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阿甘本的无用或无作范畴，在意义上的直接表现并不是对工作的拒绝，或对以工作为核心的诸种社会关系的直接拒绝，也不是主张主动实践各种生产性或创造性的活动，它更倾向于传递一种被动性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开展实践活动。用普罗佐罗夫的话来说，即“确认无用不是要去肯定迟钝、不活动或失用，更不必说功能失调或破坏，而是确认一种没有任何目的或任务，无法实现任何本质，也无法符合任何属性的实践形式”②。这在很大程度上异于“拒绝工作”的革命战略口号。

阿甘本还在其他范例之中表达了无用范畴。这种无用的最初来源可以追溯至宗教神学领域中的荣耀机制。在基督教或犹太教等宗教神学传统中思索世俗化的问题，是阿甘本研究政治、哲学、法律等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方向。阿甘本认为，宗教信仰或教义是政治思想、政治行动、政治变化的重要资源。他在这点上类似于施米特(“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③)，但绝不是停留在宗教神学领域而是试图超越。阿甘本对荣耀的谱系学追踪，是为了在更广泛的政治神学语义中审视主权权力与治理权力逻辑、权力与荣耀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发现西方政治机制中权力的核心秘密，揭示政治权力在神圣与世俗领域中的运作总是涉及仪式、欢呼、喝彩的荣耀在场，必须在荣耀中展现自身的奥秘。阿甘本对荣耀神学或政治学给予了很高的期待，认为：“在这个区域中，欢呼、典礼、仪式、徽章起着作用。我们将会看到一片研究领域在我们面前敞开，这片领域十分重要，仍存在着未曾被探索之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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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cholas Thoburn, 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111.

② Sergei Prozorov, Agamben and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2014, p.33.

③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等译，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根据阿甘本的观点，荣耀在宗教神学中具有两个层面。其一是上帝的荣耀，这是内在于自身的、无条件的、至高无上的荣耀，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完美的、永恒的存在，上帝在自然之工与恩典之工中荣耀自身。这隶属于神圣天国而不是俗世。其二是对上帝的赞颂，这是人类或所有造物给予上帝的荣耀，具体表现为用心灵、行为或语言来表达对他的信仰、赞美、爱慕，即荣耀上帝。例如，神圣天国中天使的主要活动就是赞颂上帝。又如，世俗世界教会中吟唱赞美上帝的颂歌。荣耀的双重形象，即上帝的荣耀(客观的荣耀)与荣耀上帝(主观的荣耀)相互支撑，相互维持。上帝虽然全知全能，但无法孤立地展现自身的荣耀，必须在赞美、欢呼、庆典、仪式、喝彩中维持圆满的存在。从根本上看，荣耀上帝是因为上帝的荣耀。在这种荣耀形象中，需要注意的是，上帝对世俗世界的治理并没有实际的行动与作用。或者说，上帝“统治而不治理”，委托天使来治理俗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诸神和人类的荣耀行为创造了上帝并维持着上帝的存在。这体现了上帝的无用与空洞性，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对此都有明确或含蓄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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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 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 and Matteo Mandarin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88.

上帝的这种形象类似于中世纪常见的空王座。这不是被主权者或统治者占据的椅子，而是空荡的、预备的、充满神圣力量的宝座。它端放在那里，包含所有神圣权力的符号与象征，等待着上帝荣耀的到来，因为主权者、统治者或上帝是“遗失的”，不在场的，或者说，是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存在的绝对在场。阿甘本认为，将空王座的价值锁定在世俗与神圣统治的王权象征是有局限性的，必须注意到在基督教传统中，空王座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空王座并不是王权的象征，而是荣耀的象征。荣耀先于创世，并在结束之后继续存活下来。王座是空的并不仅仅是因为荣耀(尽管它与神之本质一致，但并不与之完全等同)，而且因为荣耀就在其最深层的自我安息和守安息之中。空就是荣耀的权威形象。”①荣耀与安息(无用)的关系在空王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空王座的空洞性既是完全荣耀的体现，也是安息(无用)的构成部分，而荣耀必须抓住这种空洞性、无用、安息来运作。简而言之，荣耀机制捕获安息，人类若想获得本质上的安息，必须逃离荣耀机制的捕获，在荣耀机制之外思考安息。

