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阿甘本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对生命形式简略而又抽象的分析上，而是设定了一种生命形式的典范，即圣方济各会的隐修生活形式，从而开启了从权力形式向生命形式的政治神学思考。在圣方济各会的隐修生活与制度形式中，“值得讨论的不是规则，而是生活；不是宣称信奉这种或那种信条的能力，而是以某种方式生活的能力，即愉快而又公开地过着某种生活形式的能力”④。阿甘本强调的是圣方济各会的生命与生命形式，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规则或形式。这是反抗生命政治逻辑的巅峰体现，而圣方济各会隐修规则中的“最高的贫困”与“使用”的生活方式是对抗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具体的生命形式。

(二)反“有”：圣方济各会“最高的贫困”

福柯强调个体的身体受到各种纪律、规则、标准的约束与监督，其目的主要在于促使生命个体符合规范与标准，从而生产出驯服的肉体。这种政治解剖学体现的是将预先设定的各种规范与准则应用于个体的生活实践中，如此，生命个体终究是权力关系与权力技术的直接对象。阿甘本与此相反。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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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9.

② Ibid. , p. 11.

③ Ibid. , pp. 11-12.

④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3.

为了实现一种不受主权、法律、规范控制的生活方式，为了摆脱现代西方社会生命政治逻辑的束缚，为了颠覆福柯政治解剖学既定的生活方式，阿甘本构想了一种法外状态的存在方式，即建构一种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最基本的特征是不受法律的控制。不是规范被应用于生活或生命之中，而是生活或生命被应用于规范之中，在规范之中生存，或者说，形式、生命、规则进入了无差异门槛地带。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把某种形式(或规范)应用于生命的问题，而是按照那种形式去生活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形式。接下来，要让生命本身成为形式，并与之相一致”①。至于此种生命形式类型的体现，阿甘本将其追溯到了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并直接将圣方济各会的隐修规则及其生活方式视为生命形式的典范，认为圣方济各会中的法外生活规则为人类构建好的行为方式、追求“幸福生活”指明了方向。

与福柯晚期转向苦行传统类似，阿甘本对基督教隐修制度的探讨旨在“通过隐修生活的典型例子构建出一种生命形式，即一种与其形式联系紧密的生命，以至于这种生命与其形式无法分离”。修道院中僧侣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与必须遵循的诸种规则是我们思考阿甘本意义上的生命形式的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该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规则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界定了一种装置，而僧侣希望通过这种装置来实现他们共同生命形式的理想。”①阿甘本认为，正是隐修生活方式对僧侣最细微、最直接的生命调节，使得规则、法律、仪式、生命相互之间变得模糊，使得僧侣的生活实践成为“无差异领域”；世俗法律的禁止界限与修道院对僧侣生活的塑造变得不再可分，隐修规则脱离了原初的禁止与惩罚的设定而演变为对僧侣的生活方式最精细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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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9.

阿甘本试图通过对中世纪圣方济各会运动中僧侣的共同生活的分析探寻如何逃离现代政治法律机制对生命的捕获与控制，思索如何避免沦为赤裸生命，最终摆脱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相一致的陷阱，走出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的逻辑框架。尽管阿甘本对基督教早期隐修制度或圣方济各会的生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持这样的立场，努力追求生命与形式的统一，“坚持不懈地接近它的实现”，但是又“一直在错过它”②。圣方济各会最终失败了，没有实现其生命与形式的完全统一，不过这并不会阻碍阿甘本将其视为生命形式的典范，他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阿甘本的探索似乎说明，中世纪基督教隐修制度存在生命力的逻辑。福柯与奈格里也有过类似研究。虽然最终的目的不一致，但是他们分享了圣方济各会生活方式、存在模式的共同主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圣方济各会的存在模式视为自身理论突破的方向。福柯在晚期关怀自我技术中转向了对主体化的古代模式的思考。他考察了诸种禁欲主义类型，比如对犬儒学派生存模式、生活方式进行思考，试图摆脱对犬儒主义的个人主义诠释方式，转向探寻犬儒主义的生存模式与真理话语之间的关系，以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一种充满朝气的生活。福柯认为，在欧洲历史长河中，犬儒主义生存方式与生活纲要首先被转移到了基督教禁欲主义实践与机制中，并长期存在。换而言之，犬儒生活模式接近于基督教的生活，后者明显体现出前者的规划纲要、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圣方济各会修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世纪基督教的犬儒者，他们不名一文，四处漂泊，贫穷，乞食为主。”①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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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i

