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早期圣方济各会对权力、制度提出激进的批判，抵抗世俗世界的法律与权利。最激进的批判即反对私有财产，反对个人所有物，反对对他人劳动的占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圣方济各会反对任何占有，反对任何私有物，拒绝拥有任何东西。这就是圣方济各会“最高的贫困”，亦即“至高的清贫”。这是一种自愿接受而让人无限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符合放弃所有权利(abdicatio omnis iuris)之原则的实践，也就是说，人在法律之外且没有任何权利而存在的可能性”①。用阿甘本的话来说，“圣方济各会必须坚持剥夺所有权’的贫穷特征……最高的贫困……被剥夺了所有权，因为它不能占有任何共同的或个人的东西，既不能占有兄弟的东西也不能占有整个团体的东西’。他们拒绝小修道会的任何占有意图(animus possidendi)，充分利用了不属于自身的东西”②。从放弃所有权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意味着对创造经济价值、经济利润的私有财产的拒绝，因而无法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也就避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榨。这种生命体验即圣方济各会生命形式的主要体现。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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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34—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3.

值得注意的是，圣方济各会宣称放弃任何权利，不拥有任何东西，不是通过废除既定的社会法律与规则来实现的，相反，与其说倡导取消现定法律与权利，不如说是一种逃离，一种不服从，一种对既定法律与权利的无视，从而使自身处于法律、权利之外，使法律与权利自动失效。这就是一种至高的贫困。因此，圣方济各会的贫困既是一种生活习惯上的简朴，又是一种法律上对物权的舍弃。这不是根据某种世俗法规生活，而是使其融入生活之中，成为自身的生活形式、生活内容，使此种生活形式与自身的生命存在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这种形式不是一种强加在生命之上的规范，而是在追随基督生活过程中，给予自身一种形式并使自身成为一种形式去生活。”①阿甘本将圣方济各会“最高的贫困”视为一种拒绝任何形式所有权的生活方式，这是他建构其生命与形式不可分离的生命形式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贫困的使用”。对“使用”(use)问题的探讨反映了生命形式具体操作的可能性，是阿甘本构建生命形式范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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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Agamben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ted by Daniel McLoughlin, Edinburgh: 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2016, pp. 238-239.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9.

(三)使用概念的激进生命形式

阿甘本在生命政治学理论中展演了主权、法律、规则对生命的控制与捕获如何使生命沦为没有活力、激情、创造性、主体性的赤裸生命。为了摆脱主权权力逻辑与例外状态的全面束缚，使生命从法律、权力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阿甘本诉诸生命形式的创造。与将生命政治的典范锁定在集中营的做法类似，阿甘本将走出生命政治逻辑框架锁定在圣方济各会运动中，把圣方济各会生活方式视为走向未来幸福生活的范例。圣方济各会运动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法律、规则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模糊。这两个明显充满差异的领域变得不可区分，成为“无差异门槛”地带，切断了法律、权力、主权控制与操纵生命的可能性。

阿甘本认为，法律概念之所以会在圣方济各会运动中失效，就在于圣方济各会对所有权的放弃。他们不再占有任何物的所有权，不再成为权利的主体。这是对传统罗马法律的反抗，以具有反“有”特征的“最高的贫困”的存在模式为抵抗武器。个体以“一无所有”的方式生活，没有占有任何物的意志。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财产或所有权，不是自权人，就不能生存。圣方济各会虽然不占有任何财产，但是，他们坚持共同使用任何物，使用任何共同物。使用范畴的革新是圣方济各会生活方式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它体现的是法律、生命、所有权、权利之间关系的变革。阿甘本意义上的生命形式何以可能得益于使用理论的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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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5.

从思想发展脉络来看，阿甘本20世纪70年代就提及过使用概念基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来探讨商品的神秘性。显然，他不是为了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延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继续分析商品如何从简单而又平凡的东西，从普通而又可感觉的物转化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①。他关注的既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价值，也不是商品形式的物化与物象化过程，而是一种作为景观的商品秘密，是“可见而不可见之物”对一切生命的全面统治。阿甘本认为，当“商品容貌转变成着了魔的物体时，这是交换价值开始超过商品使用价值的标志”②。对此，怀特解释道：“虽然阿甘本早期将之解释为对使用可能性的腐蚀，但它依然以克服使用价值的怀旧，挑战其潜在的功利主义预设为导向。阿甘本对使用概念的最早解释考虑的是与物的新关系的可能性。这种新关系既不是使用的功利主义概念，也不是交换逻辑。”③

