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一种理论能够成为解释世界变化发展的武器，并不是由它庞杂的内容与对象决定的。要想保持理论的活力与生机，至少要做到既能够继承先前理论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容，又具有与时俱进而不附庸风雅的理论品质。显然，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学理论面临着被包罗万象、面面俱到的领域摧残的风险。但是，“并非政府对传染病、性异常、卫生习惯或其主体的表现方式的所有调控都是生命政治的；否则，生命政治将会与人类历史一样广泛”①。除此之外，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也面临被解构的危险。例如，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认为，生命政治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数字精神政治。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端信息化技术的广泛运用，韩炳哲认为，在此种背景下，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正在发生转换，生命政治将会被精神政治取代。“生态(命)政治意义上的监控仅包括外部因素，如出生率、死亡率或健康状况。它不能进入或干涉居民的心理。就连边沁设想的圆形监狱里的老大哥都只是监视着沉默无语的囚犯的外部表现。对于老大哥来说，犯人的思想是不得而知的。如今，另一种范式转换正在形成，即数字的全景监狱。这不是生态(命)政治意义上的纪律社会，而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而取代生物(命)权力的就是精神权力(Psycho-macht)。精神政治(Psychopolitik)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数字监视取代了老大哥不可靠的、无效率的、隔岸观火的目光。数字监视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是非远景的(aperspek-tivisch)。生态(命)政治不能细腻地审阅人们的精神，但是精神权力却可以干涉人们的精神动态。”①因此，韩炳哲认为，福柯生命政治思维模式在数字时代必须发生转换，研究视角必须从外部转向内部，从规训肉体转向管控整个人类思想，从物理性的全景监狱转向无死角的数字全景监狱，从遵守严苛规范的纪律社会转向肉体与精神双重敞开的透明社会。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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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rgei Prozorov and Simona Rente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Biopolitics, Routledge,2017, p. 329.

一般而言，福柯生命政治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是试图阐明人类个体的生物性生命进入历史，进入国家治理技艺之中，其存在遇到了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确实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到个体精神、心理、灵魂、情绪等内部要素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忽视了对这些因素的思考，而是希望厘清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之下生物性生命的遭遇问题，从而阐明资本主义政治权力技术对人类个体或人口的外在与内在的双重治理与管控。亦或者说，韩炳哲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误解可能是由两者政治旨趣、目标设定、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的差异引起的。值得肯定的是，韩炳哲把福柯生命政治延伸为数字精神政治(digitale Psychopoli-tik)，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云计算对集体潜意识与意识的深入监控。不言而喻，这是一种更加彻底、更加完善、更具效力的治理模式。所以，韩炳哲直言：“精神权力要比生态(命)权力更加有效率，因为前者从内心出发对人们施加监视、控制和影响。通过侵入大众的潜意识思维逻辑，数字的精神政治强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数字的监视社会拥有进入集体潜意识的通道，以此干涉大众的社会行为，并且由此发展出极权主义特征。它将我们引渡给精神政治的程序设计和控制。生态(命)政治的时代随之终结。我们如今正迈向数字精神政治的新时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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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10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数字精神政治时代的到来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人的存在形式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框架与方向，但是我们的存在与行为模式是否只能被动地、消极地接受数字权力、数据权力的控制，这是可讨论的。整体来看，生命政治学理论能否保持福柯以来的解释与批判效力，超越现代西方激进批判理论中的传统政治路径？或许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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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11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阿甘本，意大利一个满腹经纶、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前期主要潜心于语言、文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后期将研究重心转向生命、政治、法律、主权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开启了以“神圣人”为名的一系列创作。神圣人系列著作的相继出版，让他在当代欧陆激进哲学与批判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于神圣人研究计划，阿甘本说：“贾科梅蒂(AlbertoGiacometti)说了一些我确实喜欢的话：你永远不会完成一幅画，除非你放弃它。他的画没有完结；它们的潜能永远不会枯竭。我想这对神圣人计划来说是同样的道理，它可能会被放弃但是永远不会完结。”如此看来，阿甘本试图保持神圣人计划的潜在性与生命力，哪怕有一天他不再出版系列专著，也希望该计划的潜力会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必须承认，有时候理论确实需要通过自身不足来展现活力与生机，过多的理论补充与塑造或许适得其反。

