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2005年，卡弗①访问了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每当谈起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哲学文本时，这位严谨的欧洲人认真得近乎固执的治学态度和恭敬于学术的痴迷神情总是会深深打动在场的所有人。2018年，卡弗再一次来到南京大学时，已经带来了我们共同关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版和政治传播史的新书。2006年，雅索普②在我们共同主办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受邀致闭幕词，其间他自豪地展示了特意早起拍摄的一组清晨的照片，并辅以激情洋溢的抒怀，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欣赏与热情展露无遗，令与会者尽皆动容。

令我记忆深刻的还有2007年造访南京大学的哲学家齐泽克。在我与他的对话中，齐泽克与我提到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中的那一双“童真之眼”，他说，我们应该为芸芸众生打开一个视界，让人们看到资本的逻辑令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在他看来，这，就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质性追问。也是在这一年，德里克访问南京大学，作为当代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左翼大家，他在学术报告中提出后革命时代中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不久之后，在我的《回到马克思》英文版的匿名评审中，德里克给予了此书极高的学术评价，而这一切他从来都没有提及。

总序 5

① 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1946—)：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1974年在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95年8月至今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代表作：《卡尔·马克思：文本与方法》(1975)、《马克思的社会理论》(198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的生活及思想》(1989)、《后现代的马克思》(1998)、《政治理论中的人》(2004)、《〈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2016)等。

② 鲍勃·雅索普(BobJessop，1946—)：当代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并获得学士学位。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任剑桥大学唐宁学院的社会与政治科学研究员。1975年他来到艾塞克斯大学政府学院，开始教授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现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代表作：《国家理论：让资本主义国家归位》(1990)、《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2016)等。

2008年，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那位编译专家巴加图利亚，为我们带来了自己多年以前写作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博士论文和俄文文献。也是这一年，韩国著名马克思文献学学者郑文吉应邀来南京大学访问，他在为南京大学学生作的报告中告诉我们，他的学术研究生涯是“孤独的30年”，但是，在他退休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却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得到承认，他觉得过去艰难而孤独的一切都是值得的。2011年，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望月清司访问南京大学，他将这里作为40年前的一个约定的实现地，此约定即谁要是能查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一次使用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一词，就请谁喝啤酒。已经初步建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电子化全文数据库的我们都喝到了他的啤酒。

最令我感动的是年过八旬的奈格里，他是怀中放着心脏病的急救药，来参加我们2017年“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暨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曾经坐过十几年资产阶级政府大牢的他，一讲起意大利“1977运动”的现场，就像一个小伙子那样充满激情。同样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八旬老翁普舒同，当看到他一生研究的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高清扫描件时，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不幸的是，普舒同教授离开中国不久就因病离世，在南京大学的会议发言和访谈竟然成了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学术声音。

6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2015—2018年，斯蒂格勒四次访问南京大学，他连续三年为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开设了三门不同的课程，我先后与他进行了四次学术对话，也正是与他的直接相遇和学术叠境，导引出一本我关于《技术与时间》的研究性论著。①2016—2018年，哈维三次来到南京大学，他和斯蒂格勒都签约成为刚刚成立的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兼职教授，他不仅为学生开设了不同的课程，而且每一次都带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与他的哲学学术对话经常会持续整整一天，当我问他是否可以休息一下时，他总是笑着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休息的。”哪怕在吃饭的时候，他还会问我：“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对我来说，这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左派学者真的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旨趣和追求是真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一脉相承的，在当前这个物质已经极度富足丰裕的资本主义现实里，身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他们依然坚执地秉持知识分子的高尚使命，在努力透视繁华世界中理直气壮的形式平等背后深藏的无处控诉的不公和血泪，依然理想化地高举着抗拒全球化资本统治逻辑的大旗，发出阵阵发自肺腑、激奋人心的激情呐喊。无法否认，相对于对手的庞大势力而言，他们显得实在弱小，然而正如传说中美丽的天堂鸟①一般，时时处处，他们总是那么不屈不挠。我为有这样一批革命的朋友感到自豪和骄傲。

总序 7

①张一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接触、介绍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也都有了全面的理解。早期的贴标签式的为了批判而批判的研究方式早已经淡出了年轻一代的主流话语，并逐渐形成了以文本和思想专题为对象的各类更为科学的具体研究，正在形成一个遍及中国的较高的学术探讨和教学平台。研究的领域也由原来对欧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扩展到对全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景式研究。在研究的思考逻辑上，国内研究由原来零星的个人、流派的引介和复述，深入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论逻辑的把握，并正在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和学术研讨活动，已经成为广受青年学者关注和积极参与的重要载体和展示平台，正在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可以说，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从无到有，从引进到深入研究，走过的是一条脚踏实地的道路。

从这几十年的研究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建设，对于了解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长期受到苏联教条主义教科书的影响，在取得了重大历史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缺陷，对这些理论缺陷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是依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比较而呈现出来的。因而，在很大的意义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推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甚至可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互为比照，互相促进的。其次，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时也深化了对西方左翼理论的认识，并通过这种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进而也让我们获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最重要的共时性参照。