阿甘本确实想要摆脱功利主义与交换逻辑的话语，不过，他并不是想要在马克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使用范畴，或建构某种具体的使用理论。他谈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的论述，主要是为了将马克思塑造为景观批判的先锋，而不是重申马克思主义经济拜物教批判方式。因此，在此阶段，阿甘本谈论使用问题，更倾向于展现资本主义世界的景观统治，揭示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超越，以至于最终成为操纵生命的绝对权威。与其说这是阿甘本对使用问题的最初解释，还不如说是他对资本主义景观社会批判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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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② Giorgio Agamben, Stanzas: Word and Phantasm in Western Culture, translated by Ronald L. Martinez,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38.

③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1, p.194.

20世纪90年代，阿甘本再次回到了这个主题，高度赞扬了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并进一步讨论了使用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根据阿甘本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极端阶段，即资本主义以景观展示其自身的社会，“一切使用都变得不可能并将一直不可能”。①这是阿甘本对使用概念的实际应用，以分析资本主义在大众消费社会通过景观影像、资本影像对人类生活的全新操控。这也说明阿甘本对使用概念的运用异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分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阿甘本对资本主义领域使用问题的思考，是他在宗教领域中对圣方济各会生活形式的分析的现实运用与延伸。换而言之，要想更清楚地掌握阿甘本的使用概念、使用理论的根本特征，或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使用范畴，就必须回到中世纪宗教领域，回到圣方济各会运动，回到生命形式的典范，回到圣方济各会“最高的贫困”。

具体而言，阿甘本构建的使用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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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p. 81.

第一，使用与所有权的对立，以建构一种生命形式为目标。“圣方济各会在对最高的贫困’的倡导中，宣称一种完全被移出法律领域的使用是可能的。为把这种使用与用益权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使用权区分开来，他们将其称作事实上的使用(usus facti)、实际使用(de facto use，使用事实)。”①这异于物权法中的用益权、所有权的纯粹事实上的使用，这种纯粹的使用“是某种人们永远不可能拥有也永远不可能把它当作所有物来占有的东西。换而言之，使用通常指涉与某种不可能被占有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使用指涉的是那些不能成为占有对象的物”②。事实上的使用，抑或使用事实，强调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单纯的使用事实，即使用不是法律或权利问题而是事实、功能问题。与此同时，这又是一种“贫困的使用”，是一种实践行为与事实，是圣方济各会的生活形式。

阿甘本以“贫困的使用”来展示圣方济各会最初的生活方式。圣方济各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反对财产所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所有权，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与世俗社会相联系。在这种使用范畴中，重要的不是鉴定使用本身是什么，而是看到使用是一种生活实践行为，并使此种生活形式融入实践过程中，从而生成新的生活方式、生命形式。因此，阿甘本强调：“在这里，使用不再意味着对律法的纯粹而又简单的放弃，而是把这种放弃建构成一种生命形式和生活方式。”③也就是说，使用既是圣方济各会僧侣的具体实践，也是他们生命形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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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p. 82.

② Ibid. , p. 83.

③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42.

第二，使用异于使用权，使用是没有权利的使用。在这方面，阿甘本受惠于13世纪圣方济各会神学家彼埃尔·让·奥利维(PierreJeanOlivi)的使用概念。圣方济各会的隐修制度所呼吁的“最高的贫困”，不仅指放弃拥有物的权利，还必须放弃使用物的权利，即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同时放弃。在奥利维看来，“使用和权利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用某个东西，但没有所有权或使用权，正如奴隶用主人的东西，却没有任何所有权和用益权一样”①。圣方济各会践行的是不占有任何物，不拥有独属于自身的任何东西，而是共同使用。在这里，使用不表示任何价值内涵，也不隶属于法律范畴，而是一种纯粹以使用为目的的使用。这是一种短暂的拥有，这种拥有不代表任何意义除了表达使用的单纯行为，也不是伦理或道德上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使用表现的是一种共享行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被允许使用，但是不具有使用权，这与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所言类似：“他们放弃了所有财产，放弃了所有占有的能力，但是并没有放弃使用的自然权利，因为它是一种不可放弃的自然权利。”②纯粹事实上的使用实践是个体本身具有的内在属性，是自然赋予的不可剥夺或放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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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乔治·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35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4-115.

