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那么，逃离资本主义不可亵渎之势的行为又是什么呢？阿甘本认为是疏忽。当然，这不是说要制造各种疏忽，粗心大意，故意犯错，而是要持有这种漫不经心的气质，不给予某物、某事特别的关注而“专心玩”。疏忽的不经意的心态是值得借鉴的。面对资本主义制度、法律、宗教等，不妨以疏忽的姿态架空其形式与内容，如圣保罗“要像不”的生活姿态。这不是废除或根除法律机制，而是以疏忽的姿态让法律机制不再发挥作用。用更具体化的词汇来表达，即游戏(play，嬉戏、玩)。阿甘本认为：“亵渎并非简单意味着废除或取消分隔，而是学会将它们置于一种全新的使用中，与它们游戏……以便将它们转化为纯粹的工具。”③

阿甘本20世纪70年代就在幼年与历史体验中讨论了游戏概念，着重分析了仪式、游戏、时间、历史之间的关系。他引用了科洛迪(CarloCollodi)小说中的游乐场场景—这是一个全部由男孩构成的特别国度，每个男孩都在嬉戏、喧闹、欢乐的氛围中玩着自己的游戏，如玩球、骑车、唱歌、朗诵等，诸种骚动、混乱和无拘无束的游戏方式充斥于这个国度。在这个游乐场中，游戏即生活，生活即游戏，最显著的结果就是时间的改变与加速，这导致了日历的瘫痪。阿甘本还论及了本维尼斯特对仪式与游戏的描述。神圣仪式与游戏两者关系紧密，仪式在于其形式与神话内容的结合，游戏则是要破坏这种统一。要么是纯粹的仪式形式（作为一种身体游戏)，要么是纯粹的神话内容(作为一种词语游戏)，两者的分离建构了游戏。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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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 81.

② Ibid. , p. 82.

③ Ibid. , p. 87.

从起源上看，游戏确实与古老的神圣仪式、舞蹈、格斗和占卜相关。阿甘本举出了一些实例。例如，来源于占卜工具的掷骰子、陀螺、下棋等，从求神谕的实践(“碰运气”习惯)演变而来的赌博游戏，等等，都与宗教仪式紧密相关。游戏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宗教仪式规则，失去了原有的宗教内涵，也远离了原有的用途，而在另一个维度上被重新使用，产生了全新的使用可能性。

必须指出的是，在游戏的转变史中，其宗教仪式与功能的黯然失色并没有遭遇故意的摧毁或改变，而是在演变过程中自然发生的。游戏的宗教痕迹逐渐褪去，人们专心于游戏，这也是人们疏忽游戏的宗教仪式规则与形式的表现，或者说是对宗教仪式等内容的悬置与暂停，最终实现对神圣之物的亵渎。因此，阿甘本之后转向游戏的主题时，不再强调仪式、游戏、历史与时间的关系，而是强调亵渎与使用问题。游戏是亵渎的一种形式，与神圣之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对神圣之物的不当使用。这是阿甘本对资本主义极端阶段的景观特征的批判策略之一。亵渎可以在游戏中实现，因为“游戏意味着将人从神圣之域中解放出来和转移出来，但是并没有废除这个神圣之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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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为了更加具象化地说明亵渎的内涵，阿甘本列举了儿童玩玩具与小猫玩线团的例子。这些玩具可以是任何废品或旧物。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只专注于游戏本身，而不会在乎玩具的内容与功用(玩具置换了神圣之物)。这就使人从经济、法律等活动中解放出来。对于小猫而言，线团置换了老鼠，将自身从捕猎活动中解放出来。阿甘本认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活动原有的意义与目的被置换(并不是说要有意撇开这些活动或领域)，游戏可以将事物从既定的领域、特定的使用范围中释放出来，生成新的使用的开放，创造一种新的使用维度。“解放的行为依旧能够再生产出并模仿那些它从诸种活动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活动形式，然而，在卸空它们的意义以及任何与目的的强制性关系时，解放行为也向这些活动形式开放，使它们可用于新的用途。”②阿甘本将游戏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即政治解放、政治抵抗的手段。以游戏与法律为例，阿甘本认为：“有一天人类将会与法律做游戏，就像小孩子玩着用不着的东西。这不是为了还原它们的经典之用，而是为了使它们决定性地自行解放。在法之后所发现的，并不是一种在法之前更本真与原初的使用价值，而是一种只在它之后诞生的新用。而用本身，尽管曾经被法污染，也必须从自己的价值之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便是研读，或是玩耍的任务。这个用功研读的游戏将是一条通道，能让我们达到正义。在一篇死后出版的残篇中，本雅明如此定义这种正义：一种世界的状态，其中世界呈现为绝对无法被占有或法律化的善。”①游戏法律使生命政治主权的法律逻辑无效，使经济、政治在游戏中失去活力。这是走向正义的通道，也是通往幸福的大门。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与潜能的反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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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 76.

