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纳粹主义政体的历史发展出发，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矛盾中，展开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明确其现实发展趋向。将极权主义政体置于生命政治学理论视域中，意味着摒弃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而转向立足于极权主义政体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心理共识、文化根基等，剖析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思潮如何使个体的生物存在与政治存在“变成问题”，如何以“生”的逻辑使“死”的数值达到最大值，并且解蔽它们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与基本形式。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明白旨在提高生命质量与素质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如何走向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又要通晓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的逻辑结构与系统架构。

(一)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转变

阿甘本曾认为福柯虽然建构了生命政治学理论，但是并没有在极权主义思潮与生命政治两种时空语境中投入精力。其实，无论是福柯还是埃斯波西托、阿甘本，他们都在生命政治学理论视域中展开了对种族主义或纳粹主义政体的深刻分析。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在阐述全面统摄生命的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时，主要将其置于两种对立的情境中。其一，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这是以人口的幸福与自由为主要导向的治理模式。其二，是以毁灭性、破坏性逻辑为主要导向的纳粹主义生命政治学。它试图竭尽所能地保护特权种族的安全，最终却使自身走向死亡。这两种典型的国家统治模式是生命政治的一体两面：一种具有生产性，另一种则将消极性发挥至极致。福柯将生命权力描述为一种使人活和使人死的权力类型，而纳粹主义将其转变为使人死或使人活的二元选择。这也意味着生命权力与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合二为一。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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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与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的合并在阿甘本那里达到巅峰。他以这样的立场与态度分析西方政治社会，埃斯波西托则拒绝这种否定性基调，试图解构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的免疫装置。因此，在当前对生命政治或生命权力的讨论过程中，纳粹主义政权是理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有效入口。纳粹政治研究也是福柯20世纪70年代密切关注的对象。虽然福柯没有对纳粹政治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也没有使它单独成为研究对象，更没有援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但是，他呼吁给予纳粹政体一定的研究空间。为此，福柯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其研究：其一，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转变为国家种族主义的过程；其二，国家种族主义、种族斗争、种族战争与生命政治的联合，即生命政治中的种族主义。

在福柯那里，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转变为国家种族主义话语主要体现在以下阶段。在中世纪传统中，历史话语一般扮演着双重角色：讲述统治权的历史，即关于国王、掌权者、君主、胜利和荣耀的历史，以及记录典范与功勋而使人屈服的仪式的历史。这两种历史话语旨在巩固统治权威，强化权力效应，都是围绕统治权展开的。①16、17世纪，历史话语发生了转变，“不再是统治权话语，甚至不再是单一种族话语，而是多种族的、种族冲突的，通过民族和法律来进行种族冲突的话语”①。这也就是说，颂扬君主、欢呼胜利的历史崩塌了，人们不再以庆祝、纪念、请愿的形式巩固统治者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看到奴役、暴力、失败、征服的统治权历史话语的对立面，即迈向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种族斗争反历史话语不再是关于欢庆、光辉、统一的历史，而是对“社会和人进行二元的理解：一边是一部分人，另一边是另一部分人，不公正的和公正的，主人和服从者，富人和穷人，掌权者和靠双手吃饭的人，土地的侵占者和在他们面前害怕发抖的人，专制君主和呻吟的百姓，掌握现时法律的人和属于未来幸福之乡的人”②。种族斗争趋向于二元区分，并以建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为实施策略。这表现的是社会中两个群体的历史一政治区分，也是霍布斯虚构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现实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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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9、20世纪种族斗争话语的形式、目标又发生了巨大改变，反历史话语分裂为两种趋势，即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与生物学一医学视角下的国家种族主义话语。社会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虽然把阶级敌人视为生物性的威胁，即从生物学角度确定阶级敌人，但由于它试图通过制定卫生政策来确保社会的稳定，这其实最终也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话语。种族主义话语不再以战争的主题进行，不再事关侵略、争夺、征服、战斗，而是开始进行生物学、进化论、物种健康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斗争。①这种种族主义不是一般的种族主义，而是国家种族主义，或者说生物性种族主义。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国家不是一个种族反对另一个种族的工具，而是，应该是种族完整性、优越性和纯洁性的保护者。种族纯洁性的观念，以及所有它同时附带的一元主义的、国家的和生物学的内容，这一切将取代种族斗争的观念。”②因此，从统治权的历史政治话语转向种族斗争的反历史话语走向国家种族主义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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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同上书，54页。

