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3265565" library_document_id: "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 source_sha256: "e655bf0db8cdbeb1c9600c58c0d4ef38a2a3dbd4576f4e209bc1b7e7aa6e1f76"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450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9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start=19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md?start=19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md?start=18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md?start=200&limit=10" ---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0 | PRINTED_PAGE=173 阿甘本与本雅明和施米特观点相异，认为例外是一种排除形式。“在这里，外部的一切，不仅通过禁令或幽禁的方式被纳入，而且通过悬置司法秩序之有效性的方式被纳入。例外并没有将自己从规则中扣除掉；相反，规则通过如下方式首先使自己被构建为一项规则：悬置自身，让例外产生，并保持自己与例外的关系。”②例外状态处于法律体系之外，被已建构的统治规则排除，但是，法律体系又展现出一种把排除在外的东西(例外状态)纳入其内的潜能。法律秩序虽然暂时不再适用于例外，但是，它以这种退却的方式保持着与例外的联系。因此，例外是一种排除性形式，隶属于纳入一排除机制。主权决断展现的就是例外与法之间的纳入一排除关系，主权决断(悬置法律)与主权禁止(纳入一排除)建构了例外状态的时空结构。 例外展现的排除一纳入关系深刻地反映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中，它们正在不断制造例外的无法空间，尤其是它们所谓的安全政策将公民与非公民置入无差异领域，使他们在那里接受“例外”的审判。这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使他人处于不安全之中。阿甘本以实际行动表达自身的抗议，拒绝担任纽约大学客座教授，因为他拒绝在入境美国时做指纹录入。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173 ①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85, p. 6.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1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阿甘本在追随本雅明与施米特的基础上，重新绘制了被福柯摒弃的司法一政治话语系统中的主权权力运作逻辑。主权范畴的重新出现既标志着福柯想要砍掉的“国王的头颅”依旧存在，又预示着这种暗含禁止、法律元素的否定性权力的广泛延伸与深度强化，即司法一政治系统不再局限于压抑、控制、禁忌的语境中，而是转变成一种杀人机制。与福柯想要在生命政治学理论中描述权力技术类型的变化不同，阿甘本试图展现生命政治学理论中的所有宏观构架，包括诸种权力结构、关系、运作方式、效应、解放等。这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追求具体性、完整性、全面性的宏大叙事的表达方式，类似于奈格里与哈特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勾勒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框架，同时又根植于对赤裸生命、例外状态、潜能、共同体、生命形式、集中营等范畴的微观表达。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2 | PRINTED_PAGE=175 阿甘本对现代西方政治与权力结构的批判并不以摧毁诸种异常的政治现象与事实为目标，而是直接针对西方政治传统本身。在他看来，西方政治传统的内在结构蕴含着毁灭性的灾难元素，将会导致整个现代西方政治重蹈20世纪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国家政治的覆辙，从而使人类社会走向集中营。如果说福柯拒斥那种“你必须不这样”的绝对主权权力，即一种否定性的、消极性的司法权力概念的话，那么阿甘本则将这种权力逻辑发挥到巅峰；如果说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批判的是新自由主义对人口治理的现实，即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对人口的控制与管理的话，那么阿甘本批判的矛盾并不指向某一具体的政治思想流派或政治制度，而是要推翻整个西方政治传统结构；如果说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想要“解蔽”主体在权力与知识中的遭遇的话，那么阿甘本则是想要建构赤裸生命式的政治主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不再局限于福柯对监狱、性、人口、治理术等范畴的谱系学研究，而是以实现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修正与完成为目标。这首先表现在对生命与权力范畴的不同理解中。相比于那些迷恋肯定性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学者而言，阿甘本更倾向于展现生命政治学理论脉络的死亡政治学倾向。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详细地了解到阿甘本将主权逻辑再度拉回生命政治学理论讨论域，接下来便是通过致力于对权力与生命范畴的重新揭示，展现一种另类的有关生命哲学的讨论。在这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还有奈格里与哈特、埃斯波西托、维尔诺、拉比诺等人，他们立足于自身的理论研究兴趣表达了对生命、权力、政治范畴的不同理解。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17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3 | PRINTED_PAGE=176 不过，正如罗斯所言：“不是提倡一种新的生命哲学，而是探讨在生命本身的政治的参与者中，他们拥护的思考与行动方式所体现的生命哲学。”①阿甘本的思考与行动体现出对主权权力、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范畴的建构。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阿甘本把生命权力视为原始的主权权力结构，我们需要在更广阔的哲学理论视野下展现权力逻辑的布展，从而批判性地审视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的合法性问题。 