② Ibid. , p. xii.

虽然福柯并没有详细分析圣方济各会如何实际地践行犬儒生活模式，只是单纯地将其视为中世纪基督教的践行者，但是它在福柯那里既是犬儒生活方式的代表之一，必然就具备犬儒主义行为方式的特征与功能。因此，圣方济各会的生活方式具备双重含义：“这既是一种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对世界与生命之真理赤裸裸的展示。生命的选择成为真理的轰动性展示，一无所有的生命成为在肉体上建构真理的展示剧场。”②

福柯在这种犬儒式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真理展现的场所，认为犬儒者的生活方式不是简单的、纯粹的禁欲生活，而是真理展示的生活方式，是不断对个体产生作用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福柯认为，圣方济各会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信徒中间展开牧师工作”，“在修士自身之中重塑严格的牧师秩序”①。这也就意味着，为了过上一种真实的生活，圣方济各会在隐修生活中践行对人的持续关怀或自我关怀。这是福柯关怀自我技术的鲜明体现。简而言之，福柯将圣方济各会的生活方式与隐修规则视为真理、技术、伦理融合的领域，是自我关怀技术展现的场所，亦是突破权力技术压迫的生活方式之一。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圣方济各会僧侣贫乏状态的肯定。福柯不像阿甘本那样将圣方济各会生活方式模型视为核心主题，而是强调基督教“自身的技术”。但至少，他承认这种生活方式存在强大的生命力，是关照自我的早期体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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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钱翰、陈晓径译，150—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②同上书，152页。

对于奈格里与哈特而言，他们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圣方济各在贫困潦倒的境遇下所表现的反抗精神的赞赏，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者必备的战斗精神。与福柯想要在圣方济各的生活方式中发现真理不同，奈格里与哈特主要强调圣方济各的贫穷状态及其反抗力量的构成，因为这是建构共产主义的核心。他们以圣方济各的生活境况来类比在后现代性中诸众面临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处境，为诸众承担圣方济各的历史任务与革命精神寻求理论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圣方济各会指涉奈格里与哈特未来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发展趋向。必须承认，奈格里与哈特对圣方济各会的直接描述较少，主要以隐喻的方式彰显生命政治思想。但是，在《帝国》的最后，他们直接说明了圣方济各在其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位置：

一个古老的传说也许有助于说明共产主义战斗精神的前景，即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传说。想想他的工作。为了摒弃民众的贫困，他接纳了一般状况，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社会的本体论力量。共产主义斗士做了同样的工作，在民众的一般状况中识别出了它的巨大财富。在与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圣方济各拒绝了任何工具的规训，在反抗肉体的禁欲中(在贫困与既定秩序中)，他提出了要过一种欢乐的生活，包括所有的存在和自然、动物、月亮妹妹、太阳哥哥、田野里的鸟儿以及穷人和受剥削的人们，它们要一起来反抗权力意志和腐败。又一次在后现代性中，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圣方济各的境况中，要以存在的愉悦来反对权力下的苦难。这是一场没有力量可以控制的革命因为生命权力与共产主义、协作与革命一起在爱、单纯和天真当中保存下来。这是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不可抑制的轻松和快乐。①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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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民安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3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在贫困之中，圣方济各发现了新社会的本体论力量。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中，奈格里与哈特认为他们同样发现了新社会的本体论力量，即把圣方济各的使命赋予诸众这一具有生产性与创造性的革命主体，或者说作为穷人的诸众。圣方济各虽然在物质上处于贫困、匮乏的状态中，但是他努力追求内心的愉悦，竭力激发心中的热情，以表达对教会权力与财治的抵抗态度，从而获得精神与灵魂上的彻底满足感与幸福感。在后现代社会，奈格里与哈特认为穷人的诸众也需要以这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为目标，以推翻帝国的统治，走向未来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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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394—39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引文稍有改动。