人类本身受到上帝或统治者的捕获，无法实现真正的安息，这就是西方政治机制权力的核心。对此，阿甘本直接说道：“荣耀机制在空王座的权威中找到了最完美的解码。其目的就是在治理机制中把握那种不可思考的安息让其成为它的内在动力，而不可思考的安息构成最终的神之秘密。展现神之安息的客观荣耀，正如人类通过安息庆祝其永恒的大安息日的荣耀。神圣和世俗的荣耀机制在这里变得和谐一致。”①治理机制在空洞性中把握了人类的本质，人类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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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 and Matteo Mandarin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45.

阿甘本在论述安息的过程中，举了多种确认安息的例子。安息(无用)的典型范例之一即犹太教的安息日。“在犹太教中，安息(安歇)是最适合于上帝的维度，而人被赋予安息日之中宏伟的形象。事实上，这个最典型的犹太节日具有一个神学上的根基：不是创造工作的日子被认为是神圣的，而是上帝停止所有工作的日子才是神圣的……因此，安息就是最适合上帝的名称。”②阿甘本引用了《圣经》中《创世记》与《出埃及记》的描述：“第七日，上帝完成了造物的工作，就在第七日放下一切工作安歇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上帝在这一日安歇，放下了创造万物的一切工作。”“要谨记安息日，奉为圣日。六天要从事劳动，做一切工作。但第七天是上帝所定的安息日。”这种安息不是拒绝从事一切活动，而是不能从事以生产为目的的活动。这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又如，最后的审判之后，即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荣耀的身体问题“在天堂中复活的身体的性质与特征(在天堂中复活的身体更加一般的生命问题)”③]与安息密切关系。“作为审判日之后人的命运的前提条件，荣耀与所有活动、所有工作的终止有关。在神的安济机制达到圆满，天使臣僚的等级制彻底变得安息之后，这就是所残余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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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 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 and Matteo Mandarin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45.

② Ibid. , p. 239.

③ Giorgio Agamben, Nudities, translated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1.

在地狱中，惩罚管理之类的东西仍然起作用，而在天堂中，不仅没有治理，也没有写作，没有阅读，没有神学，甚至没有仪式庆典只剩下荣耀的圣歌。荣耀占据了审判之后万事安息的位置，正是在永恒的阿门中，所有的工作、所有神和人的言辞都得到了消解。”①

阿甘本列举了很多例子，最终的诉求是说明这个世界囚禁人类本质的权力、法律、荣耀等失去效应，不再发挥作用，反抗治理机制使其失去活力。这是阿甘本政治意图的核心主张之一，也是即将来临的政治的手段与目的。如果说安息是阿甘本的政治规划想要实现的结果，那么如何使人类与上帝或诸神获得安息呢？阿甘本提出的策略之一即亵渎亵渎荣耀装置、亵渎空王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永生。

(三)亵 渎

阿甘本在图绘未来哲学或即将来临的政治过程中，与其说旨在勾勒未来政治的基本轮廓，还不如说在零散的、慌乱的逻辑思路中提供虚弱的政治预示。无论是对生命形式的论述，还是对使用范畴的说明，或是对无用政治学的期待，阿甘本的目的都是使其建构的生命政治机制无效，使西方现代政治走出死亡政治学的陷阱，使现代政治存在摆脱沦为神圣人或赤裸生命的命运。

