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3265565" library_document_id: "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 source_sha256: "e655bf0db8cdbeb1c9600c58c0d4ef38a2a3dbd4576f4e209bc1b7e7aa6e1f76"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450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8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start=18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md?start=18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md?start=17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md?start=190&limit=10" ---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0 | PRINTED_PAGE=163 随后，阿甘本又将主权权力运作的纳入一排除机制，反映在对神圣人形象的分析之中。神圣人遭遇到政治共同体的排斥，处于神法与人法的双重排除中，但是，神圣人身份是以审判形式获得的，因而又处于司法秩序之内。对赤裸生命的纳入一排除，首先来自费斯图斯对神圣人形象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种纳入一排除机制的具体描述，是以神圣人形象开始的，并以这个形象来体现法律指涉生命是通过排除这个生命而进行的。神圣人这个形象没有实质性的特定指涉，只是一个表征西方政治原始基质的概念框架与形象轮廓。阿甘本也列举了神圣人的几种典型形象，如古日耳曼法的“失和者”(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被剥夺了法律身份，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们而不犯杀人罪)与中世纪的强盗(被城邦禁止之人，被捕后会被处死，必须被认为是已死的)。他们并不完全与城邦或法律无关，而是处于人与动物、自然与约法、纳入与排除的门槛地带。② 当然，这种纳入一排除的拓扑关系不局限于罗马法中的神圣人形象，阿甘本将之广泛运用于生命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对赤裸生命的论述。赤裸生命在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中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在阿甘本的视角下，赤裸生命等同于政治身份、地位、权利的消失。一切现有的法律对于它而言都是无效的，似乎它“先于”法律而存在，不需要经过法律的中介作用即可被剥夺生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赤裸生命是浮萍式的存在，完全处于与司法一政治话语绝缘的关系之中。事实上，它彻底被暴露在主权禁止与暴力中，法的界限、范围与效应被无限拓展与延伸，直至与生命无可区分。简而言之，主权权力利用法律既可以将赤裸生命纳入统治范围，又可以将其驱逐出共同体。阿甘本就这样凭借传统的主权逻辑与形式演绎不同的解释路径主权逻辑与赤裸生命在一种纳入一排除机制中维持着彼此的关系。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163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 ② Ibid., pp. 104-10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1 | PRINTED_PAGE=164 这种纳入一排除机制也体现在埃斯波西托免疫范式的双重功效之中。免疫的实施包含相互对立的元素，它既可以产生保护生命的效果，也能导致生命的毁灭。在生物医学话语中，免疫范式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命个体的命运，而这同样可以拓展至政治法律领域。就免疫对生命的否定逻辑而言，“这种否定不是采取暴力征服的形式，即权力从外部凌驾于生命之上，而是一种内在的二律背反模式，即生命通过权力保存自身。由此我们可以说，免疫是生命保护的一种否定形式。它挽救、保证并保持有机体，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但是，它又不是直接的、迅速的”①。也就是说，生命的保护与否定内存于免疫机制之中，并不是相互分离的模式。这类似于现代社会为生命机体植入的各种抵抗疾病、病毒、细菌的疫苗。当人们积极接种之时，目的是保护生命有机体，可是在接种过程之中，我们也植入了一定剂量的被生命否定的元素。这种否定生命的元素经过加工处理，致命性水平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能刺激生命个体产生抵抗病毒的抗体，提高免疫能力，最终实现对生命个体的保护。我们不难发现，免疫不是通过直接迅速的手段消除病魔的，而是采取一种迂回战术：不是与病毒进行正面对抗，而是使其慢慢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逐渐发挥作用。“这种辩证形象是一种排除性的纳入或者一种通过纳入的排除。身体要战胜一种有毒的东西，不是通过把它驱逐出有机体，而是以某种方法使它构成身体的一部分。”①排除性的纳入机制是免疫范式尤为重要的运作方式。 164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4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2 | PRINTED_PAGE=165 埃斯波西托这种免疫范式的纳入一排除机制受惠于德里达的自我免疫机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他以此对现代政治进行反思。例如，美国在全世界宣称竭力反对“恐怖主义”，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恐怖组织，但自身却又是事实上的“流氓”国家，因为其政权内部培养了很多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恐怖主义因素。这使得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变得难以区分。由此来看，这种纳入一排除机制成为一种分析政治形式与社会现实的理论工具。如果说埃斯波西托与德里达侧重于将纳入—排除机制单纯地视为一种西方政治权力渗透的方式，而这种机制随即成为他们批判西方政治历史的工具的话，阿甘本则更进一步地描绘了西方政治的隐匿事实，即这种纳入一排除机制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与权力统治的表现，还揭露了纳入一排除机制最隐秘的悖论主权者与神圣人彼此之间相对于法律的悖论关系。这类似于最强大的统治者与最弱小的绝望者的身份。“在秩序的两个极端界限，主权者和神圣人代表了两个对称形象，拥有着相同的结构并且相互关联：主权者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而对于神圣人来说，所有人都以主权者的方式行动。通过把自己同时排除在人法和神法之外，同时排除在约法与自然之外，主权者和神圣人在这个行动中合为一体。”①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165 ①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3 | PRINTED_PAGE=166 阿甘本认为，主权者与神圣人在这种类似的身份中实现了完美的互换或重叠，从而使各自形象从单一的身份向最广泛的普遍化转换。