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从总体上看，吴冠军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甘本政治哲学与宗教学领域，而从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全貌来看，他前期主要关注政治层面的生命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阿甘本着力探讨了赤裸生命、例外状态、集中营等政治领域的范畴，而对于逃离生命政治权力控制的问题更多倾向于从宗教领域中探寻出路。吴冠军教授对使用、亵渎、共同体、弥赛亚问题的研究，为我们理解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对于这一主题，高奇琦教授则从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与弥赛亚精神三者的关系进行讨论。高奇琦着重论述了这三种范畴如何有效地构架在一起，从而形成阿甘本思想的整体逻辑，即“真正的例外状态就是弥赛亚时刻，而生命政治的核心则是在弥赛亚时刻下生命得到救赎”②。在例外状态下界定弥赛亚时刻，这还有待商榷，弥赛亚时刻的到来也许更应从时间角度以及阿甘本笔下弥赛亚的具体形象来把握。不过，他的这种逻辑建构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厘清阿甘本思想脉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启发我们进一步思索阿甘本的思想所蕴含的理论价值。

第二，从神圣人概念角度解读阿甘本思想。

神圣人(Homo Sacer)是阿甘本思想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尤其是他以此为名出版了系列著作，形成了著名的神圣人计划。这个概念极其复杂，本身就包含模糊性。蓝江教授对神圣人概念做了如下解析。其一，将其置于法与宗教领域，这也是阿甘本在其著作中明确表达过的神圣人概念的双重维度。其二，将神圣人概念与例外状态、主权权力连接起来，从政治秩序角度看待主体生命问题，即三种范式如何运作从而生成赤裸生命。其三，通过分析誓言这种政治的原初结构，展示神圣人形成的原因。其四，在安济神学中追溯神圣人概念诞生的宗教背景。①这既有利于我们大致地了解神圣人概念的谱系发展，也有助于我们对阿甘本其他概念与理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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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冠军：《“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时间”——透析阿甘本的弥赛亚主义》，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②高奇琦：《世俗化的弥赛亚精神：阿甘本的宗教哲学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

由于神圣人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在对此概念进行翻译时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在中文话语体系中，很难找到与HomoSacer对应的词。姚云帆②在其博士论文中就首先对HomoSacer的中文翻译进行了探讨，但是最终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不过，姚云帆对某些翻译术语的批判至少部分地为我们澄清了它不是什么，也提醒着我们对此概念的理解不能局限在某一层含义上，因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概念，一个多义的概念。之后，姚云帆探讨了HomoSacer对应的实质内容，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试图厘清Homo Sacer的演化过程，其中必然包括对阿甘本政治著作中的核心范式的讨论。再者，面对学术界对 Homo Sacer的悲观主义分析语调，姚云帆试图找寻这种反抗逻辑的可能性。姚云帆博士对 Homo Sacer 的研究，尤其是对 Homo Sacer概念的揭示，清晰地展现了该概念在阿甘本整个研究计划中的发展轨迹，他也以此为基础描绘了阿甘本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警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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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蓝江：《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浅论阿甘本 homo sacer 思想的发展谱系》，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②姚云帆：《阿甘本“牲人”概念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姚云帆：《论阿甘本Homo Sacer概念的含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另一篇论Homo Sacer的文章是朱麟钦的《试论阿甘本“HomoSa-cer”概念的神学面向及其生命政治》。作者认为，阿甘本在其政治著作中虽然阐述了Homo Sacer的双重面向，但是在具体政治计划操作过程中主要以HomoSacer概念的政治维度为论述基点，因而他想回到HomoSacer概念的神学面向，重点解读 Sacer的三重属性。这为我们更充分地了解神圣人概念的神学意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后，他又回到阿甘本的核心范畴，论述了神圣人与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主权的关系。①这种论述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的重点。