8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传说中的天堂鸟有很多版本。辞书上能查到的天堂鸟是鸟，也是一种花。据统计，全世界共有40余种天堂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有30多种。天堂鸟花是一种生有尖尖的利剑状叶片的美丽的花。但是我最喜欢的传说，还是作为极乐鸟的天堂鸟，在阿拉伯古代传说中是不死之鸟，相传每隔五六百年就会自焚成灰，在灰中获得重生。

当然，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逻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到20世纪60年代，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和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学生运动的失败为标志，在欧洲以学术为理论中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理论逻辑和实践层面上都走到了终结，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后马克思”转向，并逐渐形成了“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流派。这些流派或坚持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或认为时代已经变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或把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总的来说，“后马克思”理论倾向呈现出一幅繁杂的景象。它们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方法各异，理论立场和态度也各异，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分析也相去甚远。还应该说明的是，自意大利“1977运动”失败之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始在欧洲学术界华丽亮相，出现了我们并没有很好关注的所谓“意大利激进思潮”①。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达到学术高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昔日的辉煌不再，青年一代的马克思追随者还在孕育之中；而久被压制的韩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刚刚进入它的成长初期；我们对印度、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处于关注不够、了解不深的状况之中。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总序 9

本丛书是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题性丛书，算是比较完整地收录了近年来我所领导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团队和学生们在这个领域中陆续完成的一批重要成果。其中，有少量原先已经出版过的重要论著的修订版，更多的是新近写作完成的前沿性成果。将这一丛书作为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献礼于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深感荣幸。

张一兵

2018年5月5日于南京大学

10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意大利激进理论的提出者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新左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以工人自治活动为核心的“工人主义”和“自治主义”的一批左翼思想家。工人运动缘起于南部反抗福特主义流水线生产的工会运动，他们1961年创刊《红色笔记》，1964年出版《工人阶级》，提出“拒绝工作”的战略口号。1969年，他们组织“工人运动”，1975年，新成立的“自治运动”取代前者，成为当时意大利学生、妇女和失业者反抗斗争的大型组织。1977年，因一名自治主义学生在罗马被法西斯分子杀害，引发“1977运动”的爆发。因为受红色旅的暗杀事件牵连，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于1979年4月全部被政府逮捕入狱，运动进入低潮。这一运动的思想领袖，除去奈格里，还有马里奥·特洪迪(Mario Tronti)、伦涅罗·潘兹尔瑞(Raniero Panzieri)、布罗那(Sergio Bologna)以及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维尔诺(Paolo Virno)、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等。其中，维尔诺和拉扎拉托在理论研讨上有较多著述，这些应该也属于广义上的意大利激进理论。这一理论近期开始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目录

导言 /1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38
一、生命政治概念史溯源/40
二、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70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116
一、生命概念的原初分隔性结构/119
二、生命政治实践部署的统治之域主权/143
三、主权逻辑运作的三种模式/157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174
一、生命政治权力结构根本性特征的双重维度/176
二、生命政治的极端走向: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202
三、现代生命政治实践的空间架构/223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249
一、生命形式:生命与形式的不可分离/251
二、潜能与实现之辩证关系的对抗与重构/281

2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317

一、政治共同体的新政治学走向/319

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构想/359

结语 /390

附录 /402

索引/407

参考文献 /411

后记/428

导 言

20世纪20年代，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在国家有机主义框架下提出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一术语。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理论趋向来说，这一概念的出现不至于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巨大效应，它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在 20世纪 70年代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以及相关著作中，基于微观权力理论展开了关于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讨论。他对生命政治概念的重新界定，使得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架构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说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致使政治哲学逻辑走向了一条异于往常的革命道路，那么让其迈向激进话语圈并在各领域异彩纷呈的则是意大利哲学家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①。阿甘本现在是哲学、政治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和艺术的独特解读，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十分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回到生命政治的理论语境，阿甘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启发，然而，他想要做的并不是像其他大多数理论家那样，执着于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文本研究与考证，而是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自身理论特色和研究范式的生命政治学理论。

阿甘本之所以能够在欧陆哲学界闻名遐迩，主要归功于他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神圣人计划(Project of Homo Sacer)系列著作的相继出版，包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SovereignPower and Bare Life)②、《奥斯维辛的剩余：证据与档案》(Remnantsof Auschwitz: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例外状态》(State ofException)、《王国与荣耀：安济与治理的神学谱系学》(The Kingdom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Sacrament of Language：An Ar-chaeology of the Oath)、《最高的贫困：隐修制度与生命形式》(TheHighest Poverty：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主业：责任考古学》(Opus Dei:An Archaeology of Duty)、《身体之用》(The Use ofBodies)、《内战：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Stasis:Civil War as a Politi-calParadigm)。这九本著作所构筑的神圣人计划不仅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之后最典型的系列著作，更重要的是，它完整地呈现了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精彩演绎。福柯后来转向了对自我技术的研究，加上他的早逝，致使生命政治学概念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对此，阿甘本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是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继续、修正与完成。本书对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探寻，具体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2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阿甘本的中文译名还有乔吉奥·阿甘本、乔治·阿甘本等。

②“虽然福柯的著作已是现代讨论生命政治的基础，但是就生命政治文献的扩散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文本比得上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的贡献。”参见Catherine Mills, Biopolitics, Routledge, 2018, p.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