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二)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都市

生命政治语境一直都伴随着对空间问题的探讨。福柯作为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创建者，也致力于摸索生命政治的空间范畴，虽然他没有对此展开详细具体的论述，只是提出些具有启示性、激励性的想法与线索。福柯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权力运作问题，或者说是城市权力运作的问题，即城市空间与权力问题，然而，这归根结底是对装置空间的讨论。无论是各种规训机构，抑或圆形监狱、健康城市，我们都能将之归于福柯的装置②范畴。福柯更多把城市空间的治理转向了人口安全、健康、卫生方面的论述，并没有对城市本身的组织结构或政治性质提出具体的见解。这个主题在奈格里与哈特这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们直接把都市界定为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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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铸九：《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206页，台北，明文书局，1988。

②装置(dispositif、apparatus)是福柯核心术语。关于此范畴，可参考以下文献： Gilles Deleuze, "What is a Dispositif ?", Michel Foucault : Philosopher, trans. by Timothy J. Armstro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Giorgio Agamben,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berto Esposito, "The Dispositif of the Person", trans. by Timothy Campbell, Law, Culture and theHumanities, 2012, 8: 17-30; "Dispositif: Apparatus", in Paul Rabinow, Anthropos Today. Reflections on Modern Equi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阿甘本也讨论过都市问题，他使用“都市”一词“指定新的城市结构与福柯所界定的古代政权的领土权力(主权权力)向现代生命权力(本质上是治理性的)转变过程中同时出现的新的城市结构”。阿甘本对都市的理解建基于福柯的权力装置思想。这是从主权权力转变为生命权力，“排斥麻风病”模式转变为“容纳鼠疫”模式中诞生的新型城市结构。

首先，它使个体与技术的关系得到拓展。不再是某种单维度的技术或个体发挥作用，而是“存在一种双重捕获：一方面是疾病/健康、疯狂/正常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是一系列复杂技术与装置的分化处理。这些技术与装置不但使个体主体化，并且控制了主体”。其次，它意味着界限与边界的消失。“明确地界定边界、围墙、空间的不可能性……不再是某种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一系列复杂的、表达性的、个体化的过程和技术。”最后，最重要的是，它呈现的是对人与物的治理，而不是都市词源学所展现的暴力与殖民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当权力变成对活着的人与事物的治理时，都市是一种取代城市的装置或装置群。”很显然，阿甘本对都市的理解实质上与福柯没有太大的差异，不过他强调了都市空间中的主体化过程以及与都市装置的对抗。由于篇幅的原因，阿甘本并没有继续展开论述，而且他的政治旨趣与理论兴趣并不在此。

奈格里与哈特不同，他们的理论逻辑与思想构架建基于对都市问题的探讨，这是他们建构肯定性生命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们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调。因此，对城市性质与城市生产力的探讨成为他们的核心研究领域。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城市本身就是生产的来源：有组织的、有人居住的、横贯的领土已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就像曾经在土地上工作一样。大都市的居民日渐成为世界的真正中心。”①他们肯定城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并试图最大可能地激发城市本身蕴含的诸种生产潜能。他们将城市置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中，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思考资本、劳动、工人、工厂、价值、差异、共同性、普遍智能、民主、共产主义等要素。这既是一种全新的环境，被置于具有生命政治色彩的空间，描述着“生命政治的结构”，也是资本主义积累、剥削、征服、压迫的场址，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生产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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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奈格里与哈特那里，“城市就是后现代社会积累的工厂，是非物质价值定制的实验室，是生命政治的环境：劳动权力的活动与对它的排斥在这里相互对抗。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时期，城市依然是人、文化和生产相互交往、发生关系的地方。另一方面，城市又以全新的方式出现—或者被嵌入围绕着全球化的生产能量而组织起来的全球交流和剥削的网络，或者处于贫民窟中的社会主体和无产阶级被迫进入国际范围的具有灵活性和移动性的剥削之中”②。将矛盾与对抗、斗争与解放、压迫与反抗置于同一语境中，这是奈格里与哈特惯常的思路。他们既批判性地分析对象，又试图从批判中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即便仍只是解释性和描述性的。

在城市问题上，奈格里与哈特关注的显然不是对城市人口的治理与控制，也不是在权力装置群中探索权力运作问题，而是要在这一充满矛盾情绪的场址中发现走出压迫、剥削的方式，寻找革命性主体、生产性主体出场的场所。都市是奈格里与哈特肯定性生命政治的重要生产场所，是他们从理论上与实践上突破福柯(圆形监狱)与阿甘本(集中营)的重要组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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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tonio Negri, Goodbye Mr. Socialism,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6, p. 35.

