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阿甘本拒绝对神圣人做宗教意义上的解释，只强调神圣人的悖论特征，即遭受神法与人间法的双重排除，以及暴露于死亡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他想要指出的是，这种死亡的创造发生在“无差异门槛”地带，主权就是这个地带的决定者。赤裸生命暴露于死亡的暴力。不是他被谋杀的暴力，也不是阻止他献祭的暴力，而是他的双重排除的遭遇导致了“无差异门槛”的产生。这是主权所标识的领域。“主权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杀戮是被允许的，不存在杀人罪，而且不能颂扬祭祀，神圣生命——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生命—便是已经被主权领域捕获的生命。”②在那里，赤裸生命的生产随之而来，赤裸生命成为最初的政治元素。这样一来，阿甘本就进入了自身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初级阶段探讨法律、主权、生命的特殊关系。

二、生命政治实践部署的统治之域主权

阿甘本通过bios-zoē结构模型的决定性区分，发现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传统中bios-zoē的鲜明对立与分裂。然而，这种决定性区分在西方现代政治中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bios-zoē结构的分离与聚合表现出另一种政治话语系统，并成为解释现代西方政治的新型方式。阿甘本聚焦于bios-zoē结构的现代性特征，找到了古罗马法律体系中的神圣人这一司法形象。这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形象，在古罗马司法制度中，代表着一种破坏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惩罚手段，在现代政治中则被具体化为赤裸生命。这种赤裸生命范畴进而物质化为不同的实体形象，实现了从概念模型向物质实体的转变与拓展。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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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2.

② Ibid. , p. 83.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建构基点，显然不是满足于对赤裸生命范畴的重新演绎与丰富，而是依赖于对赤裸生命范畴的深度解剖，发现西方现代政治现象中的隐秘因素。这条隐秘线索就在于主权领域的政治活动创建了bios与zoē、自然生命与政治存在、法律与生命的“无差异门槛”地带。这意味着取消了传统政治哲学中已有的明确的界限范畴，开启了对这种混沌、模糊、无差异的新领域的研究。“无差异门槛”地带成为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发生场域，这也是主权机制运作的领域。简而言之，即生产出更多的神圣人。因此，神圣人在古罗马司法体系中的特殊性与现代主权范式下建构的神圣人逻辑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重新思考生命与政治关系的必要基础。

主权范畴是政治理论家，如卢梭、霍布斯、德里达、福柯、阿伦特等论述的政治理论的基本主题，也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对福柯发起的首要挑战。福柯主动选择避免传统主权司法政治原则，而阿甘本则在继续坚持这种分析的原则下审视生命概念，即主权逻辑对生命范畴的新型塑造，来表达主权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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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一)主权范畴的生命政治转化与帝国主权的构建

自16世纪中期以来，主权范畴成为政治哲学理论的基本主题。关于主权问题理论制定与司法实践的讨论不计其数，参与者有博丹(JeanBodin)、卢梭、霍布斯、奥斯汀(John Austin)、孟德斯鸠、施米特等。“主权是共和国的一种绝对而又永恒的权力…用来称呼那些完全控制国家/城邦的人……即命令的最高权力。现在，我们必须对主权进行界定，因为法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并没有对它进行界定，尽管它在共和国的论述中非常重要，是最需要被解释的对象。”①这是主权理论鼻祖、现代国家理论之父博丹对主权概念的最早定义，即一种绝对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权力。在古典政治理论中，它通常被界定为最高的法律权威。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政治主权理论中的“政治统治的实质是什么？(任何一种制度下)谁来统治?”②等问题，也不是探讨主权权力是否可分割或者合法性、民族国家主权、国际法关系等问题，而是在生命政治学理论视角下剖析主权权力与生命的关系问题，以福柯的去主权中心理论和奈格里与哈特的全球化帝国主权为代表，比较分析阿甘本在传统的政治——司法主权系统—话语中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的媾和。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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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 translated by Julian H. Frank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

②「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72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从权力关系策略的角度来看，福柯由以西方主权传统为根基的古希腊政治的“城邦一公民游戏”转向以西方牧领权力为基础的犹太一基督教“牧羊人一羊群游戏”。这两种权力关系“游戏”是福柯统治与治理技术的基石，也是主权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的雏形。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以此为线索重新思考权力机制的演变过程与实质内涵，发现现代政治理论经历了从主权权力向生命权力发展的态势，考察了诸多非主权的权力模式。从整体上来看，福柯对主权问题兴趣不大，也从来没有对主权概念进行过具体的界定与定义。他对于主权概念的分析主要基于与其他权力概念的对比，如规训权力、生命权力、安全权力、治理术等。因此，福柯并没有专门探讨主权问题，而是在对权力与知识的分析过程中谈及了主权、王权、统治权、君主政体、国王的问题，这主要集中于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中期与晚期。