其蕴含的危险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脆弱的、无助的，都有沦为神圣人的危险，即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然而，任何人又都有将其他人宣告为神圣人的能力，因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主权者。主权者与神圣人的这种关系正是阿甘本想要揭露的本质。即便是所谓的民主政体，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现这种悖论，阿甘本对纳入一排除机制的分析转向了例外结构与例外关系。在阿甘本看来，“例外是一种排除类型…例外最大的特征是，从规则内部被排除出去的东西并不因为被排除而与规则绝对无关。相反，作为例外被排除的个例，仍旧以规则之悬置的形式保持着自身与规则的关系”②。从本质上看，例外体现的是一种纳入一排除机制。由此，阿甘本转向了对主权权力逻辑运作的第三种形式的描述。 (三)构建例外状态 一般而言，例外状态从属于法律秩序，受到法律秩序的约束，只能在紧急时刻部分地或完全地悬置现存法律秩序。阿甘本在施米特和本雅明(本雅明借用了施米特的主权概念与例外状态概念)有关例外状态之讨论的基础上，试图重构主权逻辑下的例外状态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施米特与本雅明都没有提出所谓的例外状态理论，这是阿甘本对施米特主权理论与本雅明弥赛亚学说创新性的继承与发展。阿甘本使“例外状态”这一术语成为自身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广泛运用在政治秩序、主权理论、赤裸生命、神圣人以及集中营的讨论之中。 166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4. ②Ibid. , pp. 17-1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4 | PRINTED_PAGE=167 阿甘本对例外状态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它起源于对“法的悬置”，而不是起源于罗马独裁统治。它根植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革命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据统治地位。从20世纪中期开始，例外状态成为治理的典范形式。在阿甘本那里，例外状态不仅是一种司法机制(例外状态不是一种法律状态，而是一种无法空间)，也是主权捕获生命的最初手段，从而界定了主权结构。构建例外状态成为主权逻辑运作的机制之一。 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成为西方政治的治理范式(福柯从权力技术类型的转变角度跳跃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阿甘本从主权逻辑转换到例外状态的治理范式）。阿甘本认为，这种治理范式会造成法与无法、法与生命关系的无可区分；对法进行永久性悬置；例外状态变成规则，规则变成例外状态，规则的设置与应用变得不可区分，等等，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带来一场摧毁法律秩序与规则的灾难。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的“根本任务不只是厘清它是否具有法的本质，而是界定它与法之关系的意义、场所和样态”①。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的典型特征。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167 ①[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81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5 | PRINTED_PAGE=168 第一，例外状态从暂时性向永久性转变，最终成为西方政治最主要的治理范式。在这个方面，阿甘本受惠于本雅明。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的第八个论题中写道：“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生活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得出一个同这一观察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是生产出一种真正的例外状态，从而改善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①根据本雅明的观点，所有阶级社会都处在一种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之中，这也就意味着所有阶级社会的统治者无一幸免，都会受到灾难或危机的威胁。即便我们现在处于所谓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美好”世界，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所呈现的当下就是最现实、最本真的事实，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正告诫我们，我们生活其中的例外状态不是一种罕见的例外，而是一种永久性的常规，一种永恒在场的法则，并具有显著的消极性。阿甘本追随本雅明，说道：“紧急状态已经在我们文化传统的每一个部分，从政治到哲学，从生态学到文学中变成了法则。今天，在每个地方，在欧洲和亚洲，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皆生活在永远处在例外状态的禁止的传统中。所有权力，不管是民主的还是极权主义的，传统的还是革命的，都已处在合法化的危机中，那作为系统之隐秘基础的例外状态已经显露无遗。”② 168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Walth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by Harry Zon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p. 257. ② 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6 | PRINTED_PAGE=169 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的首要性就是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在资本主义政治中趋向于常规，它不是一种暂时性的行为，而是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的存在。“今天，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已经成为一种治理的范式。最初被理解为某种不寻常和某种例外的例外状态，本来只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而历史的转变却使之成为治理的常态。”①现有法律一政治秩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意味着：“法律一政治体系会将自身转变为杀人机器。”②在紧急状态中或危急时刻，对法的暂时悬置转变成一种持久的例外状态。在“无法空间”中，这种持久的例外状态可以逐渐剥夺个体的公民身份，从而将全民变为神圣人、赤裸生命，因为主权者可以通过宣告例外状态将人区分为赤裸生命或被认可的政治生命。这就是西方政治的吊诡之处。