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最后，如果说福柯在处理生命政治与纳粹主义问题时强调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并仍以两者的差异性为前提的话，那么，阿甘本则是在探索主权权力的生杀权力与生命权力的同源性、同构性，以及生命个体的“生存”是如何“成问题”的。“使人活”转变为“使人生存”。“使人生存”成为继古老的领土国家主权的“使人死、使人活”的主权权力与“使人活、使人死”的关怀生命的生命权力之后的第三种权力行使方式。在“使人生存”的权力运作过程中，所有生命个体的生命都处于一种生死的门槛边界，而这又是可移动的、可变换的、灵活的门槛边界。这就意味着生命个体的生命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易变的。这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剧了生命的死亡危险。总而言之，“不再是生命或死亡的生产，而是不定的，事实上无限的生存的生产…这是动物生命与有机体生命、人与非人、有意识的生命与植物性的生命所保持的功能相互分隔的问题，直到通过复兴技术抵达这个门槛地带。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可移动的门槛，类似于地缘政治学的边界，会根据科学与政治技术的进步而移动。生命权力最高的野心就是在人类身体中生产活着的存在与言说的存在、生命(zoē)与生活(bios)、非人与幸存的人的绝对分离”①。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213

①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p. 85

可以说，纳粹主义政体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诊断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场所，对纳粹主义政体的解剖成为解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之谜的钥匙。在阿甘本看来，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深刻反映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政治冲突中，尤其体现在“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进行的一系列以“反恐”为口号的政治干预策略中。以保护人口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为名义，在人口与个体层面强制实施大规模的安全措施，甚至执迷于对危险的妄想采取严格的措施。这表示，在生命政治原则的引导下，不再针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统治的敌对人口发动战争，而是针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具有“嫌疑”的敏感分子。例如，美国法律规定可以无限期拘留未经审批的“恐怖分子”嫌疑人，逮捕“罪前”嫌疑人，允许司法部长“拘留”任何涉嫌从事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人。这是美国政府以全球人口为参照物，在“美国人口”与“威胁美国人口”之间做出的国家种族主义区分。这种威胁既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文化的。

214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pp. 155-156.

随着“汽油弹”以不同的名义被随意使用，这个追求民主、幸福、自由的时代却比以往任何时代制造的恐怖、危险、死亡都要多。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宣告只是隐藏种族屠杀的外衣，因为生命政治正在以死亡政治学的身份蔓延至全球，生命政治社会充满了对死亡的无尽恐慌。生命政治领域再也无法与杀戮的权力相分离，直至所有生命个体丧失法律、政治、伦理上的身份，被简化为纯粹的赤裸生命。

(三)生命政治中的主权“复辟”活动

生命政治中生命与死亡的二元对立关系，从霍布斯式的主权杀戮的权力(“使人死”)转变为保护人口、生命的权力(“使人活”)，然而，生命权力技术在“使人活”的过程中建构了生物领域诸多生命形式的停顿，使其屈从于某种规范的生物准则，从而判定生命是否值得存活下去。这促进了种族主义逻辑与生命政治创生逻辑的兼容，促进了生命逻辑回归死亡逻辑的转变，促进了福柯“主权一规训一治理”的权力结构模型被治理领域中的主权复辟取代，导致形成一种与肯定性生命政治对立的纳粹主义的生命政治，即种族灭绝的死亡政治学。

如果说福柯生命政治只是表达了一种产生死亡政治学的潜在性与可能性的话，那么，阿甘本强烈地拒绝从肯定性生命政治逻辑角度出发，而是直接把生命政治体的死亡政治学视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基质。在阿甘本看来，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尤其是纳粹德国的死亡政治学政体是政治现代性的巅峰体现，也是生命政治逻辑的完成。在阿甘本那里，现代生命政治的二元对立话语转化为一元话语，取消了埃斯波西托式的肯定性生命政治走向。与福柯相比，阿甘本以集中分析纳粹主义政体为目标，试图通过细致的解释展现生命政治在现代性中的灾难性。他在主权例外、禁止与统治、bios与zoē结构区分等理论框架下，深入透彻地剖析了纳粹德国生命政治中主权复辟活动的两个阶段。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215

第一，赤裸生命的不断生产。在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学趋势中，除了福柯之外，阿伦特是对阿甘本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另一位学者。阿甘本曾在写给阿伦特的信中表达了对她的感激，认为阿伦特的著作给予了他“决定性的体验”。这鲜明体现在阿甘本对阿伦特极权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上，尤其是阿甘本对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现代人简化为“劳动动物”，人类生命还原为物种存在的逻辑思路的拓展。阿伦特将现代政治诊断为取消个体的多样性，剥夺个体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法律人格、道德人格，迫使人类个体转变为人类动物，促使人类生命等同于物种生命。虽然并没有像福柯那样开启一种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确实展示了生命政治的死亡政治学性质。这种政治诊断反映在阿甘本那里，是主权权力不断制造赤裸生命。

