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埃斯波西托并没有描绘出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具体形象，而是展现出一些提示性线索。例如，需要密切关注斯宾诺莎、西蒙东(GilbertSi-mondon)、康吉莱姆、德勒兹等哲学家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理论隐藏着对生命、个体化、规范、内在性概念的详细探究，而这些是建构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基础元素。总而言之，“不要去增添已经建构的(到目前为止，欠缺的)凌驾在生命之上的现代政治范畴，相反，要在这种现代政治中铭刻一种生命的创造力量，重新思考其在政治领域中的复杂性与连接性”①。此即“一种生命化的政治”。

为了使这种肯定性生命政治更具形象化，埃斯波西托借用了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赖德胡德。赖德胡德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无赖，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经常干谋财害命的勾当。但是，在赖德胡德被汽船撞得落水之后，人们似乎都忘记了他是个狠毒、阴险、狡诈的家伙，而是竭尽所能地拯救他。“对所有这些人说来，他一向是一个躲避、怀疑和厌恶的对象；然而，他身上的生命的火花现在却奇特地和他本人分离了，他们对于这点儿火花深深感到兴趣。”②在生死之间求活的生命激发了众人的兴趣，使众人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全心全意地伺候着他，真诚热切地为他操心。这不是因为他将要死去而是希望他活过来，希望他摆脱死亡的威胁而走向新的生命。因此，对生命的期待能够免除一切身份、符号，使生命成为唯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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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 p. 157.

②[英]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下，智量译，3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简而言之，肯定性生命政治就是力图使生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与潜能。福柯与埃斯波西托有着共享的理念，即正如基西克所言：“如果仅仅把生命视为活着的生物事实的话(古希腊语的zoē)，生命不可能具有力量。只有我们一开始就把生命视为有政治资格的生活方式(古希腊语的bios)，生命才可能具备力量。”①

奈格里与哈特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虽然他们与埃斯波西托和福柯在构筑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具体内容与思想策略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是全面理解权力与生命双重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述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式的肯定性生命政治的过程中，奈格里与哈特并没有直接探讨bios范畴在其理论建构以及思想策略中的具体作用，而是将其核心内涵贯穿于整个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对福柯未明确界定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做出延伸(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认为：“一方面，生命政治可以转变为一种biopotere式的生命权力，即一种统治生命的制度；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可以转变为一种biopotenza式的生命权力，即制宪权力的潜能。换句话说，在生命政治被视为biopotenza式的生命权力时，正是bios创造了力量；在生命政治被视为biopotere式的生命权力时，正是权力创造了bios。换而言之，它们交替地实现，要么决定生命要么取消生命，将自身视为反对生命的权力。”②奈格里与哈特在其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立场是注重权力双层面向，即对 potenza与potere概念的演绎，尤其是对potenza概念的强调。它是“作为潜能的虚拟概念，是可能的潜在的概念”，“试图重新激活政治阶级概念的理性核心”①。这也是他们建构未来政治共同体潜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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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1.

② Cesare Casarino, Antonio Negri, "It's a Powerful Life: A Conversation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ultural Critique, 2004, 57(1): 167.

相对于福柯对权力与生命双重关系的阐述，奈格里与哈特更倾向于追溯至斯宾诺莎权力政治学。他们立足于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对权力的双重性问题进行了解剖式分析，认为：“斯宾诺莎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权力(Power，即potestas)的批判，也为我们提供了对力量(power，即potentia)的理论建构。斯宾诺莎的力量(power)概念不仅仅是抵抗星丛或个体层面的力量或潜能，还是基于坚实的形而上学的真实的组织动态。斯宾诺莎的力量总是在集体维度上起作用，倾向于构筑民主社会权威……为我们提供了自由创造社会的构成力量。”②斯宾诺莎政治哲学思想对于奈格里与哈特而言至关重要，他们将其置于政治学与本体论之差异中，使其成为自己构筑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基，使其为勾勒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提供了可参照的思想逻辑与方向。(哈特坦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描述的未来的趋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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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esare Casarino, Antonio Negri, "It's a Powerful Life: A Conversation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ulturalCritique, 2004, 57(1): 160.

②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xii.

③ Ibid. , p. xvi.

事实上，无论是福柯还是埃斯波西托、奈格里与哈特，他们都明显体现着斯宾诺莎的二元论。尤其是埃斯波西托与奈格里和哈特，将自身理论建基于这种权力与生命的二元论，或者说只有通过对bios范畴的深入探索，才能发现生命本身所蕴含的力量，而这才是走出资本主义逻辑束缚的选择。

在对bios范畴的理解上，阿甘本与他们表现出显著的差异。阿甘本从bios范畴本身的意义差异出发，试图勾勒出西方政治走向死亡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埃斯波西托等人将理论落脚点置于bios式哲学追求上，以突破死亡政治学的囚禁为目标。bios概念无疑成为生命政治学理论至关重要的内核。如果说以埃斯波西托、奈格里与哈特为代表的肯定性生命政治展现的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对生命本身力量的探索的话，那么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则是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的爆发，试图展现的是权力对生命内容的全面占有与掌控。