②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1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奈格里与哈特对都市的核心定位是“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①。这意味着，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厂性质与制度在面对资本、信息、技术全球化的新境遇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工厂、产业工人陆续被都市与诸众取代，丧失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作用与意义。奈格里与哈特描述了都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具备的三种特殊性质。

第一，“大都市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这主要是因为“它是共同性的空间，是人们共同生活、共享资源、相互交往以及交换商品和观念的空间”②。这种共同性结构内在于都市之中，尤其是“人工共同性”③使都市成为至关重要的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这也就是说，以共同性为基础而建构的大都市一方面为生命政治生产提供取用对象，另一方面其创造物又会反作用于都市。生产与都市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从而构建出区别于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生产环境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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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同上书，194页。

③共同性是奈格里与哈特肯定性生命政治的重要范畴。他们将共同性分为自然共同性与人工共同性，前者主要指物质世界的共同财富，即土地、矿物、水、天然气等自然要素；后者主要指无形的社会交往网络生产的结果，如语言、图像、知识、感受、符码、习惯、实践、信息等。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中的生命政治生产活动不再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协作方式，而是能够开展脱离资本、具有自主性的生产。这种生产不仅不再局限于工厂，蔓延至整个都市空间，而且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生产，延伸至整个都市生产活动，甚至包括生命活动的生产。在这里，都市更倾向于体现为一种生产场所，准确地说是共同性生产的场所。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不再是资本对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占有、物对人的颠覆性控制，而是转变为对共同性的剥削，对非物质劳动的剥削，抑或是对生命政治劳动的剥削，对情感、感受、社会交往、语言创新、信息流动等的剥削。与马克思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榨、剥削工人阶级不同，奈格里与哈特认为，重要的不是专注于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诸种剥削方式与压榨手段，而是在这种新型的政治空间中发现反抗与抵制的潜在力量。这就促使奈格里与哈特将精力主要集中于如何摆脱这种新型的剥削方式，如何在压制性因素中发现反抗的因子，从而逃离生命政治生产的否定性方面。这也就注定了奈格里与哈特会不断强调都市在生产共同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都市向偶然的相遇开放。都市既是“相遇的场所，也是组织和政治的场所”①。在这里，都市主要指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与关系。由于这种交流突破了地域性与区域性的限制，是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往与协作，因而会产生更丰富的复杂性与奇异性。不同或相同文化、语言、性别、种族、知识背景、成长环境的人的相遇，既能生产出共同性的消极形式，也能创造出共同性的积极形式，而共同性与相遇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又能够有效促进都市生产潜能的发挥，消除都市本身的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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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要促进愉快的相遇，使不愉快的、不适宜的相遇机会降低到最低程度，需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这就要求对异性的开放，并且与他人确立关系的能力，从而生成愉快的相遇，并创造出有着更强能力的社会机体。其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学会从冲突性和毁灭性的关系中脱离，并消灭由此产生的危险的社会机体。最后，既然如此多的自发相遇都并非令人愉快，大都市的政治学就要求我们弄清楚，如何尽可能多地将冲突性相遇转化为愉快的、生产性的相遇。”①简而言之，为了创造更多的愉快的相遇，我们既要在思想意识上明确这种诉求的急迫性，还要努力从实践层面为愉快相遇的诞生创造条件，提升共同性与他者有效相遇的机会。由此可见，奈格里与哈特在生命政治生产视角下，不仅赋予都市政治功能，还赋予其经济功能。他们最根本的目的是促使都市不断生产出积极的共同性，不断造就愉快的相遇，从而为诸众的出场提供政治与经济基础，因为新的共同性生产与革命主体性的激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都市空间这种无形的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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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981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第三，都市也意味着暴力和对抗。奈格里与哈特试图从大都市(me-tropolis)的词源学角度探索大都市原初的暴力与对抗内涵。不过，奈格里与哈特只是简单地论述了古希腊语中的大都市概念。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阿甘本那里获得对大都市词源学相对详细的分析。“在古希腊语中，都市意味着母亲城，并涉及城邦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奇怪的是，一个离开城邦去建立某个殖民地的城邦居民被称为en apoikia'：远离家乡和城邦的人。就与殖民地的关系而言，这一状态也就具备了母亲城的特征，即都市。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都市’一词的这个意义依然通行，今天它可以表示家乡的都市领土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都市具有母亲城特征，表达的是母亲城对殖民地的统治与控制，涉及的是母亲城与殖民地的关系，因而它们之间具有严格的等级制。这也就意味着，都市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暴力与统治的因素。这种都市性质，就像阿甘本所言，依旧存在于当前社会，而且正如奈格里与哈特所说，这种暴力在现代都市中得到了更加完整的暴露。奈格里与哈特描述了大都市的病态现象：森严的等级制和社会分化对都市共同性的腐蚀，种族主义，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隔离以及诸种排斥和臣服结构对都市有益相遇的阻碍，蔓延于整个都市的诸种社会控制装置以及悄无声息的经济统治压迫。都市一度成为充满等级与剥削、暴力与磨难、恐惧与痛苦的场所。①

