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关键概念

德勒兹在他的论尼采的书中引入了这个“戏剧化方法”(method ofdramatization)的概念(NP：75-9)，这个概念形成了他的《戏剧化方法》(Method of Dramatization) 这篇论文的主题(DI：94-116)。德勒兹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类似于曾经作为一个工具，用来教学生犯罪学的拉丁语六韵步诗：quis, quid, ubi， quibus, auxiliis, cur, quomodo, quando(何人，何事，何处，何种手段，何因，怎样，何时)。它们概括了用修辞学方式称为“境遇”的东西：人物、事件、地点、手段、动机、途径和时间。在《差异与重复》的序言中，德勒兹把哲学工作比作“一类特殊的侦探小说”，强调思想对某个不确定的偶然事件的回应方式，他还为了下预“并解决当地的情况”而发展了它的概念(DR：xx)。关于这种“方法”的不同观点以及《差异与重复》的其他方面，请参见休斯(11ughes 2009)和威廉姆斯(William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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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德勒兹：“之所以很难说明某人如何学习，其原因就在此：有一种先天的或后天的符号实践，这意味着一切教育都含有美的东西，也含有致命的东西。有人说：按我做的做’，从这种人那里我们什么也学不到。而告诉我们和我起做’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才能发放将在异质性中发展的符号，而不是提出某些姿势让我们模仿。换言之，没有观念的原动力，只有感觉的原动力。当身体把它自身的一些特征与海浪的一些特征结合时，它便提出了重复的原则，但不再是同一性的重复，而涉及他者—涉及差异，从一个海浪和一个姿势到另一个海浪和另一个姿势，并在据此构成的重复空间中把那种差异进行下去。学习实际上就是构成与符号遭遇的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特征相互更新，重复在伪装自身时发生。”(参见《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水国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译者注

在这一语境中，德勒兹谈论的是理念-难题的微分/分化(differentiation/differenciation)。理念-难题的微分是指它在虚拟或潜在的状态下所呈现的诸种独一性的集合体。理念-难题的分化则是它在事物的现实状态中的戏剧化或解决(参见DR：206-10)。

7这里，“独特”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德勒兹所使用的“积分”(integration)与“微分”（differential）也是如此——这是源于微积分学(calculus)的语言，不凑巧的是，这门学问也是由哲学家莱布尼茨(同时还有牛顿)发明的。

德勒兹在这里称之为“概念”的东西不是重复中的同一性概念，更多的是对他前面的理念概念的重新构想。

波菲利(Porphyry，公元233—约 305)，古罗马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叙利亚人，原名马尔库斯，最初在雅典跟随朗吉努斯学习，后到罗马随普罗提诺学习了5年。普罗提诺死后，波菲利将普罗提诺的54篇著作编纂成6卷，题名为《九章集》，并附有普罗提诺传记。波菲利还著有《与阿奈玻论魔鬼书》、《普罗提诺传》、《毕达哥拉斯传》、《反基督教徒》，以及《亚里士多德导论》等。他的活动使这一学派的学说在罗马帝国得到广泛传播，他本人也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波菲利之树”指的是波菲利发明的用来表示世界生物及其相互关系，并对之加以分类的树形图表。译者注

3 差异，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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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望

尤金·W.霍兰德

本文的目的并非解释欲望的含义，而是展示这个概念如何被建构以及它如何发挥作用。创造概念是哲学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所承担的部分工作就是从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中抽取一些要素或动力，并把它们用具有生产性的新方式结合起来。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德勒兹的欲望概念源自康德哲学。但它的建构也利用了源自于巴塔耶、马克思、尼采、斯宾诺莎，当然还有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诸多要素。此外，德勒兹还采取了一种方式对欲望概念加以历史化，这种方式对欲望概念的运作方式是很重要的。

