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卢梭的主权者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他想通过智慧的立法者来解决这种矛盾。这种立法者神话显然只是一种对主权表层现象的认识，对它的深刻认识则可参见阿甘本。阿甘本也发现了主权领域中的悖论现象，他受惠于这些契约理论家的最重要的一点，即对主权绝对权力的完美继承与激进发展，尤其是对霍布斯思想的继承。与福柯相异，阿甘本的政治旨趣在于将生命权力置于绝对的统治权的原始结构中，以此来分析现代政治事件与现象所隐秘的统治权事实。

单维度的古老的统治权不仅统摄一切，具有无限的权威，而且随时展示着凌驾在生与死之上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对民众的思想、意识、生命、财产等方面的完全掌控。专制与独裁猖獗横行，民众步履维艰，苦不堪言。更为残酷的是，即便忠诚地服从君主的统治，人们也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因为其生命和权利没有有效法则的保驾护航，君主使人死或使人活的权力贯穿其纯粹生命的始终。从根本上看，这种绝对的权威源于古罗马法律体系中的家长权(家父权)。家长权在家庭关系中至高无上，可以对家庭范围内的一切财产与所属成员行使管辖权与支配权。家长权意味着能够主宰家庭关系中的一切人和物，拥有生杀权、弃子权、出卖权、移交罪犯权。从本质上看，家长权其实就是对家庭成员的独裁统治。

阿甘本以这种传统主权的权力模式为根基，专注于挖掘传统司法政治制度中可供利用的因素，放弃了福柯那种单维度的强调优化、管理、培植个体或整体人口的生命权力概念，选择在统治权的主权暴力逻辑下说明主权权力和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并没有按照福柯的解说来发展，而是紧密结合，逐渐变得不可再分，即与其说生命权力与主权权力相异，不如说它们在本质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主权权力逻辑又与古老的统治权拥有生杀予夺权的展现相区分。它不是用暴力、血腥的迫害与镇压来实现权力范式运作的部署的，而是通过在生命权力模式中植入主权权力因素来实现赤裸生命的不断生产。或者说，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在最初的起源中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关联。因此，阿甘本主权理论首先表现为生命权力或者说生命政治与主权权力或统治权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不是继续坚持合法性或法的构成等传统的追问方式，也不是在社会契约论中探寻主权在君还是在民的统治权问题。这也就提出了重新界定统治权的要求。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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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角度来看，福柯把权力机制运作分成两大类型，即统治与治理。他据此思考当下资本主义政治的操作，认为两者之间虽然不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关系，但至少存在一种转变、过渡，或者说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与界限。阿甘本则融合了统治与治理这两大权力机制，使其变成不可区分的“无差异门槛”地带。令人更加讶异的是，阿甘本认为这两大要素有其原始的结构渊源。也就是说，古老的统治权中的生杀大权，对民众生命与死亡的控制权，这种绝对暴力因子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并没有被安放在历史博物馆，相反，而是继续隐藏在权力机制之中，甚至会被重新激活，恢复主宰地位。简而言之，对于阿甘本来说，他并不是要在福柯研究的基础上单纯地继续福柯还没来得及讨论的问题，而是在全新的思想角度探究福柯隐藏的问题域，即统治权或统治问题并没有被治理取代，两者在相互渗透的前提下让个体或群体生命更加直接地、政治地、暴力地面对权力机制。因此，阿甘本意味深长地说道：“既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也不是社会生活，而是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的界槛，由于它总是在场，因而通常是主权运作的前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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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主权运作以对赤裸生命的绝对占有与剥夺为基础，而不是保卫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这就是阿甘本主权理论的重要特征。“赤裸生命被纳入政治领域之中，建构了原始的—可能是隐蔽的—主权权力的核心。”②赤裸生命的生产是主权权力的原始活动，赤裸生命是主权权力模式与生命政治权力模式相结合的产物，赤裸生命或神圣人建构了主权逻辑。“通过把生物性的生命作为重点算计对象，现代国家实质上显露出把权力同赤裸生命连接到一起的秘密纽带，从而再次肯定了现代权力与最古老的国家秘密之间的紧密关系。”③主权权力结合生命权力的终极目的就是通过不断制造bios-zoē的分离而生产第三种生命类型赤裸生命。主权权力的运作并不是想要保留bios与zoē之间的区分，而是指向两者之间的无差异，不断地提取赤裸生命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主权逻辑对赤裸生命的生产遵循的是一种预设前提，这就意味着赤裸生命并不是生命权力在提高、增强、丰富生命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是本就以生产赤裸生命为目标，而且试图通过不断生产赤裸生命来强化主权的霸权逻辑。在此，我们可以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逻辑秩序表达为神圣性(sacer)—神圣人(赤裸生命、神圣生命)一主权逻辑。正是以这种方式，主权权力不断建立无差异领域，不断把生命变成赤裸生命和神圣人。可见，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只不过是以扶植、优化生命为幌子，行削弱、剥夺生命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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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06.

② Ibid., p. 6.

