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正是工人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激发了奈格里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探寻。奈格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与管理模式的变革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工人与资本家的变化。奈格里细致地探讨了工人主体从专业工人到大众工人再到社会工人的转变历程。专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以分工为基础，被限制在某一特定的生产环节，并形成了专业技能的等级划分，即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工人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认同感，基本处于分散、独立的游离状态。随着工人阶级先锋队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群体活跃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新的阶级主体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工厂一社会组织的所有方面被视为工人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产物(包括技术水平、工资形式、经济政策、国家形式)。该辩证产物积极活跃的核心力量就是大众工人。”①大众工人展现的是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关系向资本与工人阶级关系的转变。“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了独立的一极。”②大众工人是半熟练工人，统治地位也是短暂的，因为大众工人的斗争主要局限于工厂内部，依旧没有高度的组织与领导能力来引导工人阶级的科学斗争。但是，大众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增强了工人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统一的阶级意识开始形成，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实践力量不再是幻想。生产的社会化、信息化、自动化使社会工人取得了霸权地位。社会工人的最先预兆是大众工人。也就是说，社会工人是大众工人的高级形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劳动力：“不仅消解了资本主义把社会劳动力作为商品、作为资本主义剥削控制的可变因素的可能性，而且否认了资本主义把必要劳动转变成工资，把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价值)转变成利润的任何可能性。”①这种主体身份对应于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阶段，劳动的组织形式逐渐演变成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劳动者的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工作场所，而是蔓延至整个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福柯曾经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监狱”，而此时，整个社会披上了“社会工厂”的外衣。然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全球扩张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主权范式、劳动组织形式、阶级的有机构成等面临重新洗牌，诸众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主体，这也是奈格里的各历史时期主体身份分析所要达到的至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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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tonio Negri, “Archaeology and Project: The Mass Worker and the Social Worker",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Red Notes, London. Forthcomingin T. -Negri's Revolution Retrieved-Writings on Marx, Keynes, 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1967-1983), Red Notes, Archive Vol. I, p. 45.

② Ibid. , p. 45.

诸众内含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离、生命政治的生产方式、生命政治的事件特征等为诸众的出场提供了充足条件。“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抓住时机，在单调性与线性时间的重复之间开启断裂的时刻。”①首先，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来看，诸众不同于“把人口组织成一个有界限的统一体”的“人民”这个概念。相反，诸众代表的是一个无界限的“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②。它同时也异于群众、个体集合、民族、工人阶级等概念，虽然具有工人阶级的诸多特征。总之，诸众“是一个开放的、包容性的概念”③。它不是要去对曾经的革命形象表达怀旧式的留念，而是在保留批判和反抗的斗争精神的基础上，激发自身的革命性、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去抵御资本和权力的压迫。其次，诸众是充满多样性集合的生命政治劳动的形象代表，进行着生命政治的活动。生命政治劳动对生命形式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边界，而且其自主组织生产协作的能力削减了诸众行为的无效自发性，提高了诸众在政治行动领域的自为性。“它不再是一个被规制的形象，而是一个被控制的形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形象，也是一个再生产、交流、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的形象。”④最后，诸众呈现的是一种建构性的革命潜能，是一系列潜能的集合体，“一个一致拒绝资本主义统治和一致希望一个新世界的主体性力量的集合体”⑤。在与生命权力和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抗衡中，诸众的内在性力量源于生命政治生产的力量，它通过合作、智力交流等手段具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不应该将诸众理解为一种存在，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制造或者说，一种并非固定或者静态的，而是不断得到改造，不断被丰富，由制造而得到构成的存在”①。诸众的不断丰富逐渐成为主体性自身的生产，最终，诸众的生产、抵抗、起义预示着一个另类世界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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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Antonio Negri, “Archaeology and Project: The Mass Worker and the Social Worker",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Red Notes, London. Forthcoming in T. -Negri's Revolution Retrieved-Writings on Marx, Keynes, 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1967-1983), Red Notes, Archive Vol. I,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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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5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③同上书，52页。

④「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⑤同上书，210页。

由此可见，奈格里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中，塑造了承担新时代革命使命的主体形象。这种单纯预设性的建构性主体并没有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提供坚定可靠的支撑。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理论设想，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践。诸众的革命潜能虽然被奈格里塞满各种富有奇异性、创造性的想法，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前进一步，追问其如何组织、如何界定诸众的归属、采取哪种反抗形式，他就会变得哑口无言。