一、生命政治权力结构根本性特征的双重维度 生命政治权力结构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是权力与生命或政治与生命的关系。与其说它们的关系是权力或政治对生命的压抑或权力外在于生命，不如说两者相互渗透，不再局限于某种单维度的关系中。在权力理论讨论中，有两种典型的权力分析方案，即司法一制度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它们在阿甘本那里有着隐秘的统一性。阿甘本并不像福柯那样，认为两者相互分离，而是倾向于以司法一制度权力模式为基础描述生命政治权力模式，这也区别于其他研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学者。之所以会造成对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不同理解，产生死亡政治学或肯定性生命政治这两种趋向，除了福柯在阐述其生命政治学理论过程中所展现的模糊性与含混性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司法一制度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两者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又根植于对权力关系或权力性质的不同看法，即权力在面对生命的过程中展现的二元性(权力的消极技术与积极技术，兼具压抑功能与生产功能)，这对生命政治学理论家的研究指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6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4 | PRINTED_PAGE=177 (一)权力与生命的双重技术 权力(power)，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对应于两个有区别的拉丁语：potentia(能力、潜能、力量、能量)与potentas(权力、权能)。法语中是 puissance与 pouvoir，意大利语中是 potenza与 potere，德语中是vermögen与macht。前者通常与潜能意涵产生共鸣，也指涉大规模的力量和优势概念；后者则意味着结构性、核心性的能力的权威，通常表达为国家之类的制度装置①(强制性权力)。而在英语中，power已表达了拉丁语、法语与意大利语中的双重内涵，具有“权力、政权”与“能力、力量”这两种含义，而没有单一的术语与之对应。[奈格里与哈特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将 potentas 视为 Power(大写的权力)，将 potentia 视为 pow-er(小写的权力)。“一般而言，Power指的是集中性的、调节性的、超越性的控制力量，而power表示的是地方性的、直接性的、事实上的构成力量。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区别不仅仅指具有不同资源和潜力的主体的不同能力；更确切地说，这标志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权威和组织形式。”①]正如基西克所言：“权力’要么代表着一个集中式的或制度化实体的体现(拉丁文的potestas)，要么代表着大量奇特生物所共享的广泛弥漫而又不太确定的生存效力(拉丁文的potentia)。凌驾在生命之上的权力指的是作用于赤裸生命的权力，而生命的力量表征的是夹裹在生命形式中的潜能。假如说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当局统治者’，那么后者即我们所说的生成的权力’或即将来临的权力’。”②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从双重角度来看待权力与生命的关系，以及权力结构所散发的力量关系问题。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177 ①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14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5 | PRINTED_PAGE=178 福柯在论述权力问题时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即在面对权力结构时，不能只停留在对权力压迫性、镇压性的分析阶段，而忽略其生产性、积极性、丰富性。如果单纯地坚持前者的分析思路，那么就无法全面理解权力结构的性质，因为只有从权力的生产性、肯定性特征出发，才能把握权力的对立面，从而实现对权力结构的完整分析。 为此，福柯提出了权力分析方法论的注意事项。第一，“不应该关注处于中心位置的受调节的、合法性的权力形式，不应该关注驱使它们运作的普遍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持续效应。相反，应该关注权力的极限，它的最终目的地，权力的毛细管道，也就是说，应该关注更加区域性和局部性的权力形式与机构”①。在权力分析过程中，要注意权力运作的丰富性与广泛性，而不是集中于某一核心的权力机制，也就是需要关注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物质形态与物质现象，如工厂、车间、军队或奴隶种植园，那里都体现着从属关系，呈现着自身的权力程序与技术。第二，“要研究权力的外在形象，权力与对象、目标、运用领域的直接关系”②。比如，中世纪，西方政治社会以王权、统治权为核心建构其法律思想，君主掌控着权力的合法性，以国王的独裁、专制统治与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为表现形式，统治权或王权与个体之间展现的是一种征服与服从、支配与从属的权力类型。这种王权或统治权涉及的只是君主或国王的唯一意志，忽视了从臣民角度看待权力问题，即构成统治权的组成部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③。不应该把权力局限在某一特定个体或群体手中，而应让其处于权力关系、权力状态之中，因为权力分散在各个角落，以一种网络形式自由循环，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生效应，而绝不只是有权力之人与无权力之人的搏斗。第四，“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要从无限小的机制开始。这些机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技术和战略，我们要看这些权力机制如何被更一般化的机制和普遍化的统治形式不断投资、殖民化、利用、打乱、转变、取代、扩展等”④。简而言之，要关注具体性的、历史性的分析权力形式的发展过程与变化，以及与其相关的程序、技术和现象，尤其是要注意权力形式在不同阶段的实质性差异。第五，“权力的主要机制有可能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生产”①，即有关知识的生成、积累与传播。 