康德把欲望定义为“凭借其表象而成为该表象的对象之现实性的原因的能力”(1911:16)'。纯粹理性关心的是我们如何认识对象，而实践理性，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说：“并不和诺对象打交道以认识它们，而是与它自己的那种使诸对象实现出来的能力打交道”(2002:14)。²乍一看，这是康德提出的一个古怪的论断。实践理性怎么可能单独介人把精神表象转换成现实的过程呢？通过他称之为“病理学的”模式，他承认这确实不可能；它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制造一种关于现实的虚幻的或谵妄的印象。但是，通过被转化成一种更高级的形式—康德称之为意志(will)—欲望便能够干预现实；而且实际上，正是欲望的概念能够使康德把理性的个体假定为现实世界中自由的因果关系当事人。欲望被变成了“一个就理性包含原因性的规定根据而言本身就是某种原因性的意志”(Kant2002：114)。然而，为了把欲望转换成现实世界中拥有理性的因果力量的意志，康德必须借助于三个先天观念(上帝、灵魂和世界)，而这正是德勒兹和康德产生分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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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如何维持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又无须要么以不真实的、病理学的谵妄为结局，要么以只能由先天观念确保的现实为结局呢？解决的办法一部分源于斯宾诺莎和尼采。斯宾诺莎的努力(conatus)这个概念使意志成为必需，这种意志以内在方式努力实现它自身而不服从先验的法则。同时，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有效地消除了康德在欲望和意志之间的区分，它解放了那化身于艺术家和高贵的超人身上的欲望，使之成为现实的具有创造性的立法者，而不是屈服于(康德第一批判中的)先验的现实法则和(康德第二批判中的)同样先验的道德法则的立法者。解决方法的另一部分则源自马克思：他的类存在物(species-being)概念强调人在现实中生产产品—不是本能地制造(如蜜蜂和蜘蛛)之前就能在头脑中描绘这些产品的能力。通过借鉴康德、尼采和马克思，德勒兹把欲望简单地定义为现实的生产：“欲望进行生产，而它的产品就是现实”(AO：26)。康德让欲望一现实的关系屈从于病理学一谵妄和道德一理性之间的一种范畴学的、等级制的区分，而德勒兹则在任何被社会规定的“现实原则”对它们进行区分之前，就发明了一个欲望概念，其中包括了创造性和生产性。自然，正如马克思强调的，首先是人的“无机的身体”(inorganicbody)(1975:328)。但是社会表象的作用恰恰是分离欲望和现实(把身体和它之所能分离开，正如斯宾诺莎所描述的那种迷信的效果），以一种回溯的方式把所谓“需求”、匮乏和短缺投入欲望一现实的关系之中，而在无意识和类存在的层面上，这种关系却是直接的、充实的。结果，个体和群体都开始有意识地相信他们缺少或需要某些东西：一种实际上是由欲望本身所生产，但随后却被社会秩序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解释的，“马克思强调，实际上存在的不是匮乏而是激情，一种自然的和感官的东西。'欲望并非被需求所支持，而是相反；需求源于欲望：它们是欲望生产的现实内部的副产品”(AO：27)。也正如乔治·巴塔耶在《受诅咒的部分》(The Accursed Share, 1988)中所论述的，需求和效用被引入了一门本身以超级的盈余（super-abundance)为特征的经济学中。对于德勒兹来说，欲望生产现实，尽管社会表象和信仰事后(ex post facto)剥夺了我们的许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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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欲望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引人了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和社会生产(social production)之间的概念区分，以便解释这种关系的历史可变性。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通过再次与康德论争，他们坚持认为：

不存在这样的事物，它一方面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又仅仅是作为幻想的欲望生产。……事物的真理是：社会生产纯粹是而且仅仅是一定条件下的欲望生产本身。

(AO: 29)

但是，尽管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却总是在不同的机制下运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本质上的同一和机制上的差异成了最显而易见的。

