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奈格里与哈特认为，“根植于对主体性谱系的分析和发展，根植于对个体和抵抗的另类生产的分析和发展”②，“另一个世界的诞生是可能的”，共同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是可能的。这既因为生命政治时代中的资本正在创造自身的掘墓人，又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共同性，共同性的自治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表明了今天共产主义计划的条件和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过程终究会遭遇共同性生产的颠覆。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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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esare Casarino and Antonio Negri, “It's a Powerful Life: A Conversation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ultural Critique,2004, 57: 151-183.

②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2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从自治主义理论的基调来看，奈格里与哈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构建的生命政治思想路径一开始就是要颠覆否定性的生命政治属性，摆脱生命政治死亡政治学的趋势。毫无疑问，其生命政治思想脉络结构必须充斥对潜能、生产、生产力、解放、抵抗、主体等问题的讨论。这不仅奠定了奈格里与哈特未来政治哲学的肯定性基调，也是充实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内容的基本前提。从构建未来政治共同体的权力关系与政治主体角度来看，奈格里与哈特和阿甘本对未来政治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形成鲜明对比。奈格里与哈特积极性的生命政治论调与阿甘本消极性的生命政治论调截然相反。奈格里认为：“阿甘本在理解政治方面是相当有限的(缺乏政治斗争实践)—在他的著作中，这种限制采用的是激进的海德格尔主义形式。他绝对地坚信人是向死而生的(为死的存在)。这种人类观念给他的研究带来了一种矛盾的节奏。那么，这意味着阿甘本会以此种理念为基础，即世界在生命的极限中不断地、奇迹般地重生，也就是说，以死亡的门槛为根基。”②基于这种理论旨趣与发展倾向，奈格里与哈特对阿甘本的未来政治共同体构建或共产主义理念设想抱持着强烈的怀疑。

奈格里与哈特至少在权力与个体两方面与阿甘本的政治思想存在矛盾与对立。就权力而言，在阿甘本那里，它主要以否定性形式出现，尤其是他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将生命权力与主权权力置于同源结构中，促使生命权力趋向于死亡权力，那么承担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就失去了生产性与构成性的功能。很显然，阿甘本的理论风格与政治旨趣使他习惯于从极限构建中探寻思想火花。奈格里与哈特则将权力置于后现代性语境中，并在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转化关系中思索权力形式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权力与诸众生产力的力量的对抗为核心。不过，他们对于权力概念的理解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潜能，致力于发现权力本身具有的生产性与创造性。这与福柯对权力与抵抗关系的理解类似，即试图在帝国主权统治的逻辑下思索权力运作、抵抗权力、主体生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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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New York: Verso, 2010, p. 144.

② Cesare Casarino and Antonio Negri, “It's a Powerful Life: A Conversation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ultural Critique, 2004, 57: 151-183.

就个体主体性而言，阿甘本对于传统个体承担政治解放的任务并不感兴趣，因为所有人都是神圣人或潜在的赤裸生命，无法胜任如此重大的政治使命。奈格里批判了阿甘本的赤裸生命理论，认为：“用赤裸来表征生命就意味着使主体的本质与使主体赤裸的权力的本质一致化。那种赤裸性预示着混淆了所有生命的力量。但是生命比赤裸更强劲，赤裸生命不能解释意识形态和历史对我们生存的世纪犯下的可怕暴力。”①奈格里极力反对阿甘本对赤裸生命的塑造，认为它消解了权力的积极性运作，认为这种纯意识形态的主张完全是荒诞滑稽的，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机器的生产关系与制度根基。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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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esare Casarino and Antonio Negri, In Praise of the Common : A Conversation o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209.

