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一)生命形式结构体的语义内涵

“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是欧陆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传统技术术语，经常被20世纪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使用。它的语义内涵不同于20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思潮的齐美尔的“生活风格”。生活风格概念常被运用于文化哲学、精神、心理学。维特根斯坦与阿甘本在哲学兴趣与研究方向上存在很大差异(维特根斯坦哲学主要关注逻辑学与语言哲学问题，而阿甘本对传统政治哲学、美学、宗教、伦理学、本体论问题感兴趣)，但是维特根斯坦在阿甘本的哲学道路上，尤其在阿甘本神圣人计划的后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阿甘本的核心术语“生命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启发。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后期对遵循规则、“使用”的重要性的强调，也对阿甘本在圣方济各会的隐修制度与生活方式中讨论反“有”的“使用”的生命形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对于生活形式概念并没有进行详细的界定，与其说他试图明确定义其概念，还不如说他更强调概念的使用过程。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我们需要明确两个基本点。第一，生活形式概念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高频词汇，而且德语lebensform、lebensformen、form des lebens(生活形式)中的leben具有双重意义，这有点类似于阿甘本对 bios与 zoē的区分。leben既可以表示“生命”，亦可指“生活”。对于leben这两个相异的内涵，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进行考古学式的界定，因此，仅将其理解为中文语境中的“生活”是有缺陷的，应该在“生活”与“生命”这两层意义上加以把握。第二，维特根斯坦不主张对概念进行定义，强调应该在具体实践过程、使用背景中把握其本质性特征。对于生活形式，他将其置于语言分析过程中。生活形式概念在维特根斯坦著作中的出现寥寥可数，却在很多场合下被应用于语言之中。语言是理解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概念的基础，也是理解它的最重要的方式。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aform of life)。”①“语言的述说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②这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和生活形式关系的直接描述。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考察集中于语言与生命之关系、语言对世界的展现。这并不是一种抽象的、静态的、形而上学式的语言分析，而是一种日常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的语言游戏问题，即人在语言游戏中如何表现主体性、如何对语言做出相应的反应，人的诸种情感、行为如何与语言游戏交织在一起。语言不再只是纯粹的交流的工具，也可以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生活形式的表达与描述。语言需要脱离对词、命题、句子、意义、本质的固守，转向在不同语境、背景、环境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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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曼(Ferdinand Fellmann)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指的就是“使用”。它“说明了通过运用和习惯稳定下来的内部的行为和态度方式。这里没有产生出形式，也没有预给形式，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形式得到了私人情感的多变性并为这种多变性增加了一种内心的、可以设想的态度行为方式”③。换而言之，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呈现出多变性。在必须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这种多变性与规则可以衍生出另一种或多种意义，这就是生活形式的演变过程，既可以促使某种行为方式得到保留，又可以在陈旧的行为方式中创造全新的行为方式。因此，生活形式预示着诸种可能性。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虽然存在诸多解读，但是，最明显的是，他在论述过程中将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交织在一起，在语言游戏中探寻生活的内容与生命的意义。阿甘本也是如此。对语言与生命问题的关注贯穿阿甘本的思想历程。这正如基西克对维特根斯坦的创新性解读：“语言与生命也具有选择性的亲和力……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其为语言生活（Lingua siveVita)。"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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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书，17页。

①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德]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19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基西克出版了两本设想生命形式的专著，分别以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与阿甘本的生命形式为研究对象。他旨在描绘维特根斯坦如何从语言哲学问题转向生命问题，使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不再只局限于逻辑学与语言分析哲学领域而能够在更宽泛的视野下得到全新的诠释。如果说基西克对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发现生命与语言之间的有效关系的话，那么，他对阿甘本生命形式的分析则是要将其纳入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从而展现设想生命形式的另一种方式。因此，无论是他对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的探索还是他对阿甘本生命形式的力量源泉的寻找，都不是为了提供一种有关生命形式的具体的、统一的、详细的内容与答案，而是对摆脱控制、欲望、束缚的生命形式的思索。他对阿甘本生命形式的解读，最主要的就是发现了其中所蕴含的抵抗生命政治的生命力量。基西克认为：“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被视为对生命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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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Kishik, Wittgenstein's Form of Life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I),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p. 8.