(三)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

在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路线中，阿甘本是典型代表。这依旧遵循着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路线。阿甘本之前心高气傲地承诺，要努力实现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修正与完成。随后，他意识到了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理论力量以及福柯在这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阿甘本还特意提醒读者一定要注意他与福柯思想的异同，也明确表示追求原创性的主张，绝不挪用那些不属于他的思想或研究道路。更重要的是，阿甘本觉得：“要有一种考古学的警觉性，即必须回到某些仍然晦涩难懂、未被主题化的地方，追溯其轨迹。只有那种没有隐瞒自身的不可言说之物的思想——不断地拿起它，详细地叙述它——最终才能声称拥有原创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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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从阿甘本整个文本来看，如果说他距实现“完成”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目标尚存一段距离的话，那么，他对福柯“发展性”的“完成”是可观的。阿甘本追求原创性、追求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解蔽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哲学思想界可谓熠熠生辉、灿烂夺目。就核心主题的比较而言，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在权力与生命主题上与福柯的理论截然不同，呈现出异于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道路探索，抑或是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彻底的激进化、极端化。

我们试图从权力与生命这两个主题出发，阐发阿甘本在这两个方面与福柯的异同。这并不是说，在生命政治学理论中，权力与生命是彼此分离、孤立的实体，相反，它们之间存在力量关系的决斗。至于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与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的关系，正如基西克所言：“我们所谓的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真的只是生命力量的伪装，生命的力量真的只是生命之间的力量关系。严格来说，单个个体的生命本质上既不屈从于权力也不占有权力。”②虽然阿甘本在权力与生命问题上果断地选择了权力对生命的无情压榨与剥削，但是，他也试图激发生命形式的力量，这是他逃离死亡政治学的希望之所在。

从权力角度来看，福柯试图做如下展现。首先，西方现代政治社会中并不存在类似于封建社会中的集中在国王或君主身上的权力，即有且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而是存在诸多统治、支配与征服形式的权力类型，如学校、工厂、军队、医院、孤儿院、精神病院、监狱中具有特殊性又相对自主的权力模式。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正是由这些区域性的、异质的、不同的权力模式构成的，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力群岛”，即权力以复数的形式存在，不存在某种单一的、稳定的权力形式。其次，相较于宏观的、大型的国家机构，这些区域性的或局部性的微小型权力形式体现的是一种微观权力物理学，它不应该被理解为原初性、核心性的权力类型的结果或衍生物。这种特殊性的、区域性的权力形式先于国家产生，而不是相反，它们在社会中以一种并置、协作的关系运作。再次，这些区域性的、具体性的权力类型绝不是以禁止、阻止、法律或者说“你必须不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相反，它们最初的、最基本的、永久性的作用是以一种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即能力、效率或物品的生产者。比如，马克思对军队和工厂中的纪律的宏观分析显示，它们力求确保每个个体的角色与功能，以便获得更好的效率和生产力。最后，这些具体性的、区域性的权力形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权力技术，是不断发展、完善、创造的权力技术，是有自身特性与历史的权力技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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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 On Method, translated by Luca D'lsanlo with Kevin Attell, New York: Zone Books, 2009, p. 8.

② 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6.

在权力研究问题上，阿甘本并没有跟随福柯的理论思路，依旧是从统治权与法的领域着手，开辟了一条与传统的历史一政治话语相异的路径。简单来说，阿甘本的理论操作形式是，统治权的运转模式以纳入性的排除方式，通过例外状态的设计，使法律被悬置，最终实现对生命的全面占有，而由此造就的生命个体反过来会促进这架统治权机器的运作。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现自身的思想轮廓，阿甘本将研究对象直接对位于集中营与极权主义政体，认为它们便是现代社会最具体的呈现。对于阿甘本而言，生命权力是一种彻底的死亡权力，充满暴力性。在这方面，阿甘本与奈格里和哈特不同，后者并不认为生命权力正在十分迫切地转化成死亡权力，虽然承认这种权力形式正在积极地吸纳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人们的整个生命以及社会中的一切都处于权力的笼罩下。由此看来，在面对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与现实时，阿甘本力图将生命权力展现为传统主权权力的伪装，即一种完全掌控生命的权力，一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权力，一种通过不断创造使生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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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edited by Jeremy W. Crampton and Stuart Elde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p. 156-158.