确实，阿甘本将集中营中的历史事实简化为对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的预示，将犹太人等视为革命解放力量的脆弱形象，将权力完全简化为毫无生气的压迫等，这种充满悲观气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构造一直为批判理论家所诟病与指摘。必须承认，阿甘本在其生命政治学理论构筑中，显而易见的理论缺陷就是试图使死亡的权力与生命的力量同质化，模糊具体化的政治主体的崛起。奈格里与哈特则努力构筑诸众的政治主体形象，认为诸众抵抗帝国统治的行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命运而言是毁灭性的。“诸众挥着对立的意志和对解放的欲求，必须奋力穿过帝国，在另一头穿越而出。”①

在奈格里与哈特的政治思想中，诸众承担了摧毁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帝国统治逻辑的任务，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革命主体，它的主要作用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使命。然而，诸众政治的难题不在于概念与物质内容的鉴定问题，而在于其现实性与实践性问题，诸众政治组织筹划能力和方向的问题，即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按照维尔诺的看法，对于17世纪与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诸众来说，从本质上看，抵抗权内在于诸众本身。这种抵抗权“不在于夺权’，建立新的国家或垄断新的政治决断，而是保护多样性的经验、非国家的公共空间与创新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不是内战，而是抵抗权”②。奈格里与哈特则寄希望于诸众的共同性，认为共同性的生产既能促使内在于帝国统治的诸众主体反抗帝国生命权力的控制，并成为构筑诸众自主性的前提，又是刺激民主诞生的关键，而且诸众的共同性与共产主义社会紧密相连。在奈格里与哈特那里，共同性既指涉人类生活赖以存在的诸种共享的自然资源，又指示在协作、交流、生产等关系网络中形成的语言、知识、理念、情感、符号、信息、社会关系等专属的人类劳动产品与创造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以对共同性的生产为导向，又以对共同性的剥削为目标。剥削不再集中于劳动组织单独的个体之上，而是蔓延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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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2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一辑，26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想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私有化来消除或者掩盖共同性”①。共同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中既得到了强化与提升，又会通过将其转化为私有财产或公有财产而遭遇削减与摧毁。这个双重过程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合作和共同性核心作用的日益增加，反过来，这就为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提供了工具。资本主义发展建构了另一种社会、生产模式的基础，即共同性的共产主义。”②

必须强调的是，共同性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独有特征，也与马克思所言的“废除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相异。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而是共产主义的共同性”③。在奈格里看来，共同性不仅由废除财产、所有权界定，而且由对共同性的肯定所界定。共同性与所有权相互对立。共同性是公共的又必须是共享的，比如某种创新性理念的共享。在这个共享过程中，理念并不会因为共享而降低价值，反倒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价值。然而，如果共同性作为一种财产而存在的话，就会大大降低生产效率，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共同性界定的共产主义最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而资本主义所有权模式则试图不断地弱化共同性。共产主义的共同性的到来是因为资本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产品以及劳动组织的技术构成发生了深刻改变，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政治转向—生命政治生产或非物质劳动生产占据经济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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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1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New York: Verso, 2010, p. 140.

③ Ibid. , p. 131.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共同性，抵御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对共同性的私有化，必须促成共同性或生命政治生产的自主生产。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关键前提，而这又取决于诸众共同性与生命政治生产的进展。诸众是非物质劳动生产或生命政治生产的关键枢纽。“非物质劳动生产物质产品、商品和交流。它的组织是通过一个个语言的、协作的、电子的和信息的网络。它们都是极度物质的，它的发生则是凭借诸众的各类联系—和运动。”①

奈格里与哈特的非物质劳动思想得益于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这尤其体现在对意大利学者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继承与发展上。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智力和非物质方面，却忽视了肉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因此，先前被遗漏的内容得到了他们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将非物质劳动表达为“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如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认为可以通过两种主要的方式认识非物质劳动。“第一种主要为脑力或语言的劳动，如解决问题，符号型及分析型的任务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类似产品。第二种我们称之为情感型劳动’……情感劳动是一种可以生产或控制舒适感、幸福感、满意感、兴奋感或者激情感的劳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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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103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对于生命政治概念，奈格里与哈特说道：“把非物质劳动’理解成生命政治劳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这个概念，即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②“我们把这种新的主导性生产方式称作生命政治生产’，强调它不仅包括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同时涉及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的生产。这种生命政治的生产及其对共同点的扩展是今天有可能建立大范围民主的有力支柱。”③奈格里与哈特很难从实质上区分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微妙差异的。从这种差异性出发，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全球化时代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的丰富内容。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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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08.

② Ibid. , p. 109.

③ Ibid. , p. xvi.