② Ibid. , pp. 85-86.

不过，阿甘本也注意到游戏正在经历衰落，尤其是面对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各种分离与区分、全球资本消费文化的繁盛时，要使事物回到人类的自由使用状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极端阶段中游戏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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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100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西方的政治社会生活一直都延续着对人类群体集体生活的思考，尤其是在遭遇政治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强烈压迫与剥削时，理论家往往会采取“批判一建立”的政治革命策略构想未来的社会模式与生活方式，即构建未来政治共同体或共产主义理念。从批判角度来看，“批判一建立”的政治革命策略通常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认识方式：要么是以全面批判或解构既定的政治秩序与制度为基础的具有深刻性、彻底性、颠覆性的革命质变方式，要么是对政权结构、社会存在以及面临的诸种问题采取渐进性、局部性、限制性的政治改良路径。不过，这并不是说西方政治社会生活中只存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批判模式。虽然西方社会自古希腊时期以来便深受这种“二元”对立批判模式的影响，然而，我们不能以此将其归结为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的逻辑结构，要避免走向虚无主义或理想主义的陷阱。从社会建构类型角度来看，一般是以摆脱压迫、剥削、不平等等政治思想范式为主要目标的宏大叙事型的规划政治共同体，最终要实现人类自由、解放、进步、幸福的追求。

纵观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建立全面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平等安全、民主进步的共同体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或者说，这需要长时间的考验与等待。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理论家对于未来政治共同体或科学共产主义的构想，首先能做的就是从理论层面打开其实现的可能性视角，为其真正的发展提供可能的朝向，而不至于迈向乌托邦之境。在这个方面，作为激进左翼理论家，阿甘本贡献了对未来政治共同体的思考方向，即“即将来临的共同体”。这主要是为了回应20世纪80年代南希的“非功效的共同体”与布朗肖的“不可言明的共同体”①。这三种共同体形式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对话模式。除此之外，奈格里的自治主义共同体、埃斯波西托的免疫共同体也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未来政治共同体或共产主义的设想涉及众多理论家。巴迪欧、齐泽克等纷纷表达了自身的理论立场与设想方式，使未来社会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丰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虽然依旧无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提供具体的指导蓝图。即便如此，正如齐泽克所言：“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开始，虽然开始又总是最艰难的。但也有可能是开始已经发生了，而现在是忠诚于这一开始的问题了。那么，这就是未来的任务。”①未来政治共同体、科学共产主义的构想已经在慢慢形成，最重要的是在坚持社会历史发展矛盾的过程中，继续坚持这一开始并不断探索。这既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也能够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中展现思考诸种共同体模式的不同理论视角及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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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从共同体的流通性与可交流性角度来看，共同体亦即共通体。下文部分引文即采用“共通体”这一表述。

很显然，我们不能以固定而静止的姿态探索政治共同体的实体化与具体化组织形式，而应该在动态结构中发现未来共产主义发展趋势的思想线索。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从来不缺乏对未来美好社会图景的渴望与期待。对于这些理论家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借用埃德加·莫兰的体验来概括：“共产主义是我一生中的主要问题和首要经验。我从来没有停止在它所表达的憧憬中承认自己，而且，我至今相信另一个社会和另一种人性的可能性。”②始终坚信“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性、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或许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根本动力。

一、政治共同体的新政治学走向

18世纪开始，由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社会历史演变浪潮的影响，欧陆哲学掀起了对共同体概念的热烈讨论。这尤其体现在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等领域。正因为不同学科领域的广泛研究，共同体概念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然而，在西方传统政治中，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似乎一直都被界定为围绕某种语言、民族、种属、归属、习俗、观念、生活需要、身份准则等建构起来的政治组织。这也就意味着，共同体的可能性是围绕某种共同的媒介或中介物建构起来的。唯有这样，共同体成员才能在其中获得法律权利、地位、自由、财产、安全等。因此，共同体既是人类保护自身安全、获取生存资源、争取政治法律身份、遵守社会准则的根源性条件，也是发生暴力、冲突、矛盾、纠纷、敌对等破坏共同体团结一致、和平稳定等行为的政治空间。这是因为共同体由诸种界限确认，如成员身份问题，只有归属某个共同体才能获得相应的政治法律权利，而被排除在外的人需要竭力获得身份认同或通过与主流共同体意识形态发生暴力冲突来解决身份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共同体充满众多排除、纳入、孤立、隔离、抛弃范畴的社会分隔性结构。很显然，这种传统的共同体模式过于趋向同一性，消解了他异性与独特性，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发展与个性舒展。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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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New York: Verso, 2010, p. x.