那么，奈格里与哈特如何在帝国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境遇中建构诸众的贫穷？他们集中分析圣方济各的贫穷境况，认为：“圣方济各的行乞命令宣扬穷人的美德，既是为反对教会权力的腐败，也是为反对私有财产制度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①贫穷即力量的体现，是反抗压迫的力量体现。众所周知，贫穷是传统政治哲学领域的核心范畴，奈格里与哈特想要展现的是贫穷的力量，是穷人诸众的创造性与潜能。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诸众的贫穷并不意味着苦难、剥夺或者匮乏，而是确立社会主体性的生产，结果就是彻底多元且开放的政治体，这个政治体既反对个人主义又反对排他性、联合起来的拥有财产的社会团体。换句话说，穷人指的不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而是那些无视社会秩序或财产、内嵌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的多样性。”②

穷人的包纳性、开放性、多样性就是他们潜在的力量。这是一种内在性力量，而不是外界强加其上的赋予性力量。必须看到穷人的表达力与行动力，必须给予穷人创构性的分析方式，这也意味着，必须从生产性角度审视诸众的贫穷，诸众与贫穷之间的构成性关系是穷人的本体性力量的展现。因此，穷人“不是社会某一群体的排他性身份，而是不论身份或财产，以杂多性内嵌在社会生产机制中的群体，因为主体性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而生机勃勃。正是因为穷人诸众的存在，才对财产共和国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①。我们不应只关注穷人群体物质财富的匮乏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附属地位，也应看到他们对财产与身份的拒斥，看到统治者对他们的憎恶与恐惧，即看到穷人的无限革命力量。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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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同上书，31页。

圣方济各会的生活方式是窥见阿甘本构想的生命形式的窗口。修道院是生命形式活跃的场所，它们为一种不能与其形式分离的生命提供了模型。与福柯、奈格里、哈特对圣方济各会蜻蜓点水式的描述不同，阿甘本试图在圣方济各会的生活机制中重新解释基督教传统，发现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为未来共同体的生活寻求线索。阿甘本对圣方济各会禁欲传统的描述集中关注其贫穷状态。这不是从司法政治角度出发，也不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来看待贫穷问题，而是认为贫穷言说着一种生命状态，一种存在状态。阿甘本试图从宗教、哲学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基督教生活模式，思考圣方济各会的行为方式。在这里，他主要强调圣方济各会僧侣自愿选择贫困，他们的贫穷是一种“至上的贫穷”“最高的贫穷”。不拥有任何权利，不占有任何东西，这就是圣方济各会典型的生命形式，也是对罗马教廷的强烈反抗。

