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埃斯波西托一直强调，他试图颠覆传统社会政治理论中的共同体理念，即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中的共同体的有机体模式、哈贝马斯的交往一伦理共同体模式以及英美的新社群主义模式。在埃斯波西托看来，这三种讨论共同体的典型话语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在实体论、主观意义上设想共同体。共同体被理解成通过共同身份的共享，而把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连接起来的实体。基于这种认识，从概念角度来看，共同体似乎与特有’(本身)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无论它是占有共同的问题还是与特有进行交流的问题，共同体仍然是被相互的归属定义的。成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特有的(本身的)—是共同性的所有者。”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共同体理念与所有权、身份、归属等元素连接在一起，个体只有在具有某种身份特征或成员共享的特性时才能被共同体接纳与承认。简而言之，身份凌驾于共同性之上，单纯的个体会遭遇排斥与驱逐。“也就是说，共同体是用自身的种族、土地或语言来确定自己身份的东西。”②埃斯波西托主张从相反的逻辑，即从消除身份、归属、财产、特有的角度重新审视共同体问题，从共同体术语的最初使用探索其截然不同的意义，最终，不是从排除性的封闭模式来思考共同体，而是专注于对共同体新空间的探索并使其成为可能。

第五章 人类共同体形态结构的政治筹划与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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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波西托倾向于解构传统政治哲学核心范畴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对范畴进行词义溯源，这与阿甘本在政治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习惯性做法类似。他仔细分析了共同体的拉丁语名词communitas[共同体cummunus，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就是一群人(cum)分享某物(munus)]的词源学与语义学内涵，主要从该术语的commun与munus角度展开对共同体术语的词源学追踪与释义。从common(commun，共同的、公共的)“群体成员共享的共同性”角度的定义来看，它对立于特有的、本身的(theproper)或我自己的(my own)，“开始于特有之物终结之处”，也就是与我自身本有的表达相对立，即不是属于某人特有的，而是多人或所有人共有的①，不能够被某人占有的东西。它不指涉同一性，而是指涉他异性。埃斯波西托拒绝传统政治哲学将共同性界定为某种特有的东西，拥有特殊的属性，以及共同性通过特有性质得以定义，将共同性与特有交织在一起的做法，认为共同性不是特有的而是与特有相对立，彼此之间有明确的界限。这是埃斯波西托对共同体进行词源追踪强调的第一个层面，但这层含义并不是埃斯波西托解构传统共同体的主要理论依据(munus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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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Angelaki, 2013, 18(3): 83.

② Roberto Esposito, Term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Rhiannon Noel Welc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8.

与南希从共同体的拉丁语communitas的前缀cum(“和”“一起”)出发相反，埃斯波西托将研究触角伸向了一直被忽视的对象，即共同体拉丁语的后一个组成部分munus。在古罗马语中，它指涉“义务、职责、礼物”三层内涵：onus(load/burden：责任/义务）；officium（office：职责、职务、功能)；donum(gift：礼物、赠送、给予)。donum在某种意义上正好结合了前两者内涵，因此，在有关共同体的讨论中，埃斯波西托主要是从munus的donum出发。②不过，其共同体理论的重点并不是强调munus本身的特定内涵，而在于与免疫共享词根munus。免疫(immunitas)范式与共同体(communitas)具有相同的词根munus，这在社会政治哲学理论中往往被理论家们忽略。从词源角度思考共同体与免疫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成为埃斯波西托展开其理论建构的突破口。根据埃斯波西托的观点，共同体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共同体本身涵括神话维度。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谈及了诸神指派普罗米修斯与厄庇墨透斯执行任务的故事。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厄庇墨透斯的遗忘与过失导致人类一无所有。其他生物都在补偿机制下被赋予了相应的生存技能，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发展，拥有特殊的力量，唯独人类处于原初的缺乏与危险境遇中，一切既定的力量都与人类绝缘。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了技艺与火种，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人类。除此之外，人类的正义与尊敬也是天神馈赠的礼物。由此来看，人类共同体的最初起源并不是签订契约的结果，而是诸神赠送的神圣礼物使人类紧密相连，munus便是内在于人类共同体的一种神圣礼物形式。神圣礼物既补偿了人类最初的缺乏与无助，又保障了人类生存的延续。这个神话故事虽然不是在强调munus的神话内涵，但至少说明了异于其他生物群体的人类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得到繁衍与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普罗米修斯赠予的技艺，而不是在诸神规定的既定分配原则下获得的礼物。技艺、正义、智慧的获得促使人类形成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共同体，礼物在人类共同体的形成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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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Communitas: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Community,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

② Ibid. , p. 4.