奈格里在吸收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积极遥望未来的理论传统以及颠覆现有政治制度与司法机构的主体力量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提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为突破点，在宏观生命政治视域下重新建构生产方式、主权秩序、劳动范式、阶级构成等要素，展现出完全异质的另类世界。与其说奈格里继承与发展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不如说奈格里只是借用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来自由地舒展自身的革命理论。奈格里的理论演绎与逻辑构序确实存在漏洞与局限性，而且他本人也曾坦言，不知如何回应质疑。他试图做的就是努力解释那些事物，并提出合理性假定。但是，不能否认，奈格里为当代西方激进政治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时代从来都不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性批判态度，但是，在提出另一种社会替代方案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陷入乌托邦的境地。奈格里也没能逃离此种命运。不过，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并没有削弱奈格里理论的张力，他的伦理一政治解放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延伸，也凸显了对革命理论和实践层次的努力探寻。虽然奈格里没有为政治解放任务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也无法对本身建构的理论逻辑及质疑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但至少为我们探讨革命理论问题，创造性地思考革命解放实践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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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二)免疫范式的肯定性生命政治构建

埃斯波西托，那不勒斯大学哲学教授，因生命政治学理论研究而闻名。埃斯波西托认为，在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上，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蕴含着两种对立的发展趋势，即生产性的、积极性的、扩展性的与否定性的、悲剧性的、压缩性的生命政治理解方式(这种正反性质解释线索并没有得到福柯本人清晰的描述和肯定，但是却被意大利的许多学者接受)。“生命政治范畴没有透露自身之谜的解决方案就将自身折叠起来。”①因此，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需要得到进一步澄清与拓展。必须注意的是，埃斯波西托的政治旨趣和理论目标并不在于表达哪种路径正确地指向了当代政治哲学和社会现实生活，而是诉诸寻求某种范畴、某种术语，把这两种对立的路径连接起来，探索其中的奥秘。这便是不同于以上两种阐释路径的免疫范式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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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32.

免疫范式的生命政治以一种更加生物化、医学化和政治化的态度审视生命与诸多范畴的关系，从而构建以免疫范畴为核心的生命与政治的分析路径，即展现死亡政治学与建构一种肯定性生命政治。不可否认，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诸多政治关系、政治现象和哲学范畴需要我们为新时代的各种问题提供新的讨论视角和解读模式，埃斯波西托免疫范式的生命政治就是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一种新颖的考察。正如坎贝尔所言：“埃斯波西托将注意力集中在bios如何变成一个司法范畴以及nomos(法)如何变成一个生物学范畴上，因而并没有对阿甘本将例外状态解读为西方政治的一种困惑纳粹的不断强化使例外状态变成常规直接发起挑战。相反，他把免疫优先作为理解纳粹政治、社会、司法和医疗政策的终极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埃斯波西托把例外状态纳入更全球化的解读现代的免疫装置之中。”①在与坎贝尔的访谈中，埃斯波西托也对阿甘本与奈格里这两位前辈建构生命政治思想的路径以及自身的理论建构之路表达了看法：“阿甘本以强烈的去历史化方式强调生命政治现象的否定性乃至悲剧性基调，他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是对海德格尔、施米特和本雅明等人思想的发展。奈格里不同，他强调生命政治动态中的生产性和扩张性元素，更准确地说，是它的生命力元素。奈格里的理论来源清晰显示出从斯宾诺莎、马克思到德勒兹的发展脉络……就我而言，我并不寻求在生命政治的语义两极中通过倒向一方来颠覆另一方，相反，我在解释这两条合理却对立的理论路线时，一直试图提供一个能够把这两条路线结合起来的、别样的阐释途径，以此推进争论中的术语发展。在这么做的时候，我既没有像阿甘本那样放弃历史维度，也没有像奈格里那样急于把哲学视角融化到历史学的视野中…我这种阐释学途径，这种别样的范式，就是所谓的免疫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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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xxv.

