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对于阿甘本将巴特比视为纯粹潜能的存在，奈格里直接予以拒绝。从整体上看，奈格里认为阿甘本“把生命政治领域的现实强加在一种无限的否定性本体论的结构之上，将生产排除在生命政治环境之外”③。与此相反，哈特与奈格里坚持的是一种肯定性本体论。在他们看来，一般意义上的潜能无处不在，巴特比这种木讷、呆滞而又消极、被动的形象完全无法承担政治解放的任务。奈格里批判地说道：“抵抗的高度被阿甘本解释为被动性而不是反抗。在阿甘本那里，抵抗的代表是巴特比而不是迈克尔·K，是神圣人而不是奴隶或无产阶级。”④相比于巴特比的自我封闭、内心绝望、消极被动，库切笔下的迈克尔·K①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挣扎、不停做斗争，以自身最大的努力来逃离悲惨的境况。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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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y,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7.

② Ibid. , p. 183.

③ Giorgio Agamben : Sovereignty and Life, edited by Matthew Calarco and Steven DeCarol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3.

④ Ibid. , p. 123.

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巴特比与迈克尔·K的“这种拒绝是解放性政治的开端，但它也仅仅是个开端。拒绝本身是空洞的。巴特比和迈克尔·K或许有着美好的心灵，但他们处于绝对纯净中的存在却挂在一个无底深渊边。他们在逃脱权威的线路上处于完全的孤独之中，他们始终踏在自杀的边缘。从政治角度讲，单纯拒绝(对工作、权威、自愿屈服)只能把人们引向社会自杀。斯宾诺莎说，如果我们仅仅把暴君的头颅从社会躯体上砍下来，我们只能得到社会残缺不全的尸体。我们要做的是创造出新的社会躯体，而这个任务远不能止步于拒绝。我们的逃亡和出逃路线必须是建设性的，必须能创造出实在的替代物。在简单拒绝之后，或者说作为拒绝的一部分，我们更要构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这项工程不会引领我们成为单纯的人，我们会成为人中之人，人性将因集体的智慧和对社会的爱而丰富，而倍增”②。因此，革命主体与解放使命绝不是巴特比或类似之徒所能承受的，因为“他的拒绝如此绝对，以至于自己看起来一片空白，成为没有特性的人，或者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的话说，仅仅是个人。巴特比的纯粹被动，他对一切具体的拒绝，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一般存在的形象，一个纯粹的存在，而且仅仅是存在，再无其他。随着故事的发展，他剥落许多，一步步接近赤裸的人性、赤裸的生活、赤裸的存在。最后，他消亡下去，在坟墓'，这所曼哈顿臭名昭著的监狱中化为乌有”①。巴特比最后死于监狱，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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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库切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的人物。

②[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199—20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巴特比无法避免死亡，但是他很坦然地面对死亡的命运，知道自身“身处何处”。他了解一切。或许，这才是阿甘本对巴特比寄予希望的根本原因，即对巴特比身上的纯粹潜能之期待。这使他把巴特比视为激进危机的代表，视为颠覆既定政治社会结构的裂缝，视为政治抵抗的空间，视为“弥赛亚”的到来，而不是“耶稣基督”。

(二)无用政治学

“无用”②这一概念在阿甘本的著作中表现出惊人的神秘性，但这种神秘又无法遮蔽其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在阿甘本看来，“不是工作，而是无用和去创造……是即将来临的政治的范式……类似于安息日的假期””①。阿甘本对无用范式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耶夫与巴塔耶的影响，但是，根本性的刺激应该还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尤其是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相关篇章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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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198—19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意大利语“inoperosità”，法语“désoeuvrement”，英语“inoperativity、inactivity、inoperativeness”，最早来自科耶夫的“désoeuvrement”或“worklessness”(无作)，随后被南希、巴塔耶、布朗肖等人使用。这个词很难有某种确定的意义，从字面意思上看指“懒惰”“闲散”“不活动”“无所事事”，从学理角度来看基本可译为“无用”“非功效”“无效”“非劳作”等。“非功效”“无功效的”“解除了作品效果的”“不再发挥作用的”“不操作”等，主要与“工作”“功效”“劳效”的意义共鸣。参见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张建华、张尧均、陈永国、夏可君译，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去功用化”无功用性”无用”安歇’，它都意指某物不再使用，某些行为不再发生，这和他(阿甘本)所说的另一个词汇——悬置是对应的。在类似语境中，他还交替使用另一个词汇neutralizzare，消解、中和，指对原有各种权力机制包括神学机制的消解。”[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还有一些学者将其译为“安息”“无作性”等。在这里我们根据语义变化而使用相应的中文表达。如果想更加详细地了解其内涵，可参看以下文献：Stefano Franchi，“Passive Politics”，Contre-temps, 2004, 5, pp. 30-41; Leland de la Durantaye, Giorgio Agamb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8-20; AlexMurray, GiorgioAgamb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44-48; Catherine Mills, ThePhilosophy of Agambe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3- 131; The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UniversityPress Ltd. , 2011. pp. 106-108.

