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由此来看，在面临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象时，我们不能把生命政治主题局限在政治、法律、医学、技术等基本领域，而是要将其拓展至人类学、地理学、数字媒体、艺术研究、文学、神学、建筑学、环境保护等领域。以建筑学为例，福柯在著作中论述过，“圆形监狱”是从建筑构造的角度来监视囚犯的行为举止，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的。这种建筑既节省了人力资本，又十分有效地达到了监视囚犯的效果。从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轨迹来看，他认为生命政治干涉的领域，除了在整体层次上对人口要素进行调节以及为弱势群体建立社会救济机构与保障制度外，还应该考虑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问题。但是，他基本没有从生命政治角度审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城市空间布展问题。第一个把生命政治与现代建筑结合起来考量的是瑞典的沃伦斯坦。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建筑的现代性是与对生命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主体的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这个特殊的场所就是医院。医院变成了一个实验室’。这里测试新思想，然后再将其扩展到整个城市空间。”①18世纪以前的医院更像是以一种救助穷人的形象出现的济贫机构，之后医院逐渐引入大量的医学知识与技术，随之而来的就是权力关系形式的渗透。沃伦斯坦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现代医学管理病人的方式弥漫着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的痕迹。他附上了现代医院建筑发展的图片来展现医院的布局与设计如何使病人付出最少的代价而得到最好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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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imothy Campbell and Adam Sitze, Biopolitics: A Reade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pp. 4-5.

生命政治概念也被神学研究挪用。神学家肯尼斯·高森(KennethCauthen)提出了基督教生命政治。他是在生态问题背景下讨论生命政治的。他认为，世界正在慢慢趋向于一种行星式社会，这种社会的形成需要那些能够确定我们的优先性，塑造我们的政治的权力联盟，促使理念和价值观发生深刻转变的要素。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意识到人类存在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也要深刻领悟到地球在维持生命能力方面存在生物极限的重要性。高森的基督教生命政治在于发展“以生命为中心的宗教伦理观点以及在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时代寻求享受。这种生态模式需要对现实进行有机的理解，也就是将人类理解为一种生物精神的统一，其生命在宇宙的自然之中，也在人类历史的范围内”。这就需要培育“教堂里潜在的梦想家与实干家新的意识，他们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愿景和价值观，从而推动一场旨在追求生态学意义上的正义和愉悦的最佳世界共同体的运动。在那里，人类不仅仅是生存，而且可以被激发起肉体和精神愉悦的新冒险”。这就是在神学语境之中思考人类的生物性生命以及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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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Sven-Olov Wallenstein, Bio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2009, p. 31.

随着各领域、各学科频繁使用生命政治术语，它已经变成一个流行词，甚至变成一种时尚趋势。虽然我们需要承认它在政治、教育、法律甚至农业等方面的延伸，但是，以生命政治形式来解释和描述一切，这种简单、草率、鲁莽的经验主义式运用不仅会造成生命政治的滥用，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生命政治学理论本身具有的批判效力与公信力，从而流于形式化的表达，缺乏实质性内容。这是特别危险而又没有意义的举动。因此，必须基于历史进程的方法以及文化、社会背景的内在发展矛盾来使用生命政治所阐发的思想内核。

哲学、社会政治理论领域所展现的生命政治更倾向于探讨身体与生命在权力技术、知识形式结构中的遭遇，政治思考与行动的模式、方法及运作如何不同于其他政治形式等问题。根据莱姆克的观点，这是福柯生命政治继承与发展的一种趋向，以布达佩斯学派的阿格妮丝·赫勒(AgensHeller)与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er)的身体政治学(BodyPolitics)、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生活政治(LifePolitics)与医学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Fassin)的生物合法性(Biolegitimacy)为主要代表。随着20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到来，以及生命科学、生命技术与生命医学的快速发展与渗透，这种对生物性生命维度的探究更加直接地指向了生命本身的构成要素。从生命本身出发图绘生命的制造、塑造与增强，是对这个充满希望、期待、不安与恐惧的基因组学时代的最好回应。这是一种思考生命政治的新方式。“身体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有机基质，而是被视为一种既可以被解读又可以被重写的分子软件。”①这标志着分子生命政治时代的到来，以英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罗斯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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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命政治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生命不再处于完整的有机体或实体概念之中，也不再在政治一法律权威模式中分析生命与权力、生命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如果说这是一种强调生命的政治过程的话，那么分子生命政治视域中的生命是在生命本身构成要素的分子层面上解析生命、管理生命、操纵生命、重组生命。这体现了生命过程的技术干涉，因此，“生命在分子层面上变得可见、可理解、可预测和可操控”②是分子生命政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生命与政治在分子层面发生接触。这是一个全新的干预领域，也是一个更加微观的观察视角。它超越了个体和人口的层面，不再局限于自然生命的秩序与规则，区别于规训个体身体的政治解剖学与调整人口的生命政治学。或者说，这种分子生命政治的思维样式成为它们的补充形式。

