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1968年的《柏拉图的药》中，论述了药的双重属性，以此解构柏拉图的文字观。从“药”的希腊文pharmakon来看，它本身就蕴含良药与毒药的双重特性。虽然德里达承认药是辩证性的存在物，但是，他还是更倾向于主张：“药是那种撕裂、进入的危险补充，它突破进入所有那些本不欢迎它的事物，撕毁、痛殴、填充和替代，从而被痕迹完成，也就是在不在场的行为中增加自身。”①药是外在之物，在抵达身体之时开始与身体的内在之物斗争。这种他者在试图与自我融合之时，适时地压抑了反抗自我的元素，而这种元素的存在成为身体的潜在威胁。即便药暂时地保卫了身体，治愈了身体，但是身体依旧是危险的存在。与德里达一样，埃斯波西托也认为“药是恶魔”，“但由于它必须受制于自己的逻辑，所以它也是除魔的工具”②。

埃斯波西托深刻意识到了自我免疫性的内爆，看到了药的否定性，但是，从总体上看，他并没有过度强调这种毁灭性的方面，而是在肯定毁灭性的基础上表达对免疫积极性与肯定性的期待。虽然免疫机制预设了共同体或生命个体已经或将要面临某种风险或疾病，但这也暗示了免疫成为一个界限，一个门槛，即对安全与危险、健康与疾病的区分，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免疫机制的识别，而这种识别有可能使免疫的双重逻辑变得不可再分，生命与死亡成为模糊的领域。最奇特的例子就是怀孕。“胎儿，以所有正常免疫标准为基础而被编码为他者’，那么母体中的抗体如何能忍受胎儿？”①对于母体来说，胎儿是外来之物，但是母体却能与它和谐共处，直到它诞生。其中的奥妙正在于母体的免疫系统。它不会排斥作为同种异体移植物的胚胎，而是会保护它，促使其正常生长、发育，直至分娩。在这个过程中，母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两种运作模式。“一方面直接指向控制胎儿，另一方面也控制自身。”②简单地说，母体会对胎儿移植物产生排斥，但与此同时，又会产生抑制排斥反应的免疫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均衡。埃斯波西托并不是致力于母体与胎儿的免疫遗传学研究，这是生殖医学的任务，他关注的是承载父系特征的“异己”胎儿可以与母体共生的事实，而这一事实说明“差异与斗争并不一定是毁灭性的”③。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93

①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by Barbara Joh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ndon: A Thlone Press, 1981, p. 110.

②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9辑，5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因此，从免疫逻辑的视角来看，“自我与他者之间没有什么是不相容的。在那里，内部与外部、特有与公共、免疫与共同体交织在一起”④。这种适应性免疫被广泛运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引发了对人类生命与技术关系的诸多讨论。美国著名跨学科学者哈拉维(DonnaJ. Haraway)发出了“我们就是赛博格”⑤的宣告，认为人类身体不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成为一种技术化生命体，一种与机器共存的混合生物体。埃斯波西托并没有集中探讨身体与机器的免疫构成，也没有把免疫系统看成高科技水平下的实践主体，而是把免疫逻辑特征转变成分析与解释人类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核心方式，从而实现对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理论建构。

94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169.

② Ibid., p. 170.

③ Ibid. , p. 171.

④ Ibid. , p. 171.

⑤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吴义城译，206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1. 肯定性生命政治的未来指向

埃斯波西托试图开辟一条不同于阿甘本与奈格里的考察生命政治思想的道路，因而将研究旨趣定位在肯定性生命政治的研究之上，即探索一种“不再凌驾在生命之上而是有关生命”①的肯定性生命政治。聚焦于对生命的探讨，这是意大利研究生命政治思想的哲学家的共同点。对于埃斯波西托而言，必须深刻了解纳粹政权建立的生物学生命政治的本质。只有从那里出发，我们才能有效地捕捉到他所描述的肯定性生命政治的雏形。

