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虽然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共享某些目标与兴趣，而且从根本上看，两人都将共同体置于本体论、伦理学、政治学领域中，但是，阿甘本并不期待把对共同体的本体论讨论置于共同体词源学领域，置于礼物交换义务关系的讨论域中。“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或“来临中的共同体”是阿甘本对未来政治共同体形式的初步构想。他借鉴了斯宾诺莎的共同性理念，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非本质的共同(通)性理念，一种绝不关涉本质的一致性”①。因此，他将“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界定为一种与身份、归属、所有权、财产、阶级等传统政治范畴无关的政治共同体组织形式。从共同体范畴的物质内容或物理结构角度来看，阿甘本并没有对“即将来临的共同体”进行结构性规划或实质性内容预设。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共同体形式是无定型的然而却又是现实性的。这种现实性不是指涉其具体性的实体化形式，而是一种现实的“非现实”。

“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也可以被界定为“无预设原则”的共同体，这是阿甘本对共同体理念的基本要求。他认为：“在预设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无论这预设是某个民族、某种语言甚或是解释学所说的那种先验的交流。在人类自身之中统一人类的不是某种天性、某种声音，或者共通地囿于意指性语言……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不被预设的共同体。”②“无预设原则”的共同体是众多欧陆哲学家所坚守的共识，不提前预设统一共同体的条件或基础是其基本原则，那些有关民族、语言、先验交流、界线特征或其他鲜明识别物(本质、属性、条件、要求)的常见的前提条件必须被搁置甚至铲除。简而言之，共同体不具有任何具体性的内容与特质，也不具有任何绝对性的外在性标准。这不是一个拥有具体轮廓的政治共同体组织形式，而只是一个单纯指向必然性的未来政治共同体。很显然，在这里，阿甘本受到了南希等欧陆哲学家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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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 18-19.

②意]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3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从共同体形成的时间维度来看，“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既不是尚未到来的共同体，也不是未来将出现的共同体。它或许是不能显现出来的共同体，强调的不是将来在某个时间点上突然发生的质变问题，而是倾向于表达这种共同体一直处于来临着的状态或过程中，与过去、现在、将来的线性时间表达无关，是“来临中的共同体”。对于阿甘本“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关键理解在于对“来临”或“即将到来”(the coming)内涵的准确把握。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历克斯·默里与卡洛·萨尔扎尼(CarloSalzani)的解读是值得借鉴的。

第一，“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是一种潜能的存在(对潜能的重构是阿甘本政治范畴的核心主张)，“一种关于或命名人类集体存在潜能的方式”①，一种潜能本体论的存在模式。它不是指向未来某个确定或不确定的时刻，而是当下。它没有具体的实体化或现实化，而是以潜能模式体现自身缺席的在场，或者说不在场的在场，即“一种绝对不可表征的共同体”②。正如萨尔扎尼所理解的：“这种共同体没有专属于自身的东西，除了近似于其所有可能性；它没有命中注定要去实现的东西，没有本质，没有任何历史或精神的使命。它通常是被剥夺的，就这样存在于排除的不可能性中。因此，即将来临’首先并不意味着在场，而是任何关系的纯粹可能性……它不能与分类性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术语、概念和表征性公理可以声称代表它。”①没有任何概念、范畴或准则可以描绘或表征“即将来临的共同体”，它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共同性。这种共同体“无法证实一种身份(同一性)，一种人类的共同归属，没有任何可表征性的归属条件”②。也就是说，“即将来临的共同体”坚决排斥那种以纳入一排除暴力逻辑为前提条件而形成的共同体模式，力求规避一切可表征性的本质主义归属条件，也无须竭尽全力地证实或维系某种身份或归属范围，旨在摆脱共同体政治封闭性与同一性的静态枷锁而走向外在性的无限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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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25.

① Alex Murray, Giorgio Agamb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51.

第二，萨尔扎尼认为，“即将来临”建构了等待与渴望之间的关系等待救赎，渴望解放。这是“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本身所内含的必不可少的拯救属性。这种拯救的可能性也是阿甘本解放政治的重要指向。阿甘本曾明确地表达过“即将来临并不意味着未来”③。根据默里的解读，“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是从我们自己时代的矛盾和问题中浮现出来的，它内在于我们动乱不安的背景中，不应该被看作一种乌托邦式的思想形式，一种我们必须渴望的对未来的思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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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1, p. 45.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86.

③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1, pp. 45-46.