在资本主义治下，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各自被划归为力比多和劳动力。这一分类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妄的：它类似于一种客观的幻觉(objective illusion)。马克思已经解释过，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劳动力是作为财富的抽象的主观本质，作为一般的生产活动而最先出现的，由于资本剥夺了先前对工人的一切限定因素，使之依靠私人所有的生产工具而工作，这就把资本本身的限制强加在了工人身上；作为一种商品，劳动力在它被赋予质的使用价值(qualitative use-value)和特定的限定因素(如技能、纪律等)之前，采取了一种抽象的、量的交换价值(quantitative exchangc-value)的形式。财富从此不再通过生产出来的物品的质量来理解，而是通过投入其中的劳动力的数量来理解。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同样的事情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概念也是成立的：“他的伟大在于确定了欲望的本质或本性，它和日标、目的甚至源头(范围)都不再有关系了，而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主观本质(abstract subjective essence)—[普遍的]力比多或性”(AO：270)。正如作为经济价值的“抽象主观本质”的劳动力表现为生产私有化的结果，作为性欲价值(eroticvalue)的抽象主观本质的力比多则表现为再生产的私有化的结果，即在核心家庭(nuclcarfamily)的“私人领域”这一体制中，再生产和整个社会相脱节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项严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资本在私人领域把再生产私有化，与此同时，它在经济领域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私有化。每一个领域都发展出相应的话语或表象方式：精神分析、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领域似乎并不彼此分离；但在资本主义治下，它们实际上是分离的。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之间的机制差异如此之大，乃是因为私有化，以及生产与再生产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领域。

4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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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本主义把再生产和社会生活分隔开，但它仍然把按它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主体性的任务授予核心家庭。由于和整个社会的隔离，核心家庭把欲望困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表象系统中，精神分析将用它的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理论对这个系统进行再生产。对于在这种核心家庭的限制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离他们最近的对象——即其他家庭成员——恰恰是乱伦禁忌(incest taboo)阻止他们加以欲望的对象。而社会形式—在那里，再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及一般的社会关系相互叠合并不把欲望困在这种束缚物中。核心家庭通过拒绝渴求那些和欲望最接近、最亲密的东西而表现为禁欲主义的训练场。所以，当德勒兹和加塔利仿效斯宾诺莎和赖希，问道“人怎么能够欲望他们自己所受的压迫”的时候，对于无论哪种资本主义来说，答案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禁欲主义真正地从一出生就灌输给了它的诸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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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在一定的条件下塑造了欲望生产，这些条件也有助于解释欲望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之下就变得如此抽象。不仅是因为否定了它的最亲密的对象，而且因为这些对象再也不表象具体的社会功能了，却只表象抽象的家庭功能。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充斥着变化多端的社会角色，而核心家庭却把它简化成仅仅三个角色：孩子、母亲和父亲，即欲望的主体(subject of dcsirc)、欲望的客体(object of desire)和施行阉割的欲望的中间物(castratingmcdiator of desire)。结果是，这种俄狄浦斯式欲望生产结构一五一十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模式：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他们生产的作为劳动客体的商品、处于一个和另一个之间的禁忌性中介，即资本本身。核心家庭安排它的成员(即合格且温顺的主体)屈服于禁忌性权威—父亲、老板、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直到后来，作为合格而又禁欲的主体放弃了他们接近欲望对象的机会或马克思称之为“客观存在”(objective being)的东西—母亲、他们生产出的商品、整体的自然环境(“大地母亲”)。没有哪个特定的社会角色或功能需要一代代地传递下去；的确，对于家庭在职业训练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言，社会生产的具体要求变得太快了，这就好像对于父母在训练消费者(consumer training)过程中扮演合适的角色而言，时尚和流行的生活方式变得太快了一样。俄狄浦斯式核心家庭所生产的东西太抽象了，但就其本身而言却相当充分：顺从的禁欲主体被加以安排，接受了资本在他们的创造性生命-活动和他们对这种活动的享受中间进行的斡旋，他们将为一个被内在化的禁忌性权威工作—无论是哪个特定的工作或领域—并延迟其满足，直至他们死去。核心家庭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就好像它已经被“装配起来去迎合………[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要求”(A()：101)，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那些要求是纯粹抽象的。