首先，从整体上看，肯定性生命政治是对纳粹主义三种免疫装置的解构。埃斯波西托有关纳粹主义性质的讨论更接近于阿甘本，他们都认为纳粹政权是一种生命政治的极端体现，是一种把死亡最大化的死亡政治学。但是，埃斯波西托强调的是纳粹主义的医学政治目标在生物医学的层面区分有价值的生命以及不值得活的生命，并致力于纳粹政权对免疫机制的具体操作的思索。他认为，纳粹政权在运作过程中的医学知识与政治技术的不断强化得益于三种免疫装置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第一，生命的绝对规范化。在纳粹政权之中，生命与法完全重叠，即生命的司法化和法的生物学化彼此交融。一方面，纳粹政权依赖于生物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据此对生命个体进行司法审判，决定个体的生死。因此，生物医学知识不断强化着纳粹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纳粹政权为了维护统治，需要医学、生物学理论为其提供支撑，从而形成对生命机体进行裁决的新的法律规范，这就为生物医学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对象。医学、生物学、法学的相互渗透，不仅使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纳粹医生合法化，也使纳粹政权在宣称生命的至高无上性时，让生命个体彻底屈从于纳粹政治的法律规范。第二，身体的双重封锁。这是纳粹生命政治的核心，即精神的生物学化和身体的精神化。纳粹政党在血统论的主导下，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论，认为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属于劣等种族，会给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带来灾难，是文明进程的破坏者，需要被不遗余力地驱逐或消灭。因此，“种族灭绝可以被定义为德国人民的精神需求”①。德国人民在纳粹政策的不断灌输下，逐渐认同纳粹所宣称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他们所拥有的身体不再属于自我，而是属于更强大的德意志民族。他们的身体与精神完全沦为为纳粹政党服务的机器。第三，出生的预先压制。“不只是对生命的消除，还包括对生命起源的抑制。”②纳粹政党认为，基于对血统与种族的考虑，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具备生儿育女的资格，不然就是可耻的。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党将这种生育的种族政策纳入法律章程，制定并颁布了《绝育法》，对有生理缺陷的生命个体强行绝育，并一直探寻更有效、更快速、更经济的绝育手段，以实现对生命有机体生育权的全面剥夺。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95

① Roberto Esposito,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57.

96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43.

② Ibid. , p. 143.

埃斯波西托对纳粹主义生命政治的解析，并不是要用这种历史事实来佐证免疫范式的运作，而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免疫范式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解构纳粹的三种免疫装置，建构肯定性生命政治。他认为：“肯定性生命政治具备推翻纳粹死亡政治的能力，从而能建立一种不再凌驾于生命之上而是有关生命的政治。”①从纳粹政权的死亡政治学角度来看，埃斯波西托的肯定性生命政治是对纳粹体制的彻底颠覆。死亡政治学是埃斯波西托建构自身政治理论的裂缝，是寻求生命政治突破的豁口。他不期待阿甘本式的弥赛亚事件的到来，也不寄希望于超越统治权力的伦理式的革命主体，而是以死亡政治学为基础，以摆脱纳粹政权死亡政治学的免疫装置为目标，试图激活纳粹政权有关肉体、规范、出生等元素的功能。其中，免疫范式的双重逻辑、生命的否定与肯定，是肯定性生命政治的有效运作机制。既然它的否定性层面在纳粹政权的指引下蕴含无穷的摧毁力量，可以给人类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么，这同样意味着，它的对立面肯定性层面在现代生命政治语境下存在政治解放的可能，以至于不会走向末世论。但是，这种可能性依赖于对纳粹死亡政治学的深刻理解与积极探索，同时孕育着纳粹死亡政治学的政治转向。肯定性生命政治会在纳粹死亡政治学中生成，而充分发挥免疫逻辑的肯定性力量是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唯一选择。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97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 p. 11.

其次，免疫范式构筑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发展模式。埃斯波西托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对生命的优化、投资与保护转向了免疫机制。随着全球范围内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交流的不断加强，免疫学逐渐蔓延到各个领域和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个时代对免疫的需要超越了过往任何一个时代。对免疫的迫切需求确实让我们在面对天花、霍乱、疟疾、瘟疫等传染性疾病时不至于束手无策。不可否认，在抗生素、疫苗的保护下，诸多个体摆脱了之前无法克服的病毒侵扰。此外，还有器官移植、神经修复、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众多新型生物技术手段被运用于医学、工业生产、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也是免疫机制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表现。

今天，生命体不存在不被某种免疫机制塑造和控制的瞬间，而各种免疫机制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有效地发挥作用，原因如下。其一，免疫机制本身有显而易见的成效。在消除疾病、保护生命个体安全、防御外来“病原菌”侵犯方面，免疫机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免疫机制的本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补充和拓展。“免疫这门学科不仅具有医学意义，而且具有社会的、司法的和伦理的意义。”①免疫机制作用领域的广泛性、形式手段的多样性，也促进了它在不同学科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其三，免疫机制已经迅速渗透到信息技术系统、国际金融政策调控、政治军事策略指导等方面，顽强地对抗着各种“病毒因子”的侵袭。其四，免疫机制的疯狂扩散既是一种统治权力施展的方式，也是生命个体主动追求的结果。“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从个体身体到社会身体，从技术身体到政治身体，在其相互作用之处，我们都可以发现免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抑制传染扩散的出现，并与之进行激烈的战斗。”①

98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Term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Rhiannon Noel Welc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9.

免疫机制能够保障共同体的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全目标的实现仅限于对外来因素的绝对排斥和完全抵御，这只会导致保守主义。任何一种免疫机制的执行都不是直接铲除与自身对立的要素，也不是必须让否定因素与其保持所谓的安全距离，从而使彼此处于隔离状态，而是执行排除性的纳入或纳入性的排除机制。“就像给个体身体接种的医学实践那样，政治机构的免疫功能也与此类似；在内部导入部分同样的病原体，这样它就需要通过阻止、抑制自然的发展进行自我保护。”②纯粹地清除只会造成免疫机制失效。也就是说，免疫机制的启动是有条件的，只有通过辩证性的操作才会达到真正的免疫效果。在这种免疫过程中，共同体或生命个体本身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自身力量的增强又有利于对抗外在或内在的否定因素。免疫机制产生的积极性和生产性效果便是埃斯波西托建构肯定性生命政治的方向和内容。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99

① Roberto Esposito, Term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Rhiannon Noel Welc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0.

