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阿伦特极权主义理论的建构起源对阿甘本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他更感兴趣的是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政权统治形式的剖析方式以及对集中营和组织结构等多种要素的思考。这不仅启发了阿甘本对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恐怖事件的热切关注，而且刺激着他对集中营里的人的存在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揣摩与考量，最重要的是，驱使着他在福柯建构的生命政治学理论视角下重新分析极权主义政体。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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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3, p. 438.

② Ibid. , p. 438.

③ Ibid. , p. 438.

④ Ibid. , p. 437.

阿甘本把思考的视角定位在20世纪的集中营和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结构之中。这并不是因为他对以往的灰暗历史颇感兴趣，而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当代西方基本的生命政治范式不是城邦而是集中营。”①集中营的法律结构、极权主义特质，集中体现了权力对政治制度的挑战，对赤裸生命的渗透，对现有法律的悬置，对例外状态的征用。在这里，一个个政治共同体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排除，一个个赤裸生命处于绝对的生命政治空间之中，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的交叉达到了亘古未见的高度。由此，阿甘本认为，对集中营的彻底解剖能让我们更接近现代生命政治的本质。他以纳粹德国为例，通过对其政治价值、组织结构、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分析，解释纳粹主义死亡政治学对赤裸生命个体的生产与简化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德国为了维护统治地位，镇压异己，开始执行种族优生学政策，在各地大规模修建安置由于政治因素、精神状态或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受到制裁之人的营地，如集中营、拘留营、劳动营、灭绝营等。其中，最惨无人道的是迫不及待地执行种族灭绝计划。纳粹宣称北欧日耳曼人高于其他种族，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造者，而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等是劣等人种，他们的存在不仅没有价值，而且会严重威胁到日耳曼人的生命，因此需要对后者进行大规模清洗，来保证德国种族的纯洁性。由此，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取得了“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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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1.

数以百万的个体就这样被推入毒气室，葬入焚尸炉。这些生命个体被完全剥夺了公民身份，不再享有原有国家的居住权利，没有了控告、申诉的权利，也不再受到宪法、法律的保护。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更不用说参与公共生活，甚至连自身的生活也完全被侵占。他们能被随意杀死，无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就是说，已经沦为赤裸生命的他们要么立即被处死，要么苟且地活着，而活着也只是意味着对死亡的等待。他们不仅要遭受党卫队、牢头的凶残监管，还得承受繁重持久的体力劳动和长期的营养不良。饥饿、疾病、寒冷接踵而来，精神的折磨、意志的摧残使他们渐渐失去了战斗的意志，无可避免地沦为赤裸生命，沦为随时会走向死亡的喘息之物。迈入集中营意味着要么直接走向死亡，要么间接走向死亡，即逐渐沦为赤裸生命。

这鲜明地证明，在纳粹政权中，生与死的权力得到了极致扩散。谁有权力，谁就能掌控他人的生死。所有人都必须直面死亡，这是纳粹政权的最终解决方案。权力穿透在集中营囚员之间，生命不再是可贵的存在。阿甘本感叹道：“犹太人不是在一种疯狂的、规模巨大的大屠杀中被灭绝的，而是如希特勒所宣称的那样被当作虱子，也就是被当作赤裸生命被灭绝的’。这种灭绝产生的维度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法律的而是一种生命政治。”①虽然有《凡尔赛条约》的牵制，但是，纳粹德国根本无视其存在，甚至用更加血腥的方式表达对该条约的不屑。集中营里没有审判，没有控诉，权力就是最高的法官。在这里，政治已经变成完全的生命政治。“一种前所未有的使人活的生命权力的绝对化与使人死的主权权力的绝对普遍化交织在一起，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变得一致起来。”①这也是现代生命政治的主要特征，而“现代生命政治的新颖之处在于，生物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政治性的，政治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生物性的”②。生物性生命被彻底纳入政治性之中，二者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生命也变得越来越失去存在的意义，只能任由权力支配。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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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4.