亵渎是阿甘本设想的使生命政治装置无用的一种方式。与斯宾诺莎和巴迪欧对亵渎的关注不同，在阿甘本这里，亵渎处于政治神学语境之中，是一种政治操作，而不是宗教领域的范畴，也区别于世俗化概念。它是政治解放的手段之一，最重要的是，承担着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法律机制趋向毁灭的任务。与此同时，阿甘本还提出游戏是亵渎的主要方式。这是他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主题。游戏的重新使用主要是为了重申亵渎在即将来临的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它不再受到预先给定的目的的束缚，不再局限于某种具体的目的，而是一项无目的的手段的政治任务，是本雅明纯粹手段政治的继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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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 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 and Matteo Mandarin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39.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亵渎可以追溯至拉丁语动词profanare。根据舒茨的描述，它由pro(在…之外、缺乏、离开)与fanum(庙宇、神殿、圣地或神圣区域)组合而成。动词profanare具有“玷污、使非神圣化、使……失去神圣色彩、使神圣之物返回世俗(凡俗)的使用”之意。①亵渎指使某物从神圣领域中被提取出来，然后返回人类的自由使用，使属神之物返回世俗之间，并不等同于一般社会学、历史学意义上的“世俗化”这一概念。

为说明亵渎与世俗化的异同，阿甘本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世俗化是一种抑制形式。通过把这些力量简单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完整地保留了它所处理的力量。神学概念的政治世俗化(作为主权权力范式的上帝的超越性)只是把天国的君主制替换为世俗的君主制，并完整地保留了它的力量。亵渎则是使它亵渎的东西中立化或无效。一旦遭遇亵渎，那原本不可用的、分隔出来的东西就会失去光环，返回使用。世俗化与亵渎都属于政治操作：前者通过将权力带回神圣模式而确保权力的运作；后者通过使权力装置失效而使权力夺取的空间返回共同的使用。”①世俗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宗教历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世俗化更倾向于表达权力在不同领域中的行使，而不是宗教领域与现代社会领域的截然分离，虽然世俗化过程意味着逐渐摆脱宗教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与神秘性。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关系与技术运作的装置依旧在维持着自身的运转，并没有由于作用领域的更改而呈现消退之势。它的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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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2011, p. 163.

亵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权力运作装置失效，不再发挥作用，促使权力占据的空间结构面临瘫痪，并使其向一种新的可能性开放，迈向一种新的使用。亵渎并不意味着摧毁、败坏既定政治权力机制的工具或力量，而是使其不再运作、不再产生旧有作用的方式。这是专属于人类的实践。被亵渎之物的失效状态即失去了自身的神圣光环，事物不再具有之前拥有的特性或神圣内涵。对旧有用途的中和是诞生新的使用的基础与前提，而不是重新创造或发明某种新的使用。在这点上，它与无用相似。亵渎与无用都是打开幸福大门的方式，也是阿甘本对即将来临的政治的肯定性期许。

阿甘本的重点显然不是亵渎与世俗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强调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分离或分隔性关系。那么对宗教领域的关注必然是阿甘本考虑的方向。一直以来，对宗教的解读更多是从神与人结合的角度，思考世俗世界之外的超自然的、拥有绝对权威的神秘实体或力量。阿甘本认为，宗教最重要的不是人与神的结合，而是人与神的分离的确保，最根本的即某些物专属于诸神，某些物适合于人类的自由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关注分离行为的产生与对某物的排除(专属于某个领域)。因此，宗教主张“把事物、场所、动物或人从共同使用中移除出去，并将它们转移到分隔的领域”①。宗教暗示着不断制造分离，制造区分。比如，通过献祭装置实现某些事物的神圣化，迫使它们与正常的使用相分离，从而从世俗之域转移到神圣之域，从人的领域过渡到神的领域。简而言之，献祭维持着分离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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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p. 77.