阿甘本认为，纳粹主义政体的基本性质即“不放过任何生理性生命的细致入微的规制(甚至不放过消化功能，它被着魔似的加以法典化与宣扬)。这根源于这一事实：纯粹以赤裸生命为基础的人类生命的正常的、集体的(因此也是政治的)组织”①。阿甘本对纳粹主义的分析认为，纳粹集中营中的囚员没有任何权利，被剥夺了各种政治身份，只剩下与动物无差别的生命。他们逐渐变成行尸走肉般的存在，走向毒气室、焚尸炉，最终沦为一种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如果说福柯是要在表达生命政治学理论走向种族主义过程中，是要在权力技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阐明种族主义出现的原因的话，阿甘本则是在阿伦特关注人权、难民、无国籍者的基础上，阐释纳粹德国如何致使生命个体失去公民身份、基本权利，甚至个体尊严，直至沦为没有任何权利的赤裸生命。

216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5.

在个体生命演变为赤裸生命的过程中，阿甘本探索了“出生一民族”的政治、司法意义，随即过渡到对人与公民关系的重新界定，因为20世纪初发生了两个重要现象：难民与无国籍者在欧洲大量增加，以及欧洲许多国家(法国、比利时、法西斯政权、奥地利)制定了剥夺国籍与公民权利的司法制度。①阿甘本将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公民身份的剥夺过程视为赤裸生命诞生的典型例子。

纳粹德国反对犹太人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阶段。第一，颁布一系列法律，旨在剥夺犹太人的权利。纳粹禁止犹太人从事法官、律师、教师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相关职业，禁止犹太人进入文化与娱乐领域，限制犹太人企业的发展，禁止犹太人进入新闻界等。在此阶段，反犹政策主要以颁布相关法律的形式进行，使犹太人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阻碍，从而实现合法化地歧视犹太人。第二，《纽伦堡法案》完全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使其丧失公民应有的一切权利与法律保护。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217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2.

纳粹还强迫性驱使犹太人移民，随之演变为将犹太人驱逐出境，制造惨绝人寰的“水晶之夜”。在此阶段，纳粹德国开始试图全面消除犹太人，迫使他们丧失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权益，受到纳粹政权的全面统治与控制，直至被剥夺作为物种的人的资格。第三，“最终灭绝方案”提出全面地、系统化地实施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计划，剥夺犹太人的一切资格，将其送入灭绝营。①从出生一民族转变为最终解决，体现的正是新的民族身份的产生，即赤裸生命身份的获得。

阿甘本通过描述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的公民身份被民族国家或主权者剥夺的过程，既展现了主权权力在治理时代的再度回归(不是福柯所言的主权与治理的分离，主权逐渐式微)，又揭露了公民个体国民资格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阿甘本显然不是为了单纯描述纳粹历史事件，而是为了辛辣地讽刺现代社会政治中类似的做法，如无限期羁押未经审讯的“嫌疑人”，无限期延长反恐战争状态。现代赤裸生命的形象在主权与法律制度的对立下变得随处可见。主权权力在现代政治社会中肆意妄为与膨胀，炮制各种虚伪的例外状态，并不断被普遍化，催生出合法化的赤裸生命形象。面对这样的情形，巴特勒发出了让人绝望的哀叹：“我们似乎还没有成为人类。现在看来，成为人类’这一前景似乎已更加彻底地陷入危险之中，如果不是暂时的话，那可能将无限期地受到阻挠。”①简而言之，通过对纳粹主义卑劣行径与权力无限扩张的分析，阿甘本试图指出它正如幽灵般笼罩着整个西方现代政治社会。

218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by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 132. 或参见[美]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佘江涛译，494—50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第二，主权、法律与医学进入“无差异门槛”地带。纳粹德国在种族政策中除了疯狂屠杀其他种族来确保日耳曼种族的所谓纯洁性之外，还在所谓医学领域制定和实行了关于人口和种族的法案。在纳粹政权中，医生不再秉持救死扶伤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是不遗余力地协助纳粹分子推行种族卫生政策。例如，盲目崇拜及大力推行优生学，制造众多惨绝人寰的灾难：在活人身上进行人体实验、细菌试验；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斯拉夫人，即他们所谓的劣等种族实行“最后解决”；不断缩小还具有劳动能力的战俘的生存空间……虽然各种纳粹措施的执行引发了大量死亡，但是，纳粹医生并不觉得他们有罪，他们的思想理念就是认为这些人不值得存活下来，消灭他们跟清除病毒、细菌别无二致。

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颁布了《绝育法》。这意味着“过去，仅在某些情形下主权才能从生命形式中强行提取赤裸生命，而现今，对赤裸生命的同一种提取通过伪装为科学的各类有关身体、疾病和健康的表述，通过一劳永逸地将生命领域与个人想象结合在一起的医学化’而日常地大规模地进行着”②。《绝育法》这种建立在种族优生学基础上的政策，披着科学的外衣在纳粹德国广泛传播，有几十万人口被强制性绝育。绝育绝不仅仅针对患有遗传性疾病、精神性疾病、天生生理病变的人，还涉及众多无辜的个体，如穷人。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219

①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New York: Verso, 2004, p. 100.