对于贫穷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角度出发。

第一，从僧侣的穿着习惯来看，他们并不需要光鲜靓丽、绚丽多彩的服饰，但也不至于衣衫褴褛。他们有着一套自身的服饰规则，倾向于简洁、朴素。阿甘本认为，“习惯”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存在方式或行为方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习惯变成了美德的同义词……似乎越来越多意味着穿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引导自己的方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①。在圣方济各会隐修制度中，习惯渐渐演变为一种着装习惯，一种生存状态，并与行为品德、指导自我的方式密切相关：这种着装习惯“已经呈现为一种教化过程，使得他们成为美德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或寓言。正因如此，对外在着装的描述，就等同于揭示了内在的存在方式”②。阿甘本认为，外在修饰的素雅、简单也意味着个体内心的单纯、天真。在这个意义上，修道士的“贫穷”指涉的是服饰习惯的简单化与纯洁化对生命内部活动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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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3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贫穷”也是僧侣形成此种生活习惯的前提条件，而不只是对着装简陋、材质粗糙的表达。“因此，僧侣日夜穿戴的小兜帽是让其不断保持小孩的纯真和天真’的训诫。亚麻长袍的短袖暗示着他们已经中断了这个世界的行为和工作’。穿过腋下的细羊毛绳使衣服紧紧贴在身上，表示他们已经为所有的体力劳动做好了准备。他们的衣领和肩膀上盖的小披风或外套象征着谦卑。手杖提醒着他们绝不能在众多的恶犬中赤手空拳地走出去’。他们脚上的凉鞋代表着我们的灵魂之足…必须时刻为精神上的竞技做好准备’。”③修道院生活习惯把服饰转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即着装与生活方式不可分离。而且，“只有在修道院生活中，人们才会目睹服饰的各个要素被彻底教化”④。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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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

② Ibid. , p. 14.

③ Ibid., pp. 14-15.

④ Ibid., p. 17.

在阿甘本看来，穿着习惯上的“贫穷”既是僧侣共同坚持的生活规则，也是事实上的穷困状态，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在这种贫穷中，他们能够获得一种纯真的、单纯的生活模式。这是贫穷的结果，也是趋向美德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能使其获得圆满的教化过程。换而言之，在修道院服饰习惯中，贫穷并不意味着生活拮据的消极意义，人们应看到贫穷带来的肯定性内涵。贫穷在这方面也类似于福柯在晚期著作中对关照自我的生存美学的探讨。例如，福柯极力倡导将生活塑造成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品，使生活成为艺术。早期僧侣的服饰也体现出对艺术与美的追求，促使僧侣生活在单纯、天真、纯粹的生活之中。这不是根据某种隐修规则实现的，而是因这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的。或者说，生命与规则相互渗透，使其不可区分。“修道院也许是第一个这样的场所，在那里，生命本身不仅是构成与调控修行的禁欲技艺，还会被呈现为一种艺术…类似于福柯在晚期著作中所构想的那样，即生命本身的定义与永无止境的实践相关。”①

从伦理学与美学角度来看，贫穷意味着一种生存美学、生活艺术，指向对自我的不断完善。在这个方面，僧侣的服饰习惯与生活方式的不可分离，即阿甘本意义上的生命形式。这不是在赤裸生命语境中谈论生命形式的内容，而是在规则、教义、教制与生命的关系中言说生命与其形式的不可分离。

第二，从法律角度来看，圣方济各会没有任何财产所有权概念。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圣方济各会的信徒推崇教会法’根据自然法，全部事物属于所有人’，根据神法，所有的事物都是共同的’。”圣方济各会反对财治，反对财产共和国，支持共享制度，其共同体建筑在共同财富的基础上。①从根本上看，这不是“所有权社会”，而是一种共产主义形式。亦可说，圣方济各会一无所有，然而又“无所不有”。他们不占有、不拥有任何东西，没有财产，没有所有权，没有专属于自身的东西，但是却能在共同中产生使用行为。这只是一种事实上的使用，而不是法律所指示的使用权。“财产和所有的人类法律都始于人类的堕落和该隐之城的建立……在纯真状态下，人类使用了东西，但是没有所有权。在圣方济各会那里也一样，以基督耶稣和使徒为榜样，圣方济各会放弃了所有的财产权，仅保留了对东西事实上的使用……放弃权利(ab-dicatioiuris，这意味着回到堕落之前的自然状态)以及所有权与使用的分离，构成了圣方济各会常常从专业的角度界定他们所谓的贫穷’的特殊条件的基本装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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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