不过，在宗教仪式或程序的干预之下(如接触被神圣化的事物)，某些事物能够返回人类的正常使用，被重新使用。这就是亵渎，即把神圣之物从宗教领域中释放出来，使其重返世俗领域。“亵渎意味着打开特殊的疏忽形式的可能性。这种疏忽忽视了分离，更准确地说，这种疏忽将分离置入一种特殊使用。”②亵渎就是要使这种分离结构失效，因为正是神圣与世俗之域的分离使生命神圣化，有了沦为赤裸生命或神圣人的危险。这种分隔性结构通过暴力性的排除方式不断维持着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差异，也就意味着不断制造特权空间。用普罗佐罗夫的话来说，“世俗化维持着包含在一个单独的领域内存在的无用的荣耀逻辑，并将这个单独领域从神圣领域转移到世俗领域。因此，从内容上而不是从形式上看，它是反宗教的。亵渎恰恰以分隔宗教形式为目标，所以没有必要对其内容怀有敌意”①。世俗化在领域更迭过程中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亵渎则是从形式上摧毁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分隔性结构。根据阿甘本的观点，亵渎之所以重要，在于这是使资本主义装置无效的方式，因为资本主义体制正在不断创造不可亵渎之物，不断摧毁亵渎的潜能。“亵渎不可亵渎之物是将来一代人的政治任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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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 74.

② Ibid., p. 75.

在神圣与亵渎之间，阿甘本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政治与权力经济学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宗教而运作。很显然，这个主张是本雅明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延续。本雅明20世纪20年代撰写了《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文，虽然篇幅很短(只有三四页纸)，且形式零散，但逻辑结构布局清晰，内涵深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在这个片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本雅明受到了韦伯的深刻影响，但却比韦伯走得更远。本雅明直接说道：“要论证资本主义的宗教结构为了说明它不仅是宗教所决定的结构，正如韦伯所相信的那样，而且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现象。”③资本主义即宗教本身的宣称比韦伯构想的资本主义兴起是宗教改革的社会基础，是新教伦理信仰的世俗化更加激进。阿甘本高度赞扬本雅明的这个片段，认为它非常具有洞察力，并且深受启发，也撰写了一篇题为《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文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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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rgei Prozorov, Agamben and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2014, p. 44.

②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 92.

③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I, 1913- 1926, edited by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88.

回应本雅明。

从内容上看，与本雅明侧重于对资本主义宗教特征的描述不同①阿甘本试图从世俗与神圣的分隔关系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宗教的分隔结构的普遍化。神圣，意味着把事物移出人法的领域，亵渎则意指把神圣之物返回人类以自由使用。神圣与世俗(亵渎)的分隔确保了人与神、世俗与神圣的不同。阿甘本认为，资本主义宗教就是不断生产这种绝对的分裂与分隔结构。“在资本主义宗教的极端形式中，资本主义宗教实现了纯粹的分离形式，纯粹到没有留下任何可分之物。一种绝对的、无剩余的亵渎。”②

在阿甘本看来，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宗教现象(分离结构)，又彻底地体现了绝对的亵渎。与此同时，这也预示了无差异领域的诞生，即神圣与世俗、神与人之间的差异消失，两者的界限不再清晰，而是相互渗透，变得不可区分。分隔性结构趋向彻底化与绝对化，世俗之域完全神圣化，两个领域可以相互转换，从而使事物的共同使用变得不可能。阿甘本直言：“在商品中，分离是物本身固有的形式，即分裂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然而，现在被转变成不可理解的恋物。对所做的、生产的、体验的所有事情来说亦是如此，甚至人的身体、性、语言也是如此。现在，它们与自身分开，并被置入一个不再能界定任何实质性划分的分隔领域。在那里，所有使用都变得不可能并将一直不可能。”①这是资本主义宗教具有的实质性特征，即不再生产差异、异质的元素，“旨在创造绝对不可亵渎的东西”②。阿甘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可亵渎之物的典型例证，或者说使亵渎潜能失效的最好说明即色情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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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雅明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宗教结构的三个特征。第一，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偶像崇拜的宗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偶像崇拜。资本主义，事物只有与崇拜相关才有意义；但是资本主义不具备任何特定的教义，也不是神学。第二，崇拜具有永恒性。资本主义不存在普通的工作日，没有一天不是节日，节假日与工作日不再区分。第三，创造负罪感。资本主义很可能是创造负罪感而不是赎罪的宗教崇拜的第一个实例。

②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