换，它被嵌人了决定性别之社会意义的一整套其他的口令之中。同样，我们或许会说，身体的肤色会作为一种属性而显现，但是，铭刻在“你是个黑人”或“你是个白种男人”这种陈述中的种族却引入了一种非实体性转换，它改变并决定了身体的特定的社会含义。只有以这种陈述为基础，“黑”或“白”才能表现不简单地取决于作为身体属性的“黑”或“白”的意义。在这两种陈述中，每一种属性所表现的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是一种非实体性转换，它直接被应用于身体并被嵌入主体的行动和激情之中。总之，它使身体臣服于一种“秩序”(order)。

一个社会是由这些口令—它把意义固定在身体上，并使得它们被个体化或与它们的社会意义相适应—构成的。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写的那样，“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支配性意指过程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独立于既定的役使秩序的主体化过程”（ATP：79)。社会因而可以用口令来定义，而这种口令则规定了身体、行动、激情的彼此混合；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阐释的集体装置“指示着陈述和非实体性转换或它们所表现的非实体属性之间的瞬时性关系”(ATP：81)。正是在这些时刻，也就是当语言能够表现真实的属性并把这些规定性直接运用于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构成社会场域的身体或事物状态的时候，语言就变得真正具有了表现性。

诚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认为的那样，尽管上面的转换直接适用于身体，但它仍然是非实体性的或内在于阐释的。例如，任何人都可以说：“我宣战！”但是，只有存在一个属于环境的变量，才能诱导由诸多实体构成的社会场域进人一场总体的战争，从而改变整个社会。“存在着各种表现的变量，它们在语言和外部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但这恰恰是因为它们内在于语言”(ATP：82)。这就是为什么非实体性有时被定义为一种超存在(extra-being)的原因，这种超存在不能简单地用事物(或身体)状态或并非源自陈述(或语言)意义的非语言性存在来解释，但一开始就使存在的两个平面产生了关联并表现了它们内部结合的事件。因此，引发“口令”(比如“你被判死刑”、“我宣战！”或“我爱你！”)的是“某种额外之物”(ancxtra something)，它“一直处在语言范畴和定义的外部”——巴赫金(和伏罗希洛夫)也这么认为(Volosinov1986：110)—但是它表现了陈述意义的条件，同时表现了对身体状态的真正确定并直接介入了规定它们的行动和激情之中(ATP：82)。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定义的“口令”，它的一切功能(描述、意指、任命)都不能被等同于语言；相反，它是“实现其可能性条件”(它们称之为“表现的超线性[super-linearity]”)的东西(ATP：85)。换句话说，它引导语言成为内在于身体平面的意义之表现。没有这个变量，语言本身就始终是纯粹虚构的、毫无生气之物，而且不会成为主格命令(nominative order)，指称处于存在层面上的、现实的转换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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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机器