集中营在这里是作为一种现代主权权力而再现的，它与生命权力媾交，区别于传统主权权力，造成的结果是：迈入集中营的每个政治共同体都不再有任何保障，统治者肆意行使着无限制的统治权，并凭借例外状态或戒严法悬置法律，从而使生命不断被还原为赤裸生命，被恣意排除、纳入、剥夺、消除。“集中营里的囚员被剥夺了所有政治地位，被完全简化为赤裸生命。集中营也是迄今为止已实现的最绝对的生命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权力面对的只是纯粹的生命，没有任何调和的中介。集中营是政治空间的典范，在那里，政治已然是生命政治，神圣人与公民相互混淆。”③

不过，必须指出，阿甘本对集中营及权力的分析，不是为了单纯指出纳粹德国的残暴、民众的苦难，而是为了更好地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进行诊断，揭露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秘密和丑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社会获得空前的发展。虽然政治权力已经不需要以战争作为借口来启用例外状态，但是，诸多打着“反恐”旗号，尤其是在后“9·11”时代进行的霸权主义正不断激活着例外状态的合法性。“今天，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已经成为一种治理的范式。最初被理解为某种不寻常和某种例外的例外状态，本来只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历史的转变却使之成为治理的常态。”①在主权权力的主导之下，例外状态最大限度地展现着自身的政治扩展本性。当例外成为政治、社会、生活的常态，彼此交融时，我们所有人都会无法摆脱变成赤裸生命的命运。正如阿甘本的断言：“今天如果不再存在任何清晰的赤裸生命形象，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在无形中变成了神圣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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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p. 83.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8.

③ Ibid., p. 171.

在阿甘本看来，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断言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代西方政治社会打着的各种安全、健康、和平、稳定旗号的遮羞布被撕下后显露出的真实面目。阿甘本不是像福柯一样把资本主义社会类比为“监狱群岛”，也不是像奈格里与哈特一样把政治希望寄托于都市的解放、诸众的崛起。他对集中营的分析是为了描述西方政治社会正在上演以及即将上演的纳粹主义政治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合并，从而把整个西方社会类比于“集中营群岛”。集中营的生命政治地位不再依赖于对物理空间与建筑设计的强调，阿甘本考虑更多的是集中营的政治组织结构以及迫使个体身份丧失的合法性的建立，尤其是确保例外状态在集中营中的有效运行。集中营的本质就是例外状态与司法常规相混淆，本身就是例外状态成为常规的展现场所，是处于正常秩序之外、危险状态之内的永久性的例外空间。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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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7辑，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②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8, p. 115.

根据阿甘本的观点，集中营是被主权、例外、赤裸生命等术语架构的绝对的生命政治空间。“社会科学、社会学、城市研究以及建筑学正试图用这些模型来构想和组织世界各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但是，它们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处于其核心的正是赤裸生命(即使它已被改变，看上去明显更具人性)。”①阿甘本批判的正是当前西方政治社会走向这种绝对生命政治空间的趋势以及集中营相似模式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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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81-182.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阿甘本对生命政治进行图绘，试图通过赋予主权、例外状态、法律、赤裸生命等生命政治范畴以新的意义来颠覆传统政治范畴，展现对全球新秩序的回应，而这些范畴正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最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为了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窘境，阿甘本借用了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中动物的隐喻。为了抵御假想的危险，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与安全，小说中不知名的动物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惶恐不安、危机四伏的状态中。它绞尽脑汁地修缮地洞，建造迷惑敌人的暗道，不断地完善、检验储藏粮食的城郭，谨小慎微地考虑着各种极端状况，因为如果“没有得出可靠的结论，我就没有足够的理由在这方面感到安全，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砂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①。就这样，它一直疑神疑鬼，担心着其他动物会闯进地洞然后摧毁一切，始终无法获得内心的满足与宁静，即便它比以前更加安全了。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与不安全感笼罩着这个动物，而它以保卫自身安全为名打造的地洞实际上却成为“没有出路的陷阱”②。