②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8.

在这些所谓种族健康措施实施的过程中，纳粹医生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掌握着判断集中营囚员生死的绝对的政治标准。在这里，法官和医生共同享有司法审判权，共同拥有至高的决断权，裁决着众多生命个体的命运。他们成为主权权力运作的实际操纵者。“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标志着医学和政治的整合这是现代生命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开始呈现出最终的形式。这意味着对纯粹生命的最高决定开始脱离严格的政治动机和领域而被转移到更为模糊的地带，在这里，医生和君主似乎互换了角色。”①医学和政治、权力彼此交融，变得难以区分。政治权力的强力渗透使医学逐渐屈服，这种无限的权力想要在医学领域蔓延，并最终取得最高的统治权不是以专制、独裁的形式来实现，而是以合科学、合法的态势昭告天下。

更为恐怖的是，权力的隐形渗透绝不仅仅停留在某个单一的领域，它的扩张无界限，无限制，不可估约。最终，“最高统治者不仅与法官，而且也与医生、科学家、专家以及牧师结成一种更为紧密的共生关系”②。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比极权主义政权，比集中营更暴力、更罪恶、更残忍的权力本质。这种权力本质不再纯粹地表现为暴力压制的特征，而是更具迷惑性、蛊惑性。它可以产生一种“医学—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通常是无形的，但又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控制，这种伪科学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地使用”①。

220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3.

② Ibid. , p. 122.

对于纳粹政权的权力统治与生命压抑，埃斯波西托也有过出色的论述，不过，他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与阿甘本努力探寻个体生命如何变成赤裸生命相反，埃斯波西托诉诸免疫范式的预设性逻辑，而不是拥有生杀权力的主权逻辑，认为正是这种逻辑结构本质决定了纳粹分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制造大规模的死亡。纳粹政权认为，只有彻底消灭一切对立因素，才能维护自身共同体的安全与健康。对于纳粹分子这种极端的预防性保护需求，埃斯波西托以免疫医学与政治的相互融合来加以分析。埃斯波西托将这种极端的对自我生命的免疫保护归纳为三种免疫装置(生命的绝对规范化、身体的双重封锁、对出生的预先压制)的运作，也正是这三种免疫装置建构了生命政治转向死亡政治学的策略。在这里，埃斯波西托认为，出现的不是阿甘本意义上的主权者对生命的无情剥夺，或者个体的政治性生命完全丧失公民权利和政治身份而沦为赤裸生命，而是整个生命，甚至是还来不及形成的生命的彻底沦丧。主权者为了保持所谓的种族的纯洁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要从源头上根除生命。以死亡、灭绝为基础的纳粹生命政治以及免疫范式统领的生命保护和裤夺的悖论逻辑，使生命政治转变成一种死亡政治学。

埃斯波西托承认生命政治死亡政治学的属性，承认生命政治内含的全面掌控生命的权力以及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即生命政治的矛盾困境。然而，他的政治旨趣不是以免疫范式重新阐述生命政治的悖论，而是努力走出免疫政治勾勒的死亡政治学框架。因此，埃斯波西托虽然也强调纳粹权力的至高性，但是，他更倾向于诉诸一种解放的政治哲学，一种有关生命的政治哲学，即力图打开一种反免疫政治的空间，而不是专注于生命权力或主权权力与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的合谋。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221

①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th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8.

反免疫政治的空间开启，首先依赖于对纳粹主义三种免疫装置的解构，即对生命、身体与出生的死亡政治规则的颠覆。埃斯波西托通过采纳梅洛-庞蒂的肉体概念(身体的双重封锁)，借鉴西蒙东的出生范畴(对出生的预先压制)，重新思考规范与生命的关系(生命的绝对规范化)，对应性地展现了颠覆纳粹主义三种免疫装置的方式。在他看来，这就是逃离死亡政治学的有效方式。埃斯波西托对免疫逻辑的双重性深信不疑，坚信死亡政治学中潜存着解放的肯定性生命政治，自身免疫性逻辑的爆发会为这种解放政治的到来提供最好的动力，从而完全消解否定性逻辑，带来“纯人”的生命曙光。正如希特勒最后不是以投降的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自杀终结自己的生命一样，这种死亡不仅是他者的死亡，同时也是自我的死亡，因为“当免疫系统如此强烈，以至于会调转枪口袭击自身，袭击它应该保护的机制时，它就会毁掉这种机制”①，一种新的政治就会到来。

222

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Term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Rhiannon Noel Welc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