目前来看，阿甘本是享誉盛名的激进左翼思想家的代表。他的思想与理论之所以能够快速占领各大学术思潮，引起诸多学者与大众的强烈共鸣，流行于欧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所讨论的很多问题正是当今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的问题，如反恐战争、人权问题、人口流动、生存环境、资源短缺等。尤其是在布什执政期间，阿甘本对主权权威、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范畴的重新思考，直击西方政治问题(战争、大规模杀伤性、种族灭绝、大屠杀、恐怖主义和灾难)隐藏的狡诈阴谋。从理论角度来看，阿甘本的理论足迹跨越众多领域与学科，如美学、形而上学、政治学、文献学、语言学、宗教、伦理学等。他并不想构建一种宏大叙事的思想体系，很难被归于某一个思想流派。

阿甘本提供了思考政治范畴的概念框架，这种创新性也是不可否认的。阿甘本对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与生命的重新探讨，让他成为欧陆哲学界享誉盛名的政治批判理论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时代的到来成为“现代性的门槛”事件，人的生物性生命在政治技术与权力策略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计算与鉴定。阿甘本拒绝福柯式的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历史研究，把生命政治的起源置于古代思想体系之中，并综合福柯式的谱系学与考古学方法，重新勾勒生命政治学理论框架，以实现对福柯的“修正与完成”。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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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来看，阿甘本主要是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这项任务的。第一将生命政治话语重新置于司法政治模式之下，颠覆福柯生命权力与主权权力学说(福柯认为生命政治的出现与主权权力存在一种断裂)，揭露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的共生关系以及主权权力的空前拓展。第二，在福柯生物性生命进入历史，进入国家政治权力计算的前提下继续前进，描绘赤裸生命与主权政治的图景(生物性生命存在与政治生活分离，但是在西方现代生命政治现象中，更倾向于以一种纳入性排除的方式存在于国家权力模式之中。因此，主权逻辑下的生命便呈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倾向，这也是西方政治从根本上说是生命政治的最显著的原因)。第三，生命政治的空间范式不再是工厂、监狱、学校、军队等物理性机构，而是集中营。

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建构明显呈现出两种对立的解读方式，典型代表即奈格里与埃斯波西托。奈格里作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试图在生命政治学理论中重新图绘主权逻辑并塑造革命政治主体。埃斯波西托则在自身免疫范畴下，拒绝阿甘本描述生命政治现象的否定性语调，旨在构筑一种解放的生命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即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他们都倾向于从政治与生命的关系中寻找生产性或积极性的生命政治解读方式。阿甘本却试图在自己的政治思想脉络中展现西方政治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政治灾难”。他并没有将理论出路锁定在生物性生命所内含的积极力量之中，也不寄希望于政治解放主体，而是诉诸弥赛亚事件的到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解释透露出革命性与批判性的面孔，对反抗逻辑的部署却难逃乌托邦式的幻想。

阿甘本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具体建构在方法论上有鲜明的特征，即会把诸如神圣人、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现实的历史现象作为理论范式，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更加宽泛的历史问题域，从而使其变得可理解”①。这种方法“具有考古学特征，它处理的现象会在时间跨度中展开，因此要求一种对文献的专注，一种只能遵循历史语言学规律的历时分析”②。阿甘本的这种范式方法，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既表现出了这些范式的历史语境与发展痕迹，又能让读者快速抓住自身理论分析的主题与思路。这种方法在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首要体现，与其他大多数生命政治学理论家的出发点一样，即也将其锚定在生命概念的基础上。不同的是，阿甘本着重审视主体生命如何被纳入政治策略之中，如何将政治主体的生命演变为赤裸生命，并将生命政治学理论脉络的逻辑布展锁定在对生命概念的二元区分上。这成为阿甘本诊断当前西方政治思想的支点，由此他展开了对诸多生命范畴的构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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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一、生命概念的原初分隔性结构

早期阿甘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宗教、艺术、文学、美学等领域，对动荡的现实社会环境和单纯的政治革命兴趣不大。但有一个视角是他一直关注且从未放弃的，那就是语言。阿甘本写过很多关于语言的论著，这足以说明他对语言的重视。他似乎试图把语言的问题转换成生命的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他很直白地阐释过语言与生命的问题。在《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中，阿甘本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想要描述的语言：“实验的唯一内容是存在着语言：我们不能通过文化中的主导模式将此呈现为某种语言，它也不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诸多名字和规则的某种状态或继承物，而是一种不能预设的非潜能。人们一直寄居于此，并且可以在这里说话、运动与呼吸。”①随后，他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验进行追问：“假如在世界的存在中，对惊奇的最恰当的表达是语言的存在，那么语言存在的正确表达又是什么呢？”②阿甘本斩钉截铁地说：“对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人的生命即精神气质、道德方式。”③语言与生命就这样初次邂逅，不过遗憾的是，阿甘本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更加详细的阐释，而是主要转向了后者，对生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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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 On Method, translated by Luca D'lsanto with Kevin Attell, New York: Zoe Books, 2009, p. 9.