福柯在权力机制研究路线的选择上抛弃了始于欧洲中世纪统治权的法律一政治理论，因为统治权理论建构了三种循环：第一，“从主体到臣民”的循环，即自然赋予既定权力与能力的主体变成了政治主体；第二，“权力统一体和复杂多样的权力”的循环，从权力统一体(一般采用君主或国家的形象)中派生出权力不同的形式、面貌、机制和制度；第三，“合法性和法律”的循环，根据合法性建构主权权力与法律。①福柯显然批判这三种循环，因为他的政治理论旨趣在于关注统治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这使得他从统治权理论的臣民、权力统一体和法律要素转向对权力中的主体建构，权力的多样性、丰富性，以及镇压、统治、奴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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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3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为了批判早期现代规范化政治理论，福柯对欧洲中世纪和“旧制度”时期的主权进行了历史分析。对主权权力的追溯是为了更好地展现生命权力发展的新颖性。福柯认为，自欧洲中世纪以来，主权权力具有以下基本特征：是一种否定性的、消极性的权力模式，作用于法律主体，以领土与法律的颁布为基础，并且以暴力为主要特征，以“统治权活的实体”国王为核心，展现君主利剑的宏大部署。在这种典型的主权权力结构中，福柯坚持“砍掉国王的头颅”，即主张弑君，颠覆传统主权逻辑，从而挖掘现代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以便转向生命权力时代的话语。

总而言之，福柯对主权范畴的探讨是其研究生命政治权力模式的参照物，他在与主权权力的对比之中发现了多种多样的权力机制，指出了主权权力模式在西方现代政治传统中的更迭(直至主权权力隐退于历史舞台)，使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以及后期对治理术问题的讨论保持着一定距离，颠覆了主权的绝对至高性与永恒性。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与主权权力相互对立，但不是绝对的，他甚至把种族清洗与大屠杀视为现代生命政治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古老的主权权力的生杀权的复活。福柯之所以会放弃主权与法的理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本人的理论兴趣。他感兴趣的并不是政治理论在现代性中的变化，而是权力机制与权力技术的转变，权力在现代性中以何种方式运作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福柯承认这种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就其本质而言，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前者在后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退出了权力的话语体系。阿甘本逆转了福柯的逻辑思路，即古老的统治权虽然与生命权力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两者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前者甚至成为后者的核心。也就是说，现代的生命权力涵盖着统治权的主导因素，展现着统治权的权威，贯彻着统治权的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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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福柯注重于阐释主权权力与现代其他权力形式之间的差异，以及主权权力向生命权力形式过渡的话，那么奈格里和哈特在主权范畴问题上更具野心，试图在全球秩序层面解构现有的统治秩序，建构一种与现代帝国主义秩序相异的后现代帝国秩序。在后现代思想之中，奈格里与哈特通过对三种危机的考量来追踪主权范畴。第一，以福柯为代表的主权概念的生命政治转化。必须重新定义政府形象，把对主权行为的考虑从生产法律或规则的语境中转变到生产规范或系统的语境中，即使命令形式从法律/规则转向规范/系统。这意味着整个法律结构不能再坚持依据法律或法律过程的政府的具体规则，而是具体的规范或单个系统被部署在治理过程之中，规范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假定了其合法性。第二，以卢曼(NiklasLuhmann)与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对法律碎片化、规范形象危机、法律结构的功能过程的分析。也就是通过参照社会立宪主义而放弃规范碎片化的可能性，引入自创生系统理论，重新分析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第三，遭遇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挑战。这使主权范畴日渐削弱。面对经济全球化以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联合国法律专家深刻地修正了主权概念，以应对该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①

奈格里与哈特从这三个层面讨论“摆脱主权崇拜”的必要性。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他们通过对当前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质疑来揭开论述序幕，认为世界政治秩序构造正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猛烈批判了霍布斯式和洛克式的国家主权观念，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和日益扩大，以及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通和急剧扩张，经济和交流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的历史过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①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这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产生的全新的统治秩序，也是一种可以在全球层面上有效地支配与主宰一切的主权形式。他们将其称为“帝国”，即一种有别于欧洲大国、美国、日本所推行的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的全新政治秩序、逻辑结构和政治主体，一种离散的、网状的统治形式。简单说来，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帝国主义的统治逻辑面临着衰落甚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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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Hent Kalmo and Quentin Skinner, Sovereignty in Fragments :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tested Concept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05-207.