③ Ibid..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甘本对民主政治是没有信心的。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现代生命政治的绝望立场，因而总是试图挖掘政治实践背后的“不在场之物”，揭露阴暗、险恶的民主骗局，如人权问题。阿甘本是众多批判人权观念的思想家之一其他如阿伦特、巴里巴尔(EtienneBalibar)、朗西埃、齐泽克等]，认为人权只属于那些没有权利之人，如赤裸生命。在这点上，朗西埃持有类似的观点：“人权变成了没有权利之人的权利，那些被驱逐出家园、土地以及面临种族屠杀威胁的人群的权利。”①当然，他们都继承了阿伦特的人权思想。

在阿甘本看来，赤裸生命是现代政治的主体，也是权利宣言的产物，因为“权利宣言代表了自然生命刻写入民族国家的司法一政治秩序中的那个原始形象……现在，同样的赤裸生命完全进入了国家结构，甚至成为国家的正当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②。主权权力从一开始就将赤裸生命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生命纳入统治范围，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古典政治之中自然生命与政治生活的区分与断裂，在现代性中逐渐趋向愈合，然而，这是通过将自然的、生理性的生命置于主权国家的政治策略之中实现的。对生命的保护即一种政治手段，赤裸生命成为主权权力的载体，成为主权权力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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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Ranciere, "Who is the Subject of Human Rights?",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2004, 103(2/3):297-310.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7.

阿甘本列举了“卢旺达儿童”的例子，解释说正因为他们处于一种没有任何公民身份与权利的状态中，才会受到人道主义组织的保护。人权的秘密就在于它使赤裸生命成为权利的载体，使“古代政权中(在那里，出生仅仅标志着一个主体的出现)分隔的出生原则与主权原则，现在无可挽回地被统一在主权主体’的身体中”①。这就为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解释论据，这也是阿甘本选择将生命政治场所定位于纳粹集中营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那里，出生与民族变得异常重要。“归根结底，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都是对人与公民关系的重新界定。只有把它们置于民族主权与权利宣言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语境中，才能变得完全被理解。”②总而言之，阿甘本使主权范畴回到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话语之中，通过对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关系的描述，揭露了生命政治权力模式与主权权力的隐秘关系。

三、主权逻辑运作的三种模式

阿甘本颠覆了福柯对开始于18世纪的生命权力的假设，重新审视主权逻辑与生命权力的关系。在阿甘本看来，主权逻辑在现代性中不但没有被遗弃，甚至得到了强化，只不过转而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在权力与生命之间发挥作用。令人惊恐的不是发现主权逻辑依旧在展现暴力与死亡权力的负面价值，而是它已转变为一种隐匿式的捕获生命的逻辑，一种生产赤裸生命的逻辑。它以保护生命、爱护生命为幌子，向大众隐藏着实质的目的。赤裸生命是主权权力活动的结果，与主权权力存在历史性的关联，而不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主权权力的目的不是使赤裸生命变成古希腊bios与zoē似的抽象概念，而是使其成为政治策略、政治技术、政治目标的直接参照。“随着国家日渐参与生命政治’，这种逻辑会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更深入地渗透到人类生命的深处。”①主权逻辑可能成为一种霸权形式，蔓延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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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8.

② Ibid. , p. 130.

福柯想要追问的是权力技术是以何种方式运作的，阿甘本则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对权力技术机制的深入探讨上，而是追问主权权力逻辑以何种形式实现其目标，即神圣人一主权一赤裸生命的过程。阿甘本主要以主权逻辑运作的三种模式来说明这个问题，即主权禁止结构、纳入一排除机制、构建例外状态。阿甘本以这种方式展开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虽然或多或少存有缺陷，但其中展现的深刻洞察力与清晰的批判逻辑还是值得称赞的。

(一)主权禁止结构

在阿甘本论述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禁止或弃置虽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在很多研究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思想家那里，它们仍相对边缘(相较于神圣人、主权、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概念)。事实上，在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中，禁止逻辑是其他范畴的基本结构要素，是有效理解它们的基础性概念。禁止概念也和阿甘本的其他很多概念一样，并不是原创概念(生命政治一福柯，赤裸生命一本雅明，例外状态一施米特等)，而是源于南希(南希则受惠于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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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Sovereignty and Life, edited by Matthew Calarco and Steven DeCarol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

1981年，南希根据词源学分析了“弃置”的语义内涵。abandonment(弃置)包含bandon(权力、管辖权)的语义场，“bandon指的是一种命令，一种指示，一种法令，一种许可，以及能自由支配这些东西的权力”①。bandon又与英语单词 ban[源于原始的日耳曼语bannan(宣告、命令、禁止)，既指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又指主权者的命令和徽章②有关，两者皆源自拉丁语bannun(公告)。“在这种语境中，禁止应该被理解为主权者的一般公告，而不是特定的禁止，因此，弃置被交付给了主权禁止，同样地，人总是为法律所抛弃。”③在南希那里，人与法律之间的弃置关系不是简单的人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或人摆脱了法律的约束，而是显现出双重含义：被弃置之人既是被驱逐之人、被抛弃之人、被禁止之人，与此同时，也总是处于一种禁止、弃置的约束之中，因此，表现出弃置的矛盾情绪。南希具体地解释道：“弃置并没有建构一张传票，使自身出现在这个或那个法庭。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绝对的依法出现，一种依据法律本身及其总体性的出现。”①用阿甘本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处于法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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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Luc Nancy, The Birth to Presence, translated by Brian Holmes and others, edited by Werner Hamacher and David E. Wellbe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p.43-44.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8.