178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xiii. ② 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6 | PRINTED_PAGE=179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179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 Mepham, Kate Sop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 96. ② Ibid., p. 97. ③ Ibid. , p. 98. ④ Ibid. , p. 9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7 | PRINTED_PAGE=180 在遵循这些权力分析方法论的基础上，福柯开始了对权力结构与形式的探究，反对权力的压抑假说(压抑自然、压抑本能、压抑阶级、压抑个人）。②在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那里，权力通常被表达为禁止、禁忌、法律、统治等范畴。福柯认为，对权力的分析要超越传统的权力法律话语，不应该把权力简化为或局限于国家机器或司法机制，主张避开对统治权、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等有限领域的研究而转向对权力技术、战术、战略的研究。因此，福柯以权力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矛盾为基础，描述了权力形式从“征服性”“规范化”“创构性”的过渡，即“从一种驱逐、排斥、放逐、使边缘化和镇压的权力技术，过渡到一种总之是积极的权力，一种进行制造的权力，一种观察的权力，一种获取知识的权力和从其自身的效果出发自我增殖的权力”③。这主要发生在前现代、早期资本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三个阶段，通常对应福柯权力模型的“三角环”主权权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 征服性的权力类型“作用于直接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使个体归于某类，标示其个性，使他与其个性连接在一起，将一种他必须承认而且别人必须承认他身上存在的真理法则强加于他。这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形式……一种使之隶属、从属的权力形式”①。这种以“征服性”为主要特征的权力类型以主权权力与规训权力为主要代表。 180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 Mepham, Kate Soper, New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 102. ② Ibid. , p. 90. ③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8 | PRINTED_PAGE=181 主权权力展现的是使人死或使人活的权力，体现在主权者与臣民的关系结构之中。在那里，主权者以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矗立在权力巅峰，而作为臣民的个体永久性地处于生死之间，处于主权者意志偏好之中。因而，个体以“死亡状态”面对着自身的生命，其存在演变为毫无生气与活力的“数字”。比如，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对权力的运用是无限制的、无条件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机构的发展来确保自身权力应用的合法性，以一种完全充分的“征服性”姿态来维持统治。 规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于资产阶级统治早期，鲜明地体现在军队与学校的纪律规定中。相较于主权权力，这里暗含着主权法律向规范的转变。这种权力机制力求全面控制社会中的人与物，甚至最细微的元素，表现为一种个体化的权力技术，将个体置于无限的监控之下，对个体的行为、举动、姿态、能力、气质、表现等进行严格的规定与矫正，力求通过科学数据的计算与传统经验规则的制定，将其置于有用且有效的适当位置上。因此，这种权力技术渗透着一种“权力政治经济学”，追求效率与效益，试图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从而实现对个体身体的全面掌控。很显然，此时的资产阶级统治不再将个体生命置于死亡的界限之中，而是让其变成最有用的工具，以便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与那种过度苛捐杂税、抢夺物品、获取暴利的权力相反，这种权力模式表面上更具“人道主义”精神，因而是一种不完全充分的“征服性”权力类型，抑或“规范化”权力模式。它“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进行制造的机制，进行创造的机制，进行生产的机制…不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权力，而是纳入力量的游戏、分配、动力学、战略和效力的权力……不是保守的权力，而是创造性的权力，这种权力自身就持有变化和革新的原则”①。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181 ①「美]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张建超、张静译，27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9 | PRINTED_PAGE=182 第三种权力类型，即以“创构性”为代表的生命权力：权力既不作用于法律上的主体，也不直接针对个体而是人口。这是一种具体性、物质性的权力逻辑，不再以符号或抽象权威为标志，而是直接作用于整个人类层面，以确保生命的安全与健康。这种权力类型表现为横向拓展(蔓延于人口生命的各个领域，既涉及人口本身的生物过程或规律，即出生率、死亡率、发病率、生命图式、寿命预期等生物性生命本身的质量方面，也涉及生命健康的保险与保障，人口城市环境的公共卫生、空间布局等)与纵向深入(既指向扶植、增强、优化生命数量与质量—利用各种学科知识，如统计学、经济学、行政管理、政治战略等，又指向生命体的生产机制，试图在强化生命力量的前提下不断生产物品、财富，生产更安全和更健康的社会环境)。生命权力不再以征服性为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提高人口质量、对生命负责的创构性和生产性的权力 182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39—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0947892-108a-4864-b832-9f0f48b3a72c.md?start=20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