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形式。

福柯完成了对权力二元性的建构，以权力图式来揭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秩序与知识体系的剥削与压榨。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分析深刻地体现着权力形式的历史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力形式在变更过程中会慢慢消失，而是某种权力形式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占据主导作用。在福柯那里，权力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关系，而不是一种国家装置；是一种以复数形式存在的力量关系，而不是一种统一的、稳固的单一实体的力量关系；不只有传统法律范畴中的特征，还具有生产性与积极性。“如果权力所做的一切只是去观察、刺探、侦查、禁止和惩罚，那么摧毁权力无疑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权力同时还在煽动、挑拨和生产，它不仅是眼睛和耳朵，还促使人们言说和行动。”①这标志着与传统思考权力模式方式的彻底背离。

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两个核心主题是权力与生命。显而易见，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展现是清晰的，对其历史的研究也是相当充分的，虽然他一直否认自己研究的主题不是权力。当然不能把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简单地理解为权力形式的变革，不能忽视他对生命范畴的分析。福柯对生命范畴主题的讨论，并不像对权力关系的讨论那样充分、丰富与直接，而是在权力机制中捕获生命，铭写生命。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福柯除了将“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手淫的儿童”、麻风病人、精神病人等“不正常人”或“边缘人”纳入研究视角之外，还很重视档案所记录的生命个体，即17世纪和18世纪的医院与巴士底监狱保存的囚禁者档案。这是福柯关于生命探讨的重要视角，与卑微生命的邂逅促使他探求这些生命所蕴含的力量。福柯提醒说：“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言语描绘的肖像汇编，相反，看到的是圈套、武器、哭喊、姿势、态度、诡计和阴谋。对这些来说，词就是工具。真实的生命就在这些简短的句子中演出’……他们的自由，他们的不幸，通常还有他们的死亡，总之，他们的命运都被决定了，至少被部分地决定了。这些话语确实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事实上，这些生命在句子里冒险，并迷失其中。”①这些无名者的生命，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以“沉默的”在场方式，在档案记录的寥寥话语之中与权力相遇，使人窥到其悲伤与卑贱。这是权力对普通生命、底层生命的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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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民安编：《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文选Ⅰ》，315—3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第二，20世纪70年代涌现出生命政治学理论的生命视角，从总体性的角度，以生物学思维模式思考生命范畴，审视生命在政治问题中的遭遇。福柯在生命政治学理论中，主要展现的是人的生物性生命被纳入知识体系和权力技术之中，成为权力关系的对象。个体或人口的生物存在成为一种生物概念或生物事实。这不再是君主式的主权意志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而是使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强化、提高、扶植、控制生命，使生命达到最优状态，或许可以称之为“生命的政治经济学”。它以实现生命潜能的彻底发挥为目的，在微观个体层面与宏观人口层面，使用不同的政治技术与策略承担生命的政治管理与人口治理。福柯强调的是，现代人的政治活动逐渐将自身的生命转变为一种生物，一种自然的存在，一种知识的对象，一种政治干预的目标。这是一种处于政治实践与权力技术中的生命，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即保护生命本身的最好说明。生命政治学理论视角下的生命范畴强调生命在面对生物学、现代医学、统计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时，如何在客观科学技术操作下成为标准化、规范化的生物实体。虽然试图刺激生命潜能与力量的激发，然而，这并不是生命本源力量的再现，而是一种权力关系、权力技术层面上的生命表现。因此，生命依旧被囚禁在权力话语体系之中，仍然只是权力装置的载体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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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84 , vol. 3, edited by James D.Faub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 160.

第三，20世纪80年代，福柯从政治学向伦理学转变对自我的关照和关于自我技术中的生命的讨论。自我技术即“使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方法或者他人的帮助，对自身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以及存在方式进行一系列操控，从而实现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①。这是福柯治理术支配他人的技术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它必须在政治生活之外讨论，展现的是个体在自身与外力相结合的前提下改变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改造个体的身份。简而言之，即自我关注、自我改造、自我升华(福柯之所以会转向对自我技术的研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弥补自身在探讨个人具体行为与伦理学领域问题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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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84, vol. 1, edited by Paul Rabinow, translated by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NewPress,1997, p. 225.

在这种自我技术之下，生命不再局限于“不正常人”或“边缘群体”与他者的二元区分，也不再将自身约束在政治权力技术与策略中，而是过渡到对自我的研究上。在这个创造主体性历史过程的研究中，生命问题演变为一种探讨自我、他者、世界关系的问题，一种追求生存美学的bios问题，从而使自我实现真正的自由。这种对欲望、快乐、幸福、美的追求，是对一种高尚的精神思想境界、生活气质、生活态度与方式的追求。这是要把生活变成艺术品，而不是被肤浅的、低俗的、短暂的享乐主义吞噬。因此，福柯对自我技术中的生命问题的探讨，更倾向于一种“生活技艺”、生活智慧的追求。福柯虽然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基督教时期等关注自我的方式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并没有为现代生活中的自我技术的具体实践与操作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是为关怀自我与他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福柯并没有被他的权力网络关系打倒，虽然权力在社会中无处不在，但福柯并没有对自我生活失去信心，并且最终回归到自我寻求突破现实的可能性。