②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46.

最后，肯定性生命政治需要在免疫逻辑基础上展开对生命的重塑。埃斯波西托认为，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想要逃离生命政治固有的死亡政治学倾向，积极寻找生命政治的保护生命的免疫逻辑，就需要对生命重新进行哲学思考。他把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哲学家康吉莱姆(GeorgesCanguilhem)有关生命科学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作为肯定性生命政治的起点，认为康吉莱姆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生命概念，避免了传统生命哲学的局限性与狭隘性。从生命政治视域来看，康吉莱姆是对“免疫范畴的最大化解构，开启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政治词汇”①，赋予生命一种创新意义的诉求。“假如说纳粹主义剥夺了生命的所有形式，使生命变成了一种赤裸的物质性存在，康吉莱姆则重新把所有的生命与其形式结合起来，组建生命的是那些独特而又不可重复的东西。”②

对生命哲学的研究并不是崭新的话题，它在德国的哲学背景中早已存在。埃斯波西托号召重新回到对生命起源的最深处，回到传统哲学的话语范畴之中，并不是要延续之前哲学家的思想，而是要在生命概念的范畴中寻找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可能性。例如，德勒兹对纯粹内在性生命的探讨，“使规范成为生命的内在冲动”①，这也是对纳粹免疫装置生命绝对规范化的解构。

100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91.

② Ibid. , p. 189.

总而言之，埃斯波西托想要建构的肯定性生命政治并不是有着具体规划图的政治模式，而是一种未来政治哲学的指向。“生命政治的意义是一种否定的有关死亡的政治或一种肯定的有关生命的政治，这依赖于当代思想所追溯的模式。”②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实现需要免疫范式的积极运转，并重新对生命的内在性力量进行探索。

(三)生命政治效应机制的延伸与应用

福柯筹划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受到很多理论家的抨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欺骗”，因为福柯选择了异于传统政治哲学论述自由、平等、国家制度、所有权等范式的司法一制度模式，尤其规避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生产领域、资本剥削、政治霸权等主题的传统论述路径。福柯也曾明确表明，他想研究的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因此，对权力关系与技术形式的研究不是服务于生命政治学理论而是服务于主体。那么，以权力话语为支撑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很有可能面临着崩溃和塌陷的危险。甚至有人认为，既然福柯本人在后期放弃了对生命政治的研究，转向了其他领域，这是不是说明该理论本身存在很大问题，是不是说明他本人也意识到了在论述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时面临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101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94.

② Ibid. , p. 194.

的理论困境与逻辑瓶颈。

可以看出，这些批评者不是在否定福柯对权力、知识、主体思想的表达，而是对以此建构起来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提出质疑。无论是批判、赞成还是中立，讨论这些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毕竟这只是一种理论表达。重要的是，要深入思考与辨析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在实践领域与理论领域能否带来新的价值与意义，能否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提供可参考的启发性的、警醒性的或革命性的实践与理论工具。目前涌现了很多对生命政治学理论感兴趣的理论家，如哈拉维、维尔诺(PaoloVirno)、拉比诺(PaulRainbow)、罗斯(Nikolas Rose)、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等，生命政治术语成为颇受欢迎的研究对象，但是，大多数理论家们都倾向于立足福柯所论及的生命政治主题而转向自身理论的构建，之前所谈及的奈格里、哈特与埃斯波西托即其典型代表。对于这一系列有关生命政治主题的讨论，我们需要用敏锐的眼光、清醒的头脑去辨识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论群而不是迷失在各种理论诱惑中。

从生命政治领域的无限拓展与渗透来看，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福柯把“人的生物性生命”拉回现代性的讨论话语之中，引发了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论背景出发来描绘人以何种方式存在以及处于何种生存情境中。例如，坎贝尔与塞茨立足于当前世界各个领域的复杂状况经济危机、人口爆炸、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宗教冲突等，针对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堕胎权利、粮食供应、种族歧视等局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认为生命政治思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命政治研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构想，而是一种对困境的表达，即我们正在遭遇的国际、国内危机困境。这就出现了“生命政治的转向”。“以福柯为灵感讨论生命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不断扩散。这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一系列新词涌入该领域。除了生物伦理学、生物技术、生命权力、生物历史以bio开头的术语——早在生命政治转向之前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之外，现在，学者尤其建议研究生物文化、生物媒体、生物合法性、生物艺术、生物资本、生物劳动、生物科学、生物恐惧、生物经济学、生物信息、生物价值、生物欲望、生物计算、生物神学、生物社会、生物中心论。”①

102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