其次，内在于共同体的义务关系维度。埃斯波西托对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礼物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不过，他强调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礼物类型，而是在礼物交换过程中呈现的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参涉本维尼斯特与莫斯的经典语言学的基础上，埃斯波西托写道：“一旦人们接受了munus，就意味着创建了交换munus的义务：要么是以物品的形式，要么是以服务的形式进行交换。”①回礼成为一种义务，一种强制性的义务，而不是可供选择的权利。此外，“munus仅预示着赠送的礼物，而不是收到的礼物”②。正如天神赠予人类的各种礼物，展现的也只是单方面的赠送，赠予者并不强求接受者以任何方式做出回应(不是外界主权因素对接受者施加某种暴力因素，而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关系，一种必须执行的义务关系)。也就是说，人类共同体的成员紧密相连的唯一条件，即不断给予他人礼物，自身不拥有任何财产、任何身份。“共同体的主体是通过义务而被统一起来的。”③“人们必须赠予，不能不赠予。”④赠送礼物的义务关系行为构成了人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纽带，这也意味着人类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体，不是因为财产、所有权、身份、归属感，也不是因为某种共同的本质或内容，而是因为munus，因为彼此间空洞的礼物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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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441—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在共同体成员执行赠予行为的过程中，munus代表一种以强制性力量为特征的对义务关系原则的恪守，并以此表达对共同体的尊重与贡献。这与莫斯的古代社会礼物交换原则大相径庭。莫斯援引了大量的民族志文献材料，发现礼物交换原则必须严格遵循给予一接受一给予(赠送礼物、接受礼物和回送礼物)的三位一体模式。这种礼物交换模式与其说是一种义务关系的执行、交流媒介的体现，不如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构建过程。与埃斯波西托对munus的利他性与义务关系的履行不同，莫斯三位一体的礼物交换模式更倾向于呈现浓厚的政治、经济、宗教、伦理、法律、美学色彩，而不是单纯的某种“人情”礼节。在这种礼物交换原则下，情感作为媒介甚至不再发挥作用，它越来越与人的命运、声望、权力、财力等因素捆绑在一起(如原始社会中的夸富宴)，展现的是一种互惠利益原则。埃斯波西托义务关系式的赠礼行为，中断了赠礼一回礼的基本模式，成员之间共享的义务与责任凌驾于权利、所有权、身份、特定利益之上。然而，其中暴露的问题就是，共同体成员不能长时间持有礼物，也没有公私之分。在不断通过赠予礼物维系与共同体关系的过程中，礼物是缺乏的，只存在于赠予行为中，共同体就是围绕礼物的缺乏建构起来的。简而言之，个体在这种原初的缺乏中没有识别自身的能力，因为不具有任何身份、归属、所有权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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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Communitas: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

② Ibid., p. 5.

③ Ibid., p. 6.

④ Ibid. , p. 5.

对此，埃斯波西托直接阐述道：“如果共同体的理念表达了一种亏损、排除或剥夺——如果共同体回想起来的不是充实而是一种空虚和改变，这意味着共同体的理念被认为是一种风险，是对主体的个人身份的威胁。这是因为它放松了，或打破了确保个人身份稳定性和存在性的边界。共同体将个人暴露在与具有潜在危险的他人的接触之中，而且会受到这个具有潜在危险的他人的触染。”①共同体在相互赠礼的义务中迫使个体面对外在的威胁，迫使自身为了他者而剥夺自身。坎贝尔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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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Term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Rhiannon Noel Welc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9.

“赠礼的债务或义务对于所有属于共同体的人来说是一种原始缺陷。这种缺陷环绕着相互捐赠对个人身份的有害影响。”①

埃斯波西托认为，免疫机制是解决共同体矛盾的有效方法。在他看来，“在共同体内，由于受到面向他人的礼物法则和关怀法则的制约，成员间有互赠礼物的义务。但是，免疫意味着从这样的互赠礼物关系中得到豁免和减免。谁具有免疫性，谁就不受某些义务和危险的制约，而这些义务和危险是其他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和规避的；他也无须放弃任何东西，因为放弃就意味着自身利益的削减，而利益最终说来就是他自己”②。从这个角度来看，munus对于共同体的成员而言，事实上意味着一种灾难的威胁与危险，一种无限的缺乏，一种无法偿还的债务，因而需要免疫性社会机制的干涉与调节。

最后，对munus的前两种分析主要是从其礼物内涵的角度出发，是对共同体原初结构的基本说明，现在我们要从免疫范畴与共同体的共有词根munus出发探索两者之间否定性的辩证关系。“immunitas不仅是一种免于职责，或者免除礼物，它是打破相互间的礼物馈赠的社会循环的东西。赠送礼物是术语communitas最早也最有约束力的含义。假如共同体的成员是由归还munus的义务联系起来的，那么通过把自己从义务中释放出来并置于共同体之外，他们就是免疫的。”③免疫意味着从共同的义务关系中解放出来，豁免于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的赠礼行为。它不仅与共同体截然不同，而且与之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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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x

②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7辑，23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③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 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6.