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幸福和最高的善时，涉及对人的活动的疑问。“对一个吹笛手、一个木匠或任何一个匠师，总而言之，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ergon)或实践(praxis)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者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同样，如果人有一种活动，他的善也就在于这种活动的完善。那么，我们能否认为，木匠，鞋匠有某种活动或实践，人却没有？并且生来就没有一种活动?”②亚里士多德根据职业、功能、工作类型或实践活动界定了人类物种存在类型的标准，提出了界定“人的工作”的问题，即人本身具有的特殊活动与实践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生命体都有其本质性的特殊活动，如吹笛手、木匠、鞋匠的职业活动。他们在实践或工作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善，并以此种劳动、工作、职业类型的履行为准则。但是，哪种活动是人类物种本身的特殊活动？它必须不同于植物所共享的营养性的生命活动，也不同于动物所共享的感觉性的生命活动，而是有逻各斯的部分的实践性的生命活动，是灵魂通过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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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Carlo Salzani, “Quodlibet: Giorgio Agamben's Anti-Utopia", Utopian Studies, 2012,23(1):212-237.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这种实践性的生命活动确实是人特有的本质性活动。“实践的生命的活动确定着人的种属的可能性的范围，然而它只是人的存在的可能方式，而不是存在的实现。人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于他的实现活动，即他在其实践的生命的活动中所实现的东西。”①因此，在实现或实践过程中，作为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工作或活动能够表现人本身的能力与性质。阿甘本由此说道：“确认实现的可能性，确认作为人的人的工作(在工作、活动中)，独立于并超越他假定的具体社会人物。”②人从最初的起源来看是不是一种无作(argia，without work)的存在？鞋匠、木匠或吹笛手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将潜能转变为现实，实现本身所拥有的潜能，而作为人本身，它无法实现某种活动，没有对应的“工作”(ergon)。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没有任何特定的本质、属性或职业。“就人的具体的职业和功能而言，人的无作理念，人的本质的无用，就毫无疑问地被提出来了。”③

人在本质上是完全缺乏工作的、无作的存在，对作为人的人本身的工作的疑问是阿甘本无用政治学的基础。阿甘本认为，无用问题的极端表现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工作范式进入危机，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很明显，不再有可以分配的历史任务”④。“今天，在七十多年之后，所有绝对没有坏信仰的人都很清楚，人们不再有什么要承担的历史任务，甚至没有被分配到人们肩上的历史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之后，欧洲的民族国家就已经无法再承担历史任务了，各民族自己注定要消失。”①不过，人类任务或工作的缺乏并不能被理解为某种毁灭，而是人类的最初特征，是未来政治共同体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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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xviii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Giorgio Agamben, Sovereignty and Life, edited byMatthew Calarco and Steven DeCaroli,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

③ Ibid., p. 2.

④ Ibid., p. 6.

阿甘本试图在这种无用语境中探索政治解放、政治自由的可能。在阿甘本所言的即将来临的政治宣言中，无用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范畴，它与使用、潜能、安息日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使用的目的是生成一种无用、无效，从而达到真正的使用。例如圣保罗思想中的“要像不”的使用是一种弥赛亚式的生活方式；无用与潜能的关系是根本性的，是人类自由的体现；对安息日的悬置是无用运作的一种方式。在这种以无用为核心建构的即将来临的政治中，只有使旧的主权权威、权力逻辑、司法政治、法律、规则结构无效、无用，不再发挥作用，幸福政治才得以可能，这个世界才能渐渐消逝，迎来崭新的世界。

对无用的全面理解，除了之前的使用理论外，也可以从潜能理念中提取它的有效内涵，而这依旧可以从巴特比这一典型形象出发。在阿甘本看来，巴特比“我宁愿不”的回应方式就是一种潜能、非潜能的表达与缩影，他拥有的非潜能又意味着解放、自由的可能。正如拉斯穆斯·牧吉特(RasmusUgilt)所言：“巴特比是人类自由的典型形象。”②虽然巴特比最后以死亡的姿态定格了命运，但是，他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里的表现却是一种希望的证明，其抵抗能力不容抹杀。最开始，巴特比是安静而又努力的抄写员，他“大量大量地抄写。仿佛久饿的人见到食物一般，似乎要把文件都狼吞虎咽下去。连停下来消化的时间都没有。他白天靠着灯光，夜晚借着烛光，夜以继日地不停地抄写”①。这意味着巴特比非常擅长抄写工作，有能力很好地完成抄写任务。几天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我宁愿不”的方式拒绝抄写、拒绝校对以至于拒绝任何工作。与其说这种拒绝是主观意志意义上的拒绝，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拒绝，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无能之能，无抵抗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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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 Man and Animal, translated by Kevin Attel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6.

② Rasmus Ugilt, Giorgio Agamben: Political Philosophy, Humanities-eBooks, 2014, p. 34.

