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三、现代生命政治实践的空间架构

生命政治学理论遵循的基本事实是，在西方现代社会，作为物种存在的人类抑或是生物性生命已然变成政治技术与策略的对象。基于此种共识，生命政治学理论家对生命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成为政治权力技术与形式的对象，生命凭借何种手段与方式逃离政治权力技术的追捕以及诉诸何种政治空间与领域，生命个体如何存在于治理空间、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等问题，展开了富于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论述。这些也成为当前讨论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理论的热点主题。

福柯引领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在权力技术与关系形式运作的问题上已经被广泛讨论，除此之外，生命政治实践应用的领域与场所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域。当面临生命政治领域中的空间架构问题时，有三种典型的生命政治实践场所。其一，以福柯为代表的对规训机构(工厂、学校、军队、医院、监狱等)与制度关系的论述，在“排斥麻风病”模式向“容纳鼠疫”模式区域分隔与权力技术转变的基础上，着重于对个体身体的行为、举动、姿态等微观层面的分析。这是前生命政治实践的关键场所，随后会转向对城市规划、组织与管理的生命政治权力空间的部署。其二，以奈格里与哈特为代表的对大都市的生命政治城市的论述。这既不是对都市地理学中的人口与城市环境的集中探讨，也不是对各大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资本投资、能源网络等城市问题的密切关注，很显然，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传统的空间理论或城市理论。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大都市是类似于工业时代工厂角色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场址，是创造“共同性”的空间，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典型场所。其三，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对集中营的政治组织结构与性质的论述。这是阿甘本在死亡政治学的框架下对西方现代政治的诊断与界定，以探寻区别于工厂、监狱的集中营何以成为现代西方政治的范式，以及生命个体在此种空间架构的挟持下将走向何处。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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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典型的生命政治实践应用场所是生命政治学理论在实践层面的物理空间的架构。它们既是重新思考生命与政治、权力、技术、资本等问题的基础领域，也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生活、社会生态环境与生命政治空间形式关系的经典案例。只有将生命政治置于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视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与潜在的生命力。

(一)“监禁”场所向城市规划的转变

福柯虽然论述了生命政治学理论中的种族斗争话语、种族主义、国家种族主义、种族战争的主题，但是，他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极权主义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更没有在生命政治视野中探讨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问题。福柯更倾向于从权力关系角度把握法西斯主义等，并将其政体形式视为“权力病理形式”，因为“尽管它们具有历史独特性，但却并不是原创性的。它们使用并延伸了在大多数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机制”①。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很明确自身研究种族主义或国家种族主义话语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从生命政治学理论角度出发看待生命政治发展的极端后果，而是坚持一直以来对权力关系与技术问题的研究，因而又回到了对权力关系理论的思考中。阿甘本则认为把生命政治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是“合理的期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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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5, edited by James D. Faub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 328.

至于福柯为何没有深入探讨集中营的问题，除了本人执着于权力技术与权力关系之外，他在一次访谈中给出过正面回应：“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权力机制足以描述一个社会。集中营？它们被认为是英国的发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认可下述见解，即英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如果欧洲历史上有一个国家不是极权主义国家，那无疑是英国但是，英国发明了集中营，这是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工具之一。这是一个权力技术转换的例子。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也不倾向于认为，民主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集中营的存在表明这些国家没有区别。”②因此，在福柯这里，并不是集中营界定了极权主义国家。集中营不足以支撑整个极权主义政体，它只是极权主义政体运作的工具之一，是一种现代发展的产物。福柯只是描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极权主义问题，并没有将极权主义思想延伸到民主政体之中的意图，因为福柯认为它们两者依旧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不能混为一谈。福柯并不觉得集中营是理解现代性的有效方式。很显然，这与阿甘本沉迷于通过集中营、大屠杀、极权主义政体来理解现代西方政治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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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9.

②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5, edited by James D. Faub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 293.