1. 免疫一自身免疫的双重逻辑

埃斯波西托考察了“免疫”(immunitas)这一术语的原初维度，重点强调的是免疫范式的生物一医学学科特征与政治一法律制度的跨领域交叉。他认为这种跨领域混合特征使得免疫范式日益复杂与多元，期待这能够带来一场有关生命与政治的术语革命。从现代生物医学的语义路线来看，免疫主要参照的对象是疾病。拥有免疫特性就意味着生命体获得了抗感染性，不会遭受某种疾病的威胁，从而受到了保护。随着生物医学领域的重大发展，尤其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Pasteur)和德国细菌学家柯赫(RobertKoch)在细菌学、免疫学、病毒学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免疫范畴有了更深刻的知识和科学含义。在这一阶段，免疫不再是一种自发的被动状态，而是成为一种人工的自为状态。这也是一个从自然获得性免疫过渡到人工获得性免疫的阶段。此时，生命体在与病毒、细菌做斗争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主动权，既可以为了预防某种疾病而事先注射疫苗、进行接种，也可以在疾病产生的初期阶段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遏制病毒，使其失去效应。简而言之，免疫在现代概念体系中保护着生命体的健康，维持着机体的生理平衡，并极力阻止微生物、寄生虫等病毒性生物的入侵，具有辨别“自己”和“非己”，以及排除他物的功能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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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7辑，23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在现代政治范畴下，免疫的生物医学释义，这种预防性免疫或自为获得性免疫，不再只是停留在生理学或者微生物学的学科领域中，而是被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令人恐惧的并不是免疫内涵被无限扩展与延伸，而是它成为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它在法律、政治视域下被建构成一种保障机制，获得免疫之人可以处在法律之外，不受其约束和管制。免疫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医学概念，它的运用目的和方式也不再局限于某个独立的学科。“免疫的语义学已经逐渐扩展到现代社会的整个领域，这意味着免疫机制不再是一种法律功能，而是法律成为免疫机制的一种功能。”①免疫不仅获得了不同学科与领域的通行权，而且有居于其首、反客为主的趋向。由此可见，免疫范式的日渐发展刷新了对生命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并且变成了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

从免疫范畴的原初语境来看，免疫范式最先被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随后才逐渐为生物医学领域所用，最后成为司法政治领域与生物医学领域交叉的核心范畴。埃斯波西托以免疫范式的跨学科跨领域特征及其内含的双重逻辑属性为批判武器，试图在生命政治情境之中，思考生命个体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技术中的遭遇，展现出对现代政治核心范畴与形式的解构与批判之路，从而实现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全新解释。但是，必须承认，埃斯波西托对免疫范式的运用与演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自身免疫性理论逻辑的借用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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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9.

德里达在与博拉朵莉(GiovannaBorradori)就“9·11”事件进行的会谈中，以一种临床医学实践的语调展开了对恐怖主义的分析，而贯穿其中的分析逻辑便是自身免疫性。德里达把世界政体隐喻为人体免疫系统，该系统具有抵御病原体入侵的免疫功能，调节与保卫着人体有机体的完整性。但是，有机体又会产生自身免疫性。“在这个行为中，每一个活着的东西自身都以自杀的方式工作，破坏它自己的保护层，使它自身具有反抗它自己的’免疫性的免疫性。”①因此，免疫范式具备双重属性：既是一种保护机体与防御异物的防卫系统，也存在损害自身机体组织的自杀式免疫缺陷。美国霸权主义政策就是自杀性的自身免疫性的典型表现。众所周知，美国在国际社会之中集经济、军事、文化、政治霸权于一身，有着非同一般的国际话语权。但是，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虚假面具掩盖着诸多显性与隐性的威胁元素，这使它成为自身发展的掘墓人。这就是美国自身免疫缺陷的免疫应答。这种免疫范式隐喻的拓展，以生物学、医学话语为分析工具的模式，被埃斯波西托发挥到了极致。

埃斯波西托把免疫范式视为解释整个西方社会领域的关键性钥匙。他认为，这种范式运作以一种预设性逻辑为前提，即免疫机制对生命个体的保持与挽救建立在预先判断的基础之上。“免疫范畴不是依据行动而呈现自身，而是依据反应这不是一种作用力量，而是一种反馈，一种反作用力，阻止另一种力量的形成。这意味着免疫机制预先假定存在一种必须被遏制的疾病。”①例如，新生儿必须适时接种各种疫苗。婴儿一出生就需要接种乙肝疫苗，他才刚来到这个世界，可能还没来得及睁眼看见这个世界，就已经被预先假定的威胁因素俘虏了。接种疫苗并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被强制执行的政策，甚至成为孩子入学的必要条件。不难看出，免疫范式这种预设性逻辑的假定是为了保护生命个体免受即将到来的危险的伤害，而不是为了抵御过去已经发生或现在正在遭受的威胁。它指向的是还未发生或许不会发生的灾难性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悲剧式的幻想，试图将灾难扼杀在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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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10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虽然免疫范式的预设性逻辑旨在保护生命个体，但是这种逻辑运作方式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这鲜明地体现在免疫逻辑保护生命与毁灭生命的双重属性之中，因为生命的保护总是与死亡有关，总是掩藏着破坏性元素，而这折射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典型的形象就是“药”。对于药，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倾向于把它界定为“毒药”。柏拉图认为，生命个体的寿命都是确定而有限的，必须遵守个体生命的自然规律，而不能通过药物人为打断其秩序，不然会使疾病变得更加严重。因此，柏拉图主张：“只要病人还有时间，就要用养生法来消除疾病，而不要用药物去刺激一个不好惹的敌人。”②与把药完全解读为毒药相反，德里达在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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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7.

②《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