②Ibid., pp. 31-32.

(一)生命的不可界定性

阿甘本认为：“生命这个概念根本不能被界定。”“我们的文化不可能界定生命，也正是因为如此，生命必须不停地进行关联与区分。”④例如，生命可以被划分为“具有政治特征的生命(bios)，所有动物都共有的自然生命(zoē)，植物性的生命，社会生命，等等”。亚里士多德在对灵魂进行概述时，认为灵魂即生命的形式。他在《论灵魂》中说道：“我们再回到研究的出发点，把生命作为有灵魂的东西和无灵魂的东西的区别所在。生命这个词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述说，只要以下任何条件存在，我们就可以说一事物有生命，如理智、感觉、位置上的运动和静止，或者摄取营养的运动以及生成与灭亡等等。”①在古希腊语中，“灵魂”一词意为具有呼吸与生命。“希腊语中的灵魂现在通常被解释为呼吸—灵魂。它之所以被认为是呼吸一灵魂，是因为灵魂意味着我呼吸’……因为嘴是通往身体内部的自然通道，因此一切灵魂”都应该被很好地视为气态性质的无实体，尽管是可见的。”②呼吸、气息是生命体生命的显著特征，是生理的自然本性。灵魂与生命具有相同的要素，彼此渗透，相互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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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Infancy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translated by Liz Heron, London and New York: UK Verso Press, 1993, p. 9.

② Ibid. , p. 9.

③ Ibid., pp. 9-10.

④ 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translated by Kevin Attel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

根据生命存在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灵魂。第一种，营养灵魂，即植物灵魂。这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灵魂，是一切生物所共享的灵魂，体现生物体吸收营养、生长与繁殖的功能，纯粹以“活着”的方式存在，涉及生物体最基本的生理方面。第二种，感觉灵魂，即动物灵魂。这是动物与植物的界限。植物没有感觉，只能是“活着”；而动物有感觉，如触觉、味觉、视觉、嗅觉、听觉等，还具有情感、欲望、期待等。这是植物所没有的，是动物如其所是的根本机能。第三种，理性灵魂，即精神灵魂。这是人与动物区分的标志。人具有推理、思考、认知、思维等能力，从而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认识世界。灵魂的三种区分也是生命的具体表现，虽然亚里士多德具体界定了灵魂是什么，但是他并没有谈及生命是什么，只是做了如下论述：“让生命个体建构成一系列功能性能力与对立的等级表达。”①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区分方式促使阿甘本思考人之区分在实践上与政治上的奥秘。亚里士多德把营养灵魂预设为所有生命形式的前提，使其与感觉灵魂、理性灵魂相隔离的做法，激发了阿甘本对生命做进一步的细分与切割。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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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 R. B. Onians,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 About the Body , the Mind , the Soul, the World, Time and F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3.

福柯在阐述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也没有明确表达生命是什么，更多是指出当前考虑的对象是生命(个体层面上的生命或人口层面上的生命)，而且这种指涉不是司法政治意义上的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力求表达生命与权力、技术、知识、策略等的积极性关系。因此，福柯对生命的界定是模糊的。与其说这是一种界定的尝试，还不如说是“关联与区分”的现实表现。

福柯对生命概念的分析与识别呈现出前后差异。其一，福柯追随法国生理学家比夏(XavierBichat)的步伐，在抽象意义上考虑生命体存在的一般模式：“生命是抗拒死亡的各种功能的综合。”②比夏在传统的生机论视域下区分了动物性生命与组织性生命，这两种生命体存在模式都包含两种“功能命令”。动物性生命“是由从外部感官器官到大脑以及大脑到运动与声音的代理建构的”，体现了“与外部世界的诸多关系。它的存在与其他事物的存在交织在一起，会根据恐惧与欲望来选择避免还是靠近这些事物”。组织性生命则涉及“吸收以及滋养动物的那些物质的分解过程”。“它仅仅存在于自身之中，与周围的环境没有多大关系。它会重复一些无意识的功能，如吸收、循环、流通、排泄、分泌等。”①当然，福柯的界定与比夏这种生理学层面的界定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引用了大量比夏的著作，但福柯笔下的生命有一种不确定性，存在着动态结构，而不只是一种生命力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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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translated by Kevin Attel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② Xavier Bichat, Physiological Researches on Life and Death,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Tobias Watkins, printed by Smith & Maxwell, Philadelphia, 1809,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