第三，从法学视角研究阿甘本思想。

阿甘本的法学思想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柯朝钦在博士论文《例外状态的统治与救赎论阿冈本的两种例外状态模式》②中就以例外状态的统治与救赎为研究对象，展现了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的思想脉络。柯朝钦认为，例外状态在阿甘本那里不再单纯只是一个司法领域中的问题，而是被深化为一个司法一政治一哲学一神学本体论问题。就阿甘本思想的源泉及理论特征来看，他从来不把某个范畴或核心理论局限在某一单个的视域之下，而是倾向于在其他学科，尤其是在宗教神学领域之中探索其根源性问题。与其他研究者一样，柯朝钦博士也偏爱于把阿甘本的核心概念如赤裸生命、例外状态构建在同一层级上。不同的是，他以例外状态为主导地位来审视赤裸生命、生命政治等概念，并且试图在例外状态的层面上论述弥赛亚与未来共同体的到来，从而勾画出以例外状态为核心的阿甘本法律思想的系统逻辑。这使他相对完整地勾勒出一条比较有逻辑的线索。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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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麟钦：《试论阿甘本“Homo Sacer”概念的神学面向及其生命政治》，载《同济理论电车》，2016年11月22日。

② 我国台湾地区通常将阿甘本译为阿冈本。

薛熙平曾在硕士论文《例外状态—阿冈本思想中的法与生命》中重点探讨了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中法与生命的关系问题。作者以阿甘本的文本为基础，梳理出例外、法律与生命的隐性关系，并用它们来解释与批判现代社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如指纹录入、殖民统治等问题。虽然薛熙平与柯朝钦在分析方式与论述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试图从阿甘本的政治思想之中，尤其是在法律、生命等的关系之中，厘出一条阿甘本叙事的逻辑线索，即既有对现实事实问题的描述与控诉，也想绘制出逃离生命压制的路线。但是，由于阿甘本的神圣人计划系列著作在他们写作时还没有完全出版，因此，他们在梳理阿甘本生命反抗逻辑的线索时表述得不够完整。虽然他们有提及阿甘本的弥赛亚、潜能与生命形式的问题，但只是侧重于某一方面而没有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这意味着他们对阿甘本政治主体、革命解放逻辑的阐述还有待完善。

其他学者在阿甘本法律思想研究方面也有相对完整的著作。例如，张宪丽既阐述了阿甘本例外状态的思想发展史及其法律语言问题，又结合现实背景，反思了阿甘本法律思想对中国法律研究的启示。①该研究主要关注法律问题，没有过多探索阿甘本的政治、宗教、神学、哲学等问题。牟晓龙重点探索了阿甘本的主权概念，但主要是从主权、例外、赤裸生命的关系以及发展入手，更多停留在阐述阶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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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张宪丽：《阿甘本法律思想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从众多研究文献来看，张一兵教授的方式值得借鉴。他的研究基调是发现阿甘本思想中的不在场之物，即通过阿甘本思想的表象找寻隐藏在深处的本质。他曾对《奥斯维辛的剩余》进行解读，极为深刻地阐述了集中营这种灰色的空间范式以及囚犯非人的存在方式，进而探索奥斯维辛的存在论剩余。②此外，他分析了阿甘本的潜能问题，即不在场的在场者，认为阿甘本的潜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本有论思想构建了阿甘本哲学的基本范式。③他也关注阿甘本对德波景观社会的进一步分析，即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隐性奴役，并对其进行深化。同时，他也批判了阿甘本对马克思与德波关系的臆想，肯定了阿甘本对资本主义景观社会中人的身体的商品化的批判。④张一兵教授的阿甘本研究主要涉及阿甘本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学作品，尤为关注奥斯维辛的问题以及阿甘本思想中的隐性话语，试图多方面展现阿甘本思想的原貌及其分析缺陷。这在当下为数不多的阿甘本研究中是非常有价值的，为我们了解阿甘本以及他与海德格尔、德波、马克思等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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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牟晓龙：《至高权力：探析阿甘本的主权概念》，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②张一兵：《奥斯维辛背后不可见的存在论剩余——阿甘本〈奥斯维辛的剩余〉解读》，载《哲学研究》，2013年第11期。

③张一兵：《黑暗中的本有：可以不在场的潜能——阿甘本的哲学隐性话语》，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