福柯的这种研究态度、理论旨趣、研究取向，极大地刺激了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阿甘本等学者，成为引导他们构建自身理论路径的根本前提。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权力类型的二元性。这种生命权力类型在生物学标准参照下提高生命、保障生命的目标，也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因为它会造成生命价值的区分。生命权力创造并主导了生命之间的差异与划分，在生物学、优生学等逻辑牵引下，造成某些生命的存在以某些不值得存在的生命的死亡为前提。这就是生命权力模式将会带来的灾难性逻辑。因此，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模型演变出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融合的权力效应：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Power of Life)与全面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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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权力(Power over Life)。

(二)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蕴含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渗透的力量关系。正是此种生命政治学理论基调，致使由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衍生出的其他生命政治学理论路径走向差异化与多元化发展的道路，而造成诸种标新立异的理论态势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权力与生命范畴以及两者关系的不同演绎。在福柯对权力二元性战略以及生命转向自我的理论追求中，最重要的即对贯穿于其中的bios范畴的讨论。对bios范畴的理解是决定生命政治学理论归宿的核心元素，也成为其他生命政治学理论家的理论旨趣与政治诉求所蕴含的重要价值标准。在福柯那里，bios范畴与他后期转向伦理关怀、自我技术、生活艺术有着密切关系。

在1981年1月14日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福柯详细论述了古希腊bios范畴，将其与三种生活艺术元素联系起来。第一，mathēsis(学习、学识)。它表示的是与他人的关系，意味着生活艺术是可以学习的，但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或手段来学习，必须有师生关系式的传承。也就是说，在这种生活艺术之中，个体从属于他人的教导而获得渴望的体验模式。mathēsis这种生活艺术面对的是与他人的教学关系。第二，meletē(沉思、深思、反思)。它表示的是与真理的关系。生活艺术不仅需要学习，而且要深入内心，周期性地反思周围发生的事情，回忆那些被教导的格言或者掌握的知识，必须让这些已获得的知识发挥作用，成为我们自身的思想。这就是通过永久性的反思建构与真理的关系。第三，askēsis(修习，作为修身训练的苦行)。它表示的是与自我之间的关系，需要一套完整的、严格的锻炼，需要一系列练习。这是一种测验或检查工作，以便发现个体是否进步了、在哪里进步了，通过一系列测试来判断他们是否真的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本体论地位，受到了他们的目标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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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只用了一个词bios，就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指导自身行为的艺术。福柯从动词形式角度对bios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在表示“活着”这个词语时，古希腊人使用了两个动词，zēn与bioūn。zēn意味着“拥有一种活着的性质，活着的品质。动物活着，即在zēn的意义上。bioūn，它的意思指度过人的一生，与今生的生活方式有关，与引导它、指导它的方式有关。在这种方式中，它可以被描述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②。这就是zoē(作为有机体性质的生命)与bios(作为技艺对象的存在)之间的区分。③前者表示单纯的活着的事实，是自然赋予的、天生具有的；后者意味着一种复杂的生活(很显然，阿甘本的zoē-bios结构模型也借鉴自福柯)。

福柯明确地阐述道：“当希腊人说起bios的时候，当他们说起必须是技艺(tekhnē)对象的bios(生活)时，当然，他们不是在谈论该术语的生物学意义的生命’。”④福柯进一步说道：“bios可以表示某种好的或坏的东西，然而，因为生命是活生生的存在，所以引导的生命，是自然所赋予的，是天生的。bios是一种有质量的生活，有自身机遇、必要性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能够构建、塑造、决定自身。bios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是要从我们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加以审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存在的过程，但是鉴于这个事实，即这个过程与用这个或那个方式管理它、改变它、指导它的可能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bios与改变某人生活的可能性有关，即根据生活艺术的原则，与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改变它的可能性相关。所有这些艺术，所有这些技艺，被希腊人与他们之后的拉丁人大力发展。这些生活艺术与bios有关，也对被归入一种可能的技术、深思熟虑而又理性的转变之下的生活部分产生了影响。”①bios表达了与简单生存相异的生活方式。它不是普遍的、一般的生活方式，而是与自我技术、生活技艺相关的生活方式，蕴含了与自我、真理、他人相关的一系列实践与技艺活动。在这些生活技艺中，可以实施以改变、塑造、决定、指导生命为目标的诸种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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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0-1981 , edited by Frédéric Gros,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32-33.

② Ibid. , p. 34.

③ Michel Foucault,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1-1982, edited by Frédéric Gros,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89.

④ Michel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0-1981 , edited by Frédéric Gros,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251.