福柯完成了生命政治学理论走向纳粹主义生命政治学的前期分析任务。在这种国家种族主义话语中，“统治权的光辉和力量现在不由魔力—法律仪式来保证，而由医学——规范化技术来保证。以法律转向规范，法学转向生物学为代价；以种族的复数转向种族的单数为代价；以解放计划转变为纯洁性的考虑为代价”③。种族主义斗争是为了保护种族的生存、安全与纯洁性，即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种族的完整性与优越性。这是以生物学思维逻辑为导向进行的政治运动，它不再以杀戮、暴力、流血的战争冲突来维持统治的稳定性与统一性，而是诉诸生物学优生学、进化论的理论，以纯粹保护生命的存在与安全为首要目标。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这种保护生命的前提下，人们制造了更大规模、更大程度的杀戮。福柯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要素、精神状态或制度模式，而是种族主义(如纳粹主义)在生命权力关系形式的操纵下进入国家机制，并与生命政治合谋。实质上即生命政治与主权者杀戮的权力相媾和，形成了种族主义生命政治或纳粹主义生命政治。当国家种族主义将生物学逻辑重新植入种族战争、种族斗争的古老话语中时，“使人死”的方式以新的面貌被呈现出来。此时，生命政治也在种族主义中转变为死亡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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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同上书，59页。

③同上书，60页。

(二)生命政治中的种族主义

生命政治中的种族主义就是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学。这是一种不同于领土主权掌握的生死权的死亡政治学，而是一种“使人活”或“使人生存”的死亡政治学，描述的是死亡逻辑如何在生命逻辑中占据优势地位，如何成为最重要的权力运作目标。福柯在现代权力形式转变的逻辑下追溯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学如何发生，把种族主义的杀戮权力植入保护生命的生命政治政体中，阿甘本则直接将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学统一起来。这是阿甘本基于对原初主权结构的判断而产生的立场，而且他将纳粹主义政体抑或奥斯维辛视为存在的实验场所，并将其延伸至整个现代社会。必须承认，阿甘本对生命政治与种族主义的处理受到了福柯的决定性影响，虽然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在西方社会，生命政治权力技术与主权的“综合”是纳粹主义、种族主义走向死亡政治学的关键。在这方面，福柯主要从性机制与生命权力角度阐发了种族主义的毁灭性危险。性机制作为管控生命权力形式的中心目标，虽然能增加生命力量，繁衍生命，但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使得种族主义表现为“一种动态的种族主义，一种扩张的种族主义”①。当从血缘及种族的纯洁性、完整性来考虑有机体的生命力时，必然会带来大规模的屠杀。生命权力试图保持社会内部平衡，以优化、滋养生命为目标，但是，过度的生命权力会使这种旨在延长生命、制造生命、规避风险的政治权力带来杀戮，这似乎是一种主权权力的“复活”。“使人死”的权利战胜了“使人活”的权利，“战争不再以保卫君主的名义发动，而是为了所有人的生存。整个人口以生命必要性的名义煽动彼此之间大规模的残杀：屠杀变得至关重要”②。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性机制的分析，还是说明生命权力复活了主权权力，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结果，那就是杀戮，而且是合法的杀戮，也是“间接性的谋杀”。这主要基于种族主义与生命权力本身的性质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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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最终在权力承担生命责任的领域引入断裂的手段，是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之间的断裂”③。在种族之间依据生理区别、性质差异、优劣等级等，建构“必须活”和“必须死”的明显界限，不断制造新的分裂与区分，是种族主义的首要功能。在依照战争关系的前提下，种族主义与生命权力的相互配合使这种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须死掉……低等生命越趋向消失，不正常的个人越被清除，相对于人类退化者越少，我(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类)就生活得越好，我将更强壮，我将精力充沛，我将能够繁衍。他人的死亡，不仅仅是我个人安全意义上的生命；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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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25.

② Ibid. , p. 137.

③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在种族之间创造异于军事、战争或政治的生物学关系，将人口的生物学特征建构为决定生死的参照标准，不是将压迫性的、镇压性的、否定性的权力形式行使在种族之上，而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某些种族的生命质量，消灭、抹除其他种族或存在危险因子的其他种族，这是种族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正是生命权力与种族主义机制的完美配合，才使杀戮变得合法与合理。生命权力的出现使得种族主义可以进入国家机制，并且可以在以生命权力为运转模式的现代社会中自行发展。在由生命权力建构的现代社会中，对政治敌人的战争逐渐呈现出黯然隐退的趋势，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展现出的种族危险日趋重要。种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与生命权力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两者并不是此消彼长、势不两立的关系。种族主义在生命权力模式之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更重要的是，正是种族主义话语的存在才保障了生命权力使人死的权力的运行。