都市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承担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遇的场所，是一个创造各种可能性的空间，而不是绝对中立地矗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奈格里与哈特既强调都市对非物质劳动生产、生命政治生产所创造的环境与条件，也重视都市可能带来的危险与迫害。这意味着机遇存在于危机之中，都市是机遇与危机并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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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2002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它是走向毁灭，还是迈向新生，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取决于居住其内的居民的政治身份，即是否成为诸众。诸众“是一个一致拒绝资本主义统治和一致希望一个新世界的主体性力量的集合体”①。这一主体的形成是都市希望的寄托。毫无疑问，都市也是诸众对抗与造反的场所，大都市的各种典型暴动与造反即为证明。为了消除盲目的、冲动的暴动与造反，又需要诸众组织起来，避免自我毁灭。根据奈格里与哈特的观点，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统治下，诸众是反抗、颠覆其统治与剥削的最重要的政治主体，是建构未来共同体的革命力量。都市即诸众展现自身潜能、采取革命行动的场所，它最主要的政治使命是组织“造反的普遍化，交往和协作网络的发展，以及奇异性之间共同性和相遇的强化”②。

对于奈格里与哈特的肯定性生命政治而言，都市既是创建生命政治劳动财富的场所，也是诸众发挥革命潜能的空间。都市的双重功能是奈格里与哈特逻辑思路的基点，因而，他们竭力把都市视为生命政治空间的典型场所，并深信不疑地宣称：“大都市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被完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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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2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②[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2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燃，而大火却很难扑灭。”①

(三)生命政治的典范：集中营

奈格里与哈特认为：“我们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刻：改变城市成了我们首要的必需，是我们生存的条件…必须拿出解构和逃离的创造性策略，将自发的、发散的寻求自我稳定的行为集合起来……在城市里，运用丰富的社会合作的网络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唯一决定。”②奈格里与哈特把赌注全部压在了都市上，这意味着现在既有革命的无形空间，又有革命所需的诸种物质和精神条件。更重要的是，都市还是诸众赖以生存的场所。似乎只要具备这些革命的基本元素，胜利就终究归属于诸众，人们终究会迎来自治共同体。这是他们整个理论诉求的最终归宿。他们急切地“想认识广岛和奥斯维辛之后的世界”，以及“新的帝国战争之中的世界”，因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主体可能性；一种不能无视其存在的事件，一个被揭露出来的现实感”③。他们认为，即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我们正遭遇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全方位包围，遭遇着帝国与生命政治生产的腐化，但是诸众本身蕴含的生产性的、创造性的力量能够让我们绝地反击，迎来胜利的曙光。

这种看似完善的逻辑思路与政治诉求并没有引起阿甘本的重视。正如奈格里本人所言，虽然他们与阿甘本是多年老友，而且经常一起探讨政治问题，但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很显然，阿甘本对奈格里与哈特的这种肯定性生命政治倾向不以为然，而是更倾向于走向界限去探讨某种政治现象。因此，阿甘本将生命政治的典范场所理解为集中营而不是都市或都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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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6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1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③同上书，202页。

阿甘本沉溺于将集中营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基本范式，部分原因在于福柯没有将集中营纳入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范围中，没有关注阿伦特在极权主义思想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阿甘本要做的就是使集中营这种历史现象得到更广泛的扩充，重构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学，即促使集中营成为现代西方政治仲裁、评判的标准。在这个方面，如果说福柯对纳粹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分析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走向死亡政治学打开了新思路与新局面，那么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则为阿甘本的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资源。

20世纪50年代，汉娜·阿伦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该书对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透彻分析与解剖，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体制隐秘的制度缺陷和诸多社会问题，也为人们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提供了钥匙。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是一种反文明、反社会、反制度的统治策略。这种统治策略是前所未有的极端统治模式，而正是这样一种统治方式在四处蔓延，并有席卷整个西方文明之势。阿伦特把极权主义统治模式锁定在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特质上，抓住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典范场所集中营。

“集中营不仅意味着灭绝人类和使人堕落，而且为恐怖的灭绝实验所服务。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自发行为本身不仅是人类行为的表现，也是人类个性被转变成一种单一的事物，甚至被转变成一种动物都不曾具有的东西的表达。”①这也就是说，踏入集中营意味着走上了一条泯灭人性的死亡之路。在这里，人不再享有道德、尊严、人格的属性，不再具有差异性、多元性和复数性，而是成为单一的原子存在，被直接还原为纯粹的动物，甚至是连动物都不如的更加低级的存在。此外，集中营作为极权主义政权的实验室，弥漫着浓烈的极权主义色彩和永不停歇的恐怖气息。在这里，极权主义者实行的是全面统治，“力求规划人类的无限多元性和差异性，仿佛人性只是单一的个体。这种全面统治是可能的，只要每个人能被还原为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反应特性，以至于每一种反应都可以随机交换”②。极权主义者“试图通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的绝对恐怖”③，实现这种全面统治。他们奉行的基本信念便是“一切皆有可能”④。可想而知，集中营中的全面统治是多么阴沉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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