最后，表现问题之于抽象过程—这个过程是哲学力量所固有的，而且它指代一个平面(planc)，概念在这个平面上显现，并被组织进陈述和叮见性的复杂构图中，正是它们“解释”了存在的平面(the plane of being)—的关系是什么呢？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一个有着四个不同层面—既按垂直方式，也按水平方式来加以安排的构图里来定义内容与表现的关系。首先，在水平轴上，一台装置由内容和表现两个节段组成。在内容层面上，它是一台关于身体和身体状态的机器装置，这些身体和身体状态处于不同程度的互动中；在表现层面上，它是一台属于阐释、行为和陈述的装置，也是直接被赋予身体的非实体性转换。在垂直轴上，这台装置具有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界域性的方面”(territorial sides)，它使这台装置稳定化，同时，这台装置还具有卷携着它的解域之刃(cutting edges of deterritorialziation)(ATP：88)。通过对内容与表现，身体与陈述如何经由辖域化(它提供了一种装置形式、稳定性或相对的不变性)或解域化运动(在解域的情况下，装置的形式属性变成了一个被赋予动态的边界，这条边界穿越了身体和陈述)而被“占用”作出说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构图是如何运作的了。只有语言的例外状态才能引导语言进入变化或持续的变动，这种变化表现了作为生成(becoming)的身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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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的，语言依赖于它的抽象机器而非相反。在《千高原》中，他们与现代语言科学的公开论辩就是与一台抽象机器的论辩，这台机器决定了语言的表象性(representation)，却不考虑他们所定义的、仍然内在于阐释本身的“非语言性因素”(non-linguistic factors)的具体因果性。通过使语言与意义的社会层面相分离，或者通过把它的诸范畴描述为中立的、近乎普遍的框架或结构，现代语言学发明的抽象机器只达到了一种居间的抽象层次，使它能够通过语言自身来思考语言学因素，却不考虑语言的社会意义。相反，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重新投人他们对语言的语用学意义和政治意义的描述，以便纠正前者所提供的表象性。“由此观之”，他们写道，“语言和社会场域及政治问题的相互渗透居于这台抽象机器的最深层，而不是居于它的表面”(ATP：91)。因此，开头提出的问题，即“表现一个观念意味着什么呢？”，就又作为一个语用学问题，从这个视角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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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既在意义层面上变成可转化的，又同时成为“介入”事物与(广义上界定的)身体状态之中的转化性事件，对此，有什么必要的条件呢？对于在行动和陈述以及身体层面上的意义的非实体性转化而言，其因果性何在呢？换句话说，新口令(new order-words)的起源及其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回想一下我们对斯宾诺莎的表现哲学的讨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重点再一次被放在了陈述和身体之间这种联系的“原因”上，这正是要充分“解释”的语用学的目标。然而，这种解释不仅限于言语-行为，也不限于某些历史地循环着，并决定或打断事件持续性的符号，或在之前和之后引人转化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解释了他们对某些获得表现性的时刻的兴趣，或者说这些时刻预示着一种被任命的现实(a nominative reality)和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到来以及新的集体阐释装置。例如，“1917年7月4日之夜，或1923年11月20日”。第一个日期当然指的是俄国革命；第二个指的是通货膨胀危机和马克市场的崩溃，它们推动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的兴起。但是对他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日期表现了怎样的非实体性转化—这些转化虽然是非实体性的，但却被归属于身体并被嵌入它们之中？”(ATP：86-7)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表现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个更切近的时刻：2001年9月11日。这一时期表现的非实体性转化是什么呢？它表现的被直接赋予身体，并被嵌入身体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它的意义仅限于9月11日早上发生的那一连串事件，相反，其意义在于一种转化——它持续地预示着新口令的相互渗透和行为、陈述及身体的相互融合。“恐怖分子使客机坠毁”、“一名阿拉伯人受阻于国境线并接受讯问”、“为了获取情报，战争俘虏被严刑拷打”、“总统对恐怖行为宣战”、“宣布最高紧急状态”；这些陈述目前所表现的，是先前那些符号所表现的意义的变体，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解域之刃”(ATP：88)。这里，表现了战争行为的符号解域了民族-国家先前的冲突，就像规定战争状态的法律或司法符码在流动状态中被替换了，而且它再也不能决定那些不符合其先前定义的身体相互融合的具体情境了(例如，来自阿富汗的战俘不再享有《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的保护，或者总统的战争宣言也没有义务遵循与对待战俘相关的国际条约了)。通过这仅有的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理解，“9·11”表现了一种直接作用于身体的，或者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写的那样，“把自身插入或嵌入内容中”(ATP：87)，也就是说，插入或嵌入口令结构(它把身体定义为某个个体化的场所)中的非实体性转化。因此，俘虏或被怀疑的恐怖分子的身体就对应着一套新的意义，而这套意义又使它服从于一套新的权利和程序，而规定了这些特定的个体化场所的新口令，则将在其他的身体和社会主体性中产生不可预见而又富于变化的事件。这种转化将成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定义的政治语用学的目标，它关注的是“（与社会身体及实现着的内在行为相关联的）口令和非实体属性的变化”（ATP：83)。根据这项关于转化性的研究，对“总统向恐怖行为宣战”之类的陈述，必须“只能把它当作其语用学含义的一个功能来分析，换句话说，必须通过它与隐含的预设、与内在行为或它所表现的非实体性转化，以及与引人了一种新的身体配置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来分析”(AT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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