奈格里与哈特进一步阐述了帝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区别。第一，帝国是去中心、去领土化的机器。但是，他们解释称，并不是说民族国家主权不再重要，而是说民族国家主权不是帝国的基础。第二，帝国主权有着强劲的包容性、纳入性与开放性，是一种具有网状形态的网络权力，使得内外之别不再清晰。这并不是说，世界上不再存在等级与隶属关系，不再存在贫富之分。第三，帝国虽然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但都内在于网络权力之中，有着和平的景象。第四，作为维持全球资本与保证全球秩序的主权形式，帝国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是奈格里与哈特基于马克思的历史趋势的分析方法对世界政治秩序所做的说明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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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序言，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在当今全球政治秩序下，既然政治经济内在结构会发生质的转变，权力建构可以生成全新的统治模式，这表明人类社会历史进入又一崭新的发展阶段，即面对从现代向后现代、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形态以及帝国主权统治的语境中，探寻帝国统治机器如何运转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这就需要探究帝国机器内部的物质状况。“我们的分析现在也必须深入到那个物质性层面，在那里探察统治范式的物质转型。我们需要找出生产社会现实的各种力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确定驱动这一生产的主体。”①因此，奈格里与哈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搜寻帝国机器的生产力基础上，仔细研究了在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等的改变。这种思维逻辑即奈格里与哈特的帝国“双头鹰”—生命政治控制机器所建构的司法结构与宪定权和经济全球化的生产性、创造性主体。②两者相互攻击，相互啄咬。

奈格里与哈特倾向于把传统主权权力置于后现代思想、生命政治学理论之中，从而颠覆传统主权范畴，超越现代性，建构新的主权范式。这与福柯描述的主权权力向生命权力的转变相异，也与阿甘本保留统治权的分析方式大相径庭，但是奈格里与哈特和阿甘本都着眼于主权范畴，试图在主权范畴领域开辟生命政治讨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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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2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 同上书，64页。

(二)主权逻辑的复归与转变

福柯批判权力系统的司法一政治模式，选择通过生命政治权力模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现象，奈格里与哈特则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层面上直接否定民族一国家主权，将马克思主义元素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念相结合，转向对帝国主权的论述。很显然，阿甘本并没有兴趣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全球化框架来剖析资本主义民族一国家主权关系，但是，他跟奈格里与哈特类似，都坚持主权本身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相异于福柯的主权权力衰退原则。

从总体上看，阿甘本走上了一条完全异质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与哈特的主权道路。他重拾被福柯摒弃的统治权与法的理论，坚持把主权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相结合。他并没有遵循福柯或阿伦特将两者相分离的做法，发现当从本体论角度来审视主权逻辑与生命政治的原初关系时，福柯与阿伦特的分析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福柯未曾涉及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即集中营和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结构(这其实是阿甘本对福柯的误读，因为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法兰西学院讲座中讨论过国家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生命政治与主权权力的关系)；阿伦特忽略了把生物性生命进入政治领域与其极权主义分析相结合，以至于缺乏一种生命政治视角。①因此，阿甘本没有谈传统主权范畴中主权权力是否可分、是否可转让，或者公民权利、自由与正义、人民主权、君主绝对主权等问题，也没有诉诸契约论或财产权探寻主权起源问题，而是在生命政治学理论视域中讨论主权范畴的性质与发展，即统治权与生命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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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

博丹对主权做了最初的界定。在博丹那里，主权是不受法律(人类法)约束的，因为法律体现的是主权者的意志。受制于自然法则和上帝的神法需要对上帝负责，它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显然，这是从权力效力角度来界定主权理论的。虽然博丹对主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但是在具体分析与解释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时代局限性与混乱性。不过可以看出，主权最初就表现出压制、禁止、暴力的消极特征。

在传统的政治权力话语中，权力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它的运作总是隶属于压抑语境。从主权悖论角度来看，典型代表之一就是卢梭的主权在民理论。卢梭在社会契约思想中表达了主权悖论，即每个社会成员为了政治共同体的利益与福祉而缔结契约，其中体现公共意志而不是个人意志的权力主权不属于任何特定个人，只能属于所有人。社会契约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持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由”①。但是，“社会公约也使政治体对自己的成员拥有一种绝对的支配的权力”②。在卢梭那里，最高立法机构只能是全体人民。也就是说，主权者既是立法者又是遵守法律之人，但他将法律制定的任务交给了智慧的立法者，一个“非凡的人物”。因此，这种悖论式的人民主权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构想，缺乏付诸实际的基础条件，从而会走向反面，最终变成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有点类似于霍布斯的主权在君理论，虽然卢梭对霍布斯持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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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书，34页。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18—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