②[法]莫里斯·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夏可君、尉光吉译，5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20世纪之后，虽然对共同体的重新思考依旧面临诸多社会与政治危机，但政治哲学领域涌现了一大批理论家，他们对未来政治共同体有全新的理解，竭力主张重新思考共产主义或共通体。他们逐渐发现：“它们承担的含义，全然不同于那些从属于……一个团体，一个群体，一个议会，一个集体的人所共有的东西。”①而且先前共同体的讨论“没能真正地、明确地且在论题上(尽管这里的明确’在论题上’都是非常不确定的范畴)同某种关于共通体的思想相沟通。毋宁说，他们与这种思想的沟通依然是隐秘的，或是悬而未决的”②。欧陆哲学领域再一次掀起了对共同体讨论的热潮。除了巴塔耶、南希与布朗肖之外，最为典型的就是意大利政治哲学领域的代表。例如，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与哈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对现代经济中共同性生产的高度赞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与劳动模式的挑战，寄希望于生命政治劳动生产方式与诸众革命主体的形成，期待后者取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的掘墓人。埃斯波西托试图从共同体的词源学与语义学角度出发，并注入免疫范式，实现对传统政治哲学共同体界定的颠覆与重构等。阿甘本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诊断认为，所有公民都是潜在的神圣人或赤裸生命。这也就意味着，在建构未来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他对政治革命主体的塑造不会求助于马克思式的无产阶级或奈格里式的诸众革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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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阿甘本是如何具体规划所谓的即将来临的政治中的共同体的？又是如何实现对未来政治共同体的另类建构的？阿甘本一方面对现代西方政治采取生命政治学批判策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未来西方政治发展趋势的论述，即一种全新的、即将来临的政治。“即将来临的政治的新颖性在于它将不再是一种为争夺或控制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而是一种国家与非国家(人类)之间的斗争，是任意的独特性与国家组织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分离。”①在即将来临的政治话语中，阿甘本勾勒出处于弥赛亚时间维度的“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一种不再由身份、地位、阶级、种族、归属或某种共同本质环绕的“来临中的共同体”，一种由“任意的奇点(独特性)”架构的“即将到来的共同体”，以便洞见新世界的微光和希望。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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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莫里斯·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夏可君、尉光吉译，4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②[法]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张建华、夏可君译，16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意大利批判理论家开启了对共同体理念的全新解读模式，其解读成为政治共同体新政治学走向的典型标杆，引领了在新时代下研究共同体理论的新风向。

(一)共同体的共产主义模式

奈格里与哈特对于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思索更倾向于从当下、现在，即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出发，而不是像阿甘本或埃斯波西托那样，在对过去或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的基础上阐述对当代历史、政治、哲学的理解。奈格里与哈特对未来政治、社会发展趋势的构想充满期待，并在斯宾诺莎、马克思、福柯、德勒兹、瓜塔里等人思想的启发下，尤其通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重新研读，提出了众多发人深省的理论依据，以证实其政治思想路径的可靠性与合理性。他们对未来政治共同体或共产主义满怀信心的最重要的原因即对个体潜能与生产范畴的强烈坚持。在这点上，福柯与阿甘本是缺乏的，尤其是阿甘本。奈格里与哈特对阿甘本不包含生产力量内容的生命政治概念持坚定的批判立场。他们有对于潜能与生产性范畴的偏好。从理论上看，正如卡萨里诺所言，奈格里“试图生产一种以潜能本体论为核心的内在性哲学…一直强调生产的问题，强调存在的生产力问题”①。其中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为图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力量支撑。他们不致力于悲情地窥视现代个体的生命遭遇与社会关系的变形，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本与阶级构成的剧烈转变而寻找摆脱社会困境与危机的可能性与方法。因此，探寻革命的政治力量因素或改革僵化的制度关系既是他们工作的主要任务，更是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霸权统治、构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有力探索，而具体的实践操作在于诸众共同性与生命政治劳动或非物质劳动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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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