4 欲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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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是生产和再生产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纽结的断裂，使劳动力和力比多变成了彻底不确定的和抽象的，并且当它们在两个十分不同的机制中被分派了确定的对象、范围和表象方式之前，揭示出了它们作为一般的生产性活动的本质上的同一性。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弗洛伊德在欲望的理论史中的命题比作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在劳动的理论史中的命题：每个命题都发现了生产活动的不确定性，随即都把那个活动重新转移到私人领域和表象模式上—核心家庭和资本。马克思通过拒绝让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决定性，从而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转化成了革命的唯物主义；同样，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拒绝核心家庭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决定性，从而把资产阶级的精神分析转化成了革命的唯物主义。正如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史的目的是把劳动力从它那外部规定的最后的也是程度最高的抽象中，从资本对它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世界史的目标就是把力比多从它那外部规定的最后的也是程度最高的抽象中，从俄狄浦斯情结对它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这些都是同一个计划，尽管由于资本的双重私人化操作，分裂了生产和再生产，使它被表现在两个独立的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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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彻底的不确定性，是通向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的关键。精神分裂是他们给处于绝对不确定和自由状态下的欲望生产起的名字，尽管欲望生产总是发生在确定的条件之下，在那里，社会秩序通过规定某些对象和目的并禁止其他许多事物来限制欲望。这些规定和禁令通过编码和超编码过程来完成，它们给各种各样的对象或行为分配质的价值(qualitative value)(可欲望的/不可欲望的，等等)。然而，资本主义不同于过去的社会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它的基本制度——市场——不利于任何一种编码。对“货币关系”（cashnexus)的抽象运算通过只给对象和行为分配量的(货币）价值(quantitative [cash]value)，反而能够解码。资本主义不仅通过把生产和再生产与社会整体分隔开，也通过让社会生活本身服从于市场的抽象的量化，从而把精神分裂培育成欲望的自由形式，同时把欲望生产从社会编码中解放出来。当然，资本主义也必须竭尽全力再编码(recode)，以阻止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变得完全混乱(解码)；核心家庭、国家教育、职业训练和消费者训练(广告业)都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确，据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言，解码和再编码之间的冲突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戏剧，尽管他们暗示资本主义的基本历史趋势是解码，是把欲望生产从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在解码的方面，资本主义把精神分裂的实现当作世界史日程上欲望的自由形式。

解码和再编码之间的戏剧发生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借用自安托南·阿尔托[Antonio Artaud])无器官的身体（Bodywithout Organs，BwO)的地方。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欲望生产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但同时又屈服于社会制度和表象所限定的条件，它们把秩序、对象和目的强加在它身上。无器官的身体展现了欲望逃离限定因素的斗争无论是本能的、习性的还是社会的；它因而意味着人类争取自由的潜能。确实，无器官的身体是编码的所在地，在那里，社会表象通过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认识-接合的综合体(the synthesis of recognition-conjunction)的东西俘获了欲望并为它分配了确定的目的和目标：“啊哈！那就是我需要的！”但无器官的身体也是解码的所在地，在那里，欲望通过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分离的综合体(a synthesis of inclusive disjunction)超越或破坏了社会强加的一切表象：“实际上，我想要这个，或这个，或那个……”。以前的社会形式用无器官的身体强加符码或超符码于欲望之上，相反，资本主义则倾向于通过解码释放自由形式的欲望，并培育广泛的精神分裂—《反俄狄浦斯》据此而有了“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这个副标题。德勒兹和加塔利坚持认为，只有伴随着朝向世界史尽头的资本主义，无器官的身体本身才能显现在它争取自由的潜能中，打开后资本主义市场的前景，这个市场最终使社会生产从属于欲望生产，而非相反。的确，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对欲望概念在这里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因为欲望生产提供了内在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才能判断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是恰当还是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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