第二，生命的最优化技术。诸种技术，如医学技术、健康技术、治疗技术的介入不只是为了消除疾病，治愈病变，而且要密切关注个体的身体与心理健康。在这种话语背景下，分子生命政治颠覆了疾病与健康的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致力于影响生命健康的显性因素，而且要注意那些隐藏在身体组织、器官、细胞、血液中的隐性因素。它不只是要去解决生命健康中已经出现的病症或不尽如人意的生命功能，而且要对可能出现在人的身体中的病症因素进行预测与评估，提前做好各种有效的预防性准备。此外，为了实现生命的最优化，技术介入甚至可以改善人的情感、性格、欲望、认知等。这种最优化的实现不只涉及个体自身、家族遗传，还受到市场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如整容、整形手术、变性手术等。身体早已不再是有生命特征的自然之物，而是成为医学技术可以任意对其进行切割与替换之物。在这个过程中，伦理道德、政治法则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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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7.

②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50.

第三，主体化的推进。不仅政府机构、医疗团体、健康与卫生知识、营养与养生学会潜在地引导人们重视自身的生命过程、生命质量、健康水平，个体自身也会积极改善自身的身体状况与生理因素。人们“拒绝继续当患者’，拒绝被动地接受医疗专业知识。他们变成了主动选择和运用医学、生命科学、药物和非传统型医学’的消费者，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和增强自身的生命力”①。自我管理、自我维护生命力与潜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高度重视生命活力和质量的主体化行为，将个体自身的肉体囚禁在生物医学与技术的圈套之中。这种自我技术不仅是对死亡与疾病的恐惧，更是权威、技术压榨人的行为与意识的新型方式。

第四，生命本身的专家。医疗权威不再仅仅局限于医生，而是拓展到更加宽泛的行业与领域，如心理咨询师、语言治疗师、职业规划师、健身指导专家等。他们的职责与任务也越过了疾病与治疗的界限，不仅要完成医护人员最基本的治疗与看护任务，还要在管理和组织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让自身变得更好，无论是在身体方面、精神方面抑或情感方面、家庭方面，都有拥有专业知识的身体专家的切入、指导与关心。这种健康权威无时无刻不在蔓延与涌现。相继而来的是评价和裁定这些身体专家行为活动的生物伦理学知识，从而为他们的医学服务与行为建议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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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 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p. 23.

第五，生物经济学，即生命力的资本化。生命力的增强与改善注定要与市场经济关系发生直接联系，尤其是各种身体专家的出现让这种联系变得更加广泛与普遍。在分子层面上开展的基因诊断、康复等技术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进行实验研究与临床测试，这就涉及生物技术公司、遗传技术公司、制药公司等经济企业。前期的大量投入必然要求成果的回报，为此，它们会不断追逐经济利润，提高股份价值，积累研究资金。在基因组学时代，生命与健康成为全社会想要实现的目标，健康、生命、经济、资本、利润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生命力已经被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的、不相关的物体，它们能够被固化、冷藏、堆积、储存、积累，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器官和物种、跨越不同的环境和企业进行交换和交易，服务于生物经济目标。”①生命力被置于经济关系与技术关系之中，并且延伸到生命存在的基质之中。生命本身成为可以被改造、重组、选择、决定、价值判断的领域，生命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既是生物科学技术发展的对象，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干涉与剥削的目标。生命再也不是自然过程的有机产物，而是技术过程的人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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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8.

与坎贝尔和塞茨认为生命政治是一种困境的表达相异，罗斯认为生命政治透露的是一种具体策略和主张。“这些策略涉及一些争议问题，即关于人的生命力、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否应该被看成问题的争论，关于干预的程度和形式的争论，关于可取的、合法的、有效的知识、权威机制和干预实践的争论。”①这种生命政治的运作逻辑不是以死亡为驱动力的，而是以生命力的增强为唯一目的。这不是强调政治上的主权权力、生命权力对个体生命或人口质量进行的介入与统治，也不是讨论传统政治哲学的范畴与解放政治的问题，而是对基因组学、生物科学技术与医学知识在现代生命领域的真实描述。在这个主张优化生命质量的时代，我们常常会听到器官移植、基因工程、克隆技术、遗传技术、生殖技术的话题，这已不是传统政治、法律、伦理话语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面对新型科学知识技术的出现，我们需要演绎生命政治思想的不同理论道路。我们既需要阿波罗式的思维方式，也需要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这是适应时代要求与社会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基于对社会现实变化的敏锐把握。

罗斯认为，生命权力概念是对具体社会现实层面的展现，主要涉及“关于活人的生命特征话语，以及一系列被认为有能力表达这种真理的权威结构…既可以特指那些突现的生物社会团体的人口，有时又特指种族、族裔、性别或宗教等范畴。主体化模式……在个体或集体的生命和健康的名义下自己改变自己”①。很明显，罗斯对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界定与福柯、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的论点相异。在很大程度上，他对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绘制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塑造革命政治主体并不感兴趣，更多是以此种论述角度为切入点分析基因组学时代生命所经历的高度复杂性与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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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 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4.