免疫与共同体语义内涵的否定辩证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免疫与共同体的对立角度来看，在原初语义上，免疫与共同体相互对立，即不必履行共同体成员必须履行的礼物原则，成员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基于赠送礼物的义务关系，而是基于对外界风险的规避以及个体特殊身份与边界的重建。因此，免疫暗示着对一切既定规则的背离，暗示着对个体身份的维护与保持，共同体则是对既定规则的义务式遵守，对个体身份的逐渐破坏。正如埃斯波西托所言，“追溯到免疫的词源能够发现，免疫展现的是共同体的否定形式或缺失形式。假如说共同体体现的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将成员束缚在互赠礼物的义务以及使个体身份处于危险境地的话，免疫则是这种义务免除的条件。因此，免疫抵御着共同体的剥夺性特征”①。

从个体主体性角度来看，共同体成员由于受到共同体的法律规则的约束与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共同体，服从于共同性，屈从于他者。个体存在于共同状态之中，彼此之间相互接触，没有任何界限(如个体身份障碍)的阻拦。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其界限的摧毁，共同体成员之间会趋向于同质性实体，相反，共同体成员共享身份、所有权、归属等，没有属于自身的东西。可见，共同体在个体主体性上往往倾向于削弱、减少、剥夺。免疫解除了义务关系，规避了诸种他者面临的风险。免疫装置本身就内含排除外在危险的功能，因而释放了共同体成员被压制的主体性，重新构建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身份差异。用埃斯波西托的话说，“如果说共同体把个人束缚在超越自身的事物上，那么免疫则是通过保护他们免受与他者的危险接触，免除他们对他者的一切义务，以及再一次将他们包裹在自身的主体性之中，重新构建他们的身份。共同体开放个体、暴露个体，并彻底暴露个体内部，使个体向外在性释放；免疫则是使个体重返自身，再一次用自己的皮肤包裹自身。免疫会把外部纳入内部，消除外在个人的任何部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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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50.

第二，免疫开始指向一种特殊境况，抑或是由共同体成员遭遇的环境决定，其中免疫与共同体的关系逐渐演变为共同体对免疫的摄取与纳入。共同体本身的缺陷使成员暴露在危险中，这种特殊境遇激发了共同体成员生命保护的愿望，从而需要免疫原则来消除自身面临的各种危险。在这一层面上，埃斯波西托把免疫原则的创建追溯到了霍布斯，认为自霍布斯以降，免疫范式就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霍布斯认为，在早期原始社会，人类处在相互斗争、残酷厮杀的自然状态，即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②“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是拥有被杀的能力，这是人类的共同之处，也是驱使他们更像彼此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③简而言之，人人具有被杀害的能力，即人人都能被杀死。因为无时无刻不面对死亡的威胁，人类共同体对周遭环境心怀恐惧，从而急需一种共同权力来摆脱这种不安全感。“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①即人人相互订立契约，形成集体意志的代理人国家。国家的形成即免疫原则的具体体现，它使共同体成员能够获得一定的和平与稳定，并且具备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从而摆脱对暴力和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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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o Esposito, Term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 translated by Rhiannon Noel Welc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9.

②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③ Roberto Esposito, Communitas: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

恐惧与自我保存的需求引发了免疫反应，这也就意味着：“牺牲生命是为了维护生命。在这种保护生命和牺牲能力的融合中，现代免疫达到了自身毁灭性力量的高度。”②共同体的生存需要免疫机制的参入，后者对于共同体的安全来说必不可少。共同体与免疫成为彼此的对象与内容。

通过对共同体的本体论分析，埃斯波西托得出的结论是：“共同体不是实体，也不是集体性主体或各种主体的总和，而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不再是个体主体，因为共同体建立了一种不断否定和改变他们的界限，从而使他们与自己的身份相分离。”③这种共同体相异于某些现代哲学家所认为的共同体是一种实体、一种所有权、一种财产、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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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② Roberto Esposito, Communitas: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

③ Ibid. , p.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