从生命角度来看，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真正开始承担起生命的责任，致使生命被牢牢系缚在该权力话语体制之中。然而，生命无须指向死亡，而是获得被管理、调试的机会。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情境中，生命并没有遭受残酷的隔离、排斥与否定，而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丰富、提高与完善。不过，福柯对生命的关注只是简单地进行属性区分，并没有概括出生命最本质的内容，也没有详细界定生命个体所蕴含的积极或消极因素。虽然强调了权力技术对生命的作用，可是福柯并没有详尽地介绍生命对权力技术的反应，最终只是转向了对自我关怀的伦理研究。阿甘本对福柯的生命概念进行追溯，认为生命属性有着zoē与bios、自然生命与政治存在的严格区分，进而提出赤裸生命的概念，从纯粹生物学的角度来凝视生命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阿甘本关心的不是生命的活力与繁荣，而是认为生命在权力的包围下逐渐变得不再有价值，从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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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神圣人的历史命运。

在这一点上，阿甘本对生命的探讨聚焦于生命被不断镇压、抑制从而呈现出消极、退化、堕落的态势，将生命权力的压抑性质、消极属性表现在对赤裸生命的无望上。阿甘本依据bios-zoē结构模型，描述了不同类型与性质的赤裸生命：(1)全世界的穷人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人口”；(2)集中营中的囚犯，尤其是用于纳粹活体实验的囚犯；(3)彻底丧失了医学上的生命功能(意识、行动、感觉、本能、反应)，只能靠生命维持技术、生命支持系统存活的脑死亡者、植物人或深度昏迷者，如一直依靠人工呼吸和营养维持生命的凯伦·昆兰(在阿甘本那里，凯伦·昆兰是西方现代生命政治运作的范例，其生死随着医学与法律的变化变得摇摆不定)；(4)用于科学研究与实验室实验的“实验性生命”；(5)居无定所的难民或无国籍者；(6)第三帝国元首等。①在阿甘本所列出的赤裸生命清单中，似乎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体现着赤裸生命的形象，要么是现实存在的赤裸生命，要么是潜在的赤裸生命。总之，所有人无疑都是神圣人。对于这种任性随意的主观决断，阿甘本自己也承认“显得极端，如果不是武断的话”②。

如果先撇开阿甘本赤裸生命“例子”的合法性问题，我们会发现，阿甘本的政治思想有个奇妙的特征，即他的生命政治学理论论述，或者说他对当前西方政治现实的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政治思想线索，或者需要追溯至古希腊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与支撑。也就是说，阿甘本通过古今对照的方式展开对西方政治社会的分析与批判。这种完全以传统思想为根基的分析方式很难让人信服，必然会被诟病与批判，让人觉得这只是在“虚张声势”，从而大大削弱理论效力与批判深度。阿甘本将所有生命个体都简化为赤裸生命，还原为纯粹生物性事实的这种“极度夸张”的做法，是在全面彻底地否定生命本身所蕴含的力量，高度宣扬权力对生命无限制的、不可界定的压制。这就意味着他极力拒绝将身体视为生产性、积极性的场所，拒绝使生物性生命成为反对主权暴力逻辑的抵抗力量，只是试图全力以赴地对资本主义现实制度与秩序展开激进描述和强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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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80-188.

② Ibid. , p. 186.

如果说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致力于对自由主义治理人口的统治模式进行批判性分析，而对如何走出现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困境态度含糊的话，那么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只专注于对西方政治原初结构的揭露、批驳与否定。如果说埃斯波西托执迷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生命逻辑与力量的话，那么阿甘本试图把生命政治学理论重新描述为一种死亡政治学，而且这也完全异质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与哈特。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虽然生命不得已必然承受权力的践踏，但是，正是权力的压榨孕育了革命的希望和解放的可能。他们以一种乐观的心态面对无法逃避的权力的掌控，勾勒出自己的生命逻辑，也演绎出权力的反抗主体。他们旨在寻找生命权力的积极力量，把死亡逻辑转变为生命逻辑，这与阿甘本悲观、绝望的解释现代社会政治的话语基调完全相反。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呈现的是让人窒息、看似失去希望的政治分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是以一种悲观主义、厌世主义的立场对待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相反，阿甘本表达了未来政治需要超越赤裸生命、走出神圣人形象塑造的意愿，并一直致力于对这种未来哲学的探讨。马克·梅佐尔(MarkMazower)评论阿甘本称，他“对历史变化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更深层次的意义与潜在性，即那些可以从历史事件中间接得到的解释。他主要关心的是找到能让我们走向救赎的线索，是从堕落的世界中找到一条通往新政治的道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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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政治的极端走向：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

当权力的压迫性统治模式抵达生命本质最深处时，生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生命变得不堪一击，权力随即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法西斯主义的生命政治学。由契伦开启的生命政治学，一开始就弥漫着国家有机体主义的生命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一大批纳粹首领受惠于契伦、拉采尔等人，这就注定了生命政治会走向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纳粹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是切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我们全面理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至关重要的参照点，也是生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可能性结果。重提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政体，并不是为了阐述这种极端政治现象的发展过程，而是为了在生命政治学理论视角下，批判性地分析与思考其内在性的结构与张力，以及固有的基本格局与根本性的发展态势。虽然，作为历史事件，它们已成为过去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永久性地消失了，这种“不在场的在场”仍在以各种隐秘的方式展现着自身的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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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ark Mazower, "Foucault, Agamben: Theory and the Nazi", Boundary 2, 2008, 3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