④张一兵：《孤离的神姿：阿甘本与德波的〈景观社会〉》，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中国学术界的阿甘本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则表现出百花齐放式的阐述与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形式上来看，主要有书评形式、翻译形式、专题讨论一论文集形式、著书立说形式；从内容上来看，表现为从法学、艺术、神学、政治哲学、教育学、宗教、诗学、文学等方面探求阿甘本的思想理论。

第一，政治与本体论的解读模式。

2013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杰西卡·怀特（JessicaWhyte)的《灾难与救赎：吉奥乔·阿甘本的政治思想》(Catastrophe andRedemption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Giorgio Agamben)。2014年，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修·阿伯特(Mathew Abbott)的《这个世界的形象：阿甘本及政治本体论问题》(The Figure of This World：Agam-ben and theQuestion of Political Ontology)。这两本书为我们描绘了相对完整的阿甘本原像，既清晰地解释了阿甘本的政治思想以及阿甘本著作中的高频术语，又彼此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加立体地把握阿甘本思想的理论全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书是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论来解读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从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怀特倾向于以一种政治哲学的解读方式切入阿甘本的政治概念与哲学问题，阿伯特则用本体论的解读方式穿梭于阿甘本的思想海洋，并尝试延伸阿甘本的思想。

怀特既不完全否定阿甘本，又与阿甘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怀特主要针对阿甘本的部分论点—西方政治自创建以来就是生命政治的、我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例外状态规范化、即将来临的世界与当下的世界只有一点不同、救赎的时刻发生在当前的灾难事件之中—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怀特赞同生命与政治所遭遇的当代命运，也认为人类的生命可以摆脱主权权力的压榨，支持阿甘本把对未来政治的期待放置在政治事件之中。怀特认为：“阿甘本政治思想的真正弱点是，他把对当前灾难的强化视为救赎的路径。”①在弥赛亚问题上，怀特拒绝阿甘本对“书记员巴特比”纯粹潜能存在的分析，更赞成本雅明“虚弱的弥赛亚力量”，认为后者是“思考破除主权禁止的更好的集体实践形式”②。在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上，虽然阿甘本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是，怀特与奈格里持有着同样的观点，认为阿甘本几乎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即便《王国与荣耀》从中世纪基督教文献资料中追溯了经济学的起源。此外，由于认为阿甘本不够重视已然存在的政治斗争，怀特转向了对当代希腊问题的分析，把希腊社会中的政治实践形式与资本主义斗争连接起来，以拓展阿甘本对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设想。怀特在阐述阿甘本政治思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传统嫁接到阿甘本的思想之中。但是，怀特把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放置在当代希腊问题之中，这种用偶然的政治事件预示未来世界之到来的做法未免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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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与怀特关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集中营、例外状态等政治现状不同，阿伯特从维特根斯坦、尼采、列维纳斯(EmmanuelLevinas)、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出发，解读阿甘本思想中的本体论维度。阿甘本早期就关注语言问题，把语言问题当成一种存在问题。这明显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而且阿甘本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并没有因为神圣人计划的开展而中止，相反，语言哲学问题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虽然语言问题在阿甘本思想中至关重要，阿甘本也是从对语言实验的研究转入对政治问题的探讨的，但是，很少有人从语言、存在的角度切入来研究阿甘本的政治思想。因此，阿伯特在《这个世界的形象》中进行的本体论维度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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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ssica Whyt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Giorgio Agambe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p. 3.

② Ibid., p. 17.

如果说怀特更倾向于从阿甘本的政治现象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从而反思阿甘本的思想的话，那么阿伯特更注重把阿甘本的思想与其他理论联系起来，试图从其他思想家那里找到研究阿甘本思想的入口。当然，这不是说阿伯特只是用其他思想家的理论来武装自身。结合其他思想家的理论，并以阿甘本的文本为基础进行本体论解读，进而实现对阿甘本思想的延伸，这是阿伯特强化阿甘本的解读方式与目标。《这个世界的形象》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谈论了以下问题：政治本体论的定义以及它与政治哲学、神学的区分，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尼采的生命哲学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问题、生命政治风险，对剩余问题的思考，对赤裸生命的本体论解读。阿伯特试图对阿甘本传统政治理论批判家的身份提出质疑，并且强调“阿甘本哲学的肯定性’方面”。①