颠覆。”①

基西克是如何描绘与延伸阿甘本生命形式中的力量图景的？又是如何在阿甘本生命形式的描述中塑造自身思考生命形式的方式的？

第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两股彼此对立的力量，驱使着我们的生活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这是世界不会走向毁灭，生命不会趋向堕落的前提。“一种是凌驾在生命之上的权力，另一种则是生命的力量。一方面，阿甘本把生命权力理解为第一种权力，因为生命权力不断试图剥夺生命的形式，把生命还原成赤裸生命，还原成纯粹活着的事实。生命权力掏空了生命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生命权力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内在于生命或处于生命内部的力量，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生活形式、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在那里，它展现着自己的力量。”②这是生命政治本身具有的内在冲突。

基西克承认，在面对诸种类型的权力装置控制、规训与监督时，也存在抵御这些装置的潜在力量。这种生命力量不是蕴藏在zoē式的生命之中的，而是蕴藏在bios式的生命之中。很显然，这与福柯、奈格里、埃斯波西托等人的观念一致。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阿甘本意义上的绝对的赤裸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生命与其形式的彻底分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有一股力量在维持、促进、刺激着生命潜能的散发，对绝对事件的宣称终会指向一种幻想、虚构、谎言。

第二，人的生命与其形式的不可分离性，表现在形式上是生命的属性。作为生物体的人都具有某种既定的生命形式或者说生活方式，这是人类物种区别于其他生物物种的特征之一，而且形式是人必备的属性。在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生命形式不可能只具备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或生命形式，而是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换而言之，它既可以是一也可以是多，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正如对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的单复数学派之争。生命形式是与人类现实生活事实交织在一起的，因而不能将其禁锢在形而上学的逻辑结构之中，不能将其视为某种理论的或抽象的实体，而是应该在人类事实性实践过程中展开对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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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Kishik,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 8.

② Ibid. , p. 100.

“生命形式的建构是一种不断解构的行为。它是在真实的世界中而不是理念的世界中运作的，不仅要面对其他生命形式，还必须面对内在于它的诸多力量，因为不同的人必须构想和实践彼此不同的共同存在。”①这种共同存在必然保留着为了生存而斗争的生命潜能。“即使赤裸生命可以被无限地摧毁，有些东西仍然可以被保留下来。生命形式就是这种剩余。”②生命形式就是抵抗斗争、矛盾、权力、毁灭的最后希望，也是一种强大的、激进的、创新性的生命潜能的载体。因为生命形式中的基本元素，即生命、形式、权力并不是相互独立、相互孤立的实体，而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抑或将其称为“生命形式的权力”(the-power-of-form-of-life)。

这种权力结构类型类似于福柯对权力关系的界定。它没有中心，以网络形式运作，展现的是块茎逻辑而不是树状逻辑。“这种块茎结构确保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抵御外部或内部攻击方面比集中式权力强大得多，因为一个中心可以很容易地被破坏、切断或关闭。这也意味着生命形式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倾向于创建高度的集群(簇)。因此，这是强大有力的，是相互作用的，那些分散的则是虚弱的分支。权力关系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是建构了我们的网络，生命形式就类似于这种网络：它们事实上是无法统治和难以控制的。”①总而言之，“人的生命的力量在于他的生活方式，而不在于其他什么地方。对于生活方式而言，要变得强大有力是不可能的，除了在事实上以此种生活方式生存，以及不断生产或生成这种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权力作为必要的媒介发挥作用。这种媒介可以使我们拒绝生命概念的分裂，而这种生命的概念开始于古希腊的bios与zoē的区分、生活方式与活着的事实之间的区分。在西方传统中，这只是一种语言差异，并没有先驱或继承者。一个人活着与他如何活之间的分离导致了两个完全无力的实体。权力把bios与zoē捆绑在一起，正如原子能把质子和中子结合在一起。这种捆绑生产了力量，这种力量又维持着这种捆绑与结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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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Kishik,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 104.