比如，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所采取的相关政策，都在彰显例外权力的不断延伸。除了例外状态的时间结构从暂时性向治理范式转变，资本主义西方政治试图“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便成为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之一，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③。 阿甘本最终将例外状态结构性质的永恒性置于在对集中营的讨论中。在现代西方政治中，确实有很多在例外状态下才有的政治主张演变成法律条文，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本雅明的例外状态与其思考的弥赛亚革命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且本雅明认为“神圣暴力”，即革命性的暴力，处于法律之外。他试图在法律之外构建弥赛亚革命。在这点上，阿甘本是持反对意见的。必须承认，本雅明的弥赛亚思想对阿甘本的理论发展和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就阿甘本关于集中营和统治主权的讨论来看，例外状态下的主权逻辑才是阿甘本生命政治思考的重点，所以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中对例外状态、主权、常规、政治、国家等问题的阐述，表现出对阿甘本更直接、更显而易见的影响，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169 ①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7辑，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②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137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③同上书，6页。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7 | PRINTED_PAGE=170 第二，主权者的决断与例外。《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开篇就毫不遮掩地提出：“主权者即决断例外状态者。”①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主权者的决定会受到法律秩序的约束，例外状态只有在国家面临敌人的武力威胁或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如战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革命等)才会被主权者启用。现有法律秩序被暂时悬置。在法律悬置过程中，主权者表现出决断例外状态的能力(如戒严法、戒严状态、紧急命令、紧急权力）。主权者决定了司法程序与司法保护、法律形式、权利决定了法律适用于何处、是否适用，展现出无限权力，越出了一般法律与规则。主权者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而且能合法地、正当地使整个法律秩序失去效应。此时，法律退居于主权者的决断之后，不再以持续在场的方式存在，而是被主权者中断。 阿甘本承认主权者的这一法定权力，但是，他认为，施米特过度简化了主权问题。阿甘本反对把主权者单纯地理解为在政治秩序中被赋予权力者，认为主权决断应该指向原初的政治秩序与结构，指向赤裸生命的生产。因为司法秩序的悬置，例外状态建构了一种法律真空地带，或者说一种无法领域。法律不再适用，主权者“拥有悬置法律之有效性的法定权力”①。主权能展现最原始的主权暴力，从而将生命纳入自身统治领域之内，实现对赤裸生命的生产。主权者对例外状态的宣告，并不意味着现有法律完全被废止，主权者的悖论身份使它又绝对地存在于司法秩序之中。因此，主权者本身位于法则之外，而又合法地寄居在法律之中，决定着例外的生产。 170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85, p. 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8 | PRINTED_PAGE=171 但是，主权例外的真正目的不是创建法律秩序的悬置，而是建构无差异领域。这个无差异领域不仅要造成法的内部与外部的不可区分，还要模糊所有传统政治哲学的区分，使相对的范畴变得不可识别(如法与规则、法与生命、法与暴力、战争与和平、敌人与朋友等)。主权例外成为约法与自然、权利与事实不可区分的领域，它以悬置的形式假设了现有法律秩序的无法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主权例外是根本性的场所。在那里，并不是将自身局限在仅仅区分内部与外部，而是追踪两者之间的一个门槛(例外状态)。在这个门槛的基础上，外部与内部、正常情况与混乱状况进入复杂的拓扑关系之中，而正是这些拓扑关系使得司法秩序之有效性成为可能。”②也就是说，例外状态是一种界限概念，一种空间范式，一种情况，“不是特别法(如战争法)；相对地，只要它意味着法秩序自身的悬置，它就界定了法秩序的门槛或是界限概念”③。这就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171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 ② Ibid. , p. 19. ③「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8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9 | PRINTED_PAGE=172 导致了无法空间的产生。 本雅明与施米特都承认这个无法空间的存在，前者认为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摆脱无法空间的约束，后者则试图与无法空间保持关系；前者表达了主权者的犹豫不决，认为巴洛克式的君主在例外状态中很难做出正确决策，“虽然他如此高高凌驾于臣民与国家之上，他的地位却被包含在创造世界之中。他是造物的主人，但他仍然是造物”①，后者则把主权者视为世俗化的上帝，一种超越性存在。阿甘本更倾向于在施米特主权理论的基础上揭露主权逻辑的原始活动，指向赤裸生命的生产，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主权逻辑的运作趋向。 第三，例外是一种排除形式。例外的产生并不会导致当前政治制度与秩序的混乱，也不会造成民众精神或生活上的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相反，在紧急状态中或戒严令被宣告时，这种例外状态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当前的政治秩序，保障国家主权的正常运转与民众生活的有序进行。但是，例外状态确实是以排除当前法律秩序为前提的。施米特确信：“例外比常规案例更有趣。常规不能证明什么，例外则证明一切。例外不仅确认常规，而且证实它本身的存在，这种存在只会源于例外。”②相较于本雅明承认常规的优越性，施米特更倾向于例外的优先性。施米特无法接受例外状态与常规的混合，认为当例外变成常规时，就无法再发挥作用。而且，“常规代表的是一种普通的法律规定，它永远无法包含一种完全的例外”①。 172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10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②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85, p. 15.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md?start=19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