就生命权力与种族主义问题，福柯曾明确表示：“现代种族主义的特殊性以及成为它的特殊性的东西，与思想、意识形态、权力的谎言没有联系了，而是与权力的技术，与权力的工艺有联系。”②人口的生物性存在处于风险之中，“假如说屠杀确实是现代诸多权力形式的梦想，这不是因为古老的杀人的权利的回归，而是因为权力被置于生命、物种、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层面上，并且权力也是在它们之间运作的”①。因此，国家种族主义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它把政治话语简化为生物学术语，把历史演变过程归结为进化史，把统治权的死亡的权利发挥至极致，利用优生学、遗传医学、法律理论等观念，将整个人口的生命暴露在死亡面前。这不是通过管控生命的权力某一极实现的，而是源于主权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相互巩固。因此，对于纳粹主义，福柯说道：“惩戒权力；生命权力：它涉及、伸展到了纳粹社会的每个角落(承担了生物学的、繁殖的、遗传的责任；也承担了疾病、事故的责任)。没有哪个社会比纳粹建立的或至少是计划的社会更有纪律、更有保障。对完全属于生物学过程的偶然进行控制是制度的直接目标。”②这三种典型的权力形态在纳粹社会中被普遍化、绝对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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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 同上书，197页。

生命政治中的种族主义，除了对制造差异、区分与分裂，对种族主义与生命权力的兼容感兴趣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兴趣则在于权力效应的疯狂蔓延与拓展。“杀人的权力，生与死的权力不仅仅赋予国家，而且给了一系列的个人，给了相当数量的人(如冲锋队、党卫队等等)。甚至至少，在纳粹国家中，所有人对他的邻人都有生与死的权利，不管是否通过举报行动，它实际上会消灭或使人消灭你身边的人。”①权力不再集中于某个个体或国家手中，而是所有人都掌握着生死大权，所有人都以一种主权者的身份存在。然而，所有人在培养生命、扶植生命的目标中，在确保自身种族的生存与健康中，又都处于普遍的死亡威胁中。纳粹主义是统治权权利与生命权力达到巅峰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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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37.

②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福柯并不认为种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只是当前权力形式的集中表现。他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借用种族主义的极端事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进行激烈的抨击与批判，他更倾向于对权力关系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展现这种权力关系所隐藏的积极性与否定性，以及那些“不在场”的否定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福柯在描述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只是单纯地讲述了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不同走向，他对纳粹主义等的解释，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揭示生命权力机制在不同历史语境与背景中的转变。他的重点不在于强调用生命权力的关系模型界定极权主义的性质，而在于揭露生命权力功能与结构的可变性，在于突出生命政治种族主义的权力技术问题。或者说，福柯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只是权力机制运作分析阶段的小插曲，只是现代生命政治发展的一种极端后果。然而，在大批生命政治学理论家那里，这成为诠释生命政治学理论或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把对种族主义，尤其是纳粹政权的国家种族主义的分析推向了巅峰。阿甘本不是把纳粹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现象，而是看作一种政治哲学问题。在方法论上，他把纳粹主义这种历史实例视为一种范式，力图延伸整体的可理解性以及建构新的问题式语境。正是在“发展性”原则的指导下，阿甘本追寻福柯的文本，探索进一步思考的可能性。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重复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已完成的研究，自然也不必重复福柯对纳粹主义的分析。与福柯把纳粹主义视为生命政治极端发展的结果不同，阿甘本认为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命题，并试图将纳粹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至整个社会，认为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范式，甚至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形态，以此警告大家警惕生命政治灾难。阿甘本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与纳粹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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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首先，从整体上看，在阿甘本那里，以强化生命为前提的生命政治与以消灭其他种族为目的的死亡政治学合二为一，生命权力也与拥有生杀大权的主权权力相互兼容。用阿甘本的话说，即两种相互区别的范畴开始进入“无差异领域”，变得不可区分。纳粹主义政体的独裁与专制，正是“使人活”的生命权力的绝对化与“使人死”的主权权力的普遍化的体现，生命政治即死亡政治学。阿甘本不再坚持福柯分析生命政治时的双重立场，也不再把死亡政治学局限于极权主义政体或意识形态中，而是以此看待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践行的就是蓄谋已久的死亡政治学。实质上，这是阿甘本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与种族主义的普遍化与彻底化。

其次，福柯的权力研究考察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关系、权力技术或机制如何运作的问题。面对生命政治如何走向死亡政治学的问题，福柯将“使人活”的生命权力与种族主义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相结合，论述了施加在生命个体身上的死亡权力。阿甘本则看到了福柯“使人活”的生命权力给生物性生命造成的分裂与停顿，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分裂与停顿。这不再是简单的种族性质与能力的优劣区分，而是人与动物、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分。阿甘本“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可以说超越了种族，跨入了一道不再有可能确立停顿的门槛。在那里，人民和人口之间的连字符被打断了，我们则见证了某种绝对的生命政治实体的出现。对于这个生命政治实体，我们既不能给它指派任何特殊的承载者或主体，也不能用另一种停顿来划分”①。而且，这不再只是生命权力本身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而是在主权者、主权者权力泛化与滥用的前提下，不断制造常规性的例外状态，不断使生命还原为赤裸生命。这不仅使生物性生命成为问题，也使政治性生命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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