首先，从概念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矛盾性。第一，非物质劳动强调的是，我们所进行的生产是一种非物质性生产，而非物质性指的是它的产品。对于生命政治劳动来说，生命政治生产不仅创造非物质性产品，而且创造物质产品。因此，就产品范围来看，生命政治生产更具广阔性与开放性。第二，非物质劳动更倾向于表达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的转变，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变化的宏观总趋势。生命政治劳动更多是从微观层面展现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因此，奈格里与哈特强调说：“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过程中，财富的创造更倾向于我们所说的生态政治的生产，即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①总而言之，奈格里与哈特认为，把非物质劳动理解成生命政治劳动是具有矛盾性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广度和深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其次，从与生命权力的关系角度来看，致力于创造思想、信息、形象、知识、交流、人际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的非物质劳动，在保障帝国生命权力的运转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生命权力是帝国主权的统治机制，是帝国主权所使用的凌驾于所有社会生活与生命之上的权力。生命权力的实施使人们的生命和整个社会生活统统处于它的监督与控制中。非物质劳动对劳动者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榨，促进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力对其思想、意识、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操纵。也就是说，后现代社会中的非物质劳动弥漫着剥削与压迫的气息。致力于构建社会生活本身的生命政治则是生命对权力的一种抵抗，展现出对生命权力这种反动统治发起的挑战。因此，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处于势不两立的境况之中，两者之间充满尖锐的矛盾，不可调和。当然，生命政治生产在创造物质产品或非物质产品以及构建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生命形式的过程中，也会对生命权力的执行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在帝国机器内部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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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序言，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最后，从生产主体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还是生命政治劳动，它们都是一种主体性生产。根据奈格里与哈特的观点，反抗帝国主权形式的主体可以在交流、协作与情感关系之中自动形成。而且这种主体从事着非物质劳动，也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存在。奈格里与哈特认为：“生产的力量事实上如今全是生态政治的；换而言之，它们不仅遍布在生产中而且在整个再生产领域，并直接由二者组成。生态力量成为一种生产的中介，这正当整个再生产的情境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即当再生产与自身组成它的根本性关系直接变成生产性的时候。生态力量是资本之下社会的真正吸纳的另一个名称，二者与全球化的生产秩序同义。生产充斥着帝国的表层；它是一架充满生机的机器，一种智能的生机通过在生产与再生产，同样也在(劳动、情感与语言的)流动当中表现其自身的方式，赋予社会一种新的集体意义，并认可了合作之中的道德与文明。”①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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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3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随处可见，而且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劳动范式会遍及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也会跨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空间。除此之外，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挑战帝国统治权威、创造解放力量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蕴含着革命的政治主体的出场。它们内在地孕育着革命的因素，而且这种革命因素能在残酷的统治中找到突破口，进而摧毁压制性统治，赢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奈格里与哈特说道：“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①“生态(命)政治生产的广阔图景让我们最终认识到无产阶级概念的完全的普遍性。”②

总而言之，对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代下帝国主权统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滋养了政治革命主体的成长，为其解放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在奈格里与哈特那里，正是诸众的茁壮成长、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繁荣发展，保障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降临。不过，虽然不至于落入乌托邦或虚无主义的陷阱，但这也只是理论层面的思想探索，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美好期待。

(二)共同体的免疫模式

埃斯波西托一直认为，传统西方政治范畴在面对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时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因而需要重新塑造、理解政治的术语与内涵，以获得对西方政治思想更加深入的把握。这是他执着于用革新的术语或范畴解读现代社会政治理论问题与危机的基本思路，也意味着埃斯波西托最重要的理论旨趣并不在于创造或生产崭新的范式或理论，而是在解构范畴或理论的基础上生成新的见解，显然，他也不会致力于对具体实践方案的撰写，这是埃斯波西托开展理论研究与探讨的学术特色。埃斯波西托对传统政治思想范畴的进一步质询主要是以免疫范畴为核心，重新建构异于福柯、奈格里、哈特、阿甘本与哈拉维等人的对生命政治的解读。在他看来，在事关生命的政治转变为事关死亡的政治的过程中，依旧能够摆脱死亡的全面笼罩而浮现出一种肯定性生命政治。其间免疫范式与共同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埃斯波西托建构其肯定性生命政治共同体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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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28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同上书，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