③ The Nancy Dictionary, edited by Peter Gratton and Marie-Eve Mori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2015, p. 15.

这种依据法律而行事的弃置是一种“空洞的”存在。它没有具体实质性的法律内容，也没有成文的法律文件，以法律的名义即可产生法律的效应。比如，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约瑟夫·K，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醒来后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触犯了什么法律条例，也不知道谁在控告他，甚至连逮捕他的监察人员也对逮捕K的原因一无所知。K直到死去也没有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法律面前，K一直处于一种禁止状态之中。虽然他起先认为这一切是荒诞的，不久就能恢复正常生活，摆脱这种莫名其妙的审判与法律的压制，但最后还是在这种荒诞中死去了，因为法律无处不在。“被驱逐之人被移交给绝对的法律，因此，他被完全抛弃在司法权限之外。弃置的法律要求法律通过撤销而被实施。弃置的法律是另一种建构法律的法律。”②简而言之，被弃置之人、被禁止之人既完全地暴露在法律之中，又被彻底地排除在法律之外，他与法律之间构成一种悖论关系。

在这方面，阿甘本吸收了南希被弃置的存在的矛盾内涵，但是并没有停留于此。阿甘本认为，我们必须超越南希所表达的弃置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只不过是对主权本体论结构的重复。因此，他将这种纯粹的被弃置的存在的矛盾性情绪延伸到独属于他的“不可区分的、难以辨别的、无差异的门槛地带”。阿甘本论述道：“事实上，被禁止的人并不是简单地被置于法律之外，对法律无动于衷，而是被法律弃置。也就是说，他被暴露在生命与法律、外部与内部都无法区分的门槛地带，而且要遭受这种门槛地带的威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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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Jean-Luc Nancy, The Birth to Presence , translated by Brian Holmes and others, edited by Werner Hamacher and David E. Wellbe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4.

② Ibid. , p. 44.

阿甘本以此为基础，转向了对主权禁止的论述，将其与神圣人、赤裸生命联系在一起，在主权范畴中实现“法律指涉生命，并且通过悬置生命而将生命纳入法律之中”②。阿甘本坚定地认为：“原初的司法一政治关系即禁止。它不仅是关于主权形式结构的论题，而且具有实质性的特征，因为禁止所捆系的正是赤裸生命与主权权力。”③禁止关系，即主权的原初结构，反映的是原初的司法一政治关系，这也是主权权力模式的基本结构，而主权者又是这种悖论结构的直接体现者。在阿甘本那里，重要的不是南希被弃置的存在，而是以此建构的主权悖论事实：“主权者既在司法秩序之外，同时又在司法秩序之内。”④主权者可以在例外状态下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违反现有的法律条文与规定，即主权统治者处于司法秩序之外；但是，为了维护社会本身的稳定，主权者这种行为又被统治当局认为是合法的。因此，主权者本身被赋予了法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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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8.

② Ibid. , p. 28.

③ Ibid. , p. 109.

④ Ibid. , p. 15.

色，即主权者的悖论身份可以被表达为合法的“非法”、“非法的”合法。
这就是阿甘本所热衷的主权悖论问题。

很显然，南希以被弃置的存在通过排除在法律之外而屈从于法律的方式描述被弃置之人，阿甘本则以主权悖论逻辑展现了主权者的境况，又描述了主权者与神圣人的隐秘关系，因为宣告谁是神圣人是主权者的基本权力之一。如果说禁止关系是主权逻辑运作过程中的一种原初性的政治关系的话，那么主权逻辑运作的纳入一排除机制以及例外状态则是一种建构性的政治关系。为了使人的生物性生命更深入地被纳入政治权力策略之中，它需要主权运作机制广泛、深入的合作与团结。

(二)纳入一排除机制

阿甘本使用了纳入一排除机制来描述通过弃置生命而将生命维持在禁止状态之中的状况。对于阿甘本而言，生命政治学理论最初就是以bios对zoē的纳入—排除为条件的。在古希腊城邦中，政治从一开始就将生命纳入其中，被排除在城邦之外的自然生命(zoē)虽然无法参与城邦政治生活(bios)，但却是城邦政治存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从另一种立场来看，在形式上，它确实反映的是自然生命与政治存在的断裂与中止。事实上，自然生命以一种排除的形式被纳入政治存在之中。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负责家务、生产、劳动、生殖等的妇女与奴隶被排除在男人参与的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他们又是城邦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庭与城邦、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不是绝对不可相接的。因此，阿甘本说：“城邦中的生命(zoē)被纳入性地排除，似乎在政治中，生命自身必须转变成优良的生活。在政治中，必须被政治化的东西永远是赤裸生命。在西方政治中，赤裸生命有着特殊存在的特权，即通过排除赤裸生命而建立人之城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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