② Ibid. , p. 106.

第三，无须对生命形式进行本体论追溯，它也不一定根植于宗教信仰、宗教仪式。最重要的不是界定生命形式到底是什么，生命形式在何种历史时期发生了强烈转变，生命形式在现代性中是否存在另一种面貌等，而是强调它本身就是力量的源泉，这是通过对斯宾诺莎主义的思考与延伸而得出的结论。生命本身蕴含的力量的最终胜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持久的、长期的斗争过程。这场革命需要更好的时机与机遇，因为“日益增长的生命的力量与日益增长的凌驾在生命之上的权力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生命形式的兴起不一定会导致赤裸生命的衰落。今天的风险只是更高。生命获得的力量越多，旨在控制生命的装置就越精巧：生命拥有越多的价值，旨在利用生命的策略就越复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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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Kishik,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 107.

②Ibid. , pp. 107-110.

尤其是在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从监控我们一举一动的闭路电视到操纵我们欲望的普通电视，从追踪我们行踪的手机到保存着我们庞杂消费账单的信用卡，从解析我们灵魂的心理医生到严格管制我们身体的医生，从规训我们的学校到垄断我们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②，更加精细、敏捷的权力控制装置布满社会生活的各个地方。各种精密、灵活的技术手段笼罩于生命之上，或许意味着异于传统资本主义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生命形式的力量体现在“每一个行为和每一个手势中，每一个愿望和每一个想法中，每一件家常杂事和差事中。一旦能在今天的文化霸权中用一种天然有机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生活模式，人就需要大量的坚持与抵抗来坚守阵地。如果说在后现代性中，对于那些琐碎的生活而言确实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的话，那么在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中，对于生命形式而言，所有的东西都很重要”③。这亦可被解读为生命形式与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权力的角逐，这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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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Kishik,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Ⅱ),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 113-114.

② Ibid. , p. 114.

③ Ibid. , p. 115.

一场残酷的厮杀。

很显然，基西克对生命形式抱有强烈的期待。在他那里，生命形式不能被赋予任何既定的、具体的内容，它纯粹是摆脱权力控制的秘密空间，抑或是一种逃离权力捕获的宏观构想。在基西克看来，不是去寻找确切的革命主体，而是不断地构想充满力量的生命形式，即如何设想一种生命形式。这对阿甘本来说亦是如此。事实上，阿甘本对生命形式的设想更加具体，他曾很明确地表达：“如何思考一种生命形式，一种彻底从法律的掌控与身体和世俗的使用中摆脱出来的人类生活，一种永远不会被证实为占有的人类生活？也就是说，把生命视为一种从未既定的所有权，视为一种共同的使用。”①由此，阿甘本试图构想一种不受主权权力、法律和财产或所有权控制的生命形式，使人类生活能够如此这般地进行。

对于生命形式结构体，阿甘本在意大利语中做了两种表述：“formedi vita”与“forma-di-vita”。英语、法语一般将其转译为“form-of-life”“forme-de-vie”。②阿甘本将生命形式(form-of-life)视为赤裸生命的对立面，一种具有完全意义的生命，一种司法政治无法捕获的生命，一种纯粹的人类生命，一种摆脱法律掌控的生命。从书写形式上来看，生命形式(form-of-life)中的生命与形式之间有连字符，以强调生命与形式的亲密关系，这明显体现了海德格尔的书写风格。从内容上看，与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模糊定义不同，阿甘本将其界定为“一种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一种永远不可能隔离出某种类似于赤裸生命的生命”①。从语言差异的角度来看，生命形式(form-of-life)异于forma vi-vendi、forma vitae、vita vel regula。生命形式既不是生命的形式，也不是诸种生命形式，而是以单数形式存在的生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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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iii.