这种拒绝最直接的后果不是巴特比的退缩而是老律师的退让：“既然他不离开我，那么我就必须离开他。我要更换我的办公室；我要挪到别处去；我要明确地告诉他，如果我在新办公地点发现他的话，那么我会将他视为入侵者，从而起诉他。”②老律师最终搬离了原来的办公室，巴特比却依旧保持着“我宁愿不”的方式直到被以流浪汉的名义逮捕。在“我宁愿不”的方式下，巴特比不断地刺激、激怒老律师，最终战胜了老律师。然而，他不是通过将自身抄写的潜能现实化或行为化的方式抵抗老律师的命令与要求的，而是以一种非潜能，以“我宁愿不抄写”的非潜能表达对老律师的抗拒。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抵抗者的个人意志，也不是抵抗者本人力量的强大，而是对非潜能的保留，不将潜能转变为现实，不将潜能耗尽在现实的实现过程中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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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man Melville, Melville's Short Novel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 p. 10.

② Ibid. , p. 28.

巴特比身上的非潜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抵抗作用。拥有积极性的潜能，即具有是什么或做什么的能力的潜能，在古典传统中确实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拥有否定性的潜能，即具有不是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的潜能更重要。对于阿甘本来说，“对那些被与他们自身所能隔离的人来说，他们依然可以抵抗；他们依旧可以拥有不去做什么的能力。然而，对那些被与他们自身的非潜能隔离的人来说，他们首先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正如只有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什么时才能保证对我们是什么的真理认识，只有对我们不能是什么或做什么，或者能不是什么或做什么的清晰洞察才能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一致性”①。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努力创造我们与非潜能的分离，迫使我们丧失反抗的能力。

阿甘本之所以认为非潜能至关重要，在于非潜能能够在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被保留，这种潜能的剩余能够通过悬置装置的方式导致既定的法律、规则、命令失效，不再发挥作用，即无用。这种方式才是反抗主权、法律的最有效的方式。由此来看，巴特比在“我宁愿不”的句式中展现出一种无效的力量，使老律师代表的政治法律结构失效，而不是主动促使其彻底毁灭。阿恩·德·布菲(Arne De Boever)将巴特比的“我宁愿不”直接解读为“无用力量”的索引，因为巴特比有能力瓦解权力逻辑的运作。②根据阿甘本的观点，无用“既不是简单的工作的缺乏，也不是(正如在巴塔耶那里)一种至高而又无用的否定性形式。理解无用的唯一而又连贯一致的方式，就是将其视为一般的潜能模式。这种潜能模式不会在从潜能到行动的转变过程中被穷尽(像个人行动或被理解为个人行动之总和的集体行动那样)”①。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用不是南希意义上的劳作或活动的缺席，也不是布朗肖(MauriceBlanchot)对主权消极的界定或巴塔耶的无目的，而是表达与潜能的关系。它并不意味着从潜能到实现过程的穷尽、耗尽，而是其对立面的无穷无尽。它最终的目的旨在促使“运作本身的安息，即一种别具一格的活动’，旨在使所有行动或活动的特殊力量不再发挥作用、失去效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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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Nudities, translated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5.

② Giorgio Agamben, edited by Alex Murra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49.

无用是阿甘本对未来政治的又一构建方式，也是阿甘本即将来临的政治的主要范式。简而言之，“这种政治对应于人类本质上的无功用性，对应于人类共同体彻底的无工作(无功效)。存在政治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无功用性，在于人不能被任何特有的运作界定。这就是说，人类是纯粹潜能的存在，任何身份或职业都不能使其穷尽”③。即将来临的政治试图在人类纯粹潜能中展现无功用性的主导地位，抑或可以将其称为无用政治学的到来。“无用”是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术语，从与潜能的关系来看，它流露着“人的独特潜能。这种潜能不是使人本身具有做或成为这个或那个的能力的特征，而是有能力不(做或是)。这种潜能是自主存在的，无关于任何特殊的现实或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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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edited by Werner Hamacher & David E. Wellbe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1-2.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 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 and Matteo Mandarin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51.

③ 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140.

无用与潜能密切相关，彼此相互支撑，走向自由。这是无用的主要特征。“简单来说，潜能与无用是自由的两面。”②与此同时，必须指出，无用或无作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拒绝工作”(源自特隆蒂)的口号相异，但确实也有共鸣。在运动初期，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革命策略之一就是“拒绝工作”。这是自治革命政治主体必须坚持的原则。“拒绝工作”策略作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口号，并不是主张消极对待工作，提倡懒散、懈怠的工作态度，“并不意味着拒绝创造性或生产性的活动，而是拒绝在已建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作”③。因此，拒绝工作不是拒绝工作本身，而是拒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束缚与剥削，拒绝资本逻辑的奴役，拒绝工人阶级生产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克服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诸种关系、身份、阶级、地位、种族等，否定现有的体制与生产关系，从而使自身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拒绝工作不是一种普通的实践活动，而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机制。正如索伯恩所言：“拒绝工作……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套实践，而是应该被视作拒绝工作中的大量奴役的机制，或者连续反对工作及其身份的机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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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2011, p. 19.

② Sergei Prozorov, Agamben and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2014, p. 38.

③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