那么，福柯认为哪种生命政治制度或实践才是可靠的，站得住脚的呢？如果不是以集中营为核心，他又是从何种角度来审查现代生命政治运用的典型场所的呢？这些疑问可被归纳为福柯如何思考空间问题。根据勒薇尔的简述，她认为福柯关于空间问题的讨论主要可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对关押的思考，如对疯人院、医院、监狱进行分析，同时发展了对知识空间组织的思考；第二类，违反和反抗的空间；第三类，对城市空间及其组织，对移民现象或殖民进行探索。也就是说，福柯试图进一步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把人的移动问题和生产主题(或者生产的榨取)，以及人口管理的主题联系起来。①纵观福柯的学术生涯，空间问题确实不是他的核心研究范畴，他只在少数场合论述了空间问题(但是他承认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空间)。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也不是福柯纯粹的空间理论，而是福柯在论述生命政治场所过程中的空间架构问题，即生命政治的政治空间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排斥麻风病”模式向“容纳鼠疫”模式转变的权力技术与区域分隔结构来看，这个阶段主要强调权力空间与城市成为监禁“不正常人”的场所，这是生命政治实践布展的前期铺垫。中世纪流行一种传染病，即麻风病。麻风病人不但得不到亲人、朋友、邻人的帮助与照顾，而且还面临法律的驱逐，不能居住在城内，片刻的停留也是不允许的。他们遭遇到无情的驱逐、拒绝，完全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由此可见，麻风病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排斥的行为、抛弃的行为、边缘化’的行为”①，人们试图以驱逐、排斥、彻底否定病原体的方式达到净化共同体的目的。中世纪结束之后，这种慢性传染性疾病逐渐在西方世界消失。“麻风病消失了，麻风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却保留了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②这种“排斥麻风病”模式也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18世纪，“排斥麻风病”模式开始被“容纳鼠疫”模式取代。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然而鼠疫病人不再遭遇共同体的驱逐与排斥，相反，他们可以生活在城市之中，但面临着隔离与分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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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49—50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福柯在这两种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看到了两者的实质性差异。从权力机制角度来看，“排斥麻风病”模式展现的是一种排除机制，虽然随后也相应地建立了麻风病医院、救济机构。再从城市组织角度来看，城市以彻底清除、混乱划分、制造边缘化、切断类别联系的方式来维持共同体。“容纳鼠疫”模式展现的是权力的容纳机制。城市进入检疫隔离状态，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封闭的分区空间，整体类别面临着持续、细微的登记、监视与观察。福柯将这种变化归因为“权力的积极技术的发明”。“对麻风病的反应是消极的；这是一种拒绝、排斥等的反应。对鼠疫的反应是一种积极的反应：这是一种容纳、观察的反应，从观察和知识的积累出发的形成知识和增加权力效果的反应。我们从一种驱逐、排斥、放逐、使边缘化和镇压的权力技术，过渡到一种总之是积极的权力，一种进行制造的权力，一种进行观察的权力，一种获取知识的权力和从其自身的效果出发自我增殖的权力。”①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除了看到权力技术从消极走向积极之外，我们还应当关注城市功能的变化：从彻底排斥走向了依据标准与规范制造健康的个体。②此后，不但这种积极的权力技术被广泛运用，这种封闭性、区域性、分隔性、界限性的监视场所也被普遍建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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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福柯那里，城市首先表现为一种“监禁”某种人群的场所，一种特殊的“禁闭”区域。在特殊的城市内部中，福柯虽然没有详细地论述集中营问题，也没有把集中营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范式，但是，他对军营的时空部署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阿甘本关于集中营的构想。“军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和改造的临时性人造城市”，“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则—层级监视的空间筑巢’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原则。军营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正如暗室是伟大的光学的一种运用。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部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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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用阿甘本的话来描述，即“福柯试图界定与治理术相关的这种城市空间的某些基本特征。福柯认为，迄今为止相互区别的麻风病与鼠疫存在融合。“排斥麻风病”模式基于排除，而麻风病人必须待在城市之外。在此模式中，纯粹的城市使陌生人置身其外。这是大禁闭：关闭且排除。“容纳鼠疫”模式产生了另一种范式：容纳在遭遇鼠疫的时候，把鼠疫的受害者移到城市之外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某种监视、控制和表达城市空间的模式。这些空间被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的每条街几乎都被迫自治并被置于监督官的监控之下：没有人能出门，房子每天都要被检查，每个居民都要受到管制，如那里有多少人，他们死了没有，等等。这是一种由监督官、医生和士兵监视的城市领土的分区治理。麻风病人为某种排除装置所拒斥，鼠疫的受害者则被一种产生区分和个体化效用的权力装置的复杂网络包围、监视、管制和治理着”。