② Altissima povertà. Regole monastiche e forme di vita(意大利语，2011), TheHighest Poverty：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英语，2013，《最高的贫困：隐修制度与生命形式》)；“Forma-di-vita”(意大利语，1993)、“Form-of-Life”(英语，2000，单篇论生命形式的文章)。很显然，在《最高的贫困》的转译过程中，阿甘本意大利语中的生命形式发生了两点变化：从复数形式转变为单数形式，从没有连字符而被加上连字符。生命形式的书写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英译者基于对该术语的理解而做出的调整。

“生命形式对立于以捕获zoē为主要目标的生命的诸种形式(formsof life)…生命的诸种形式描述的是权力装置界定和控制生命的诸种方式。这种复数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确认了主权权力对生命的断裂与控制的多种方式。然而，生命形式是一种单一的生命，一旦分裂生命变得无效，这种单一的生命就会涌现出来。”②生命的诸种形式呈现的是主权逻辑与生命范畴之间的捕获、控制关系，抑或是主权权力模式萃取生命内容的各种迥异的方式，最终指涉的是主权对生命的否定关系。至于生命形式，虽然阿甘本在某种程度上称生命形式以抵御zoē的政治化为目标，反抗bios与zoē之间的分离，但是并没有赋予其任何具体性的内容，而是在与赤裸生命的对立关系之中来加以确认。因此，它只能通过对立面来获得自身的内涵与指向，这也就意味着它通常以一种潜在的、不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对立关系之中，只有当对立面变得无效、不再起作用时，才会露出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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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p. 3-4.

②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2.

生命形式成为阿甘本对那些误认为其是悲观主义者的反击①，也是阿甘本对人类摆脱生命政治法律逻辑控制的有力探讨。如果西方政治无法再离析出生物性存在的赤裸生命的话，那么这就代表着一种崭新的政治与伦理学的到来。这就是即将来临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也是一种幸福生活，“一种绝对世俗的充足生活’。这种生活使自身的力量与可交流性达到了完美境地一种凌驾于主权之上的生活，一种主权不再具备掌控生命权利的生活”②。生命形式预示着“幸福生活”的到来。

在如何发现生命形式的问题上，阿甘本很抽象地说道：“只有其事实性与物性中存在一种思想时，某种生命的形式才会转变为生命形式，即其中绝不可能离析出某种类似于赤裸生命的东西。”③阿甘本预设了生命形式存在的前提条件，即思想。思想是生命的诸种形式转变为生命形式的媒介，可以使某种单一的生命的形式转变为生命形式。因为思想本身具有“一种体验，一种实验”，而在这种体验与实验中，“它把生命以及人类智力的潜能特性视为对象”①。这是但丁意义上的思想权力，该思想权力即“使生命不断与其形式重新联合，或不断阻止生命与其形式分离”②。“思想即生命形式，这种生命不能与其形式相分离；这种亲近的不可分离的生命可以出现在物质过程和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物质性中的任何地方，在那里，只存在思想，在理论中也是如此。这种思想，这种生命形式…必将成为即将来临的政治的指导性概念与统一的中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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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奈格里与哈特认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一个极度含混且充满冲突、暴力的领域，是一种缺乏力量与主体性的生命政治。他们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基本看法是否定性的。奈格里明确表明，阿甘本从一开始“就排除了生命政治概念的所有生产性特质，并将其强加在本体论维度之上。换而言之，生命政治被转换成了一种永恒性的形而上学的装置。阿甘本坚持认为自古典时代以来，要把生命与政治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埃斯波西托认为，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的描述完全是否定性的，只是对主权权力致命逻辑的矛盾重复。

② 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p. 114- 115.

③ Ibid. ,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