在福柯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像阿甘本那样专注于bios与zoē之间的本质区分，也不是将bios还原为动物生命zoē，而是在自我技术、自我实践中构建bios与真理、他人、世界、自我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自我的灵魂、思想臻于完善，最终能够体验自身意志追求与期待的自由。因此，在这里，bios更倾向于表示一种生命技艺、一种自我技术层面上的伦理塑造，从而改变个体生命的体验并不断更新自我，以获得符合目身的存在方式。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在伦理、政治生活中的自我铸造，一种治理自我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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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0-1981 , edited by Frédéric Gros,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PalgraveMacmillan, 2017, p. 34.

bios范畴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也决定了理解它的困难性。福柯也承认，要全面地、清晰地、完整地理解希腊人的bios范畴是非常困难的。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基督教关于今世生命与来世生命的分裂，导致了古希腊bios概念整体性与内在性意义的遗失；第二根据职业与地位进行的社会分工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古希腊bios概念的意义。①虽然如此，福柯借助于赫拉克利德斯·彭提乌斯(HeraclidesPonticus)提到的三种生活方式，即古希腊思想中三种传统的、主要的生活方式来理解希腊语bios。其一，为了荣耀而在游戏之中竞争的奴隶所代表的政治生活；其二，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所代表的渴望赚钱的财富生活；其三，享受公开演示、追求真理的哲学生活。政治性的、牟利性的、哲学性的生活方式，界定了生命并不是由职业性质，或者个人想要做、试图追求的以及欲望的心理决定的。②福柯认为，这些生活方式确定了bios的内涵，希腊人的bios体现在这三种生活方式之中。在那里，福柯发现了希腊语bios范畴中的主体性问题：“bios就是希腊人的主体性。”③

当然，古希腊并没有与现代相匹配的主体性概念。希腊语中的bios式主体性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不能从超越、绝对和共同的目标角度来思考，而是从依据每个人自身设定的目标角度来思考。第二，有别于西方与基督教的主体性，希腊语bios不是参照转换的可能性或禁令而被界定的，而是通过连续的有关自我的工作得以界定的。第三，在走向绝对目标和转换运动的过程中，希腊语bios不是通过与必须被发现的隐藏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被界定的，它被定义为一种方法，更确切地说，是在存在的形式中，为了也许可以实现也许不能实现的目标而进行的无限的或有限的研究。希腊语bios展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主体性或主体化的构成程序。①这是与基督教和现代相异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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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0-1981 , edited by Frédéric Gros,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Palgrave Macmillan, 2017,pp. 251-252.

② Ibid. , p. 252.

③ Ibid., p. 253.

从整体上看，福柯对希腊语bios概念的界定没有停留在追溯词源学的考古学方式之中，也不是将其锁定在权力、知识塑造主体、构建主体的模式之中，而是将其纳入关注自身、关怀自我的生活技术之中，即一种伦理的、道德的主体构建过程中。这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最终的理论朝向。“转向自身”，即将自身铸造为真正的主体。福柯生存美学视角下的bios范畴与其一系列具体程序与目标的生存技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最终指向主体性或主体化的建构过程。

这就是福柯对bios范畴的论述。虽然希腊语bios只是福柯生存美学伦理政治中微弱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由此可以发现，福柯描述了现代人被囚禁于权力、知识技术与策略束缚中的历史现实，也展现了寻求走向真正自由与生存的期待。他将这种期待诉诸“关怀自身”的诸种生存技艺，诸种生存原则的追求与遵循，即在自身之中发现走向自由的无限力量，在bios不同种类的生存技艺中走出现代沉重的枷锁。这也就是“生命力量”之所在，是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的典型体现。福柯这种乐观、积极的理论旨趣深刻地影响了埃斯波西托bios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建构。埃斯波西托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中的bios范畴讨论最典型、最直接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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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0-1981, edited by Frédéric Gros,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Palgrave Macmillan, 2017,p. 254.

埃斯波西托认为，在免疫范式之下，对死亡、威胁、异己元素的恐惧与治疗，作用的直接对象是生命。这是bios式的生命而不是zoē式的生命。“虽然bios式生命已经成为政治利益与被干涉的对象，但是当所开启的一系列中介过程过滤到某个点时，它们就会变成直接的关系。从那时起，作为政治行动框架的人类生命就会变成中心它会变成治理的事务，正如政治变成对生命的治理。”①此时，“加诸”生命的政治会变成“事关”生命的政治。这就是埃斯波西托对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的展望，即试图构建一种权力保存肯定性生命政治。这是对“纳粹死亡政治学的颠倒”②。以能够产生积极性与生产性效果的生命逻辑为根基，生命成为该政治形式的“主体”，生命政治从对生命的免疫转变成对死亡的免疫，并从预设性逻辑转向了对内在性逻辑建构的计划。这种生命内在性视角解构了对政治的认识：政治既能产生压抑、控制生命的否定性效果，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对生命的扶植与滋养，促进生命个体走向肯定性方面。这是一个把生命当成核心的政治问题，而不再是政治凌驾在生命之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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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Persons and Things : From the Body's Point of View, translated byZakiya Hanafi, Polity Press, 2015, p. 141.

②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