对“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等待与渴望基于对当前我们时代环境的等待与渴望，是从当下出发建构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等待与渴望。这种等待与渴望的时间效度引发了阿甘本对“即将来临的”弥赛亚时间性的思考。弥赛亚时间不是线性的编年体时间，也不是预言性或启示性的时间。我们更不能将其与末世论时间相混淆。“弥赛亚时间是时间凭借它开始走向终结的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凭借它走向终点，获得我们的时间表象的一种时间。这不是一种线性的编年体时间(编年体时间是可表征的但是是难以想象的)，不是编年体时间终结的那一瞬间(还是不可思议的、难以想象的)，也不是从编年体时间中切割下来的一部分；相反，它是一种操作时间，在编年体时间的内部压迫它，操纵它，改变它。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使时间终结的时间：这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弥赛亚时间，一种操作时间，在那里，我们可以抓住它并获得时间的表征。弥赛亚时间是我们自己如其所是的时间……它是唯一真实的时间，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时间。”②“即将来临的共同体”运行在弥赛亚时间维度中。它也处于世俗的编年体时间中，只是不指涉未来时间面向，而是“关于现在的时间”。它不是时间的终结而是终结的时间。

在这种时间维度中，共同体的到来不是建基于批判一建立的具体革命政治筹划。这并不是人类主动创造的事关未来的共同体，而是在时间缝隙下裂变而来的与众不同的共同体。正如萨尔扎尼所言，“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即将来临”是“随时到来、总是来临、一直即将来临”。“它存在于终结的时间之中。它的政治性会发现它的位置既不是在过去的浪漫主义那里，也不是在对乌托邦未来的向往之中，相反，而是在意义深远的现在，现在的实现中就展现着变化与转换的可能性或潜能。彻底的改变必须从这个世界的现在时间开始。”“有着弥赛亚时间概念的政治学并不是要生产’一种新的共同体，一个新的身份、种族、阶级、人民、国家、信仰、世界秩序或世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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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ex Murray, Giorgio Agamb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51.

②意]乔治·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84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引文稍有修改。

由此可见，阿甘本对未来政治共同体的描绘从本质上看浸染着浓厚的弥赛亚主义色彩。这种无构形、不定形的共同体在以潜能存在模式的基础上呈现为一种必然性的“即将来临”状态，而又无法准确捕捉到其存在的具体时空架构。这也使得这种共同体类型陷入了神秘主义之域。阿甘本强调，“即将来临的共同体”并不是对未来美好社会愿景的具体图绘，也不是摧毁现有社会政体机制形式后诞生的新型共同体模式，而是以既定的、当下的世俗世界为基础孵化出来的新世界。这种崭新的即将来临的政治趋向于一种无作、无用的政治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以虚空、空洞来填充其本质内容，相反，它拒绝进行本质性的界定与描绘，即否定本质性的共同性，而是诉诸“任意的奇点”(Whatever singularity)，即独特性。“任意的奇点想要占有归属本身，占有它自身在语言中的存在，因此拒绝所有的身份以及归属条件，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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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rlo Salzani, "Quodlibet: Giorgio Agamben's Anti-Utopia", published b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Utopian Studies, 2012, 23(1): 212-237.

家的主要敌人。”①

“对于阿甘本而言，任意的奇点(独特性)是一种不能由一种属性定义的存在，它存在于与预言相关的本体论悖论状态中。这样，所有的预言都不能建构差异。”②以任意的奇点形式存在的个体可以被视为“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政治主体形式，近似于阿甘本对生命形式的建构。在阿甘本那里，“任意的奇点”是对政治主体的概述，但是依旧没有任何预先设定的形象，也没有可以界定的确定场所。它只是一种逃离任何归属条件，拒绝任何身份与阶级的纯粹独特性的任意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摆脱主权禁止结构的束缚，不再受制于以纳入一排除逻辑为主导的主权权力的压榨。“任意的奇点”预示了阿甘本“即将来临的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阿甘本对预先假定的政治逻辑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主张在“无作”的特殊政治行动下重申即将来临的政治，构建“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但是，他想要实现的可能性与坚实的基础却处于虚无缥缈的梦境中，没有任何值得依赖与仰仗的显性或隐性的可靠支点。在如何切实改造世界上，这种模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只有这个世界和这种生命，我们没有时间去浪费。”③立基于这个世界寻觅洞见未来世界的曙光依旧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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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87.

②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ted by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01.

③ Leland de la Durantaye, Giorgio Agamb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82.