罗斯认为，这种分子生命政治区别于哈拉维的“赛博格”，也不同于后人类学现象。哈拉维在生物学思维方式之中阐述了自己的赛博格理论，即生命体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有机物，而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如代替肢体功能的人造肢体、植入人体内部的心脏起搏器和人造骨骼等。又比如，素有“未来生命定义者”之称的美国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MaxTegmark)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中重构了人的“生命”范畴，认为生命“是一个能保持自身复杂性并能进行复制的过程。复制的对象并不是由原子组成的物质，而是能阐明原子是如何排列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生命看作一种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它的信息软件既决定了它的行为，又决定了其硬件的蓝图”②。生命在智能机器与科技进步中脱离了生物物种的范围，演变成技术话语圈的信息处理系统。

迈克斯·泰格马克又根据生命设计自身的能力、复杂程度，将生命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生命1.0，以原核微生物细菌为代表的简单生物阶段，其硬件与软件(物理结构与行为)都无法重新设计，一切皆由具有储藏遗传信息功能的DNA决定，行为方式固定。生命形态要发生改变，需依赖生物进化的演变过程。生命2.0，以人类为代表的文化阶段，其硬件由生物进化演变而来，可以通过后期生长发生改变，软件则可以进行自我设计，通过学习获得知识、能力、技能等，从而改变行为模式，优化“算法”。生命3.0，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代表的科技阶段，其硬件和软件获得双重“升级”，自身就是命运的主人，完全摆脱了进化的束缚，生命彻底苏醒。①这打破了人与机器的传统边界，人的生物性特征逐渐被科学技术占领，似乎传达出这样的观点：“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②这种人工智能、科学技术革命主导的后人类学，更倾向于表达人的生物性特征正在逐渐减弱，人与机器、有机物与无机物、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分开始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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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7辑，7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②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31—3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罗斯拒绝将自身的分子生命政治纳入后人类学领域之中，因为“新的分子增强技术并不试图让身体与机械设备混合成形，而是在有机层面上改变它，从内部重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人不是生物性减少，而是更具生物性”③。在分子层面进行的生物医学技术干预的治疗，使得生命力的增强完全依赖于医学技术手段与方法，扰乱了生命本身具有的系统性规律。因此，生命本身的可能性与活力受到外界因素的镇压，生命不再丰盈与充满激情，而是变得干瘪又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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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31—3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②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50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③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

总体而言，生命政治话语体系已蔓延至诸多学科领域，也正逐渐远离福柯设定的治理和操控生命的原初权力政治语境。生命政治话语体系的广泛延伸和深入拓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自身并没有既定的研究对象。虽然大多数生命政治学理论家都试图将研究视角锁定在生命与政治权力、政治技术、政治策略，生命与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生物资本等方面，但也都在努力突破实体性的生命范畴，建构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生命内涵。这确实能够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模式提供新的视角，注入新的活力，摆脱古典政治哲学范式，而且以生命范畴为核心向外辐射的趋势也丰富了批判理论的内容。但正是生命政治学理论讨论内容的无限延伸，致使从政治领域深刻探讨生命存在形式的问题受到巨大挑战，而且已经呈现出脱离政治语境的去政治化倾向，也染上了生物学、医学、遗传学中的还原论色彩。

简单来说，福柯探讨生命政治思想的最初意图是希望通过研究个体身体和整体人口被纳入政治理性计算所面临的问题，来揭露资本主义政治治理技艺的狡诈面貌，展现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型政治思考方式，从而找到生命个体应然的生存美学。但是，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生命政治学理论似乎是要摈弃自身浓烈的政治色彩而走向单纯的生物学、技术学等领域，试图在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名义下将生命与政治最初的融合简化为纯粹字面意义上的生物性的政治。例如，随着基因组时代和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在生物工程技术的主导下，生命政治学理论越来越旨在阐发一种关注人类健康、生殖、行为、遗传、基因构成等要素的意识形态策略。这也就意味着将生物性、技术性思维方式置于首要地位的趋势逐渐显现，并试图霸占整个理论内核，结果便是以生命与政治关系的生物与伦理维度取代其历史与政治维度。不能否认的是，福柯以来的生命政治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以人类个体的生物性生命为出发点，来考量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以何种方式存在的问题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关注生命个体存在问题，生命个体展现的生物学、医学、政治学的关系问题就都必须归属于生命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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