简而言之，军营既是与外部分离、隔绝的封闭领域，又是必须在内部进行分隔和区域划分的完美的、人造的、典型的规训机构。它试图在建筑学设计、空间布局与光学知识的相互参照下，实现对居于其内的个体的观察与控制，即以自身的不可见性，力求所有一切的可见性。根据描述，它反映的是建筑形式的空间安排与分配问题，而不是不同组织之间或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结或相互隔离的问题。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纪律权力的时空安排②，而这种规训机构最典型的代表即边沁的“圆形监狱”。在这个阶段，不同类别与性质的规训机构(医院、学校、精神病院、工厂、监狱、修道院、收容所等)通过纪律空间的生产而采取同样的空间布局模式，其中也反映了知识和权力的休戚与共。这种关乎建筑设计、空间布局、权力实践的规训机构，本身也蕴含各种细节性的操控、监视，又以建构鲜明的可见性与界限为主要目标，最终旨在“生产”出符合要求、规范、准则的个体。从整体上来看，根据福柯的观点，此时的生命政治空间主要以规训机构的物理布局为主，即体现为通过使一切变得可见而掌控一切的“监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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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194—19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25326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第二，城市规划与环境问题。规训机构试图谋取所有的可见性与控制性，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建筑设计模式实现的。这也就意味着，建筑表征着福柯的权力与知识关系。正如坦索特(GeorgesTeyssot)所言：“如果有必要的话，建筑可以被视为一种文本’，但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实践具有多重性质)它所包含的知识不能被简化为该领域的一般认识论。”①建筑、机构设计、空间布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话语形式、权力与知识实践关系，而空间与知识、权力确实是福柯关注的重点之一。因此，建筑、城市规划等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应用学科与具体实践，而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思考它的具体机制以及运作过程。福柯认为：“18世纪末，建筑开始被牵涉到人口、健康和市镇(都市)问题中去。”②建筑与人口、健康、城市问题的关联，意味着生命政治语境的到来。福柯在论述生命政治空间的过程中，将规训机构延伸到更加广阔的领域与空间，这鲜明地体现在生命政治干预方面的拓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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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eorges Teyssot, "Heterotopias and the History of Spaces", History/Theory/ Criticism, 1980(a+u): 92.

②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晴——福柯访谈录》，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福柯主要谈论了生命政治干预的三个方面。首先，维持人口整体层面的总体平衡与稳定，比如利用人口统计学等来控制死亡率、出生率、发病率、再生产比率、人口寿命与繁殖等一系列总体过程。其次，调节普遍性与偶然性。例如，建立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在能力或活动领域之外的人的救济机构，依附于教会的更加敏锐的机构，以及保险、个人和集团储蓄、社会保障等更加合理的机构。最后，对人类的联系、生存环境、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负责，即注重城市环境问题，如城市规划与布局。①

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学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生命在面对政治时与知识、权力技术、权力关系的问题。生命政治干预涉及的三个方面基本也关乎人的生存与生命问题。因此，福柯在论述的过程中以第一个方面为主，对第二个和第三个方面谈得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城市规划与环境问题说得不多。很多地理学者会把第三个方面设想为福柯对地理学的思考或者对城市地理学的关注。在一次访谈中，福柯对游走在地理学边缘予以直接回应，承认自己经常会涉及一些地理学领域的术语(地缘政治、群岛、景观、领土、领地等)，也执迷于使用关于空间的隐喻(位置、位移、迁移、地点、场地等)。他认为这些类似于地理学的观念并不是纯粹的地理学观念，也许还是经济学一法学、司法一政治、历史一地质学概念，或某种财政、行政、军事、绘画及某种战略性的观念。福柯既对某种术语必然属于地理学范畴提出质疑，又认为自己用的这些术语或许只是与地理学有着相似的来源。福柯称自己确实着迷于空间比喻，但是不是为了描述空间、探索空间，而是为了寻找更根本性的东西，希望从空间化的描述导向对权力效果的分析，即寻觅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治理术模式的主要对象从安全领土转向安全人口)。①因此，与其说福柯关注的是地理学问题，不如说这是他对权力地理学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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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根据福柯的观点，城市规划与环境卫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社会环境问题，而是伴随着生命政治治理人口的艺术发生的生命政治领域问题，或者说是生命政治治理人口现象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福柯说道：“从18世纪起，所有将政治学当成人之统治艺术的讨论，都加入了一篇或一系列论城市规划、公共社会、卫生以及私人建筑的章节。”②如何规划城市与如何促进生命发展与运动相互贯穿、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生命的安全与健康与城市规划相互依赖。

那么，福柯是如何阐述其城市发展观的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18世纪医学空间化(医院结构)的论述，即以法国为代表的城市医学(探索医院的凝视如何制度化以及城市卫生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是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思索城市空间问题，如污水处理系统、城市污染与拥堵问题、空气流畅程度等，即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城市与人口的治理。“福柯专注于空间作为权力运作的主要面相，他并不像关心着城市及其如何运作般分心于建筑物本身。”①但是，遗憾的是，他主要集中论述了建筑的纪律或规训功能，而对更大社会环境中的城市规划问题只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思考。在这方面，奈格里与哈特延续了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对城市的关注，在其基础上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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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199—2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②夏铸九：《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212页，台北，明文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