阿甘本认为，这个寓言故事讽喻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难道不是西方民族一国家政治空间所发生的事情吗？这些国家努力建造的家园—祖国最后证明对那些不得不居于其内的人民’而言，仅仅只是致命的陷阱。”③西方民主社会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不仅使自身陷入危机之中，而且时刻保持着对“敌对人员”的焦虑与恐惧。他们需要不断寻求与保障自身的安全感，这也就使得全球秩序处于一种“战争”状态抑或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阿甘本尖锐批判的正是这种现代国家运行模式。他要揭示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形式，这就引发了他对生命的重新思考。

为了在现代性中重构生命范畴，阿甘本依托于福柯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论述，追溯了西方现代政治传统对生命范畴的界定，在对生命范畴谱系学追踪的前提下思考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态与生存可能。在具体探索生命的过程中，阿甘本在亚里士多德、福柯、阿伦特等人的启发下，开启了从政治技术、生物医学等角度对生命范畴的审视，发现人的生物性生命在被不断政治化，同时又被不断重新置于生物学语境下，即人需要面对生命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生物化的双重过程。这也是人的生物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相互分离的过程，最终使丰盈饱满的生命简化为赤裸生命，变得一无所有。在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的相互关系中，阿甘本认为，人不仅会失去诸种政治身份、法律权利，也会丧失道德、人格、尊严与价值。享有政治资格的人民会逐渐演变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最终走向希特勒意义上的“无人区”。这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最终归宿，也是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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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卡夫卡全集》第1卷，48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② 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140. ③ Ibid. , p. 140. ③ Ibid. , p. 140.

不过，虽然着重强调了在生命政治学理论逻辑中主权权力与例外状态结构的至上性与超越性，但是阿甘本并没有对重新改造现存社会现实失去希望。相反，他从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与压榨的逻辑结构中努力寻找走出毁灭、绝望的线索，努力表达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

一、生命形式：生命与形式的不可分离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表达了对世界政治再次遭遇奥斯维辛的担忧。他认为，要躲过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不能求助于某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上帝、耶稣、救世主，也不能诉诸某种具有革命潜能的伦理主体或主权逻辑的彻底变更，抑或坐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与崩溃。阿甘本的救赎计划既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又具有政治本体论的意蕴；既表达了对弥赛亚事件的期待①，又设想了一种“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抑或“即将来临的政治”。阿甘本认为，无论是弥赛亚事件还是即将到来的共同体，它们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主权基本活动，思考躲避生命政治装置的控制，即思考一种生命与其形式不相分离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正是生命与其形式的紧密相连，致使主权逻辑无法再生产出赤裸生命，无法再迫使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bios与zoē分离。这是主权例外对控制、监视、捕获生命的批判。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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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以主权逻辑为基础的未来政治必须使用这种生命概念，即不是基于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bios与zoē的司法分离，也不是从赤裸生命中涌现出来的生命，而是必须使这种分离变得不可能。这就是生命形式(form-of-life)。在那里，生命的神圣性是被阻止的……不是要在共同体中建立司法包容性，其结果无一例外是排斥的和暴力的……取而代之的是使神圣和亵渎的区分变得无效，不起作用，以至于神圣不再被用于排斥机制”②。这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对生命的亵渎。神圣与亵渎之间的界限不再发挥作用，一切区分变得失效，不再存在差异、多样性、个性的输出。与此同时，这也是阿甘本对幸福生活之追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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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对于阿甘本这种等待弥赛亚降临的政治解放态度，奈格里持明确的批判态度：“我们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等候着阿甘本：最后让他说说受苦、活着、死亡、复活的主体是谁，这场解放斗争的胜利者是谁，神学一政治的主体在哪里(如果它还在那里)。还有希望的空间：以斯宾诺莎式的方式更新神学政治。阿甘本可以做到这一点。”

②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