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构想

从阿甘本建构的主权一治理生命政治模式来看，他在现代西方政治构型过程中，对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批判方式既异于福柯开创的权力一治理生命政治模式，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解释路径，而是采取了一种不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与剥削逻辑为核心的主权生成统治的生命政治批判模式，即以法律、主权、例外状态、权力的政治结构取代了劳动、商品、资本、价值的经济性社会结构。根据阿甘本的观点，这种以主权权力形式为主导的政治筹划与统治策略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在遭遇的客观社会现实，而且是世界必然走向毁灭的惊人征兆。神圣人计划中匪夷所思甚至异想天开的具有浓厚末世论色彩的理论主张与宣告，以及故意无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与冲突的尖锐化与激烈化，不仅使阿甘本遭到大批学者的嘲讽与抨击，甚至被无情地戏谑为现代版的“卡珊德拉”。

再者，在西方激进左翼批判理论家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伊格尔顿、奈格里、哈特等人①主导的伦敦“共产主义理念”规划中，虽然阿甘本构想了未来政治共同体的发展趋向，并在神圣人计划后期将圣方济各会的隐修制度、生活方式及具体实践视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步设想，但是，毫无疑问，众人还是以实际行动质疑了逃离法律、权力、主权的生命形式实现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在这场代表“共产主义理念回归”的重要会议上，阿甘本遭到了无可厚非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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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齐泽克认为，人们“应该被允许去了解并充分投入共产主义之中，再一次充分忠诚于共产主义观念”。他们即投入共产主义构想的积极代表，但拒绝承认传统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人类解放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拒绝将社会主义界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是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对立，因而只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阿甘本确实没有遵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认识论立场，而且主动摒弃了马克思主义资本逻辑(阿甘本实际上也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如劳动、商品拜物教、无阶级社会、资本史前史等)。他不像奈格里与哈特那样在主权、法律、权力与资本之间建立亲密关系并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这使他在理论的深刻性、长远性与实践的创新性、操作性方面备受谴责，尤其是他逐渐趋向政治神学化，披上了形而上学的神秘外衣。然而，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历史，但历史也同样改变了马克思主义”①。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分析的有效性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我们也需要跟随资本主义的当代新变化来更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复杂化，理解当下资本主义本身。因此，即便阿甘本被贴上了乌托邦、虚无主义、空想主义等标签，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法律结构的细致分析，对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历史现实的持续追踪，对社会及其生命个体自由发展命运的期待与希望，既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与动摇了资本主义政治法律权力结构。正如齐泽克所言：“激进政治实践被设想为永无终止的过程，它可以动摇、置换权力结构，而未必能够有效地瓦解这种权力结构。”②但这种动摇与置换的现实运动或许是瓦解与颠覆资本主义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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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马克·波斯特：《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张金鹏译，3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11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一)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及其变化

阿甘本在生命政治中转向了对“即将来临的共同体”的塑造。这不是一种类似于福柯生命政治治理术中的关照自我的伦理转向，而是带有明显的弥赛亚意味，寄希望于在弥赛亚时间维度中获得最终的解放与救赎。虽然这种共产主义理念设想指向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然而却远离了解放政治的政治主体、社会经济架构、资本的有机构成、阶级斗争与冲突等革命性激进政治的有效话语体系，最重要的是，没有科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支撑其对未来社会的展望。这使阿甘本的政治规划不可避免地重归乌托邦理想。

要审视阿甘本对未来世界的初步构想，我们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发现其固有的局限性与狭隘性。从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经典论述经历了从哲学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在批判性地继承与凝结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和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论深刻地谛视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与缺陷，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洞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等因素，获得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从而为描绘未来社会图景找到了可靠的理论支撑。这是马克思基于既定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条件而做出的对人类命运与社会发展的预告。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生命政治话语体系的全面笼罩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路径又会发生何种变化，面临何种挑战？对此，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哈特强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政治转向的一致性与亲近性”，认为“它们都是面向人道的人类生产、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所有一切都处于共同性的背景中”①。这促使我们在资本主义生命政治转向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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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学共产主义转向科学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展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不仅经历了对以往诸种空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形式的批判与借鉴，而且自身理论发展也经历了从幼稚、相对成熟到成熟的演变历程，旨在不断超越以往共产主义的空想与幻想色彩，最终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向导。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概念的初步完整阐发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领域资产阶级统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境况下，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现的剥削事实、工人阶级遭遇的窘困处境、活跃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文化、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需求等社会因素的现实与理论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思想学说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以获取对无产阶级阶级地位与人类解放道路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了共产主义形式的基本架构，宣称：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已就是这种解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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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New York: Verso, 2010, p. 142.