首先，阿伯特不像怀特那样直接关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问题，而是选择了一种迂回的方式来谈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如对赤裸生命问题的考察。阿甘本在神圣人计划中描述过具体的赤裸生命形象的代表，如难民等，阿伯特则把它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嫁接起来，认为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没有生命是赤裸的，因为存在已经如其所是地被揭露(在它的隐蔽性中)。没有例外，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例外(在它的日常性中)。在这个世界的形象经过之后留下的只是这个世界”①。赤裸生命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其次，阿伯特认为，阿甘本对政治问题的分析不可能为我们实际的政治行动提供蓝图，但也并不带有末世论的基调，因为他的本体论“不关心世界的终结，而是思考活着意味着什么，思考超越世界的图像，思考世界的图像被建构为可表征的全部事实将意味着什么”②。最后，对于未来世界，他与怀特立场一致，认为灾难事件中不可能存在拯救的力量，即本体论的危险不具备救赎的资格，而是需要从日常生活的本体论事实之中去寻找。阿伯特对阿甘本思想图像的本体论解读正是怀特所欠缺的。这两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在有效祛除阿甘本思想中的神秘性与模糊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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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athew Abbott, The Figure of This World : Agamben and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Ont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

第二，“肯定性”和“否定性”的解读模式。

在对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进行“肯定性”解读方面，典型代表是美国曼哈顿大学的大卫·基西克(DavidKishik)与赫尔辛基大学的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把阿甘本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问题作为思考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在阿甘本对当代全球政治的批判性分析方面，他们立场一致，认为阿甘本的政治思想隐含着他所宣称的乐观主义因素，而不是很多左冀思想家所指认的虚无主义以及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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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thew Abbott, The Figure of This World : Agamben and theQuestion ofPolitical Ont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96.

② Ibid. , p. 193.

基西克是阿甘本《什么是装置?》(What is an Apparatus?)①以及《裸体》(Nudities)②的英译者之一，出版过两本构想生命形式的著作，即《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构想一种生命形式I)》Wittgenstein's Formof Li fe(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I)]③与《生命的力量：阿甘本与即将来临的政治(构想一种生命形式Ⅱ)》The Power of Life：Agambenand the Coming Politics(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II)]④。在前一本著作中，基西克通过对维特根斯坦早期与晚期著作的解读，来探讨生命问题。基西克的这种研究明显受到了阿甘本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从语言问题转向哲学问题，阿甘本也以语言哲学为起点继续探讨政治与生命的问题。基西克认为，维特根斯坦“给予了我们最具影响的以及有着完好记录的对生命问题的解决方案”⑤。基西克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对语言问题的探讨意味着对生命形式问题的探讨。“虽然维特根斯坦发现了生命与语言最潜能的表达，但是，他没有像阿甘本那样看到两者之间的政治意义。”①因此，基西克想要探寻政治与生命的关系，以便构想出一种生命形式。基西克在《生命的力量》中介绍了阿甘本的生活经历，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他也点明了《生命的力量》一书的目标，即“致力于研究阿甘本的生命哲学，成功与否取决于引导读者构想一种生命形式的能力，以及澄清阿甘本的思维方式如何指向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②，并且肯定了阿甘本的著作所蕴含的巨大潜能以及构想一种生命形式的可能性。他明确阐释：“这本书会展现阿甘本著作真正的力量在于有能力再定义政治行动、哲学思想与伦理主体，这三部分构成了三角形的角，其中心就是生命形式’。”③生命形式就是即将来临的政治的力量，这即阿甘本所说的生命不能与形式相分离，不能从生命中分离出某种类似赤裸生命的东西，与社会学常说的生活风格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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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Giorgio Agamben, Nudities, translated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③ David Kishik, Wittgenstein's Form of Life(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I),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8.

④ 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II),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David Kishik, Wittgenstein's Form of Life(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I),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2008, 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