阿甘本试图将圣方济各会的使用概念激进化，从而延伸奥利维与奥卡姆等圣方济各会理论家对使用范畴的界定。在阿甘本看来，圣方济各会的失败在于“使用的事实性本身不足以保证法律的外在性，因为任何事实都可以转化为权利，正如任何权利都能暗示着事实方面”。“他们以这种方式将自己越来越多地纠缠在司法概念中，最后被这些司法概念颠覆和击败。”换而言之，圣方济各会“全神贯注地用司法术语来建构使用的正当性”①。圣方济各会对法律、权利范围之外的诉求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放弃，但又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否定性，最终无法避免再次陷入司法领域。因此，圣方济各会受到了罗马教廷的强势打压，以失败告终。阿甘本为了摆脱圣方济各会运动遭遇到的法律困境，认为：“与律法的冲突—更确切地说，试图使法律无效，通过使用让法律不再起作用同样处于纯粹存在层面上，在那里，律法与仪式有效运作着。生活形式是纯粹的存在现实，这种纯粹的存在现实必须从律法和职责或义务的封印中解放出来。”②

从这个方面看，阿甘本发现了避免与法律发生冲突，逃离法律的可能性，那就是转向对圣保罗的思考，走向圣保罗对弥赛亚生活的界定。这就是阿甘本“使用”理论的第三个特征。圣保罗弥赛亚的真正使用使法律失效，使其不再发挥作用，以“要像不”(“好像不”)的方式重新发现使用理论。保罗说道：“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①可以以“要像不”使用的态度与立场对待使用，而不是采取抵抗法律或违背法律的激进行为，旨在“创造一个脱离权力和法律掌控的空间：不和它们冲突，却能使它们停止运作”②。以“要像不”的方式让渡法律、权利、所有权、社会身份、特权，以“要像不”的使用方式生活，“以要像不’的形式生活，意味着丧失所有司法的和社会的所有权”③。这也意味着阿甘本对生命形式的建构从司法领域转向了宗教神学领域或经济神学领域，意味着阿甘本的政治旨趣并不是创造或生成全新的共同体，而是能够如此的共同体。“这并不是另一个样子或另一个世界；它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的逝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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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9.

② Ibid. , p. 136.

二、潜能与实现之辩证关系的对抗与重构

阿甘本对现代西方政治的描述遵从的不是传统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工人主义运动路径，如奈格里、哈特、维尔诺、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特隆蒂(Mario Tronti)等人所代表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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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约·哥林多前书》7：29-31。

②意]乔治·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36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③ Giorgio Agamben, The Use of Bodies (Homo Sacer IV, 2),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74.

④意]乔治·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31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引文稍有修改。

这就注定了他与其他学者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与统治时，会走向不同的思想建构之路。然而，又因为他们同样面对着意大利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氛围，阿甘本虽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保持着相应距离，但又无法完全处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之外。例如，虽然阿甘本并没有直接采纳一般智力、劳动构成、阶级分析、社会关系等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关键术语，也没有直白地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革命传统与思想对抗依旧是阿甘本一直坚持的原则。通过对使用、无用、潜能、生命形式、亵渎等术语的重新图绘，阿甘本勾画出了以“生命形式”为核心的无用政治学，即一种即将来临的政治。

具体说来，阿甘本想要把生命形式的无用政治建构为对死亡政治学的反抗与颠覆。一种不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形式范畴生成了阿甘本对解放政治的希望，这与选择传统革命与解放道路的差异也显而易见。阿甘本为了更加具体地展现生命形式的整体轮廓，毅然将圣方济各会的隐修制度视为范例。“在这里，遵守戒律的传统法律观念被颠覆了。圣方济各会不是遵守规则，而是生活于其中甚至有一个更为极端的逆转，即生命被应用于规范而不是规范被应用于生命。”①

阿甘本试图透过圣方济各会运动中生命、规则、律法之间的特殊关系找到理论解放的出口。虽然圣方济各会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胜利，没有实现形式与生命的不可分离性，但是它的失败却成为阿甘本反生命政治逻辑得以继续的前提，并且为阿甘本对生命、法律、主权等关系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性意见。以此来看，生命形式范畴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中发挥着中枢作用，既关涉生命、形式、法律、规则的关系问题，也标志着对以潜能、无用、亵渎范式为核心特征的无用政治学的建构。这种政治学的主要特征在于不再诉诸具体的革命战略、解放主体、政治纲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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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